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传》再版自序

我算是个美国汉学界的“票友”。这里汉学自然不是指汉代的学问，也不是清代亦称“朴学”的儒家学术，而是欧美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统称。

二〇一〇年十月在一个会议上与科罗拉多大学的Antje Richter教授相晤，互报姓名后，她说看过我的书，我说哪一本呢？她说书名记不清了，却记得我在序言里说：“写汉学家的传记，有个做汉学家的丈夫实在太方便了。”“哦，你看过A Latterday Confucian!”旁边一位香港来的学者笑说他也读过，“原来是你写的！”

这位教授一语道破我的“票友”身份，但我很高兴《洪业传》英文原版出书二十多年后仍有不少人记得，哈佛大学出版社仍陆续销售，然而台北联经一九九二年的中文繁体字版和北京大学一九九五年的简体字版却都买不到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中译者饶佳荣先生是位有心人，他在《上海书评》看到我的《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一文，写评语惋惜《洪业传》绝了版，并通过朗诺的学生张佳音和我联络，自告奋勇筹办再版，请我重新写一篇序。

我且谈谈我如何成为个汉学界“票友”，又怎样经过一连串的巧遇，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获得机会客串登台，连带略谈四十多年来这个圈子里的见闻。

必须从我复杂的文化背景说起：我曾祖是在广东中山县城开锡器行的，他早逝后亲戚经营不当，生意一落千丈；老掌柜为不愿增加我家的负担上吊了，我年轻的祖父北上到天津投靠姐夫，在京奉铁路当了点票员，不料被诬告偷窃而逃命到马尼拉。懂些英语的他，到一家美国人俱乐部当酒保，我外公则在另一俱乐部做酒保，这些替“西人”打工的广东汉集资赁了栋花园洋房做会馆，叫“南聚安馆”，让单身会员有地方住，还提供大家玩牌聚餐一起揣摩西洋习俗的场所——这是他们自己的俱乐部。珠江流域得风气之先，和洋人打交道不亢不卑，我从他们那里承袭了这个态度，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须异中求同。

菲律宾经西班牙统治三百多年后，有半个世纪是美国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据三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四六年）独立。我小时家里长期订购两份中文报纸，一份当地的英文报纸，还有美国的《读者文摘》和《生活杂志》。上的小学是福州人办的，中学是厦门鼓浪屿的基督徒办的，都是双重学制：半天以闽南语解释中文课本，半天以菲律宾话或英语解释英文课本，还要修菲律宾语和西班牙文。同样的代数用中文上完再用英文上，但中英文的历史课本就几乎完全不衔接了。灵惠中学教师大多是厦门大学出身的，来自南京的陈锡荣老师是唯一的“外省人”，西南联大毕业，当过记者，教了我高中三年的国文，奠定了我的中文基础；有多位美国传教士，一位曾击落数架日本战机的退役空军教物理，另一位把世界史讲得非常精彩，令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有这些好老师，也算我“师运”好。

现在回想，我们晨光小学进楼门上那块黑漆大木匾，上面刻着蒋中正题的四个烫金大字“礼义廉耻”，宣扬的是中国旧道德；中文课本提倡的是经“五四运动”过滤的理性思想和民族意识，英文课本标榜的是个人主义。我生活在几个平行但自成体系的世界里，以小孩的天真，坚信书本的话完全可靠，每句话后面都有个现实，而现实世界里每件事物，包括我所有的思绪和感情，都有正确的中英文名词和形容词。后来发现居然有“汉学”这么一个东西,企图把这些世界打通,也怪不得我着迷。

