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乐府诗英译研究方法问题
一、译本研究
迄今为止所见的乐府诗英译版本研究多是零星的和不系统的，这固然有乐府诗英译版本较少的原因，但从中也能看出翻译理论界长期以来对乐府诗英译这一研究领域的漠视。汪榕培在他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前言中，对比雷尔、华兹生、韦利和伯德（Charles Budd，1795-1884）等的乐府诗译本中的《上山采蘼芜》一诗有较为详尽的评述。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对“传神达意”，汪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解释：“第一，‘传神’就是传达原作的神情，包括形式（form）、语气（tone）、意象（image）、修辞（figures of speech）等等；‘达意’就是表达原作的意义，尤其是深层意义（deep meaning），尽量照顾表层意义（surface meaning）。第二，这四个字不是并列结构（‘传神’和‘达意’不是并重的），而是偏正结构（‘传神’是‘达意’的状语，即‘传神地达意’）。一首好的译诗首先要表达原作的基本意义，传神是达意基础上的传神，是锦上添花，不达意则无神可传。”（汪榕培，1998：前言）这一原则对当今的翻译工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李正栓、贾晓英在《汪译乐府诗的“灵”与“魂”：传神达意——以汪译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为例》中指出：
汪榕培教授对前人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帮助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谁最适合把中国的诗译成英语？答案是应当是熟谙英诗格律与表达方式、通晓汉诗，有很强文化意识的人。在《今人译古诗——英译〈古诗十九首〉札记》中，汪榕培从诗歌的可译性角度出发，指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跟一些英文诗歌相通，表现手法跟一些英文诗歌相似，因此，把《古诗十九首》译成地道的英文、为英语读者所接受是有其坚实基础的。李成坚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读汪榕培译〈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中认为，汪榕培在翻译过程中以原作艺术意境为准绳，以传神达意为总则，注重对意象，尤其是比喻意象深层意义的把握，注重对原作精神的总体深度发掘；同时又发挥译者的能动性，努力传达原诗的音乐性，乃是该译本最突出的特色。
此文发表于2010年的《典籍英译研究》（第四辑），是对乐府诗英译版本的专门研究，但只涉及汪榕培的一个版本，缺乏比较且评介较略。
在《中诗英韵探胜》中，许渊冲对他的翻译思想——“美化之艺术，翻译似竞赛、信达优”有较详细的说明。这其中，“三美”是许渊冲翻译哲学的本体论；“三化”是方法论；“三之”“神似”是目的论；“艺术”“创作”和“竞赛”是认识论；“发挥优势”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统帅全局。许渊冲还在书中对一些乐府诗的英译进行了比较与评析。在发表于1993年《北京大学学报》上的《通向中西诗学对话的桥梁——读〈中诗英韵探胜〉》中，靳义宁认为，许渊冲的《中诗英韵探胜》有三大特色，例如，选题视野宽阔、“拓荒”式的论述、为中西诗学的对话架起了一座文字桥梁，但这只是基于翻译理论上的概括评介，并不能算是译本研究。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乐府》中并没有译者亲笔撰写的前言和后记，这是个遗憾，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读出杨宪益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翻译的历史距离是可以弥合的；②译者要忠实于原文，特别是要忠实于原语文化；③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
李正栓在他的《汉英对照乐府诗选》前言中对乐府诗的英译版本有一个较为详尽的梳理，例如，对乐府诗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历时性的研究，并且举出了中外多种包含乐府诗的英译本和日、俄、韩语译本，这些都对乐府诗的英译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文中并未对不同译本和译者加以比较研究和评介，这也提醒着有志于此的翻译研究人员可以在此领域上进行深入挖掘。对于诗歌翻译，李正栓认为，汉诗英译要讲求“忠实对等”。对于“忠实对等”，李正栓有一个简洁的阐释，即忠实地去翻译，让文化差异存在，从而实现原文和译文在理解、风格、音韵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对等。在发表于2004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的文章《忠实对等：汉诗英译的一条重要原则》中，李正栓详细说明了这一原则：“一首好的英译汉诗，首先要对原诗有个对等的理解，这种对等理解应实现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其次要保留原诗的独特风格；第三，可以直接把汉诗的押韵方法移植到英译诗中去，从而实现音韵上的忠实对等；第四，在传递文化信息方面，应尽量采用异化方法。”译者的这一观点在他与贾晓英合作的两篇文章《归化也能高效地传递文化》和《乐府英译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研究》中也有基于乐府诗英译实践上的进一步阐释。
李贻荫自1988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比雷尔英译《玉台新咏》的研究论文，至1991年累计已达八篇。这些研究通过细微的文本分析，深入探讨了汉诗英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叠词的翻译、典故的翻译、双关语的翻译等，大多可信可取。总体说来，李贻荫教授对《玉台新咏》之比雷尔英译本的集中评介已自成一家，这填补了国内对《玉台新咏》英译版本研究的空白，为以后的翻译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资料，但因为研究视阈比较狭窄、缺乏译本间的相互比较，因此也不能算是专门的译本研究。
