前言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康乾时期，扬州地处要冲，依傍运河勾连南北，辐射东南，客货集散，络绎不绝；名商巨贾“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骚人墨客在此风云际会，各展雄毫，政客乡绅附庸风雅推崇诗画文章，平头百姓则信奉“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扬州地界上的一切元素都是如此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就像一个新陈代谢急速运行的机体在不停地生发、解构、孕育、滋生……

说起扬州，就不得不说说那悠悠运河。大运河承载了扬州古城的兴衰变迁，扬州城点缀了大运河的蜿蜒绵长。扬州城始建于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于开凿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同时，筑起了一座邗城，即今扬州城的前身。而邗沟则成为扬州运河起源，在各朝多有疏通或修筑。到了隋代，炀帝开凿贯通，通达自北向南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五大水系，后经元朝取直疏浚，成为现今的京杭大运河。运河的开凿起初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客观上成为连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并对其流域的城市变迁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隋唐以来，东南地区便有三大政的说法：漕政、盐政和河政。扬州及其周围的两淮地区，处于这三大政的冲要之地，到了清朝，扬州便与江宁、苏州和杭州并称东南四大都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使得扬州成为酝酿创新人才的广袤沃土。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扬州逐渐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和全国财货的集散地，成为盐运漕运的重镇。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经济活动的频繁，扬州也出现了继汉唐以后的第三次繁荣。据乾隆《两淮盐法志序》记载：“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嘉庆《两淮盐法志》同样提出：“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亏，动关国计”。清代两淮一带有全国最大的晒盐场，“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获利最夥也”。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扬州行销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当时盐税几乎占全国税收的1 /4还多。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江淮盐商已俨然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利益集团，并与广东行商、山西票商这两个全国商业资本集团三足鼎立，盛极一时。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盐业的繁荣催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盐商，名噪一时的有“八大盐商”和“八小盐商”。资财百万以下为“小商”，资财千万以上者也大有人在。这些财产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记得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刘姥姥二进贾府，感叹贾府一顿酒席的花费：“……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再看八大总商之一的黄均泰，“家中畜母鸡百余头，所食之饵皆参、术等物，研末掺入”。黄均泰每天早上先吃燕窝，喝参汤，然后再吃这种母鸡生的蛋两枚。

扬州还流传着“一夜堆盐造白塔”的传说。说是一次乾隆在瘦西湖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只可惜差一座白塔。”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身旁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据说，这塔就是当时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贿赂乾隆左右，请画成图，然后一夜之间用盐堆成的。富商财力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有些富豪挥金如土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但这只是少数，以“亦商亦儒，又雅又俗”闻名天下的扬州盐商大多数还是生财有道，用财有方的。

一般的富豪金主财大气粗，尽可以用钱财享受声色犬马的欢愉，也能轻松打通社会上的关关卡卡摆平遇到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买不来所谓的文化与内涵，终究难脱“土豪”之嫌。但是文化气息浓厚的江淮地区可以将腰缠万贯的大商人熏陶得清新脱俗，不仅在驰骋商场时游刃有余，也通过文化来体现自己的财力和品位：资助书院，兴建园林，筹建私人藏书馆甚至博物馆，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沙龙”……虽然他们当时也许只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当地文教的发展，这也更激发了一大批卓尔不群的书画家的创作灵感。有时盐商的品位甚至把持着江淮的艺术作品的标准，他们追求新奇巧思，于是，打破传统桎梏的“扬州八怪”的书画作品渐受追捧。

总而言之，江淮富商已不是浑身铜臭气的“土豪”，渐渐摆脱了世人对他们“盐呆子”的蔑称。他们日益意识到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使自家门第也书香萦绕。当时，士商合流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比如，大盐商马曰琯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雅士，雍正年间，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他的小玲珑山馆藏书甚丰，私人藏书扬州第一，书画收藏数量也是一流的。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陈章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琯曾自为馆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马曰琯还替郑板桥还清债务，袁枚说马曰琯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可见亦商亦儒的扬州富商对扬州文人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作为一个文人，一生最高的追求莫过于金榜题名、金印紫绶。这是现世的追求，但还有一件事长远来看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那便是著书立说，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在当时，想要刊印自己的著作需要大量资财，这是穷苦文人所难以负担的。这时，盐商就会出面，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八怪”中汪士慎的《巢林集》就是由马氏玲珑山馆刻印；金农的《画竹题记》也由江春镂版行世。

将“艺术赞助商、文艺产业缔造者”的称号授予这些功不可没的盐商，是当之无愧的。正是扬州盐商的推波助澜，造就了扬州文风大盛的局面，各地怀才挟艺之人纷纷集聚扬州，堪称“海内文士，半集维扬”。经济的繁荣，又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以书画来说，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

康乾时期，距离清军入关已有将近百年的时间了，当时，康熙、乾隆皇帝推崇程、朱理学，以儒家学术为治国之本，刻苦学习汉人文化，在清代形成了苦读汉书、研究汉学，推崇书画艺术、以儒学治理天下的风气。《清先正事略序》云：“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耄耋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清朝皇帝的勤奋好学在历代皇帝中所罕见。“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清代扬州诗风炽烈，收藏书画成为风气，盐商大贾和达官贵人之家堂前无不挂有名人字画，形成了巨大的绘画市场，以至四方画家纷至沓来，卖画扬州以求生计。

但是，以禁书、毁书、文字狱为主要手段的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更是令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日益倾向于泥古不前。乾隆一朝，影响波及全国的文字狱达到74起，这令人窒息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江南制造了恐怖而压抑的空气。但《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聊斋志异》等文学巅峰之作都是这一时期闪烁不羁才情与超前思想的代表作。

所幸，艺术书画领域较之于文字领域是相对宽松的。尽管清前期的中国画坛由于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照抄为主流，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皇家贵族更是提倡拟古仿古，仅仅把书画艺术看作是一种模仿的技术，供人玩赏。但是在日新月异活力迸发的扬州，各种元素一齐合力造就了造诣超群、影响深远的“扬州八怪”。他们大胆突破主流画风的束缚，勇于表达自身的独创性和叛逆性，以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创作风格，创作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在丹青水墨史上留下独特的色彩。而这几位“怪人”也用其独有的传奇人生饱蘸颜料为后人留下一个个浓得难以化开的经典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