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收録宋代文學研究的部分論文。上編“歷史與思想”探討宋代文學觀念及文學史問題，下編“文本與作者”考察若干詩學文本的形成與流傳以及作者問題。這些論文涉及我過去和現在對於宋代文學的一些思考，在此加以總體的説明。

“唐宋之辨”是宋代以來就一直討論的問題，現代學者也有衆多的研究成果。我所思考的問題是宋代文學有没有一個主導的觀念結構？如果有，這個結構是什麽？宋代文學是在唐代中期以來儒學復興的思想背景下展開的。體現在文學方面，核心的問題是道德與文章的關係，其觀念基礎即《論語》“有德者必有言”。韓愈以前的文道關係建立在《易傳》天人關係觀念架構之上，這個架構的核心觀念是聖人取法天地而作人文，《文心雕龍·原道》篇説“道沿圣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就是此一觀念的體現。在這種觀念框架中，聖人是天生的，他人不能通過後天的修養工夫達到聖人的境界，從而成爲聖人。道對聖人以外的作者來説是公共的客觀的外在的，不能通過修養工夫内化爲個人的德，因而文道關係是文章與外在於作者的客觀之道的關係。到韓愈，文道關係發生了内轉，轉爲文與個人之德的關係，其經典基礎也由《易傳》轉向了《論語》的“有德者必有言”，《孟子》的“有諸内必形諸外”。韓愈在此基礎上提出“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的命題。韓愈認爲道德的内涵就是仁義，個人可以通過修養工夫將聖人之道轉化爲個人的德，可以修養成爲“仁義之人”。“仁義之人”乃是“有德者”，有德於内必然形之於外，必然有言有文。通過韓愈的創造性詮釋，文道關係實質上轉爲文德關係，而如何培養道德，成爲文章的關鍵問題。

“有德者必有言”，“有諸内必形諸外”，連同《禮記·樂記》“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這些傳統的觀念經由韓愈的詮釋，形成了内外關係、德言關係的觀念結構，構成了宋代文學的觀念基礎。在此觀念基礎上，圍繞著内外關係、文章與道德關係，宋人提出了文如其人、詩如其人以及文品與人品關係等命題。在宋代文學的主流觀念中，韓愈所提出的如何成爲“仁義之人”的修養問題化爲工夫論問題，獲得了空前的展開。這些觀念影響及創作，也塑造了宋代文學的新面貌。《從存養到參悟》一文探討的正是韓愈及宋代文學批評中的工夫論及其演變。從文學角度看，工夫論關注的是文學能力的培養與建構問題，即成爲一個文學家的途徑與方法。在文學工夫論的視野下，“有德者必有言”藴涵的意義是：要成爲一個文學家，必須首先成爲一個“有德者”，也就是韓愈所説的“仁義之人”。在韓愈，養成“仁義之人”的途徑是讀經典，宋人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觀念，形成了系統的論述。通過讀書修養道德，有德者必有言；修德不僅是道德工夫，同時也是文學工夫。韓愈到歐陽修、黄庭堅等人在道德決定文章的大前提下肯定審美的相對獨立性一面，因而對於審美工夫也有相當的重視並有相關的論述，但理學家則特别强調道德工夫而否定獨立的審美工夫。本來儒學的工夫論就受到禪學工夫論的影響，在北宋後期，以禪學爲觀念框架的文學工夫論興起。這種工夫論借用禪學的參、悟觀念論述詩文寫作的學習過程，認爲詩人的學習歷程類似於學禪者參修到悟入的過程，其中存在著精神突破，一旦獲得這種突破，學習者便達到了自由的創作境地。

在宋代，理學與文章的關係極爲重要而複雜，這是文道關係的特殊展開。宋人所謂“周程、歐蘇之裂”，指理學與文章的分裂與對立。北宋是文章的黄金時代，南宋則是理學的興盛時代。南宋後期，隨著理學的官方化，其影響也迅速擴大。理學家一方面貶低詩歌，另一方面也力圖改造傳統的詩學觀念，力圖將詩歌納入到理學的系統當中。理學家將傳統的“詩言志”命題與“有德者必有言”聯繫起來，把“志”看作是“有德”之言，通過這種連接，“詩言志”的命題就被納入到理學體系當中。在理學的系統中，志源於德，德本於天理，因而言志實質上就是言理。由於聖人之德就是天理，故聖人之志完全合乎天理，一般詩人則需要通過修德工夫提升其道德境界，伴隨修養過程之展開，詩人之志符合天理的程度亦隨之提高。當詩人的道德境界完全達到聖人之境時，其詩作亦同乎經。理學家認爲程朱等人的詩作可以上接風雅，名其作品爲《濂洛風雅》，即是基於以上觀念。理學家本於“有德者必有言”的觀念，强調詩歌乃是詩人内在之志的自然流露，强調内在之志決定外在之形式，反對外在的修飾形式，呈現在詩體觀念上，便是崇古體，貶律體，而在律體範圍内，較推崇體現古體精神的律詩。在南宋，詩歌受到理學的壓抑，但也存在著抵抗理學貶低詩歌、捍衛詩歌自主性的力量，嚴羽就是這一力量的代表。理學與詩學之間呈現出一種對立與融合的關係。《晚宋理學、詩學的緊張與調和》與《尊古與崇律》二文論述的正是相關問題。

