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骚人之气，风雅之韵
——“大定明昌”之“国朝”词风
笔者据唐圭璋《全金元词》统计，金代有作品传世的词人凡71人，传世作品3572首。其中，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定、明昌（1161—1208）近五十年间的汉族词人约有12位，所传词作共76首。如此，大定、明昌汉族词人占整个金词传世作家数量（71人）的六分之一，作品数量在所传金词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似乎不大，百分之二稍强，但实际上所传之3572首金词中大有约2700余首为全真道士词，文人词总量不过800余首而已，如果以此来衡量，“大定明昌”汉族词人所作词实际占了全部金代文人词数量的十分之一稍弱。由此可见，在“大定明昌”五十年的时空背景下，六分之一的词人队伍、十分之一的词作数量，确是金词创作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存在。
同时，历史上在“大定明昌”时期活动过、创作过的汉族词人实际上远不止12人之数。刘祁《归潜志》一书，记载了金朝达官显要、文人墨客138人的事迹，其中“大定明昌”时期的汉族文人就达四五十位之多。金代文人几乎都有词的创作，故这四五十位文人中很多人当是写过词的，像刘瞻、赵沨、刘昂、边元勋、边元鼎、周昂、路铎等当有词作，只是由于战乱兵燹以及后人重视不够等原因，其词皆湮没不传，只有这区区12人的作品得以传世。并且可以想见，这12人的词作也大量散佚，比如王寂《拙轩集》曾刊行，不久即散失了。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重集为《拙轩集》六卷。即便如此，这“残留”的12人76首词作，亦足以在金源词坛上筑起一个“山头”，在金词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元好问在《中州集·蔡珪小传》中引萧贡之语曰：“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谿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据此可知，大定明昌词人自蔡珪以下都在“国朝文派”的范围之内。其中赵秉文主盟文坛是在党怀英去世（1211）、金廷贞祐南渡（1214）之后，故此处不论。也就是说“大定明昌”词人皆为“国朝文派”词人，并且这些词人不仅仅是一个作家队伍，它是代表金词整体艺术方向的文学流派，其“雄阔而不失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1]的词风；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的特点，词体特征上典雅与俚俗共存、向雅与俗之两极发展的倾向，以及对随之而来的“南渡”词坛、遗民词坛的深入影响等，都是值得认真关注的。
第一节 “大定明昌”词风貌
与“借才异代”——第一代由宋入金词人相比，“大定明昌”词坛，那种故国之念和沦落之悲，以及凄婉沉痛的格调，随着以“吴蔡”为代表的金初词家的凋零而走向了沉寂，词家们转而追求内心的自适而求田问舍；金初诞生的雄健踔厉词风，从大定开始又有新鲜的因子注入，或豪壮清刚，或旷达悲慨，总之以“清劲”为主导、风格多样的词风，成为此期词坛创作的艺术走向。
一、豪健与婉媚并存
关于蔡珪文风，元人郝经《书蔡正甫集后》诗有集中的评价：
哀哉萧闲蔡丞相，崔浩幸免门房诛。文采风流今尚存，笔力矫矫锺遗孤。中朝尚文属安治，儒雅柄用敦诗书。扬厉伟迹加润色，铺张鸿休尊典谟。共推小蔡燕许手，金石瑰奇近世无。森森凡例本六经，贯穿百代恢规模。追琢山岳砻琬琰，郊庙祠宇神鬼墟。断鳌立极走四夷，铭功颂德流八区。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磨欧苏。几回细看圣安碑，区别二代张吾儒。车轮眼孔斗大胆，突兀正论摇天枢。滔滔更辩燕王墓，证据古今摅慆诬。琐屑芥蒂一无遗，有似尔雅编虫鱼。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泒雄燕都。昨从张公借书读，文府武库浑不殊。堆山叠岸乱策中，烟煤一书缠网蛛。为读忽见文正宗，归来抚卷为嗟吁。规矩准绳有大匠，自视所作何粗疏。乃今政须日一通，深探海底寻骊珠。更书卷尾记年月，龙集己酉八月初。[2]
