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整体主义”：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由于自幼与自然为伴，青少年时接受了生态学知识的培训学习，成年后与海洋生态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斯坦贝克的生态之路一开始就显得格外清晰和顺利。不过在具体论述他的生态之路和分析他的生态思想之前，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作为哲学家的斯坦贝克，因为正如格罗里亚·该瑟（Gloria Gaither）所言：“不管是作为社会改革者的斯坦贝克，还是作为艺术家、作家、旅行者、海洋生物学家的斯坦贝克，如果不深刻体会和理解作为哲学家的斯坦贝克，那么，任何关于斯坦贝克的讨论都是没有说服力的。”[1]

斯坦贝克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从来没有出版过专著系统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但从其生前的日记、信件、游记、散文、小说等作品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他关于人性、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本书拟就此以及它对斯坦贝克创作的影响做一综合分析，以期从宏观上把握作家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指导思想。

第一节　非目的论思想

非目的论思想是贯穿斯坦贝克主要创作生涯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从1930年他遇到海洋生态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直到1948里基茨去世，斯坦贝克最出色的作品中不时可以捕捉到这一思想的踪迹。具体来看，这一思想有时体现在他的创作手法上，有时体现在他塑造的各色人物中，而更多时候是直接由他的创作思想现身说法。

一、非目的论思想的界定

“目的论”（teleology）这个词源自两个希腊语词“telos”和“logia”。“telos”意为“目的”（end）或“目标”（purpose），“logia”意为“学习的一个分支”（a branch of learning），即“逻各斯”（logos）。目的论常用来指用目的或目的因来解释大自然的设计和世界万物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teleologia”这个词是1728年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1679—1754）在他的作品《理性哲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a）中杜撰的。但在西方哲学史中，目的论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某种目的所决定的，“如果心灵是支配者，那么心灵将把一切都支配得最好，并且把每一特殊事物都安排在最好的地位”。[2]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里，生物的器官顺着功能而演变，功能不是顺着器官而来”。比如，人有眼睛是因为人需要视觉，即，眼睛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视觉。再如，植物的存在是为了动物的生存，而动物的存在则是为了人类，有些动物供人们使用，有些为人们提供食品和衣物器具等。“如果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不作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必然是为着人类而创造了所有动物。”[3]到中世纪时期，目的论为宗教神学所利用和发挥，与神学家解释宇宙密切相关，是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基督教经院神学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在其《神学大全》中论证道：　“无论何时，一定的生物总是指向某个确定的目的，如果任何生物不能使自己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定就有必要指向那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生物，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指向这个目的的…而上帝是这个宇宙的最终目的，理性生物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获得这个目的。”[4]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只有人类才是理性生物，神圣的意旨创造田野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等一切生物只是为了理性生物——人类这一目的而存在。

简而言之，目的论相信神创论、命定论或特殊庇佑，认为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死亡，都是由一种超现实的、超自然的意志、神灵或上帝设计和支配的，万物的变化、存在都有某种预定的安排、目的和去向。从矿物质到植物，再到动物，其存在都是为了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苹果之所以是红色的，是为了唤起人的食欲；猪之所以是肥的，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营养；狗之所以会叫，是为了给人看门；太阳之所以会出来，是为了照耀人类。即，神或上帝创造自然万物是按照一定的计划和预定的目的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而其终极目的是上帝。显然，目的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把目的这个只为人的活动所固有的因素强加给自然界，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人而存在，一切的价值都是以人为标准。

对此，斯坦贝克有他自己的看法。在科学考察游记《科特斯海》的第十四章中，斯坦贝克对目的论与非目的论思想有着比较全面详尽的阐述。他认为目的论思想不切实际，容易误导人：

目的论者总是考虑改变，总是想着“应该是”什么，总是相信目前的形势会变好。然而，常常不幸的是，他们甚至对这种形势最表层的理解都没有达到。在他们不愿意面对现状的时候，目的论者不是去理解并接受它们，而是常常试图用一种激烈却无效的方法去改变他们认为不合意的形势。[5]