在南宋，王學、蘇學與程學的興替不僅影響學術與文章，更繫於政治，甚至關乎國運。在北宋時期，王學與蘇學勢力鉅大，爲程學所不及。在南宋時期，政治王學迅速式微，政治家王安石受到貶斥；經義王學則與程學激烈抗衡，直至理宗朝徹底失勢，思想家王安石受到批判；文章王學在南宋則一直佔有一席之地，文章家王安石亦受到認可。在南宋，政治蘇學影響至大，政治家蘇軾以氣節受到高度評價；經義蘇學則受到理學的批判，到理宗朝式微，蘇軾失去思想家光輝；文章蘇學則影響深廣。《從祀配享之議》在政治與思想的視野下論述了蘇學之影響與地位的變遷。

《江湖與廟堂之間》考察在南宋後期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環境下詩歌的地位與詩人的生存狀態。本文提出“文體秩序”的範疇來描述晚宋社會文化環境中各種文體的相關社群、功用與地位。這是對文體的一種社會學考察。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人們對於文體的社會功能與價值認識有異，因而形成某種實際的輕重位序。當時人將科舉文體稱爲“本經”或“内學”，而將詩、古文及四六文稱爲“外學”。科舉文體對應的是科舉群體，由於可以帶來功名利禄，不僅受科舉群體重視，也爲全社會聚焦，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但這種地位並非價值的層級，而是功利的位序。四六文在當時屬實用文體，主要應用於政府公文及官員社交，對應的是權力群體，故四六文雖然與詩、古文一樣相對於科舉文體被置於次要的位序，但在權力世界中，卻是最重要的文體，故士人一旦脱身科舉則要習四六。古文尤其是詩歌由於與功利無直接關係，不受科舉群體及權力群體的重視，故在現實的功利世界中乃是邊緣文體，而在價值世界中也受理學的貶抑，從事者多爲科舉失意者或權力世界邊緣的江湖詩人。江湖詩人一方面捍衛詩歌的獨立精神價值，但另一方面爲生計所迫，又以詩作爲謀生的工具，呈現出複雜的面相。

《宋代詩學的知識轉向與抒情傳統的重建》試圖從觀念上探討宋詩特徵的形成與歷史演變。詩言志作爲最基本的詩學觀念塑造了中國詩歌史的抒情傳統，但這個傳統中也藴涵著知識的問題，抒情與知識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鍾嶸《詩品》清晰地揭示了其緊張與衝突的一面，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則呈現出其依賴與融合的另一面。宋代詩學家尤其是黄庭堅等人將“詩言志”命題建立在“有德者必有言”的觀念基礎上，詩人之志乃“有德者”之志，詩乃“有德”之言；他們提出讀書以修養道德，知識遂成爲詩人道德修養的基本途徑。道德是詩歌的基礎，知識是道德的基礎。不僅如此，蘇、黄等人還認爲，詩人審美能力的培養也要通過讀書；再加上原有的用事傳統，這樣從詩人的道德境界與審美能力，到作品的表達方式，再到讀者的閲讀與詮釋能力，全都建立在讀書的基礎之上，理學家在性理的一面更强化了詩歌的知識取向。傳統詩學的知識面向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突出，以至於有逸出抒情傳統之趨勢。這引起了抒情傳統的反彈。“四靈”提倡晚唐詩，實質上是力圖重建抒情傳統。但是，面對宋代已經形成了的强大的知識氛圍與傳統，“四靈”派的主張没有能够恰當地回應。嚴羽提倡盛唐詩，也是力圖重建抒情傳統，並努力調整抒情傳統以適應宋代强大的知識傳統。他借用禪學的工夫與妙悟來化解抒情與知識、唐與宋的矛盾。在以知識培養道德與審美能力方面，他接受了江西詩派乃至理學家的主張，這些被他當作修養工夫；在他看來，修養工夫是爲了達到妙悟的境界，而妙悟則超越知識。透過宋人的知識化的修養途徑達到唐人妙悟的抒情境界，這樣抒情與知識、唐與宋的矛盾被他以禪學的觀念消解，而達到另一形式的統一。

本書所收論文大部分寫於近年，也有兩篇撰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部刊載於各種學術期刊，也有少數篇目未曾發表。部分内容已經吸收入拙著《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當中。由於撰寫與發表時間不一，刊物的編輯體例有異，各篇論文在體例與格式上原本存在差異，在收入本書時儘量按照出版社的編輯體例做了統一。有關《滄浪詩話》的成書問題，我在論文發表後又發現了新的文獻，對原來文章中的某些具體問題的判斷有了改變，這次收入本書時未有改動原來的表述，僅以補注的形式作了説明，以保持論文的原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