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

“该死的波恩”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英国的年轻外交官们对这个地方的称呼。一个沉寂的莱茵兰[65]水疗之城，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所在地，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出生地，我们并非有意对其不敬，只是对我们的东道主国家妄图将联邦德国首都从此地迁往柏林的这个想法，抱有怀疑地脱帽致敬罢了。况且我们实际上也跟他们一样，认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一九六一年的英国大使馆，是一座难看的、杂乱无章的工业建筑，位于波恩与巴特戈德斯贝格[66]之间有分隔带的一处双车道旁。他们宣称这里有三百来号人，大多数都是派来此地驻扎，而非当地招募的。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想象，身处莱茵河畔闷热难受的天气之下，其他人都在干些什么。就我本人而言，在波恩的三年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地动山摇般的改变。如今，我想，过去的生活之所以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我的写作生涯之所以会开始，都是以那个地方为源头的。

诚然，我还留在伦敦的时候，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已经被一家出版社签下了。但一直到我调往波恩好几个月之后，那本书才得以低调面世。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下午，我开车前往科隆机场，买了一份英国报纸，然后停好车，坐在波恩一处有荫蔽的公园长椅上，独自读报纸。书评还算温和，虽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欣喜若狂，反正，他们接受了乔治·史迈利。突然之间，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可能所有的作家，无论是在他们人生中的哪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痛苦和冤枉路；用打字机逐字打出的、已经完成的珍贵书稿；代理人和出版社例行公事的礼仪热情；审阅编辑；高度期待；大日子接近时的焦躁不安；书评；突然之间，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你写这本书已经是在一年以前，除了再写些新的东西，你还坐在那儿等什么呢？

好吧，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在写些新东西。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以英国公学为背景的小说。背景借用了我读书时所在的舍伯恩中学[67]，以及任教过的伊顿公学。有种说法是说我还在伊顿教学时便已经开始构思、准备这部小说了，不过我本人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每天，在出发前往大使馆上班前，我都会在早得离谱的时间起床写作，最终用了很短时间便完成了小说，并把它寄了出去。所以又一次，事情搞定了——只是，接下来我决定做些更加勇敢无畏的事。我要写一些关于我门前这个世界的故事。

* * *

派驻此地一年之后，我的辖区已经覆盖了整个西德，这让我有了不受限的行动和进出自由。身为大使馆派往各处巡回、宣扬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好处的其中一员，我可以随意出入西德各处的市政厅、政治社团和市长室。年轻的西德政府决心展现出民主开放的社会风貌，因此，所有的大门都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敞开。我可以在联邦议院的外交旁听席坐上一整天，和跑议会新闻的记者及顾问们共进午餐，也可以去敲部长的门，加入抗议集会，参加各种探讨文化和德国精神的、立意高尚的周末研讨会。同时，我也试图探索在第三帝国垮台十五年之后，旧德国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新德国又会从何处开始。在一九六一年，这都并非易事，至少对我而言并不容易。

从一九四九年联邦德国成立时便担任总理，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卸任的康拉德·阿登纳[68]，外号叫作“老头”。他曾有一句名言，干净利落地概括了问题所在：“没得到清水之前，不要倒掉脏水。”人们普遍认为他这句话暗指汉斯·约瑟夫·玛利亚·柯洛布克博士[69]，这是一位在国家安全与其他诸多事务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物。柯洛布克的功绩，就算以纳粹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就因为替普鲁士政府草拟反犹太人法而名噪一时了。

归于那个德国独裁者麾下两年后，他起草了《纽伦堡法案》[70]，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同时为了辨别身份，要求犹太人必须在名字里加上“萨拉”或“以色列”这两个单词。和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被强制要求抛弃他们的配偶。他在阿道夫·艾希曼[71]手下，任职于纳粹政府的犹太事务部门，接着又起草了名为《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的新法律，这也是大屠杀开始的信号。

与此同时，据我推测，由于他本人是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柯洛布克也与右翼反纳粹抵抗组织联系上了，算是勉强给自己上了一个双保险：假若暗杀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到那个时候，他必定会出任高阶职务。或许正是因此，战争结束后，他逃过一劫，盟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起诉他。阿登纳一心想把柯洛布克纳入自己麾下，而英国也没有挡柯洛布克的路。