蔡珪的散文今仅存《镜辨》、《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跋》等2篇[3]，诗存于《中州集》，计46首，词见《中州乐府》，只有1首《江城子》。由于词作数量少，已无法观照其词创作的整体风貌，但通过郝经上述的评判，可知蔡珪的作品具有骨力清劲、感情激越、气势豪健的艺术特色。前引其名作《野鹰来》即是此类风格的代表，诗中的野鹰不受外力拘勒，搏击长空，凌然超越，呈现出一种野性十足的原生态的生命强力。故清人陶玉禾评曰“清劲有骨”（《金诗选》卷一）。
另一方面，蔡氏作品中还呈现出另一种风格，即抒写闲适旷达情怀，洋溢活泼轻快的韵味，显得清新婉媚。如《霫川道中》：
扇底无残暑，西风日夕佳。云山藏客路，烟树记人家。小渡一声橹，断霞千点鸦。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
明丽的景色、宁静的心境，与《野鹰来》形成强烈的反差。蔡氏所流传的一首词，也体现出婉媚的气韵：
鹊声迎客到庭除。问谁欤。故人车。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 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江城子》）
此乃客中送客之词，上阕写客中偶遇老友的喜悦，下阕叙乍逢又别的难舍之感。写法上，接连化用杜甫“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羌村》）、“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句意，以及暗用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等诗意，故夏承焘、张璋评曰：“笔墨奇幻，情致潇洒。”[4]见出词家蔡珪抒情风格婉媚雅致的特点。
不仅作为“国朝文宗”的蔡珪风格如此，其他词家亦豪健与婉媚并重。比如任询，“为人慷慨多大节，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5]。其作品既有充满豪气的，像《浙江亭观潮》，其以东坡之笔来为江潮写照，气势如虹，格高调壮。也有别一种面貌的，像他的《永遇乐》词：
月已中秋，菊还重九，夜久凉重。满地清霜，半天白晓，孤唱闻耕垅。萧萧窗几，依然琴砚，但觉鼠窥风动。悔生平趋前猛甚，晚退却成无勇。 兴衰更换，妍媸淆混，造物大相愚弄。三衅羞人，五交贾鬻，侯伯宁无种。而今此念，消除都尽，惟有故山归梦。吾庐更，双溪清绕，万峰翠拥。
这也是任询唯一传世的词作。其“故山归梦”的旷达超逸之中包蕴着人生失意的悲慨之感。其他的词人，如赵可（据唐圭璋《全金元词》，赵氏有词11首传世，是此时期所传作品较多的词家），其词既有如《雨中花慢·代州南楼》等雄豪峭拔之篇，也有像《望海潮·发高丽作》这样的缱绻缠绵之作。
迨至明昌词坛，大定的豪气和激情逐渐消退，豪健和雅致渐趋合流，词家得旷达与深婉之旨，词坛更具骚人之气、风雅之韵，具体审美特质可用“清劲”概括之。这种“清劲”风格也使得金词从北宋词的巨大影子下走了出来，而有自我面目。何谓“清劲”，清代学者顾奎光阐释说：“诗文莫难于清，不清不可言雄，不清不可言古，不清不可言新，不清不可言丽。所诣各殊，清为之本。故长江大河，鱼鼋蛟龙，万怪惶惑，无害为清，不必潦尽潭寒也；崇桃裱李，千红万紫，亦无害为清，不必枯枝槁叶也。学力积于人工，清气禀诸天授，金人之诗清，其雄古新丽处，觉清气拂拂，从楮墨间出。”[6]总之，或雄古，或新丽，或长江大河，或鱼鼋蛟龙，皆出于自然，即为清劲。郭元
也说：“元好问所选《中州集》诗，清真淡宕，有宋诗之新而无其鄙俚，有元诗之丽而无其纤巧，文质得宜，正变有体。”[7]顾、郭二位学者所论的尽管是金诗，但置于金词之上，也是准确恰切的。其“清真淡宕”、“文质得宜，正变有体”，也是切中金人词心之论。
近代词学家陈匪石曰：“雄阔而不失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声执》卷下），这是陈氏对《中州乐府》之词风所作的总体评价，它点出了包括“大定明昌”汉族词人创作在内的金词的总体特征，即以“刚”为骨，刚柔相济，以“豪”为主，豪、婉二体兼备。也即郭元
所说的“文质得宜，正变有体”之“清劲”风格。
二、隐逸与自适并重
早在“吴蔡”词中，就透露出一种隐逸情怀。由于其“羁臣”身份，他们很难真正获得异族统治者的信任，于是身在魏阙而心系江湖，倦游之情、归田之愿就成了其词的一大主调。此种风尚发展到大定明昌词人这里又有所拓展，他们有的因为生性疏俊，得罪当道，仕宦不达，身居下僚；有的则退休赋闲，内心不免叹老嗟卑。于是感而系之，向往隐逸、追求自适就成了此时期词人重要的主体精神特征。作为大定年间重要词人的王寂（据《全金元词》所录，王寂有词35首，是“大定明昌”词人作品存世最多的一家），其词即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自适之情、隐逸之趣，其《鹧鸪天》云：
