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

赵一曼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的抗日英雄。她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和鞭策着后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我曾和赵一曼同志一道工作过、战斗过。她的崇高品质和英雄事迹，时时引起我的怀念。

1934年4月，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满洲省总工会负责人老曹被捕牺牲。在省总工会工作的一曼同志按照组织的决定，转移到珠河（今尚志市）抗日根据地工作，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和县委特派员，同时负责妇女会工作。当时我作为满洲团省委特派员，在珠河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协助赵尚志同志做部队政治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一曼同志经常见面。起初，她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做妇女工作，后来又到铁道北第五区侯林乡工作，曾任道北区委书记。在根据地，她经常走村串户，白天帮助老乡干活，晚上召集群众开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发动群众。在她和同志们的努力下，铁道北的反日会、农委会、妇女会、儿童团都十分活跃，工作成绩卓著。当时省委巡视员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道北一般比道南好，特别是五区一带，几个月来的工作比较深入，相当地巩固及发展。农民自卫队有3000人，那里的群众也比较团结……”省委巡视员对道北地区工作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也是对一曼同志工作的肯定。

记得1934年冬，我受伤，一曼同志生病，因为日伪军正在进行大“扫荡”，我们几个伤病员被安排掩藏在乌吉密站南山——四方顶子西侧一个烧过木炭的窑洞里养伤治病，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一曼同志渐渐熟悉起来，常常摆摆“龙门阵”，谈古论今，这画面至今记忆犹新。

一曼同志和大家在一起，从不谈论儿女情长的生活琐事。关于她的儿子宁儿，我还是从她当时留下的遗书里才知晓的。一曼同志最喜欢谈的是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当谈到王昭君为民族团结出塞和亲、女历史学家班昭继承兄业编纂《汉书》的历史佳话时，她曾豪迈地说：“可见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她推崇南宋抗金女将梁红玉和丈夫韩世忠并肩拼杀在疆场，成为著名的抗敌英雄；她赞扬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她最为称道和尊敬的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向警予同志。她特别爱讲向警予同志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斗争直到英勇就义的事迹。从她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而是一个胸怀壮志、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是一位意志坚强、满怀革命豪情的“奇女子”。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一曼同志原来叫李坤泰，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就顽强地同封建礼教、封建习俗进行抗争，在其大姐夫的影响下，不断接受新思想，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思想进步很快。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一曼同志因组织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1926年10月，党派一曼同志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从此，一曼同志离开家乡，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她被编入女生队，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夏斗寅在湖北发动叛乱。当时赵一曼不顾自己身患肺病，毅然从医院跑回学校，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奔赴战场，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战斗。7月，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这种形势下，一曼同志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于9月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曼同志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她积极克服各种困难，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俄语。1928年4月，她与同学陈达邦结婚。同年年末，组织决定让她回国，接受新任务。当时国内革命正处于低潮，环境十分恶劣，处境非常危险，生活极为艰苦。一曼同志虽身怀六甲，但她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一曼同志回国后，先被派往湖北宜昌做秘密工作。以后又调往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1929年11月，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这时，南昌一片白色恐怖。一曼同志为了让组织及早营救被捕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背着孩子，沿途乞讨，辗转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曼同志被派到东北，组织、领导反日斗争，先后在沈阳、哈尔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会工作。1933年4月，她与满洲省委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前边已谈及1934年冬我和一曼同志养伤养病的事。她病愈后又回到部队。同年12月，日伪军对珠河县南山区进行“篦梳”式的“扫荡”，对我游击根据地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我养伤的炭窑就在这个地区。一次，一群伪军搜山至炭窑几百米处突然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在炭窑洞顶上清楚地看到一个伪军头目下令撤退，当时我很奇怪。因我有伤在身，不能随军行动，县委为了我的安全，也为了便于部队行动，决定秘密送我去哈尔滨治疗。当我在乌吉密镇（火车站）一个爱国商人家里休息时，一曼同志竟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交谈中，她向我谈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揭开了上面说的敌人来而复退的谜底。