世间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受制于自然法则，无关上帝的自由意志，也根本无从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神圣的上帝和一个总体的设计。所以，斯坦贝克认为目的论者生活在现实之外，生活在不切实际的梦幻世界中。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形势会变好，并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世界。当他找不到原因或形势不能满足自己的心情、欲望和福祉时，他就完全根据涉及个人利害的关系去寻找对策或措施极力改变形势，试图将“潮溏和天上的星星扭成适合自己的图案”，[6]并将之称为进步。

斯坦贝克认同由好友爱德华·里基茨提出的非目的论思想，将目的论思维与非目的论思维进行对比。在他看来，与目的论不同，非目的论：

隐含着深度……能超越传统的或个人的投射来达到对现实“是”的思考（‘is’thinking）……它将事件看作一种发展，一种表达，而不是结果，把事件看作一件迫切需要的东西而有意识地接受。非目的论思想关注的是事件的现实“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或“也许是”什么，或“可能是”是什么。至多，非目的论思想是尝试去回答那些已经足够困难的问题，即，现实“是”什么或者“怎么样”，而不是“为什么”是这样。[7]

斯坦贝克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为例子阐释两者对待这件事的不同态度。目的论思想从事件的因果关系来分析，认为失业应该归咎于人们的懒惰，所以大家应该卷起袖子着手工作。斯坦贝克认为，不可否认，就个体来说的确可能存在因懒散导致失业的因果关系，但从整体上来看，就不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在斯坦贝克看来，这种把失业归咎于人们懒惰的想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初全国只能提供70%的人口就业。所以非目的论思想没有指责这些失业的人，也没有指责社会，而是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当初的自然条件就是这个样子，追究指责没有多大意义，总得有30%的人失业，就业与失业的比例7：3是不变的，只不过就业与失业的人在个体间转换而已。

在斯坦贝克看来，目的论思想产生的问题就在于人们总是去拷问事件的因果和事件的目的，为事件寻找原因并将之归咎于某一方，而不是按事件的本来面目去接受它。这种追问因果关系的思想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不满的情绪乃至破坏的冲动，社会上存在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小至街头的打架斗殴，大至民族动乱、国家战争就是这样产生的。非目的论者认为生活是个无限的整体，

整体，就必须是一切，现实与幻想，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个体和群体，生命与死亡，宏观与微观，意识与无意识，主体与客体。整个画面就是用“是”来描绘，是对终极现实的最深层的表达，不是那种寻找原因的肤浅或片面的表达，是深层的和参与的。[8]

这个无限的整体，是不可知的，任何“个别的原因，无论多么的有效，也只是整幅画面中的一个片断，一个部分”。[9]所以，对非目的论者而言，生活没有“为什么”的终极答案：

凡事之所以这样，其最真实的原因便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实际的真实的原因，比所有个别的原因或比任何缺乏整体的原因都更有效、更清晰。不及整体的任何东西都只是整个画面的一个部分。这个无限的整体是不可知的，除非存在于其中，介入于其中。[10]

目的论思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整幅画面中“关联的一面”，

但这“关联的一面”　“应该被当作仅仅是展望整幅画面的一瞥——一个向其他各种关系的挑战”。[11]相比于目的论，因为非目的论提倡“介入”生活，所以更能贴近生活的本质，“非目的论较之别的方法似乎更贴近生活，更具有包容性，除此之外很少会有别的方法能与之相比”。[12]斯坦贝克认为，非目的论思想实际上将人类从不切实际的虚幻中解放出来，如果人们能够真正进入生活，“介入”这个整体，就能不断接近整体从而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旦真正从整个画面深刻去理解某一个事件，那么就根本无需道歉，也不会有指责。相反，人们会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理解欣然接受。小说《烈焰》讲述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乔·索尔因早年的疾病无力让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怀孕，深爱丈夫的妻子知道他非常渴望有一个孩子，于是就利用乔·索尔的助手维克托怀上了孩子。知道事情真相的乔·索尔对妻子勃然大怒，但在好友爱德的教导下，并经过自己的反省后，他渐渐认识到人类最大的才能就是有能力优雅地、感激地去接受任何事物。他原谅了妻子并接受了这个不是他自己亲生的孩子，并由衷地感悟到：“每一个人都是孩子们的父亲，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把所有人当父亲。”[13]重要的并非血脉是不是自己的，而是人类这整个物种的传承。较之于目的论思想，显然非目的论思想“多一些实际，少一些幻想，少一些指责，更贴近现实，更实际有用，更富于同情心”。[14]

