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万·谢罗夫的倒戈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冷战正值高峰期，政府并不鼓励派驻海外的英国低阶外交官们与和他们持对立立场的苏联人士结交。任何这一类型的社交接触，无论是意外巧合、社交行为，还是官方行动，都必须立刻通报上级，而且最好在事前就提前通报。所以，当我被迫向伦敦办公室报告，说自己在过去几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都跟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一位资深人士进行接触，而且会面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之后，这件事立即就在我们的公务系统内部掀起了一阵骚动。

对于这件事的发生，我个人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我的上司。我所负责汇报的西德国内政局，正在经历其周期性的动荡状况。《明镜》周刊[93]的编辑因为违反德国机密法而进了监狱。送他入狱的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巴伐利亚出身的国防部长，被指控在为德国空军采购星式战斗机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每个新的一天，都会有一帮皮条客、浪荡女和鬼鬼祟祟的掮客轮番登台演出，让人得以瞥见巴伐利亚令人浮想联翩的下层社会生活百态。

在这个政治动荡时期，我还是做着我平常该做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快步走进西德国会，在外交官旁听席上找个位置坐下，接着便逮住任何一个机会溜下楼，通过我在国会里的熟人打探各种消息。可是这次，等到我突出重围回到旁听席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有人坐了我的座位。那是个和蔼可亲、胖乎乎的五十多岁的绅士，眉毛浓密，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身穿灰色西装。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他的西装外套里面竟然还穿着一件紧紧箍住他圆滚滚身体的背心。

我之所以会说这是“我的座位”，仅仅是因为这个狭小的、如同剧院上方小包厢般的地方，是位于联邦议院会议室后墙上的旁听席。以我的经验来说，除了一个叫作舒尔兹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外，这里通常都是莫名其妙地空无一人。而且，舒尔兹这个名字显然是个假名，难以令人信服。舒尔兹先生曾经看过我一眼，似乎感觉极有可能会被我影响到，于是便尽可能地离我远远地坐着。不过今天，只有这位胖乎乎的绅士坐在这里。我冲他笑了笑。他也笑容满面地对我笑了笑，态度很温和。我在距离他几个座位远的椅子上坐下。下方的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各自全神贯注地聆听，也都注意到了对方的专心致志。等到午餐休息时间，我们都站了起来，为谁先走出门口彼此谦让了一番，然后又各自走到楼下的国会餐厅，一边在不同的桌子上喝着每日例汤，一边客气地彼此致以微笑。几个国会助理走过来，加入了我这一桌，不过我那位外交官旁听席邻居却一直都是独自一人吃饭。喝完汤，我们回到了旁听席的座位。国会议程结束后，我们又各自离开了。

隔天早晨，我到达国会时，他已经到了，而且又坐在了我的座位上，依旧满面春风地对我笑了笑。午餐时间，我和几个游说团体的记者闲聊，他仍旧独自一人喝着汤。我应该邀请他加入我们吗？毕竟他是我们的外交官同行。那么，我应该过去和他坐在一起吗？我强烈的同理心一如往常，担心他一个人太过落寞。不过，这种推测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位男士非常自得其乐地阅读着《法兰克福日报》。那天下午他没有出现，不过那毕竟是夏日的周五，国会很早就关门了。

到了下周一，还没等我在我的老位置上坐下来，他就进来了，出于对议院下方喧闹讨论的敬意，他将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们此时不必寒暄，同时伸出另一只柔软的手向我打了个招呼。可是，这种亲切的态度令我心中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他知道我是谁，而我却不认得他。我们之前肯定在波恩那些没完没了、走马观花的外交官酒会上碰过面。他一直记得我们的碰面，我却不记得了。

更糟的是，从他的年龄和举止来判断，他很有可能是波恩不计其数、无足轻重的外交大使当中的一个。这些无足轻重的大使最不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外交官，尤其是那些并不认识他们的年轻外交官。接下来，又过了四天，真相才展现出来。我们都是爱记笔记的人：他用的是横线纹的劣质笔记本，用红色橡皮筋捆扎起来，每记一笔都要再次把皮筋重新放回原处。我用的是口袋本大小的空白便条本，在我匆忙记下的笔记里，偶尔会穿插一些随手涂鸦的、以德国联邦议院里各种贼头贼脑的表演者为对象的漫画。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根本就没办法避免），在某个枯燥无味的下午休憩时间，我这位邻居突然顽皮地伸展了身子，探过我们之间空着的那几个座位，问他是否也能看一下我画的漫画。我刚答应，他那藏在镜框后的眼睛便愉快地眯成了一条缝，上半身也因为笑声而扭动，接下来，他以魔术师般的夸张手法，从他的背心口袋里变出一张有折角的名片，认真注视着我，看我一个一个地读上面的字。首先是俄文，接着，为了让愚昧无知的人也能看懂，所以也印上了英文。

伊万·谢罗夫先生，二等秘书，苏联大使馆，波恩，西德。

底下还有一行用黑色墨水印上的大写字母，也是英文：文化部。

* * *

时至今日，我都能依稀听见我在看过他名片之后、我们之间隔着几个空座位距离进行的那次对话：

“有时间一起去喝一杯吗？”

好主意。

“你喜欢音乐吗？”

很喜欢。事实上我五音不全。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你呢？

“我妻子，奥尔加，她很喜欢音乐。你有房子？”

在柯尼西斯温特。何必骗他呢？我的地址列在了外交官名录里，他想查随时都可以查阅。

“是个大房子吗？”