原来，一曼同志病愈归队后，在日伪军冬季大“扫荡”中，被一股搜山的伪军逮捕了。一曼同志却不失时机地向带队的伪军连长宣传抗日救国。她开导伪军连长：“你毕竟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现在让你们反戈抗日，你们可能难以做到。但我希望，除了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死伤难免外，你们绝不能对手无寸铁的自己的同胞抢、杀、烧，更不能把自己的同胞抓住交给日本人，不能双手沾满同胞的鲜血向日本人请功受赏。为人做事要想着自己是中国人。至于对我，要杀要砍，由你连长下令，但我绝不死在日本人手里。”伪军连长被一曼同志大义凛然的精神所感动，当即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俺虽当了伪军，但到底还是个中国人，并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前些日子跟日本人搜山，我们连负责四方顶子地区，我已发现赵尚志和小孟（我当年的化名）治伤的窑洞，可我命令部队离开了，不许他们在那条山沟里活动。请你转告赵尚志他们，希望你们共产党将来成功的时候，能记得1934年冬天在乌吉密南山区，有过一个你们的朋友张连长就行了。至于为什么现在暂时把你看管在乌吉密镇，不放你们回去，是为了你的安全。因为搜山活动还未结束，对你们部队目前活动的乌吉密镇南山区的‘扫荡’活动至少还要进行20天到一个月，现在放你回去很危险，等我们撤退后再放你回去，就比较安全了。”

原来，一曼同志被捕后，张连长就派人把她安排在一个和我们有联系的爱国商人家里。一曼同志听说我路过乌吉密车站，特意来看我。我上火车前，镇上有几个与部队有关系的人来送我，他们一提到一曼同志，无不充满敬佩之情。特别提到那个张连长对一曼同志非常敬佩。张连长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她讲的道理实在感人，每个有灵魂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服。1935年1月，伪军从这一地区撤离后，一曼同志就被释放了。我深深钦佩一曼同志在复杂环境中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共同抗日的精神和本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我们在乌吉密镇的一别竟成永诀。

1935年2月，一曼同志被任命为珠河县铁北区委书记兼第三军第二团政委，活动于铁路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地区。这一年，日伪军不断对山区游击根据地进行“讨伐”“扫荡”，战斗异常频繁。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曼同志机智、勇敢，立下许多卓著的战功。一次，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从驻珠河县城的伪军手中买下一批枪支弹药，但因日寇封锁严密运不出来，大家都很着急。一曼同志和另外一名女战士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她们到城里后，用油纸、油布把枪支弹药紧紧包好，放进一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哨卡，日军嫌臭，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专管搜查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抽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这批武器弹药便神奇巧妙地运到了我们的部队。还有一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两个团的敌人包围。我们和敌人激战了一天一夜，但敌人不断增援，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三团长决定突围。次日凌晨，敌人背后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原来是一曼同志带领农民自卫队和群众前来支援，打得敌人溃不成军，仓皇逃窜，使我们的部队化险为夷。赵一曼英勇善战，威震珠河一带。她的英名传遍珠河军民之中。日寇对她恨之入骨，视哈东二赵（赵尚志和赵一曼）为哈尔滨地区的最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5年秋，敌人调动大批日伪军向我游击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讨伐”，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赵尚志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向东北远征，沿松花江北岸而下，到方正、桦川、萝北以及汤原广大地区开辟新游击区。一曼同志被留在珠河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并兼任新二团政治部主任。一曼同志带领地方游击队和二团并肩作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他们在风餐露宿的艰苦环境下与敌人数次血战，有力地策应了赵尚志所率主力部队的活动。

由于敌人动用了十数倍于我们的兵力，疯狂进攻，反复“扫荡”，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处境日益艰难。1935年11月15日，一曼同志和王惠同团长带领的50多名战士在铁道北左撇子沟附近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同志们英勇作战，击毙日伪军多名，但也受到很大损失。突围时，队伍被打散。王惠同、周伯学等同志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而一曼同志却下落不明，战场上未见她的尸体。是不是受伤被俘了?大家都很担心。1934至1935年间，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市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后来省委也被撤销，消息非常闭塞，一时无从弄清一曼同志的下落。后来才听说，在战斗中一曼同志左手腕被敌人打伤，她和另外几名同志转移到西北沟，在一间空仓房子里养伤。由于汉奸告密，1935年11月22日，敌人包围了他们，战斗中两名同志牺牲，一曼同志左大腿骨被打断，最后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情况下被俘。伪滨江省警察厅特务科股长日本人大野泰治为了得到口供，不顾一曼同志伤势严重，对她进行了野蛮的突击审讯，残暴地用鞭子抽打，用鞭杆戳她的伤口，逼她供认共产党员身份并说出部队情况。一曼同志对敌人的审讯毫不理睬，对组织机密守口如瓶。她强支受伤的身体，义正词严地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敌人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她慷慨陈词：“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还用得着解释吗!现在，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并宣传这个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接着，她又对“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欺骗宣传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驳斥，把敌人对她的审讯变成她对日本侵略者的审判。