斯坦贝克本人的生活经历也验证着非目的论思想。青年时为了生计，他曾在牧场、农场、公路上从事过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饱受失业流浪的磨砺。在这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也见证了现实的残酷和生存的艰辛。他发现自己越是“介入”他们的生活，越是了解他们的现实困境，就越生发出对他们的同情。以“工人三部曲”为例，《胜负未决的战斗》只是一部客观有时甚至是残忍地审视罢工工人的小说；《人鼠之间》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两名无家可归、无地可耕的农业流浪季节工人乔治和莱尼间亲密的情谊以及他们的梦想化为泡影的可怜命运；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则投注了满腔的同情描写了南部大平原上的农民在经济危机和沙尘暴的双重灾难下破产逃荒的苦难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随军记者的斯坦贝克深入战区，先后从英国的港湾，走向非洲的阿尔及尔、意大利的芬托泰内岛。然而，与其他记者不一样，对硝烟弥漫下的四肢血肉模糊、炮弹横飞、枪声呼啸、房屋崩塌等战场的惨烈、凶险、伟大、残酷，他或是不描写，或是仅点到为止。他也不关注将帅军团运筹帷幄下的重大军事行动或丰功伟绩；相反，他始终把目光投注在战争中那些不为人关注的一面。他捕捉的是普通中下层官兵身处战争时的心理、情绪、感情和精神面貌，把它们淋漓尽致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思乡日》中驻伦敦的美国士兵在7月4日美国国庆节时，踟蹰街头，思念故土。他们思乡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除了自己家人的音容笑貌外，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15]

综上，在斯坦贝克看来，目的论思想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思想，它关注的是因果关系。非目的论思想关注的是相互关系，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让人超越因果的局限，不断地接近真实，从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接受与热爱。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目的论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为了“进步”永远生活在对现实的不满、责备与对生命的破坏中；非目的论思想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自然这个整体太庞大太复杂，人类的智力无法穷尽，太多的改变从长远来看更多的是破坏而不是进步，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顺应自然、随遇而安。诚如斯坦贝克研究专家约翰·H.蒂默曼（John H.Timmerman）所言，斯坦贝克相信人类有两种选择，或者如目的论者一样生活在对现实的永远不满中，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毁灭一切，或者如非目的论者一样努力学会“介入”生活，学会在现实生活中适应环境，学会充分理解和关心他人，从而共同分享生活。[16]如果人们能够从目的论思想中解脱出来，那么人类相互指责的品性就会让位于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和接纳，从而促进人们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

二、非目的论思想与斯坦贝克的创作

作为一个非目的论思想的信奉者，斯坦贝克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其创作手法，人物刻画，还是其创作思想，处处都可见非目的论思想的痕迹。

（一）“真实的声音”：文献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非目的论思想强调的是对现在生活的思考和接受，它将事件看作一种发展、一种表现，而不是结果，这是一种有如中国老子哲学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思维方式。这种对现实接受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小说创作手法上，就是近乎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短篇故事《蛇》（The Snake，1935）出版后，遭到了埃德蒙·威尔逊的批评：“《蛇》里的实验室是他小说的主要意象，象征斯坦贝克先生将人类动物化的倾向。”[17]在回忆录《爱德华·里基茨》中，斯坦贝克回忆了自己写作《蛇》时的经过：　“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我把它写成短篇故事，我写它只是因为这件事发生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无法回答这里面的哲学含义是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很简单，事件就是这样的。”[18]非目的论式的创作手法特点，就是认真地、细致地观察现实世界，并有如摄影机般地如实地客观地呈现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