除此之外，各英译版本的前言中一般也有零星的译本评述。卓振英在《汉诗英译论要》中从微观上对几首乐府名诗的英译进行了翻译、列举和赏析；韦利在他的译本前言中提到了翟理斯的译本；柳无忌和罗郁正的译本中也提到了部分乐府诗选自伯奇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华兹生在他的译本前言中对汉魏乐府诗有较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并未提及其他英译版本。此外在网络和期刊上也可以散见个别英译乐府诗的赏析和学术论文。如李贻荫等1998年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的《汪榕培英译〈上邪〉赏析》一文中，作者比较了汪榕培、比雷尔和Eric Endey对乐府诗《上邪》的译法，认为汪译传神达意，并再造了音美；2005年《湖南农业大学学报》上的《古诗〈江雪〉〈青青河畔草〉英译译法研究》一文中，唐年青就《青青河畔草》的翻译从意境的传达上比较了汪榕培、许渊冲和华兹生译诗的优劣；肖莉等的《意形韵的完美结合——汪榕培先生译作〈木兰诗〉赏析》刊登于2002年的《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文中对汪榕培的译诗《木兰诗》从内容、形式和音韵的传达上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此外还有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位论文，如200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杨新如在她的毕业论文《从“三美”再现谈古诗英译中的文化传递》中评析了许渊冲英译的两首乐府诗；贾晓英在2009年的毕业论文《乐府中的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中对乐府诗翻译的历史和译本状况介绍相对比较全面，先后涉及英、日、俄等多种语言的译本。论文还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对中外不同译者几十首乐府诗的英译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单纯的归化和异化下的译本是不存在的，同一译者所使用的翻译策略间和同一译本所涉及的翻译策略间归化和异化都构成了实质上的互补。此论文是乐府诗英译的专门研究，但几乎没有涉及译者研究和译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也不够系统和全面。
二、译者研究
国内对于翻译家的系统性研究起步较晚，但迄今为止这一领域已取得很大进展。例如，对国外的理雅各和韦利等，对国内的傅雷和查良铮等的翻译生涯和翻译观点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乐府诗英译者的研究则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以翻译家为研究对象的传记或自传
以翻译家杨宪益为例，有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邹霆的《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和2001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李辉的《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而许渊冲则有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自传性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这类传记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向读者还原了翻译家的人生经历和翻译轨迹。对于想要对翻译家的翻译思想进行进一步研究的翻译人员来说，了解翻译家的生平是必要的，而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传记中的信息能够使研究更深入、更有根据。但这类传记类研究的缺陷在于易于把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成果置于次要地位。
2.对翻译家译作的评论
外语类或翻译类核心期刊上对翻译家们的研究多数和翻译家们的译作有关。通过输入关键词“许渊冲”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论文595篇。其中有81篇是2000年以前发表的，这也说明许渊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人物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这些研究文章涉及许渊冲译作部分的多聚焦在他的唐诗宋词、毛泽东诗词和《西厢记》等的英译上，如刘守兰撰写的1993年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浅评许渊冲英译〈唐宋词一百首〉》；1999年刊登于《中国翻译》上的胡德清的文章《细刻精雕 丝缕毕现——评许渊冲教授新译〈毛泽东诗词选〉的修辞美》；2002年由李菡撰写的发表于《中国翻译》上的文章《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许渊冲英译〈西厢记〉的艺术成就》等等。还有很多文章通过对翻译家个别译作的个案研究，探讨翻译中的某个具体问题。如章国军2005年发表于《长沙大学学报》的文章《白头吟望苦低垂——浅析许渊冲译〈登高〉之美》和陈玉凤2004年发表于《绥化师专学报》的《翻译的“等值”效果——评许渊冲先生的〈声声慢〉译本》。但这些已有研究存在着选题重复、缺乏系统性研究以及引例过于集中等缺陷，例如，对许渊冲唐诗宋词英译的个别译作的研究多集中在有限的几首诗上。在中国期刊网摘要中输入许渊冲英译“声声慢”，发现有20篇文章，其他作品分析也多集中在《江雪》《春晓》等几首诗上。其内容也多是围绕着印证许渊冲的“三美”和“叠词的英译”两个方面，鲜见其他诗作的英译评论。涉及许渊冲乐府诗英译方面，中国知网上有唐年青所引的《青青河畔草》译文，另外还有2001年陈才忆发表于《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的论文《许渊冲、汪榕培英译古诗比较分析》中引用了《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两首译文。
对其他翻译家乐府诗译作的批评与评论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例如，有关汪榕培英译乐府诗的论文也集中取例于《青青河畔草》《上邪》《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的英译。对翻译家译作的评析性研究多属正面研究，属赏析文章，但也有些作者能够就某些词语的翻译委婉地提出一些批评性意见，例如，李贻荫在《汪榕培英译〈上邪〉赏析》一文中首先肯定了汪译传神达意，但同时也指出汪译的欠缺，如个别协韵欠周和对原作的语气理解欠深两个问题。这些不同的声音无疑对翻译质量的提高是有益无害的，但此类研究也存在着无法全面地介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成果的弊病。