就这样，到了一九五一年，此时距离大战结束已经六年了，也是西德创立三年之后，汉斯·柯洛布克博士得以为他那些前任和现任纳粹同事通过了一项现在看来也几乎匪夷所思的法律。在“柯洛布克新法”（我个人是这么称呼这项法律的）的作用之下，希特勒时期政权下的公务员们，如果因为超出他们本身所能控制的情况，而导致供职年限被迫缩短的话，自该法律通过后便能得到全额赔偿，还可以获得欠薪补偿，以及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如此一来，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发生，或是德国在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一样。总而言之，尽管盟军胜利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原本有资格获得的升迁，如今照样可以延续，不受任何影响。

该法律的效应立竿见影：那些纳粹的老看门狗们紧紧霸着美差不放，而没怎么受到玷污的年轻一代，只能置身于底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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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登场的是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博士[72]，他是一名学者、档案专家，热爱巴赫、优质勃艮第红酒和普鲁士军事史。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身处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们无条件向苏联投降的前几天，乌尔里克正做着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在位于柏林威廉街的德国外交部普鲁士皇家档案室内，同时作为馆长和身份卑微的档案管理员，兢兢业业地整理档案。普鲁士帝国于一九一八年瓦解，因此，他所经手的这些文件，没有哪一份的历史少于二十七年。

我虽然认识他，但并未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不过我可以想象，他那时是个体格相当健壮的小伙子，一丝不苟地穿着套装和硬领衬衫，仿佛要同他精神上所向往的那个旧时代的标准着装保持一致。希特勒掌权之后，上级曾三次力劝他加入纳粹，不过三次他都拒绝了。因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朱可夫元帅[73]的红军进入威廉街时，他都还是个事必躬亲的档案管理员。进入柏林的苏联军队对于俘虏战犯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德国外交部答应给他们高价值的战犯，同样还有可以用来追究罪责的档案。

面对就要抵达档案室门口的苏俄军队，乌尔里克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已经成了传奇。他用油布裹住帝国档案，装进手推车，不顾连续不断开火的小型武器、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推到一处软土处掩埋了起来，接着便及时赶回自己的位置，准备被俘。

针对他的指控，以苏联军事审判的标准来看，他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作为纳粹档案的管理员，他被认定是法西斯主义侵略行为的代理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待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其中六年是单独监禁，剩下几年则被关在专门关押精神失常罪犯的集体牢房里。为了生存，他学会了模仿那些人的怪异行为。

一九五五年，乌尔里克在囚犯遣返协议下得以释放。他抵达柏林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领一支搜寻队伍去他埋档案的地方，亲自监督，将档案挖掘出土。在那之后，他才回去调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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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到柯洛布克的新法律。

乌尔里克，这个自纳粹时代起便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布尔什维克的囚徒，不是更应该被赋予这些权利吗？尽管他三次拒绝加入纳粹党，尽管他对纳粹的每一项行动都深恶痛绝（这也让他更加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普鲁士帝国的过往历史）。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第三帝国获胜，一个有着金光闪闪学术背景的年轻档案管理员将能提升到怎样的位置？

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见过西伯利亚牢房以外的世界了。不过，在他被监禁的整个时期里，他仍旧被当成一个原本有着远大前程的外交官。因此，他所获得的待遇，也是按照他原本应该获得的职务提升来计算的，包括补发的薪水、津贴、退休金福利，以及——绝对是公务员最想要的额外福利——大小与他职位相称的办公空间。噢，还有带薪休假，加起来至少有一年。

休养之际，乌尔里克开始深入研究普鲁士历史。他重拾了对勃艮第红酒的喜爱，娶了一个讨人喜欢，性格幽默，又很崇拜他的比利时口译员。最终，这一天到来了，他再也无法抗拒一个完整的普鲁士人灵魂里必不可缺的使命感的召唤。他穿上自己的新西服套装，由他的妻子帮他打好领带，并开车载他前往外交部。外交部已经不再位于柏林的威廉街，而被安置在了波恩。一名看门人陪同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不是“办公室”，他反驳道，而是“国务议会厅”。这里摆着一张足有三英亩大的办公桌，他发誓说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74]设计的。不管他喜不喜欢，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先生，他今后都会是西德外交部门的资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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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完整详尽地形容此时的乌尔里克——我曾有幸在几个场合碰到过他，你会看见一名弓着身子却又精力十足的五十来岁男士，他在那儿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就好像他依旧在西伯利亚的牢房里踱步。他一边转头向你投来探询的目光，以防自己的行为太出格；一边不停转动着他那双带有焦虑神情的双眼，为自己的举止感到惊恐，继而爆发出一声大笑，挥动手臂，再一次在房间里打转。但是，他并没有疯，不像那些当年和他一样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可怜囚犯。他非常聪明，理智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一如既往，疯狂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周围的人。