《胜负未决的战斗》以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为背景，描写水果和棉花采摘工人不堪果园主的剥削和欺凌，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在吉姆和麦克两名共产党员的组织下举行罢工的故事。小说如实地描写了土地分配不均、罢工领导者在斗争中采取了一些诸如欺诈、狡诈等不甚体面的策略手段，出现了一些暴力、血腥的场面。小说出版后遭遇了来自各方的指责，出版商和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宣传社会改革的小册子，是政治宣传单。其实，早在这部小说出版前的1935年1月15日，斯坦贝克就在给朋友乔治·阿尔比（Geoge Albee）的信中说过，“这本书是残酷的，我仅仅想记录意识，不做判断，只是记录而已”。[19]　“我想这是一本残酷的书，不带感情，因为里面没有作家的道德观点。”[20]所以不管是暴力，还是温和，也不管是肮脏的宿舍，还是美丽的果园，他都完全客观地、超然地、科学地观察，并一丝不苟地写下来。

《罐头厂街》这部小说总共有32个章节，其中只有17个章节与作品的主要情节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其余的15个章节，要么与主要情节发展只有一丁点儿关系，要么干脆是毫不相干，完全独立地穿插在主要情节之间，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主要情节的发展叙述，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异常的松散、自由、开放。对这宛如散沙一盘的作品结构，斯坦贝克在作品的引言里用了一个相当新奇但贴切的比喻来说明。他说，人们在采集如蠕虫这样的海洋动物时，想整只捉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形状扁平又非常脆弱，只要一碰到它们，它们就断掉，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们自己慢慢地像软泥一样爬到刀片上，然后轻轻地放进装了海水的瓶子里”。[21]面对这个既有“诗歌”又有“恶臭，还有刺耳嘈音、色彩、声调、风气、梦境”[22]的世界，斯坦贝克自问到底“应该如何记下才能充满活力和生气呢？”[23]他的答案就是，如同采集蠕虫这样的海洋生物，先“开个头，然后由这个故事自个儿爬行”。[24]于是，李中的杂货店、多拉的妓院、多克的实验室和马克的宫殿客栈以及它们每一天的运作都在读者面前慢条斯理地舒展开来。蠕虫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作家在作品的叙述方法上并没有遵循小说的常规创作方法，绞尽脑汁去安排小说情节的开头、发展、高潮到结局，而是有如摄影机般地如实地、客观地、活脱脱地在读者面前呈现这个丰富的世界“是”什么，让复杂多样的生活本身说话。

1947年7月31日，斯坦贝克以《纽约先驱论坛报》特派员的身份与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进行为期40天的苏联之行，1948年4月出版了《俄罗斯纪行》（The Russian Journal）一书。对这一次苏联之行，斯坦贝克说，他的任务是“如实地报道，如实地记下我们的所见所闻，不带评论，不对我们了解不够的事件下结论。”即，以一双记者的眼睛捕捉细节，不带目的地观察，记下亲眼看见的一切，不做评论者或分析者，只做一个记录真实的观察者。圣何塞州立大学斯坦贝克研究中心主任苏珊·丝琳劳（Susan Shillinglaw）1999年在此书的再版前言中指出，在许多方面，这正是斯坦贝克从事创作20多年以来一直相当成功地做着的事情，是斯氏最具特色的写作风格。[25]