五天后，敌人把一曼同志押解到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里，大野泰治对身负重伤的一曼同志天天刑讯逼供，但毫无结果。十几天后，一曼同志伤口溃烂，病情严重恶化。敌人为了有所获取，决定给她治伤，梦想着把她治愈后，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来用。12月中旬，他们把一曼同志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一曼同志战伤初愈，就找机会外逃。不幸途中再次被敌人追捕，不久在珠河县英勇就义。

1954年，我到黑龙江省任省长，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见到了哈尔滨市副市长、党外人士张柏岩同志，从他那里得知了一曼同志在哈尔滨治伤后较为详细的情况。

张柏岩同志告诉我，当年一曼同志被日军送到了由日本人接管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张柏岩当时任这所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由他负责治疗。一曼同志刚入院时，瘦得皮包骨头，伤势很重，流血过多，濒临死亡。敌人梦想从一曼同志身上打开缺口，进而摧毁我党在北满的组织，消灭抗联第三军，因此命令医院一定要治好她的伤。经检查，其左腿是粉碎性骨折，在软组织中有近20块碎骨。敌人决定给她做截肢手术，但遭到一曼同志的坚决反对。在张柏岩的精心医治下，伤势逐渐好转，三四个月后她已经能拄拐杖散步了。

在医院治伤期间，日本特务机关不时派人来“慰问”，诱导她说：“你才30多岁，是个女中人才，死了多可惜，我们不仅给你治好伤，还要‘帮助’你实现‘远大前程’。”这一切都遭到一曼同志的严词痛斥。

一曼同志对医院里的中国医护人员并不隐瞒身份，她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时刻不忘党的抗日宣传工作，只要有机会就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大家都很愿意听她讲，很佩服她，有几个护士后来亲切地称她为“赵大姐”。对日本籍的医护人员，只要有可能，一曼同志也有区别地进行争取工作。除了指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外，一曼同志对他们是有礼貌的，因此也得到了大部分日本医护人员的尊敬和同情。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她成功地教育、争取了看护她的警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

据张柏岩同志介绍，一曼同志在医院治伤过程中，起初，她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日军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每当日本特务机关来人“看望”她时，她总是横眉怒目，气冲冲地高声怒骂，直到他们退走才住口。后来，一曼同志变得沉默寡言，即使对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她除了指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外，也不再高声怒骂了。一曼同志态度的变化，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错觉，仿佛一曼同志可以被软化和利用，于是逐渐放松了对她的监视和防范，而这正是一曼同志所期望的。

随着伤势的好转，一曼同志和被争取过来的董、韩二人制订了周密的外逃计划，并做好了具体准备工作。1936年6月28日是个星期天，在一曼同志的精心安排下，他们利用医院公休、守卫松懈之机，悄悄逃离医院，直奔抗联三军活动的地区。6月30日，不幸在仅距游击根据地20里的地方，被日寇摩托部队追上抓住。

一曼同志再次被捕后，敌人使用各种酷刑加倍摧残她，但她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她怒斥敌人：“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反满抗日、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决心。”

一个月后，敌人在毫无所获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把一曼同志押解到她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在去珠河的火车上，一曼同志写下了那份给幼子宁儿的感人肺腑的遗言。临刑前，一曼同志镇定自若，挺胸远望，气势昂扬，视死如归。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

一曼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殒身不恤的事实，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后来者为祖国的富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赵一曼同志诞辰10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东北烈士纪念馆李云桥同志经多年努力，精心写成《赵一曼传》，并约我写序，至为欣慰。于是，我将我1986年纪念赵一曼同志的一篇文章作为本书的序，与大家共同怀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韩  光

2005年4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