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官方访问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任职期间，我最乐意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陪同工作，或者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导游工作”，陪同年轻有为的德国代表团成员们，到英国学习我们的民主方式，说些希望他们能够迎头赶上，这就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之类的话。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当选的国会议员，或者是正值上升期的政治记者，其中有些非常聪明，而且今天我才意识到，全部都是男性。

每个团平均会在英国停留一个星期：周日傍晚从科隆机场搭乘英国欧洲航空[79]的班机启程，由英国文化协会或外交部代表致欢迎辞，在下周六的早晨启程回去。五天的紧凑行程中，这些客人会参观议会的上下两院；出席下议院的质询时间；参观英国高等法院，可能还会去一趟英国广播公司；会见内阁部长和反对党领袖，至于要见谁，一方面由访问团的立场来决定，另一方面则由接待方一时兴起的念头来决定；他们还会参观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美景（温莎古堡、签署大宪章的兰尼米德以及位于牛津郡的典型英国小镇伍德斯托克）。

到了晚上，他们可以选择前往剧院，或是根据个人兴趣安排活动，比如说——参见你们拿到的英国文化协会资料袋——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成员，可以和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同伴们进行会晤，社会主义者可以和工党的同胞战友相聚，若是还有其他更为专业的个人兴趣爱好，比如说关于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议题，也可以找志同道合的英国人一起坐下来探讨。如果有更多的询问或者要求，请不要客气，随时咨询你的导游兼翻译，也就是我。

他们可没有半点客气的意思。所以我才会在天气温和的夏季，某个周日晚间的十一点钟，来到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手里拿着十英镑纸钞，站在酒店礼宾部的桌子前。六七个重新抖擞了精神的德国年轻议员在我身后探头张望，想要寻找自己的女伴。他们到达英格兰才四个小时，大部分是第一次来。他们对于六十年代伦敦的印象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城市，因此也决定让自己跟着一起自由自在。于是，我碰巧认识的一个苏格兰场警官推荐了庞德街上的一家夜总会，说是“那里的姑娘们都很不错，不会骗你们的”。两辆黑色的出租车带我们到了那家夜总会的门口。然而，夜总会的大门却紧闭深锁，里面连灯都没亮。警官竟然忘了，在那段过去已久的年代里，我们还有着商家必须周日休息的法律。现在，在我们的客人们希望落空的情况下，我把礼宾部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而且，这十英镑也没有让我失望：

“出门往您左手边走上柯曾街，走到一半的时候，先生，那里有一扇亮着蓝灯的窗户，上面写着‘法语教学’。如果灯光灭了，那代表姑娘们正在忙。如果没有灭，那她们就等着做生意呢。不过请悄悄地过去。”

是陪我这些需要照顾的年轻人们赴汤蹈火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找乐子？他们全都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几乎不会说英语，并且他们的德语也不是讲起来颇为安静的那种。蓝色的灯光没有灭，那是带有特别暗示的荧光蓝，似乎是整条街上唯一亮着的灯。一条短短的花园小径通向门口。一个发亮的门铃按钮上面写着“按”字。我的团员们完全无视了礼宾部的建议，不肯保持安静。我按下门铃。来开门的是个身穿白色土耳其式长衫，绑着花色丝质手帕头巾的大块头中年妇女。

“什么事？”她愤怒地问道，就好像我们吵醒了她的美梦一样。

我正要为打扰到她而道歉的时候，有位法兰克福西部选区的议员冲到了我的面前。

“我们是德国人，想要学法语！”他用他所掌握的、讲得最好的两句英语喊了出来，他那些同伴发出一致认同的呼声。

我们的东道主亦毫不畏惧。

“五镑一短节，一次一个人。”她开口道，脸上带着预科学校舍监的严肃表情。

正准备留下我的团员们去享受他们的“专业兴趣”时，我突然发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年长些，他们正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过来。我当时穿的是黑色的夹克和条纹长裤。

“我是外交部的人。这些先生是我们官方邀请的客人。”

“别那么嘈杂。”年长的那个警察说道。说罢，便平静地向前行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