当时大人不明说，做女孩子的都明白他们指望我们日后嫁到殷实人家，然而我看到几个姑姑出嫁后受尽婆婆的气，母亲也受祖母欺负；我外婆知书识礼，只因小时父亲疼她不忍让她缠脚，在家乡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婆家，就听媒人的话，带了两个婢女嫁到马尼拉，连她也躲不了被折磨的厄运。我不甘愿日后做人媳妇，暗自立意不结婚，梦想做记者，但知这梦不易实现。我读高中时马尼拉华人社会掀起一阵台湾热。我们校长到台湾招募了些年轻教员给学校带来蓬勃的朝气，邻近的中正中学则从台湾请教授来办师专，连我母亲都报名到师专读书,读师专后教书自立对我来说是个选择，但有个表姐把白先勇领头的台湾大学生办的《现代文学》传给我看，使我们对台湾大学生活更向往，她邀我一起报考师范大学国文系，说录取了不但学宿费全免，政府还供零用钱。结果我们考上了，母亲请她已回台湾的老师彭震球和裴溥言替我做保人。裴教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北方人”，她常邀我们表姐妹到她家，我们方明白饺子是怎么一回事，而馒头并不等于面包。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仍相当保守，除四书五经还有“国父思想”，读诗用《玉台新咏》。书法由陈诚“副总统”的姐姐教，她上课称学生为弟弟妹妹；新文艺习作教授是《女兵自传》的作者谢冰莹，主要讲新式标点符号，倒真要我们写小说和新诗。她把我们的习作结集出版，书名叫《青青文集》，多年后书店里仍在销售，内有我的短篇小说《幻与实》，叙述一位在台湾读完大学后到菲律宾乡下教书的女人，有个殷商的儿子追求她，两人不十分匹对，但她最终还是认命嫁了。这不正代表我对茫茫前途的一种探索吗？

我暑假在天主教耶稣会办的耕辛文教院找到一份差事，替奥地利语言学家温知新（Friedrich Weingartner）神父打字，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汉学”，知道有群欧美学者专门研究中国东西，出版各种期刊。走廊对面张志宏（George Donohue）神父是个热心肠的美国人，我闲来无事常常和他聊天。那年秋天师范大学举办英语演讲比赛，他鼓励我参加，中文系的我居然得了第三。碰巧有个美国报人到台北讲演，星期六临时找不到翻译，我们系里的张起钧教授想起我，便来到女生宿舍把我叫醒，我毫无准备，到场就即时中译英、英译中。那年代台湾英文流利的人不多，张教授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收了我做干女儿。张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以胡适的传人自许，也办报。张太太很会做菜，日式庭院里经常有饭局请学界政界要人，叨陪末座的我自此以知识分子自居。

一九六七年春，以美商为主的台湾狮子会举办了一个全岛英文论文比赛，题目是“世界和平”，奖金不少，我参加并得了头奖。当会长的台北美国学校校长开车送我回宿舍时，说我应该到美国念书，我说没钱，他说可以聘我教中文，让我有机会存钱。我教了一学年，又在联合国办事处当了一年秘书，兼了一些差，筹足经费到美国。我本想改行修欧洲史，却发现转系要从二年级读起，继续修读中国文学的话，处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不但承认我台湾的学分，连菲律宾一些学分也承认，可跳到四年级马上拿到文凭。因此我便进了华大，多上一年课又得了个比较文学硕士，回头想这两个学位得来太易了，一篇论文也不用做！

在华大读书时，干爹在北大的前后同学，主持汉语教学的严倚云教授很照顾我。严倚云是严复的孙女，丈夫高叔哿的父亲高梦旦多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译，两人出自福州名门，分别在北京和上海长大，四十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婚姻是胡适撮合的。他们家门口挂了个“高严寓”的小木牌。两人种族意识、阶级观念都很淡薄，白人黑人一视同仁，高官木匠一样谈得来。我假期都在高严寓度过，感到像自己家一样。住在高严寓有个额外的收获，就是和艾朗诺（Ronald Egan）结了婚，也和汉学结了终身之缘。

朗诺“师运”只有比我更佳。他本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念英美文学，偶然选了白先勇的课，迷上中国文学。白先勇刚教书，热心得很，替他取了中文名字，暑假还把他带到台北，请台大的年轻讲师替他补习中文。朗诺把该校的中文课都选过后转到华大，修中国文学史和我同班，担任这门课的老师是在青岛出生的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他父亲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是以翻译《易经》著称的德籍传教士。我们课余谈得相当投机。朗诺没上严先生的课，但严先生知道他，有心做媒，常请他来吃饭；后来朗诺开了烤箱，只焙一颗马铃薯，就被小气的房东赶了出来，因祸得福被收容入高严寓。朗诺搬进来之后，高先生赋闲在家，常带我们一起爬山，到海边挖象拔蚌，有时吃过晚饭，夫妇借故出去，高先生会眨个眼睛说：“让他们俩亲热一下。”我了解他家没有“做媳妇”的规矩，两人顺理成章便结了婚。

朗诺和我很羡慕高家的生活方式，希望也能在大学做事，但有他们前车之鉴，估计夫妇同在一个城市找到教职几乎不可能，决定让朗诺念博士，我找工作支持他。然而朗诺一九七一年进哈佛大学研究院上课第一天，我明知做学问不如他，还是很不甘愿地哭了一场。以后朗诺研究什么题目，我即使不太懂，也有兴趣，他的师友也成了我的朋友，“票友”身份便这样形成了。