首先，在我位于莱茵河畔柯尼西斯温特市租来的那套外交官公寓里，乌尔里克为那些聚集在此、听得入迷的晚宴宾客详尽描述了他那间“国务议会厅”里的每一处细节：想象一下那个德国国徽，有着红色爪子的黑色老鹰，头转向一侧，在墙上怒视着他——说到这里，他还专门为我们模仿了一下那只转向右肩的鹰头所特有的轻蔑冷笑——还有银色墨水瓶和笔架。这都是大使级别的职位才能使用的文具套组。

接着，打开那张存在于他脑海中的、由阿尔伯特·斯佩尔设计的三英亩大小办公桌上的抽屉，乌尔里克取出了一本西德外交办公室内部机密电话簿，精装的，他跟我们说，这本电话簿用了最好的牛皮做封面。他用空空如也的双手握住并不存在的电话簿，向我们展示，虔诚地垂下头去，闻一闻封皮的味道，为它的优质沉醉到翻起了白眼。

现在，他打开了它，动作非常缓慢。每一次重演都是在为他自己驱魔，动作都是精心安排的，是为了把他脑海中，初次看见就直瞪着他的那串名字给驱除殆尽。那是些贵族名字，其中一些名字属于在荒唐可笑的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手下、获得了外交功勋的一些人士。乔基姆，这名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在纽伦堡的监狱里仍高歌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热爱。

这些有着高贵姓氏的人，他们如今恐怕已成了一群更优秀的外交官，或许已经转变成了民主的拥护者。他们或许像柯洛布克一样，当希特勒倒台的时候，已经和反纳粹组织做好了交易。不过，约翰尼斯并不打算用这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他这些同事。他仍是在我们这一小群观众的注视下，瘫在扶手椅里，喝了一口我利用自己的外交官特权、特地为他从总务处买来的优质勃艮第红酒。接下来展示给我们看的，是那天早上在他那间“国务议会厅”里，第一眼看见那本机密的、牛皮精装西德外交部内部电话簿之后的事情：讲他是怎样瘫倒下去，身陷在扶手椅里，用双手打开电话簿，沉默地注视着一个接一个的高贵名字——缓慢地从左到右、仔细盯着每一个“冯”和“楚”[75]。我们瞧着他眼睛睁大，嘴里念念有词。他盯着我家的墙，说，我就是这样盯着我那间公寓的墙的。我就是这样盯着西伯利亚牢房里的墙的。

他从我的扶手椅里跳起来，或者，更准确点说，是从他“国务议会厅”的椅子上跳起来，走回阿尔伯特·斯佩尔三英亩大的办公桌旁——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一只快要散架的桃花心木餐具柜，挨着通往我家花园的玻璃门。他用掌心把电话簿摊平。我那只摇摇晃晃的红木餐具柜上并没有电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拿起了想象中的听筒，另一只手的食指划过电话簿上的第一个分机号码。通过他鼻子发出的声音，我们听见了内线电话响起的嘟嘟声。我们看见他宽厚的背脊拱起、挺直，接着又听见他的鞋跟，以规规矩矩的、普鲁士军人立正的形式并在了一起。我们听见那军事化的、厉声喊话的声音，声音大到足以吵醒楼上正在睡觉的我家的孩子们。

Heil Hitler, Herr Baron！Hier Ullrich！Ich möchte mich zurückmelden！——希特勒万岁！这是乌尔里克！我要归队了！

* * *

我并不希望让你们觉得，正当我们的情报局投入全部力量去提升英国贸易水平并抵御共产主义的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外交部门的三年时间却都投入到了强烈谴责这些老纳粹身居高位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我确实怒斥了这些老纳粹——他们其实也没那么老，因为在一九六〇年，我们距离希特勒的年代也不过十五年左右而已——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那些与我同龄的德国人，为了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竟然还必须去善待那些曾经毁掉了整个国家的人。

