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乐府诗，常被人们简称为乐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的集音乐、舞蹈和诗歌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在汉魏南北朝时期空前繁荣，影响了整个中国诗歌的创作，实现了中国诗歌由简单的四言诗向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转变，为中国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唐以来，历朝历代的诗人们在创作时也都不忘寻本溯源，继续从古代乐府诗中汲取营养，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诗界巨匠们也都有许多乐府诗问世。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于各类诗体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诗经》《楚辞》的研究甚至早已成为专门之学。与之相比，乐府诗与音乐、舞蹈相伴而生的特点以及庞大的篇章总量和超长的时间跨度使其研究更易回归原生态，以揭示中国诗歌历史的发展脉络。自汉至清，出现了许多由史学家、文学家编撰的乐府诗著作。各类史书中的《乐志》《礼乐志》《音乐志》部分，都有对乐府诗的详细记录。自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至清代汪汲的《乐府遗声》，这中间还有许多专门研究乐府诗的著作问世。至当代，仍有很多学人致力于乐府诗的研究，如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等均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2006年，由吴相洲主编的《乐府学》系列丛刊开始出版发行，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把“乐府学”这一概念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等并列，也标志着国内乐府学研究的正式形成。王宁宁所著《中国古代乐舞史》对乐府、诗乐舞之间关系进行了细致探讨。而以上有关乐府诗的文献学、音乐学和文学研究的成果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资料。

乐府诗的翻译与传播历史源远流长，最远可以追溯至唐代。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也是亚洲的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商贾、僧侣、留学生等前来经商、取经、学习。中国的许多重要经典文集，如《汉书》《三国志》《宋书》《文选》等，也通过这些人大量流入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蒙古和吐蕃等国家，其中自然包括乐府诗。以日本为例，自奈良时代起，日本文坛就对汉文学极为重视，学习、模仿、创作汉诗成为当时的文化潮流。即使到了近、现代，汉诗仍然是日本学校教育的重要课程。公元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成书，所录诗歌以五言、八句为主，内容包括宴游、述怀、咏物等，文风华丽，讲求对仗，似是深受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影响。可见，当时的日本文人、贵族不仅翻译，同时也在模仿、创作乐府诗。在朝鲜半岛，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当时传播到高丽的经典文集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刘昫，1975:5320）。传播到百济的文集“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刘昫，1975:5329）。这些经史子集中也包含大量乐府诗。新罗与唐朝往来也极为密切，由官方出资购买中国书籍是留学生们学习之余的又一重要使命。在越南，汉诗的翻译和创作在经历漫长的发展后，于13-17世纪进入繁盛期，《全越诗录》中有很多仿乐府诗。蒙古的汉诗翻译与创作历经元、明、清三代，萨都剌的《雁门集》中所录诗篇可见乐府诗的深远影响。此外，随着和亲等外交活动的持续，中国的重要经典文集也流传到了吐蕃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时“请《毛诗》《礼记》《左转》《文选》各一部”（刘昫，1975:5232）。这其中，至少有《文选》“乐府”类之下的四十篇乐府诗。可见，乐府诗在亚洲的译者和接受者人数众多，传播范围也遍布邻近国家。这些国家都曾经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相同文化渊源的东方文化群体。这种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感的群体之间所产生的文化交流活动往往具有更多的同质性，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表现为更准确地诠释与更高程度地接受。而当乐府诗流传到西方时，它的诠释和接受发生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之间，从而呈现出实质性的跨文化交流特点。

在欧洲，乐府诗的翻译始于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德理文于1862年出版的法文版《唐诗》。1899年，德国汉学家佛尔克出版了德译汉诗集《汉魏六朝诗文选》，这也是目前已知含乐府诗的最早的德译汉诗集。20世纪中叶以后，乐府诗的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译本也相继出现，但多为英文或法文版本的转译本。在多种西方语言的翻译文本中，以英文译本数量最多，译者群体最为庞大，读者分布范围也最广。

本书以乐府诗英译版本流传的渊源和发展过程作为主要书写脉络，但主要研究目的并非要勾勒乐府诗的英译发展历史，而是要通过细微的文本分析，比较汉、英两种语言间的文体差异与汉、英诗歌间的文化差异，结合乐府诗本体的语言、文化特点，深入探讨乐府诗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如何转换、传达并保留原文的内容。为此，本书的研究以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文本为主要依据。在众多的译者中选择了成就最大、最具代表性的9位译者，这些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翻译了风格各异的乐府诗。我们认为，乐府诗的英译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发轫期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英国为中心；第二阶段的形成期即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中心；第三阶段的成熟期即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中国为中心。因此，在内容的整体框架下，本书涉及乐府诗英译重要文本的排列总体上按照分别在英、美、中三地公开出版发行的时间顺序为标准排序。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一般研究方法与专业研究方法。一般研究方法由描述性研究法和细读比较法组成。所谓描述性研究法就是对乐府诗文本分别在本民族内与民族间的传播进行过程描述；结合文化翻译和文化转向概念从译者和读者层面对西方乐府诗选择的价值判断进行分析描述。细读比较法主要是对文献进行阅读、翻译和比较，把握大量的文献信息，准确理解文献观点，总结和整合有用信息，探究乐府诗英译中文化传递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本书采取的专业研究方法主要是译介学和传播学研究方法。译介学通过对乐府诗英译文本的分析，深入翻译行为实例，跳出对某个文本的宏观点评描述和话语分析研究，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详实地分析乐府诗文本在移入异域过程中译者主体和意识形态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干预和操纵，进而研究乐府诗文本的主要翻译策略。传播学方法在本书中用于研究乐府诗在译介过程中发生的传播行为、传播过程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乐府诗英译过程中译者身份变化及译诗选择的规律，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乐府诗英译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尽力查找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乐府诗英译本。那些能够呈现翻译艺术，传达译者翻译理念、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重要文本都已纳入本书的研读范围。但由于本书论及的内容和时间有限，难以一一详述所有译本。因此，在本书的附录中也列出了其他乐府诗译著的作者和出版情况，以备参阅。

至于选诗标准，由于今人对乐府与其他中国古诗区分界限较为模糊，而本书需要对乐府与其他古诗进行区分的事实，更兼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历来被看作是收集乐府诗的详备之作，本书只把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列乐府辞纳入研究范围，对其他一些颇具乐府特征但仍有争议的作品排除在外。这样处理，大体上符合学术传统。

在撰写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更直观地观察到译者的翻译风格以及作品的翻译效果，我们对所涉及的英文译文进行了中文回译，格式尽量做到齐整。对于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国外学者姓名，我们按照汉学界的传统中文译名处理，并在本书中第一次出现和生平介绍部分加括弧标示其外文全名及生卒年份。文中出现的外文参考书名全书统一做汉译处理，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原名称。本书所参考外文资料或译本中的译诗基本没有中文原诗对照，原诗人姓名也不明确或为威妥玛拼音标注，译诗标题多为意译，时有张冠李戴的现象。我们一一查证译诗原文后，诗篇名称和作者名均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为准，并加以说明。

在翻译研究领域，乐府诗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鲜有成果问世。我们有意对当前的汉诗英译领域有所发现、有所拓展。编写过程中若有不当、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感谢本书中所有参考文献的作者，没有这些前期研究成果这本书难以顺利完成。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臧燕阳编审对本书非常重视，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工作，使得本书能够顺利付梓，在此深表谢意。

编者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