汉学本来是欧洲人的地盘，把研究中国当作一门学问的欧洲人大约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传统学者，小时受的是经典教育，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必修课，从事汉学是把中国当作如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古文明研究；第二类是殖民政府官员，无论出自职责的需要或出于个人的好奇，关切中国的政府制度及外交策略；第三类是收藏家和鉴赏家，因爱好中国文物想进一步了解艺术品的来历；第四类是传教士出身的，对中国民间宗教社会习俗等特别有兴趣，也研读中国的古书，目的却是要寻找和基督教教理的共通之处。

美国的汉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起步。战争消耗了欧洲各国的财力，美国独大，许多欧洲学人到美国栖身，形成美国学术一片繁荣的景象。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子弟纷纷回美，壮大了汉学家的阵容。当时美国汉学主要分两派：一派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哈佛燕京学社一九二八年成立后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派则研究近代中国，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首,探讨清代以来的中国制度，主要课题是了解中国何以走上共产主义之路。当时在美国教书的华人是相当尴尬的，他们的中文程度远在同侪之上，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学、历史都有较深的认识；可是那年代美国种族成见仍深，一般只请华人做副手，有名望的反而不聘用。譬如胡适这样的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还没有汉学可言时很多大学都争着要聘他，战后反而无人问津，倒是英国的牛津大学要他，他因政治原因退却了。这情形到七十年代才逐渐好转，很大程度是受惠于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权的运动。

朗诺在哈佛读书时，研究古代文明的东亚系和研究现代的“费正清中心”几乎老死不相往来，两边不但研究内容、思维方式不同，政治倾向也不同。“费正清中心”的人认为东亚学系死气沉沉，这边则视那边肤浅势利。其实东亚系问题的确很大，研究中国的几位老先生合不来，脾气又大，只有新来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较和气，学生差不多都被吓跑了。朗诺和梅维恒（Victor Mair）同年毕业，是该系七年内完成博士课程仅有的两个学生。

朗诺在哈佛的导师是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 他每年暑假和叶嘉莹一起研读宋词，朗诺受了影响，后来研究宋代文学。但朗诺看懂文言文，功劳应归方志彤（Achilles Fang），方志彤是韩国人，中英文学底子都异常深厚，除日文德文外还懂多国文字，当过海陶玮和蒙古学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的老师，学生做了教授他仍是讲师，未免愤世嫉俗；他与钱锺书在清华是同学，钱锺书一九七九年访问哈佛，老友相逢很高兴，朗诺选译《管锥编》，就是他鼓励的。朗诺也上柯立夫的课，柯立夫跟系里同事都不和，最亲近的人是校外的洪业，每周日下午三点钟茶叙，数十年如一日。他周末回农场时，有一群猎狗和数十头牲口陪伴，但在剑桥 ^[1] 孑然一身，而洪夫人已去世，我们常请两位单身汉吃晚饭，因而和洪先生熟稔。后来朗诺博士论文写《左传》，洪先生的《春秋经传引得序》是最权威的著作，洪先生自然便成了朗诺的非正式导师，也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

洪业曾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人之一，中英文皆绝佳，学问众口皆碑,他主持编纂十三经以及其他重要古籍的引得（即索引），让没有熟读古书的人亦可言之有据，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很重要的突破。索引现虽被电子工具替代了，但所做的考证和校勘贡献仍不可磨灭。他又有计划地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史学家，包括治春秋战国的齐思和、治汉史的瞿同祖、治魏晋南北朝的周一良和王伊同、治唐史的杜洽、治宋史的聂崇岐、治辽史的冯家升、治元史的翁独健、治明清史的杜联喆、治清史的王锺翰；还有考古的郑德坤、治佛教的陈观胜、治历史地理的侯仁之和谭其骧、治方志的朱士嘉、治海上交通的张天泽和治制度史的邓嗣禹。然而，他战后决定在剑桥定居，哈佛大学并没有给他正式的职位；他买了栋房子，靠社会福利金和收房客度日。

洪业受过私塾教育再上新学堂，中学毕业时父亲在山东曲阜当知县，他决定到上海投考海军学校报国。在青岛上船遇到大风浪误了考期，举棋不定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同乡高梦旦劝他回福州，去教会办的英华学院以便日后办外交。不料洪业在学校皈依了基督教，一度要做牧师。