四间卧室，我数也没数就回答了。

“你有电话号码吗？”

我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记了下来，把他的号码也给了我。我给了他我的名片：二等秘书（政治组）。

“你会什么乐器吗？钢琴？”

我很希望会，不过确实不会。

“你给阿登纳画了个糟糕的画像，对吧？”——他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记，爆发出一阵大笑，“听我说，我的公寓太小。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每个人都跑来抱怨。你打电话给我，好吗？邀请我们去你家，我们演奏好听的音乐给你听，我是伊万，可以吗？”

我是大卫。

* * *

冷战的第一条法则：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是表面的样子，绝对没有。每个人都会有第二个动机，也许还会有第三个。一位苏联官员公开表示他和他的妻子想要造访一个他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西方外交官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先抛出了橄榄枝呢？换个角度讲，是我一开始说了或者做了什么事，才会让他提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提议吗？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大卫。你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你又说你或许见过？

组织上最终达成了决定，至于是谁最后拍板，这也不是我能够去问的。反正，我应该依照谢罗夫的提议，邀请他到我家来。用电话邀请，而不是写下邀请函。我应该拨打他留给我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是苏联大使馆驻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官方号码。我应该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要找文化专员谢罗夫。这些看似寻常的行动，全都是组织极为精准、详细地告知我的。一旦和谢罗夫联系上——如果我真的办到了——我就应该用随意的语气询问，什么日子和时间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过来最为方便，欢迎他们来我家举办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场音乐演奏会。我需要表示日子越早越好，因为那些潜在的投诚者都是一时冲动。我也应该问候他的妻子。问候妻子的行为（像他妻子这样涉及此事乃至知情的极少），在类似的案例中可以算是个例外了。

从电话里听起来，谢罗夫的语气简短而生硬。他一副不太记得我的样子，说是要查阅一下自己的日志，然后再给我回电话。再见。我的上司预测，我不会再有他的消息了。一天过后，他给我回了电话。我猜是从另一部电话打来的，因为听他说话的语气，他像是恢复了那种欢快的本性。

好的，星期五八点怎么样，大卫？

你们都来吗，伊万？

是的，谢罗夫太太也会来。

很好，伊万。八点见。请替我向您的夫人问好。

* * *

整整一天时间，从伦敦派遣过来的录音技术人员都在我家客厅里摆弄各种电线。我的妻子始终担心他们会刮花家具油漆。到了约定好的时间，一辆由司机驾驶、车窗漆黑的ZiL [94]大型豪华轿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缓缓地停了下来。后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伊万，先是臀部移了出来，就好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某部电影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接着从身后拉出了一把一人高的大提琴。然后就没有人再出来了，他单独来的吗？不，不是的。这时，另一扇后车门也打开了，但我站在门廊位置，没办法看见那是谁。我以为自己就要初次见到谢罗夫太太了。不过，现身的却并不是谢罗夫太太，而是一个动作敏捷的高个男人，身穿时髦的单排扣黑色西装。

“来跟迪米特里打个招呼吧，”谢罗夫在门阶上说道，“由他来代替我的妻子。”

迪米特里说他也很喜欢音乐。

晚餐之前，谢罗夫显然对各种酒都毫不陌生，对我们呈上来的各种酒品来者不拒，然后，他又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整盘餐前小面包，接着为我们用大提琴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序曲，我们也都鼓掌叫好，迪米特里的掌声最为响亮。晚餐的主菜是鹿肉，谢罗夫大大赞赏了一番。迪米特里则很有见识地跟我们讲解了苏联最近在艺术、太空旅行和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晚餐后，伊万给我们演奏了一首难度很高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我们再次鼓掌，依旧是迪米特里打头阵。十点钟，那辆ZiL豪华轿车又回到了车道上，伊万带着他的大提琴离去，迪米特里坐在他的旁边。

几个星期之后，伊万被召回了莫斯科。我从未得到过有关部门允许，没办法去了解他的档案——无法得知他是克格勃还是格勒乌[95]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谢罗夫。如此这般，我也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忆他：我私下里称呼他为“文化部谢罗夫”，性情开朗，热爱艺术，时不时地就会有些投诚西方的念头。也许是他所放出的一些信号让人有如此的印象，但他并没有真试图去执行到底。况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实际上并不是克格勃或者格勒乌的人，因为如果他是，很难想象他可以享受如此随意行动的自由。之所以在他的名字里加上“文化部”，是因为这个词实际上就等同于“间谍”。简而言之，他不过是在爱国情怀和自己无法实现的自由生活梦之间左右为难的又一个俄国人而已。

他也把我当成间谍同行了吗？另一个舒尔兹？如果克格勃做过功课，几乎不可能弄不清楚我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外交官考试，从未出席过准外交官在乡间宅邸举办的聚会（据说这类聚会纯粹是为了检验这些准外交官的风度礼仪）。我没上过外交部的课程，也没有见识过白厅的外交总部。我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抵达了波恩，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就算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我的间谍身份被揭穿，也还有那些眼神如老鹰般锐利的外交官太太呢。跟任意一个克格勃专员一样，她们眼光毒辣，时刻注意着自己丈夫对手的升迁、授勋以及最终的封爵。只要瞧一眼我的资历，她们就知道不再需要担心我。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我是“朋友”。朋友，这就是可敬的英国外交公务人员用来称呼那些他们不愿意承认是自己人的间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