秋后亭皋木叶稀，霜前关塞雁南归。晓云散去山腰瘦，宿雨来时水面肥。 吾老矣，久忘机。沙鸥相对不惊飞。柳溪父老应怜我，荒却溪南旧钓矶。
忆往事，叹人生，以萧疏、清冷的景物渲染气氛，表现出词人感叹时光流逝、有志不骋的无奈，于是词人宣称：要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去过一种自甘恬淡的生活。唐圭璋等认为王寂词“清婉俊逸，间有牢愁自伤者”[8]，从本词来看，信然。
党怀英是继蔡珪之后的“国朝文派”的领袖人物，赵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序》中，甚至认为党怀英在金代文坛的地位堪比宋代文坛的欧阳修，说党氏“当明昌间，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9]。关于其文风，元好问许之曰：“诗似陶、谢，奄有魏晋”[10]，赵秉文也认为其“晚年五言古体，兴寄高妙，有陶、谢之风”（《竹溪先生文集序》）。不妨看其一组小诗：
水结东溪冻未猗，风凌枯木怒犹威。不知春力来多少，便有青蝇负暖飞。（《立春》）
江村清境皆画本，画里更传诗语工。渔父自醒还自醉，不知身在画图中。（《渔村诗画图》）
清新的自然景色，闲适的隐逸情怀，在即兴而唱、发乎自然的描写中获得了生动的传达，与同时期的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颇有相同的韵味和诗情。由此足以见出传统隐逸文化对南北文人影响的力量。
遗憾的是，党氏词作传世不多，《中州乐府》仅存其5首词，但从这不多的作品来看，其词“潇洒俊逸，能以松秀之笔达清劲之气”[11]。其《月上海棠》曰：
傲霜枝袅团珠蕾。冷香霏、烟雨晚秋意。萧散绕东篱，尚仿佛、见山清气。西风外，梦到斜川栗里。 断霞鱼尾明秋水。带三两、飞鸿点烟际。疏林飒秋声，似知人、倦游无味。家何处，落日西山紫翠。
词作抒发了词人仕宦无趣欲辞官归隐的惆怅心情。由景入情，由情出景，情景交融，发人深思，词风秀逸高旷。故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之曰：“融情景中，旨淡而远，迂倪（元代倪瓒）画书，庶几似之。”[12]
关于“大定明昌”汉族词人主体精神的倾向，元好问曾有论述。承安元年（1196）正月，渤海词人王庭筠因赵秉文上书事而下狱，在狱中王氏作《狱中赋萱》诗：“沙麓百战场，舄卤不敏树。况复幽圄中，万古结愁雾。寸根不择地，于此生意具。婆娑绿云杪，金凤掣未去。晚雨沾濡之，向我泫如诉。忘忧定漫说，相对清泪雨。”诗人将自己的忧愤之情投射在萱草的意象上，以此寄寓了自己深沉浩渺的孤独感和不畏坎坷的顽强性格。此诗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元好问将此诗同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苏轼《长春如稚女》、《赋王伯飏所藏赵昌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以及党怀英《西湖芙蓉》、《晚菊》等九首咏物诗合在一起，请赵秉文画一幅长轴，元氏因题其后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东坡爱而学之，极形似之工，其怨则不能自掩也。党承旨出于二家，辞不足而意有余。王内翰无意追配古人，而偶与之合，遂为集中第一。大都柳出于雅，坡以下皆有骚人之余韵。所谓生不并世，俱名家者也。”[13]元氏认为柳宗元出于雅，苏轼出于骚，而党怀英、王庭筠则居于二者之间，既有骚人之气，也含风雅之韵。元氏所论道出了“大定明昌”词人追求闲适、渴望隐逸背后的深层原因。
三、典雅与俚俗之两极发展
赵秉文曾集明昌年间诗人党怀英、赵沨、路铎、刘昂、师拓、周昂以及王
等七人之诗刻木以传，名曰《明昌辞人雅制》[14]。这说明这批文人具有相近的艺术旨趣。比如党怀英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一流的画家，“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15]。赵沨的文采雅致亦具代表性。其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之妙，当处黄鲁直、苏才翁之间。赵沨有名诗曰《黄山道中》，刘祁记曰，赵氏“尝与予黄山道中作诗，有云：‘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间。’世号赵蹇驴。”[16]并说赵氏任翰林，文思敏捷，落笔文雅，“余先子翰林，尝谈章宗春水放海青，时黄山在翰苑，扈从，既得鹅，索诗，黄山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林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章宗览之，称其工，且曰：‘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17]。