他一九一五年到美国留学，和陈鹤琴、涂羽卿、刘廷芳等数位基督徒组织了个“兄弟会”，口号是“联合起来振兴中国”，希望携手以宗教和教育转化中国社会，加入的会员有后来的外交家蒋廷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上海纺织公司创办人聂其杰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巴黎参加和会的王正廷取道美国回国，亦被邀加入这“兄弟会”，王正廷披露早些年留美中国学生也有个兄弟会，也以“联合起来振兴中国”号召，会员包括事业已有成的王宠惠、郭秉文和孔祥熙，两个兄弟会决定合并为“成志社”。洪业说他是反对合并的，不愿看到兄弟会成为趋炎附势攀登仕禄的途径。后来成志社果然如他所料演变成为一个不关痛痒的组织，在北京、上海、香港皆有分社，别号“博士社”，然而从中也可看出当时这些留学生的抱负，个个以振兴中国为己任。

洪业得神学位后却放弃神职，在哥伦比亚大学修了个历史硕士。当时巴黎和会英、法、意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美国威尔逊总统为了快速达成和约，以便进一步讨论他倡导的国际联盟，不加思索便表示赞同，这在中国酝酿成“五四运动”，留美中国学生深感有责任游说美国，把和约驳回，洪业为此做了一百多次的演说，什么地方有人肯听就去讲。有一次他讲完下台，有人跟他说他演讲非常精彩，应以此为业，既利人又利己。二十年代美国社会已相当富裕，但收音机仍很稀罕，电视还没发明，除上教堂做礼拜外没什么消遣，于是“演说局”应运而生，安排“巡回演说家”到各大城小镇演说，提供娱乐兼推广文化。身材修长风度翩翩的洪业，开口便是洗练风趣的英文，声如洪钟，很快成为这圈子里的热门人物。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九二二年要替成立不久的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校舍，经刘廷芳介绍，请洪业和路思义（Henry Luce,《时代》杂志创办人的父亲）合作在美国募款，每到一处洪业先讲中国文化，讲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等，解除一般美国人的误解，讲毕路思义便恳求观众捐献一件礼物给中国，即一家基督教大学，一年半募得两百多万美元。

一九二三年，三十岁的洪业带了在檀香山长大，仅会几句台山话的妻子到燕京大学投入学术。司徒雷登后来做美国驻华大使，试图在国共之间做协调人，晚年写自传请胡适替他作序,胡适特别表扬洪业提高了燕大的学术地位。

我认识洪先生时，他已八十岁，虽一头白发，但修长的腰身还是挺直的，讲话声音洪亮，很会说笑，掌故一大箩筐，聚会时总一堆人包围着他。算起来他和我爷爷年龄相若，但我们一见如故，有可能因我的启蒙老师是福州人，在西雅图的高严先生也是福州人，一见他就觉得格外亲切。他大概也觉得这菲律宾来的少妇相当有趣，不管懂不懂，什么话题都大言不惭地插几句。他讲大家庭的辛酸，学派的纠争，国共的恩怨，都引起我的共鸣；他提起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些人，我在张教授家以及高严寓中已耳熟能详；我还发现他中学毕业举棋不定时，指点迷津的竟是高叔哿的父亲高梦旦。

朗诺也选过杨联陞和余英时的课，但杨先生有病,年轻的余英时事忙常不在，我们跟赵如兰倒很熟。如兰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长女，丈夫卞学璜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她一半在东亚系，一半在音乐系，音乐系升她为正教授时，东亚系的老先生们还嘀咕，因她不仅是东方人，还是女人，似乎是种僭越。叶嘉莹每年夏天自加拿大来剑桥期间，如兰夫妇都找我们作陪，一起相聚，因我们是早相识的：朗诺第一次到台北，白先勇就带他拜见叶先生，朗诺在高严寓住时，她丈夫赵锺荪在华大教中文，也在高严寓寄宿。一九七八年春节，如兰在家办了个迎春会，照例有一堆人簇拥着洪先生，如兰就说：“赶快把他的故事录下来，这就是口述历史。”我听这话，像触了电似的，在下不是最佳人选吗？我成长中受到各种文化潮流的滋润，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滋润过洪先生，不同的是这些潮流对他是一波逐一波来的，而对我则同时冲涌而来，让我有点招架不住，我很想知道他怎样接受挑战，不同的概念怎么整合，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义在他的心目中比重如何。像他这样学问渊博德高望重，并对创立哈佛燕京学社有功的人，哈佛没有给他任何正式的职位，让他靠单薄的社会福利金和收房客过活，他却一点都没有怨怼——他怎能如此泰然？替他写传正好让我有机会更亲近他，何况我读了那么多年文学，一点成绩都没有，正好弥补这个空白。