然而，遗憾的是，同时代的批评家却常常误解他的这种创作手法。1942出版的《月落》描写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在北欧某国一个被敌军占领的小城，当地人民上至市长下至工厂工人、家庭仆人奋起反抗纳粹法西斯的故事。小说出版后，批评家的指责矛头直指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他们认为，在斯氏的笔下，人民的代表奥登市长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心里闪过逃跑的念头，甚至还想过祈求敌人饶命，这对当初正处于希特勒所向披靡的黑暗年代不啻是一服令人丧失斗志的泄气剂。而侵略者在斯坦贝克的笔下却并非毫无人性、铁血无情的魔鬼。相反，他们是人性未泯的有血有肉甚至是高尚体面之人，因为或被欺骗或被强迫加入了这场他们厌恶的战争。比如，汤德中尉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年轻诗人，他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被兰塞上校枪毙的煤矿工人亚历克斯的寡妇莫利。在寂寞与爱恋中，他情不自禁地敲开了莫利的家门，向她倾诉衷情。结果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被莫利杀害。兰塞上校和其他军官们一样，都是富有人性的人。他们在残忍野蛮的同时，也孤独想家，也怕寂寞和死亡，对战争充满了罪恶感。

这些人物描写与当初的战争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那些残忍的纳粹偏执狂的形象完全不同。斯坦贝克因此背上了助敌的骂名，认为他的作品长敌国志气，灭自家威风。在写于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斯坦贝克说：“我把德国人写成人，而不是超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态度软弱，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德国人也是人。”[26]兰塞作为德军的上校，他必须服从军令，他明知每多杀一个人就会招致更大的仇恨和抵抗，但他仍然执行命令。为了杀一儆百，他枪毙了亚历克斯和不肯与他合作的奥登市长，这既是他盲目服从也是法西斯主义兽性的一面；但作为人，兰塞本质上并不邪恶，他具有人的情感，他为自己能尽量降低伤亡而骄傲。他对这场战争表示怀疑，他厌恶战争的残酷以及由此带来的疲惫、仇恨和欺诈，这是他作为普通人善良的一面。奥登也一样，作为人民的市长，他最终选择大义凛然地走向审判台，从容就义，这是伟大的一面。但是，作为人，他也有求生的本能，因而也怕死，这是作为人脆弱的一面。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求生欲望是极其自然的生物本能反应，谁也无法例外。正如斯坦贝克在《科特斯海》一书中所说：“生物只有一个规律：求生。”[27]

从非目的论思想出发，意味着斯坦贝克不可能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样子来描写，而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他既要表现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也要表现人性中本能的一面。《月落》就是如实客观地呈现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兽性与神性，伟大与渺小。只看到任何其中的一面都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真实的。

在《战地随笔》的“自序”中，斯坦贝克说这本散文集里的短文是在“压力和紧张”[28]中写成的。重读之后，他最初的冲动是要去更正、修改、润饰、删减，但后来转念一想，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粗糙正是新闻直接性的一部分，它们像邪恶的巫婆和善良的仙子一样，都真实可信”。[29]当时的战地记者是不可以写士兵怕死或者写军队中的违纪行为的，但斯坦贝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既然我们的军队与一切军队一样，都是由好人与歹徒、美的和丑的、残忍的和善良的、野蛮的和仁慈的、身体强壮的和体弱多病的士兵构成，要维护把军队说得尽善尽美的惯例似乎不容易，因为事实并非如此。”[30]战场上有杰出、有勇敢、有理智、有成功，但也有平庸、有恐惧、有本能、有失败，唯其如此才是战争。所以，斯坦贝克如实地勾勒他们的种种生活状态，比如抱怨牢骚、疲惫紧张、违反军纪、赌博取乐、贪生怕死、敏感恐惧、幽默滑稽、勇敢机智等等。《酒鬼》中的通信兵“爱喝啤酒，而且贪杯到连最淡、几乎不含酒精的英国啤酒也能使他醉。尽管明令禁止，他还是能找到供应他啤酒的酒肉朋友。他一醉，就会露出轻蔑的神情到处溜达……他最终被送到空军部的地窖里，并且很快死于那种军队病——肝硬化”。[31]而那位自告奋勇去敌军阵地诈降的中尉