我经常扪心自问，如果一名胸怀大志的年轻政治家得知他们党内的高级职位上充斥着诸如恩斯特·阿亨巴赫[76]之类的名人，那会怎样？恩斯特·阿亨巴赫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担任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资深官员，亲自监督了大规模驱逐法国犹太人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行动。法国和美国方面都想让他接受审判，但他本人就是律师，不知用了什么神秘的特权，竟然得以安全脱身。他并没有被纽伦堡法庭正式传讯，反而创立了一间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颇能赚钱的律师事务所，替那些被控与他相同罪名的罪犯进行辩护。我设想中那名胸怀大志的德国年轻政治家，如果他知道有恩斯特·阿亨巴赫这号人物正在掌管他的政治前途，又会作何感想？我在心里琢磨着。莫非他只能选择咽一口唾沫，然后微微一笑吗？

我在波恩，以及之后在汉堡任职的这段时期，虽然还关注过其他一些事情，不过，德国这段实际上始终未被征服的过往，却怎样也不肯放过我。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屈服过那个时候的政治正确，即使我表面上依旧顺应潮流。从这点看来，我猜，我的行为就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期间经历战争的那些德国人一样。

不过，我离开德国之后，这个问题仍旧不肯放过我。在《柏林谍影》出版很久之后，我回到汉堡，试图寻找一名德国儿科医生，他被指控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消灭那些对于雅利安国家无用的人口。结果证明，这项指控是他的学术竞争对手因为嫉妒，毫无根据地捏造出来的。我被狠狠训了一顿。同样在一九六四年，我到路德维希堡去拜访“巴登——符腾堡州纳粹罪行调查中心”[77]主任欧文·舒勒。我那时正在寻找后来写《德国小镇》的素材，不过当时还没有想到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作为背景。那段经历离我还太近了。

结果欧文·舒勒完全就是宣传单上的那种模范形象：正直、坦率、敬业。他手下那六七位肤色苍白的年轻律师也不遑多让。他们各自拥有一个狭小的隔间，要花上很长时间，从纳粹档案和极少的目击证词当中仔细查看、收集那些骇人听闻的证据。他们的目的是找出属于个人的、程度足以被送上法庭审判的暴行，因为军事单位的行为不能被起诉。他们跪在小孩子玩的沙坑前，摆放一个个被标记了数字的人偶。一排是穿着制服配枪的玩具兵，另一排则是穿着日常服装的玩具人偶，有男人和女人，也有小孩。横在它们之间的是一道沟渠，那是等待被填满的群葬墓。

到了晚上，舒勒和太太邀请我去家中吃饭。我们坐在阳台上吃饭，他家位于被森林覆盖的山坡上。舒勒热情激昂地谈起自己的工作。这是使命，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我们彼此达成一致，说很快就会再次见面，不过后来并没有见上。次年二月，舒勒在华沙下了飞机，他获邀去视察近期发现的纳粹档案。哪里知道，迎接他的是一张放大仿制的纳粹党员证——他的党员证。苏联政府同时对他发起了一连串的指控，其中包括指控他在苏联前线作战时，以手枪击毙两名苏联平民，强暴了一名苏联妇女。但这些指控最后再次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从中得到的教训？越是你努力去寻找的绝对真理，越是难以找到。在我和舒勒见面的时候，我就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他必须带着自己的过往走下去，无论曾经有过多少过往，都必须要去坦诚面对。他那一代德国人究竟是如何面对过往的——这一直是我持久不变的关注点。当巴德尔——迈因霍夫[78]时代分裂德国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对于很多德国年轻人而言，属于他们父母的过往已经被埋葬，或是被否定，或者仅仅用简单的谎言来掩盖其存在。总有一天，肯定有什么会突然爆发——事实也确实如此。并且，爆发出来的不只是少数“暴力分子”，而是整整一代愤怒的年轻人，他们是失意的中产阶级子女，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这场争斗，为第一线的恐怖分子们提供后勤与精神支持。

这样的事情会在英国发生吗？我们已经很久不再与德国互相比较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再有这样的勇气。现代的德国已经是一个拥有自信、毫无侵略野心的民主强国——更不用说他们树立起来的人道典范——这些对于我们英国人而言，恰恰是一剂难以吞咽的苦药。而且，这也是让我遗憾已久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