几经考虑后，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洪先生，说有事跟他谈，他就约我吃晚饭。到了洪宅，见洁白的桌布上摆了精致的盘碗，并设了两只高足玻璃酒杯，洪先生捧出来的第一道菜是鲜甜的江鱼刺萝卜汤，我开门见山地说：“洪先生，您不打算写自传，别人写可行不行呢？我想带个录音机来，录下您的回忆。”

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说：“可以，可以。”

“我提议每星期来一趟怎么样？”

“希望你常常来。”说着他激动地举起修长的手，又慢慢放回到餐桌上，“我现在寂寞得很。三个女儿中两个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个在西部，也五十多岁了，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于是，每星期天下午，我便带了录音机，在厨房里与洪先生一边喝茶吃叉烧包，一边听他谈往事。最后一次录音是一九八〇年八月，两年半内积累了三百多小时的录音。他那年十二月便逝世了。我整理成的传记，约百分之八十根据洪先生的口述，他有时用英语讲，有时用普通话，我有时必须翻译，有时得加以浓缩、注解，不过基本上是洪先生以自己的观点叙述往事；另一成是根据我对他本人、亲友以及环境的印象写的；其余一成，则根据我与洪先生的学生旧友书信往来等各种探讨。

在拟稿过程中，朗诺的同学江勇振告诉我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有关于洪先生的档案，洪先生的五弟洪绂，友人如杨联陞、周杉、陆惠风、魏世德（Timothy Wixted）,学生刘子健、王伊同、邓嗣禹、王锺翰等都踊跃替我看稿，该书经张光直和杜维明推荐，由哈佛大学出版。严格说来，这虽然不是一部学术论作，然而写洪先生的传记，让我对近代史，尤其是学术史，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也让我叨洪先生的光，认识不少华人汉学家。我以票友身份有机会得到内行人的指引，上台客串，感到非常过瘾。

洪先生的口述自传，原来的对象是美国汉学家，不料出书后，刘绍铭在台湾的《联合报》发表数篇专文介绍，令我非常鼓舞。当时朗诺已回到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书，鼓励他回加大的正是他的老师白先勇，白先生怂恿我出中文版，还介绍我认识痖弦，经痖弦推荐，繁体版由台北联经出版。除朗诺的同事江欲仙外，他的学生康笑菲的丈夫王威也帮我改稿，后来王威和康笑菲介绍他们母校北京大学的出版社出简体字版。就如我在原序里说：写汉学家的传记，有个做汉学家的丈夫实在太方便了！

朗诺那一辈的准汉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学习，不是到台湾就是到日本，因日本汉学一向十分发达，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是大家通用的工具。朗诺研究中国文学十多年后才有机会到中国。一九八〇年外国个人旅游仍未开放，探亲是可以的，我和住在广东中山的老姨婆联络上了，朗诺便以“侨眷”身份和我一起去。我们到了北京大学燕南园，替洪先生看看他心爱的一棵紫萝藤还在不在，紫萝藤自然早已不在，而他的故居分了好几户人住。碰巧方志彤退休，藏书捐给了北京大学，朗诺和他的同学们帮忙搬运，书刚到北大，周培源校长和夫人在临湖轩请我们吃精致的晚餐，很难想象这美丽的校园不久之前是个武斗场，不少人惨死。遐想多年的中国一片荒凉，所见的人不能畅所欲言，我们相当失望。

朗诺一九九五年春有进修假，想趁机会到中国小住，多认识国内学者，我当时改了行转入金融业，上海证券市场复业不久，南京大学商学院让我开课讲证券分析。我们发现十五年间中国变化实在太大了！出版虽仍受限制，但私人间言谈已经很少忌讳。南大的程千帆和莫砺锋教授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到了上海，见了慕名已久的王水照教授，他不少学生也成了我们的朋友。到了北京，拜访洪业称许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王锺翰，他兴高采烈地请我们到他学生办的山寨饭馆吃饭。划为“右派”后二十年没发表文章的他，在古稀之年居然大量出版研究成果。和我商榷《洪业传》出版事宜的北大出版社责任编辑张弘泓，领我们拜访洪先生的另一位学生，抗战时代和他一起入狱的侯仁之，真可惜洪先生逝世过早，不知道侯教授得益于他的史学训练，对北京的水利建设和文物的维护，以及西北沙漠的考察，都有巨大的贡献。此后朗诺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跑一趟至数趟，参加会议或到大学讲学。中国每年都出版一些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关于宋代的书，因读书风气炽热，迟一点就买不到。我偶尔也跟他去，见证了中国对外来思想的空前开放。