[中尉]爬上山，向德军阵地慢慢地走去，他打着白旗。他的白旗是块浴巾，走着走着他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他实在是去自找麻烦。昨夜当他争着上山去骗德国佬投降时，没想到竟会是这样，他不曾想到他竟这样孤独和暴露……中尉懂得，如果被击中而不死，他就会先中弹，后听到枪声。而如果头部被击中，就干脆听不见，也没知觉了。他相信，要出事儿就是这样，他的双脚仿佛又沉又笨。低头看，他看见了山路上的小石头。他希望能跪下来看看是些什么石头。他实在想违反常规地跪下来。他的胸口刺痛，简直像正准备吃子弹似的。他的喉咙绷紧，就像上大学时有一回想发言时那样。[32]

斯坦贝克在这里写尽了中尉在枪口下对生与死的感受，真实地写出了战火危急时刻官兵的真实心态与真实行为，表现了面对残酷战争时人性的真实流露：对生的渴望与留恋，对死的畏惧与胆怯。人在战争中的怕死和求生欲望并不是人类的卑下心理。相反，是对人的价值的强调和对人性的赞美，与反战思想和英雄主义并不相悖。美国的《书目》这样评论：　“这些短文极好地强调了，即使在残酷的战争中，人性也没有泯灭。”[33]显然，这本书是战争的纪实，是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对战争的观察和记录，是以真实为灵魂的散文集。

这种忠实于生活的创作态度自然也影响到斯坦贝克人物语言和行为风格的刻画上，而这恰恰也是他遭到评论界指责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语言和行为粗俗、淫猥。其实早在创作《煎饼坪》时，斯坦贝克本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父亲不喜欢人物说粗话。但如果我采用了我所接受的写作教育来指导我的写作，我会疯掉的……我努力撰写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东西，我用我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别人的眼睛来观察”。[34]后来这部小说由杰克·柯克兰（Jack Kirkland，1902—1969）执笔改编成戏剧。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斯坦贝克发现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人物之间的对话时，哭笑不得：“你也许会说没关系，因为毕竟在东部没有人听过这些人的语言，但如果不认真对待的话，这出戏将没有任何真实的声音。”[35]

斯坦贝克在坚持“真实的声音”的立场上坚定而不妥协。　《胜负未决的战斗》出版前，出版商建议斯坦贝克修改工人使用的语言，因为这本书有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是人物的对话，也就是被叫作粗俗的东西。但斯坦贝克拒绝修改，因为他了解工人的语言。他说，他跟工人在一起工作时，很少能听到一句不带点粗话的话。讲粗话在工人当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斯坦贝克研究专家约翰·H·蒂莫曼（John.H.Timmerman）认为：“对于生活在某一个环境中的某一群人，粗俗的语言就是他们表达情感或信仰的习惯方式，生活在某一个环境中的人所使用的词汇对生活在另一个环境中的人来说不一定带有同样的意义。一个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精确地捕捉他故事里的人物和环境，而不必去顾虑来自其他环境读者的胃口。”[36]这正是斯坦贝克想努力做到的。最终他坚持让这些带粗话的语言保持下来，原封不动地与读者见面，在他看来，虽然“这些粗话在小姐太太们听来也许有点不堪入耳，但如果不让一个工人讲粗话，那还不如让他沉默。试图去再造这些人的语言使之干净体面就会变得僵硬做作从而失去活力”。[37]同样，当《愤怒的葡萄》手稿送到出版商手里时，编辑预言说，如果有一些段落和语言不做修改的话，书店可能会拒绝出售此书，也会遭到全国大部分地方的禁止。斯坦贝克当然料想得到小说出版后就语言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但此时他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为了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他必须让他们如实地说话，他绝不能为了安抚读者或保证销售量而刻意修改。所以义无反顾的他如此回复出版商：“这本书不是为高雅的女士而写的，我决不会为了满足某一群人的成见而改变一个词，我永远不会。我从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通俗的流行作家。至于那些因为正常事件或语言而受到侮辱的读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