3.对翻译家翻译思想的研究
对翻译家翻译思想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①浅析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如顾力豪在2006年发表于《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浅析许渊冲教授的诗歌翻译理论》一文中认为，当今翻译工作者应该继承和发展许渊冲教授的诗歌翻译理论。在文章中作者还特别以英译刘邦所作的乐府诗《大风歌》为例，分析了许渊冲的“三美”在译文中的完美体现。2007年李淑杰等刊登于《辽宁工学院学报》的文章《汪榕培诗歌翻译述评》概括了汪榕培的诗歌翻译理论及其译学思想的发展。蒋艳萍在2008年发表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的文章《宇文所安跨文化文学解读模式研究》中认为，宇文所安创造性地将文本细读与语境还原相结合，在文本、读者和作者三者间建立起了一种互动关系。邹广胜在2007年发表于《外国文学》的文章《谈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的学术成就》中认为，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秉着形式在内容之下的思想，而且注重保留原作的文化和文学形式。②分析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在某一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如李清平2008年发表于《哈尔滨学院学报》的文章《“三美论”关照下的〈木兰辞〉两译本片断析评》以许渊冲的“三美”为理论依据，分析了许译《木兰辞》，认为诗歌不易译，但可译。祝琳在2009年刊登于《宜春学院学报》的论文《戴着镣铐跳舞亦灵活自如——许渊冲诗英译文中“三美”的体现》中通过几首许译汉诗的译例分析认为，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已经成为译文评判的重要标准。张兰在2001年的《云梦学刊》上发表的论文《译诗贵在传神达意——中诗英译赏析》中分析了汪榕培的英译乐府诗《青青河畔草》，认为直译不是死译，意译也不是乱译，传神达意则是好的译文。③利用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分析其他人的作品。如谭碧华等2008年发表于《三峡大学学报》的论文《从“三美”论角度析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和夏宏钟等2008年刊登于《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的论文《谈对联英译“三美”的再现》等。已有的此类研究基本上都忽略了译者的人生经历和其他翻译成果，因而缺乏基础、没有比较，势必难以深入下去。
三、综合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博、硕士研究生中对翻译家韦利、宇文所安、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等的研究呈现出了日趋系统化的良好态势。例如，2009年王晨的学位论文《翻译家杨宪益研究》采用文本采样分析和点线结合的方法对杨宪益的人生经历、翻译生涯、翻译思想、文学译介进行了研究，并且分析了他翻译事业的局限性，但整个研究并没有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完整的研究体系，每个问题似乎都有纵深研究的余地。2007年陈橙的学位论文《阿瑟·韦利中国古诗英译研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韦利汉诗英译的时代背景、文本选择、诗体和语言的创新、翻译策略及目的性、译文经典化的形成等要素的分析，揭示了韦利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与译者翻译目的和主体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文中还提到了韦利所译的十几首乐府诗，并重点比较了《古诗十九首》之《涉江采芙蓉》的韦利和翟理斯的译文，认为翟理斯的译文重韵律而轻内容，韦利的译文意似而音美，但两种带有时代烙印的译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论文选例和评析细致，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仍可创新。2008年博士研究生朱明海的学位论文《许渊冲翻译研究：翻译审美批评视角》从翻译审美批评的角度对许渊冲的翻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翻译审美批评的共识真理观这一学术观点，这是对翻译批评研究的一大理论上的突破。还有的论文用一个理论从宏观上研究翻译家，例如，2007年李淑杰的学位论文《从译者的主体性角度看汪榕培的诗歌翻译》。该论文从翻译个案入手，试图探讨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彰显，但对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作为一个整体在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辩证结合并没有进行阐释。
四、对未来乐府诗英译的设想
鉴于当前乐府诗英译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未来的乐府诗英译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对乐府诗英译版本的研究
首先要对历史上的乐府诗英译版本有一个基于准确考察的详细梳理和整体把握，避免因为缺乏调查而出现重复研究的现象，降低研究价值。另外，目前还缺少乐府诗英译版本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底本研究方面、在译本比较等方面都还无人涉猎。
2.对于乐府诗译者的研究
研究人员首先应该制作一份译者的译著和著述年表，这也是研究人员开展全面和深入研究的基础资料。其次要对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便在未来的研究中开拓新的研究视野。例如，译者主体性在哲学解释学、权力话语和目的论等理论映照下，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的表现问题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