现在洪先生的梦想基本上是实现了，中国学者著述都采用国际规格，即使不懂外文，也有兴趣靠翻译跟踪海外汉学的走向，与海外汉学家不断互通声气；欧美汉学界最具权威的学者不少是华人（这点在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可看得很清楚，十七位撰稿人中，华人居然过半）。如果说学无国界，汉学这名词是否应该荣休了呢？在中国大陆出生，台湾长大，长期在美国教书的孙康宜用英文谈论诗词算是汉学，她用中文谈论诗词难道不算汉学？

我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汉学仍会保持它独特的蕴涵。

首先，我们用什么语言写，很大程度左右了作品的内容。语言是诡异的，有些话用中文讲，翻成英文就变了质，英译中也是。每种语言都有些内在的轨道，让写的人不自觉地循一个方向走，一不小心就预设了下文。很多名词动词形容词拉扯了一些不易摆脱的联想，譬如中文“单身汉”这词令我们想到一个孤独可怜的人，而英文bachelor则令我们艳羡此人无家室之累，自由自在。因此同样的题目，同一个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写出来，文章就不一样。有一天，中文作者普遍感悟到单身汉不一定孤独，英文作者普遍意识到无家室的人不一定活得开心，这种距离就拉近了。有些西方很普通的话语，如context（语境），alienation（疏离），irony（反讽），用中文表述，就觉得扑朔迷离。

再者，因心目中的读者文化背景不同，有些话题非用某种语言表达不顺畅。譬如此篇序要用英文就不能这样写， 首先，英美没有“票友”这概念，乡谊意识比较淡，也没有长辈替后辈撮合婚事的习俗，用英文表述就要大费周章，而且到头来会变了味。要用英文写，提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些人就必须逐一介绍，因顾虑到一般英文读者对他们不熟悉；我大谈小时接触的方言，华人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等等，用英文写必定着墨不多，因心想一般英文读者对这些话题没多大兴趣。

毕竟，学术讨论是参与一场正在进行的多方会话。每个族群，每个团体，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对自身的大叙述，大叙述既定，就有意无意把不利己的情节删略了，把别的观点过滤或扭曲以自圆其说。而且学术讨论往往牵涉悬挂着的题外问题，譬如近年汉学界热衷研究明清妇女诗词，主要是女权运动的驱使，数目庞大的明清男士诗词反而很少人理会；因此中国国内进行的会话和汉学家间的会话，是很难汇合起来的。

总的来说，中国人谈自己的东西有语言等各种方便，但有时候“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局外人的汉学家，容易混淆事实闹笑话，也免不了受自身文化的干扰，或刻意借中国话题影射当地社会；然而汉学在欧美属于边缘学科，传统的约束和政治顾忌都较少，可较客观地审视很多东西，也可发表些近于荒诞的妙论，有时竟歪打正着。

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各种文化都是独特环境的产物，如五花八门的语言看似杂乱各自有文法。我们的思想充满了旧物的沉淀，常互相借镜，方能摸索到自身的盲点。

我一九九八年自金融业提前退休，有闲暇做些赏心悦性的事，包括和朗诺的同事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王安忆的《长恨歌》，英译稿经朗诺在哈佛初教书时的学生、香港长大而英文绝佳的郑文君修润，出版后竟得到《纽约时报》的好评，获了翻译奖。朗诺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时，恰巧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也在该校访问，我们在一个餐聚上毗邻而坐，发现看过彼此的书。哈佛出版《洪业传》时他看过，相当喜欢，却没悟到作者Susan Chan Egan是华人；他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大出版时张弘泓赠送了一本给我。周教授邀我与他合作，用英文撰写胡适这段异国恋情，于是我又粉墨登场，所幸演的不是昆曲，是白话文明戏，非科班出身的我也能应付，何况我有问题随时可请教彭松达、冀小斌、徐振铨等朗诺诸同事。浏览胡适的著作，才发现洪业三四十年代致力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工程，有系统地请专家爬梳中国主要古籍的来历和版本，加注标点，是有前例的——胡适二十年代便如此处理中国主要的白话小说。洪业则进一步替这些古籍编索引，以方便学者寻检；索引现在虽被电子工具替代了，但无论是于中国人“整理国故”，还是于国外的汉学，引得丛刊都曾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洪先生倘若活到今天，必定会为计算机的奇异功能及网络交流的便捷而欢呼雀跃。