这就是金代“大定明昌”词人的文采风流。如此高雅的艺术修养，其从事词的创作时，必然会注重审美性，从而形成典雅蕴藉的审美风尚。可是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金词中又有相当数量的艳情俗词。如查看《中州乐府》就会发现，像赵可、王寂、刘仲伊、李晏、刘迎以及党怀英等人均有大量的艳词，就连金朝初期身处尴尬之境的由宋入金词人蔡松年，其艳冶俚俗之作在其84首词作中也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量。看刘迎的《乌夜啼》：
离恨远萦杨柳，梦魂长绕梨花。青衫记得章台月，归路玉鞭斜。 翠镜啼痕印袖，红墙醉墨笼纱。相逢不尽平生事，春思入琵琶。
金代中期，刘迎诗、词俱有名声，元好问《中州集》卷三收录其诗达76首之多（卷一○《姚孝锡小传》还附有刘氏诗一首），数量远超金源文坛名家宇文虚中、蔡松年、党怀英等人。其诗风骨力苍劲，内容多样，是金代诗坛一大作手。他继承北宋以来“诗庄词媚”的传统，诗言志，词缘情，其词多写男女相思相恋之情，风流蕴藉。故清人贺裳《皱水轩词筌》指出：“元遗山集金人词为《中州乐府》，颇多深裘大马之风，惟刘迎《乌夜啼》最佳，（词略）。予观谢无逸《南柯子》后半云，‘金鸭香凝袖，铜荷烛影纱。凤蟠宫绵小屏遮。夜静寒生春笋，理琵琶。’风调仿佛相同，才人之见，殆无分于南北也。”[18]王寂也有艳词：
宝髻绾双螺，蹙金罗抹。红袖珍珠臂满韛匝。十三弦上，小小剥葱银甲。阳关三叠遍，花十八。 雁行历历，莺声恰恰，洗尽歌腔旧呕哑。坐中狂客，不觉琉璃杯滑。缠头莫惜与、金钗插。（《感皇恩·有赠》）
破瓜年纪，黛螺垂、双髻珍珠罗抹。娅姹吴音娇滴滴，风里啼莺声怯。飞燕精神，惊鸿标致，初按梁州彻。舞裙微褪，汗香融透春雪。 少陵词客多情，当年曾烂赏，湖州风月。自恨寻春来已暮，子满芳枝空结。湘佩轻抛，韩香偷许，空想凌波袜。章台杨柳，可堪容易攀折。（《大江东去·美人》）
词中这种感官刺激式的描写，活现出词家都市浪子的口吻与心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定明昌”时代社会的富庶及其都市之中弥漫的艳冶之风。故黄兆汉指出：“元老之词，风流蕴藉，清丽缠绵，甚得《花间》之风神。”[19]可谓的评。
明昌文坛主盟者党怀英也有名词《青玉案》：
红莎绿箬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紫桂岩空琼窦冷。佳人却恨，等闲分破，缥缈双莺影。 一瓯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兴。痛饮休辞今夕永。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一般以为本词是一首描写品茶之趣的词。其实，竹溪是用叙事之法来表男女离情的，且写得缠绵缱绻。故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才说“以秀笔写离情是成功的”[20]。其成功当然不在于过露的“俗”的描写，而在于其雅俗相合的生活气息，自有一种“不远俗”（陆辅之《词旨》）之趣。
据上可知，描写男女艳情是“大定明昌”汉族词人创作之俚俗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除此之外，其俚俗特性还有另一种形式。前举赵可那首失调名的《席屋上戏作》即是典型作品，王寂的《醉落魄·叹世》也是范例：
百年旋磨。等闲事莫教眉锁。功名画饼相谩我。冷暖人情，都在这些个。 璠瑜不怕经三火。莲花未信淤泥涴。而今笑看浮生破。禅榻茶烟，随分与他过。
以白话口语入词，其俳谐滑稽、浅白俚俗的风格颇类于曲，具体说就是内容贴近世俗，形式通俗平易，这当是“大定明昌”汉族词人创作的第二种表现形式——类曲化。类似的词作，王寂还有《洞仙歌·自为寿》：“先生老矣，饱阅人间世。磨衲簪缨等游戏。趁余生强健，好赋归欤，收拾个、经卷药炉活计。 辟寒金剪碎，漉蚁浮香，恰近重阳好天气。有荆钗举案，彩服儿嬉，随分地，且贵人生适意。也不愿、堆金数中书，愿岁岁今朝，对花沉醉。”吴梅指出：“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酒边灯下，四字《沁园春》、七字《瑞鹧鸪》，粗豪横决，动以稼轩、龙洲（刘过）自况，同时诸调词行，即词变为曲之始。”[21]
第二节 民族融合语境与词风形成