八十多岁老人回忆往事，大半生的档案信件又不在身边，差错是免不了的；然而洪先生的记忆大体很准确，有些事乍听“比小说还离奇”，后来竟被印证了。

譬如洪先生说一九二四年有个燕大学生替哈佛福格博物馆的朗顿·华纳（Langdon Warner）当翻译，跟他到敦煌去，见他用甘油渗透棉布把数幅壁画取下运回美国，次年见华纳又带了大队人马来，准备将更多的壁画运走，便密告洪先生，洪先生马上通知教育部，教育部即发电到敦煌沿途各县市，吩咐地方官员招待这些外国人，并加以武装保护，但小心防备他们破坏文物，结果华纳空手而还。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洪先生到哈佛做访问教授时，听到斯坦因（Aurel Stein）说服了哈佛燕京在美国的托管人出钱让他到中国搜宝，力劝他不要去，结果斯坦因去了无功而返。洪先生对自己保卫敦煌文物有功颇得意，他怎么讲，我便怎么写。

书出版十年后，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有位作家请我把一张洪业的照片寄往美国《考古》（Archaeology）双月刊，因她有文章谈及洪先生。该文章年尾发表了，说《洪业传》出版之前，西方学者不明白华纳第二次中国之行为何全军覆没，华纳自己也不明白，给太太的信里很恼恨地说大概是中国官员嫌贿金不足，回美国后心犹不甘，说服他的同事萨克（Paul J. Sachs）出面筹钱，筹到十万美元（包括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的五万），足够探险队两年的费用，预算中有六千五百元预备作为给中国官员的“礼金”，终于把年近七十岁到中国搜宝最有经验的斯坦因引了出来。哈佛大学文档中有一份提及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斯坦因、司徒雷登和洪业在萨克家开会，洪业说他可去函刚成立的文物保管委员会替斯坦因铺路，斯坦因推说探宝的细节须保密，因而谢绝了。斯坦因离开剑桥前，再请福格博物馆给他示范如何使用甘油和纱棉，到了南京拜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则说此行目的是要跟踪玄奘的脚印。然而中国报章突然出现他要运文物出境的报道；同一个月内，立法院通过法律限制文物出国；他到了新疆，又有位姓张的学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让他动弹不得；最尴尬的是，预算中贿赂官员的一项被传了出来，燕大在美国的托管人向福格博物馆质问，斯坦因只好作罢。《考古》此文的作者说，她相信贿赂官员的预算是洪业传出来的，因他看过该团的预算。我们知道王正廷是洪先生在“成志社”的兄弟，他暗中把此事本末告诉王正廷，也是意料中之事。

据我所知，《洪业传》初版有三个错误。一个是中文版的错误，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向我指出敦煌古物中最早的印刷书是《金刚经》，不是景教的礼拜手本，这是我译错了，英文版提到两种文献间有个逗点，我没注意到，以为是同一个文献。另一个错误是周质平指出的，书中说洪先生去看驻美大使胡适，电话响了，胡太太接听后说是宋子文，周质平说那时候胡太太不在美国，应是使馆内别的女士。第三个错误是笔误，一九七九年和徐萍芳到哈佛讲学的考古学家名字不是王仲殊而是王钟殊。

还有个地方不是错误，是称谓的问题，洪先生谈起宋史学家刘子健，总称他为“我的学生”，我成书后把谈话录音带捐了给哈佛图书馆，最近清理档案要把其他有关文件也送去，发现有封刘子健写给我的信，说他没有上过洪先生的课。刘子健的父亲刘石荪和洪业很熟，刘子健抗战时从清华转到燕大，和洪业一起被关押入狱，三个多月间还替洪业洗衣，一向对洪先生执弟子礼，是洪业最亲近的人之一，无怪乎洪业称他为学生。