探究“大定明昌”词人创作风格，乃至金代词风形成的原因，学界曾提出过很多意见，其实最深层的原因是，北宋亡国之后，词文学生长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异。在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前期的中国版图上，主要活动着北方的金和南国的宋两个不同的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二个南北朝时期。由于国运不同、地域不同、民风不同，也即文化不同，因而词风迥异，故金词是在北国以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民族碰撞融合、交通交涉的产物，尤其是“大定明昌”汉族词人的创作更是民族自觉融合、融通过程中而培育出的艺术奇葩。具体说，这种文化与种族的融合、融通对词文学的影响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时代政治的风云际会
1161年10月，曹国公、东京留守完颜雍（1123—1189）在辽阳称帝，改元大定。几乎同时，金朝第四代君主完颜亮被部将弑于南宋之瓜州渡。此时金朝立国已有46年。半个世纪以来，女真人东征西讨，破辽灭宋，问鼎中原，战火不断，然久乱思治，人民迫切渴望过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世宗踏上了金帝国最高权力的舞台。《金史·世宗纪赞》曰：
……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却任得敬分国之请，拒赵位宠郡县之献，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22]
随后即位的皇太孙完颜璟继承乃祖事业，“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23]。元人王磐在其《大定治绩》中也这样赞叹此时的社会政治：“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元文类》卷二三）。这种和乐、繁盛社会局面的取得，自然是世、章二帝制定和实施了顺应民心的统治策略的结果，尤其在文化政策上，从世宗开始采取既学习汉文化又保持女真旧俗的双重措施。一方面主张女真人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制度和理念，另一方面，要求女真人保持自己质朴、勇武的民族文化。比如，世宗曾令以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书及其他典籍。大定二十三年九月，“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24]到了章宗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全盘汉化渐成事实。于是士子，包括女真的读书人皆深刻濡染汉文化的传统艺术，操觚弄翰，吟诗作画，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甚至连一向雄豪勇猛的猛安谋克，也热衷此道，“习辞艺，忘武备”[25]。据刘祁《归潜志》卷六载：“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朮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德固勇悍，在军中有声，尝送舍弟以诗，亦可喜。”[26]这就为“大定明昌”汉族词人创作的理念，以及词家主体精神的追求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二、世、章二帝的导引启迪
“大定明昌”时期，世、章二帝一直是文学创作的积极倡导者，是词风审美走向的有力引导者。世宗传世作品不多，仅有一首用女真语创作的诗——《本朝乐曲》，后被译成汉语存于《金史》卷三九《乐上》。该诗荡漾着一种质朴而忧伤的情怀，显示着诗人内心充沛的激情，气度雍容，朴拙自然。此外，世宗还有词一首，《全金元词》自清人沈雄《古今词话》下引《法苑春秋》辑出，是他赐玄悟玉禅师的一阕《减字木兰花》，词曰：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勿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这是世宗关于佛理问题的思考。他“以诗为词”，心底澄明，别有一种雍容气象。佛理本即抽象，如能以词论之，这本身一方面说明词家对佛理的熟悉，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大定词坛，在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推动下，世宗皇帝给词带来的“诗化”影响。