清理档案时，还发现一篇一九九八年写的文章。事缘《洪业传》出版后，收到洪业长女霭莲的信，还有霭莲童年朋友转寄来的信，看了令我相当震撼。我认识洪先生的时候，洪太太已去世，关于她的事，他没多说我也没多问，原来她的身世那么复杂，洪家有那么多可悲的事情。不料还有更大悲剧正酝酿着，洪先生去世十五年后，他四十六岁的外孙女，在一个秋日清晨冷静地走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心，朝身上倒汽油点火自焚，在五十人围观下死亡。《纽约时报》有篇长文，走访了认识她的人，分析这令人惊骇的事件，结论是她来自一个显赫的华裔家庭，这环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母亲也是自杀的。我感到分析得不错，但悲剧可追溯到她外祖母那一代，因而写下《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一文，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现在事过境迁，牵涉的人都已不在，可以向读者交代了，这次《洪业传》再版，便把它附录在后。

我写《洪业传》时对洪业妻女的情形不清楚，不知他有这许多隐痛。洪业到晚年对什么事都仍兴致勃勃的，谈起往事虽相当激动，却令人感觉他心灵深处有一片宁静，是种尽了责任后对人对事皆不苛求的宁静。洪业后半生不属任何教会，但他相信祈祷在冥冥中有效，尤其可挖掘人们内心的潜能。他加入了一个提倡祈祷与静坐的跨宗教团契，叫Fellowship-in-Prayer。他引伏尔泰说“要是没有上帝，为人类的利益也要创造一个上帝”，有了上帝才能有“天下皆兄弟”之感。我相信吟诗作诗也是他重整思想感情、保持心态平衡的一个方法。日据时代，洪业和张东荪、陆志韦等十来位燕大师生被押在监牢三个多月，待遇相当恶劣，他和同狱室的赵紫宸忍饿挨冻竟做起诗来，赵紫宸出狱后把诗作以《南冠集》为题出版，有六十七首是赠洪业或是和洪业的韵写的。洪业晚年常和叶嘉莹等友人唱和，去世两年前有一回去看蒙古学家柯立夫的农场，见邻居门口有个池塘，想到朱熹的一首诗，便朗诵给他们听，并用中文写下赠送给这对夫妇，此诗大概代表洪业所觅的心境：

刘子健一九八九年在《历史月刊》（六月刊，第十七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讨论洪业的史学功力不亚于陈寅恪、顾颉刚与钱穆；整理国故比胡适更有成绩，为何声望远不如这几位大师。结论有几种原因：一则洪业集中精力做基础工作，编了六十四种引得，为了选最佳版本，上承乾嘉，反复考证源流，贡献宏大，但这是为人作嫁供别人使用的。二则洪业写文章不求闻达，最重要的著作是《礼记引得》与《春秋经传引得》的两篇序文，解决了很多历代以来争议纷纭的疑问，在本行之外却少为人知。他关于杜甫的巨作，考订了三百多首杜诗的时间，是用英文写的（哈佛，一九五二），因此读者有限。（所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出了曾祥波的中译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最可惜的是，他数十年研究《史通》，要把原文每句的来历都找出来，以确定刘知几用了哪些书，没有完成就逝世了。其外，洪业办教育训练学生，毕竟分散了他研写的精力。再者，他自美国到燕京大学执教时已三十岁，作风相当洋派，许多人还以为他是华侨；当时北大清华中央金陵各大学史学都已有相当阵容，他在教会办的燕大独树一帜，和洋人共同筹办哈佛燕京学社，被人以为是洋机关所搞的国史必不甚高明；他一九四六年后在哈佛又只有研究员的名义，更少为人注意了。

《洪业传》中文版内容较英文版丰富，但一九九五年的简体字版有些删节，此次再版得以复原，非常值得庆幸；为了让读者对洪先生的学术成就有较全面的了解，这次还附录了余英时的《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得到他的授权，谨此鸣谢。

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我儿时还不懂出版是什么一回事之时，就在各种字典的书脊和版权页看惯了这字号。后来发现早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高梦旦，是朗诺和我的“媒人”高叔哿的父亲，他在洪业的生命中，甚至在我后来研究的我们“媒人的媒人”胡适的一生中，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本书承蒙商务印书馆支持再版，我感到格外踏实。此书的负责编辑孙祎萌女士审稿特别细心，修正了不少不妥的地方，我非常感激。

陈毓贤

二〇一二年八月于美国加州

[1] 指哈佛大学的所在地，波士顿的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