与乃祖相比，章宗汉化程度更深，他是金源一代文人雅士型的皇帝。元人陶宗仪引燕南芝庵《唱论》将其与历史上的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并称为“帝王知音者五人”[27]，清人徐
《词苑丛谈》卷三也认为章宗乃“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28]。章宗风流儒雅，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薛瑞兆、郭明志的《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录其诗七首和残篇（《赐张建》）一首。其名作《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曰：“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诗歌对仗工稳，议论风发，末句暗喻帝王不偏不倚、广布恩泽、与民同乐的情怀。刘祁《归潜志》卷一还载录了章宗《宫中》绝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刘祁赞曰：“真帝王诗也。”[29]同时，章宗诗也有豪气之作，“其尝写《铁券行》，笔力甚雄”。他还有一首名曰《仰山》的七绝，描绘仰山风光，气势宏大雄健。看明人的载录：
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峰峦拱秀，中有平顶如莲花心，旁有五峰，曰独秀、翠微、紫盖、妙高、紫微，下多禅刹。章宗游幸，有诗刻石：“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蒋一葵《尧山堂偶隽》卷六六）
这种典雅与豪情并存的诗风直接导引了党怀英为首的“大定明昌”词人的创作风尚。论及章宗词，与或华美典雅或气势雄健的诗歌不同，其词皆香艳之作。《中州乐府》所存之两首词，一首是歌聚骨扇的《蝶恋花·聚骨扇》，一首是咏擘橙所制之软金杯的《生查子·软金杯》。前者写挟妓公子，风情万种；后者写美女擘橙，动作纤巧，色泽明丽。大定年间，抒写艳情的词尚不多见，但到了章宗时代却成了极其普遍的现象，一方面明昌时代，社会繁荣，世风侈靡，享乐之风盛行，章宗“极意声色之娱，内外嗷嗷，机事俱废；间出视朝，不过顷暂。回宫与郑宸妃、李才人、穆昭仪并马游后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归，以是为常”[30]。这是其艳冶俚俗词风形成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章宗又是这种艳冶词风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从章宗上述艳词中即不难窥见其深刻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章宗还是当时社会崇俗风尚的启发者。据史料记载，章宗年间，宫中宴会上常有戏曲表演，如《金史·元妃李师儿传》：“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瑇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符瑞？’优曰：‘汝不闻凤皇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向上飞则风雨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31]所谓“向里飞”即“向李妃”，有讥讽之意。但这条材料足以说明章宗时代崇俗已成普遍风尚。“大定明昌”词人之作品俗化的渊源即在于此。
三、地域与民族的才性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大定明昌”词的艺术面貌是多方面的，但不管审美风格上豪健与婉媚并重，还是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乃至词体特征上典雅与俚俗共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以北方文化作为底蕴。其实“国朝文派”这个概念提出的本身，就渗透着强烈的北方文化精神和民族意识。
早在南北朝时，刘勰就看到地理环境对于文学风格影响的普遍意义，他将古诗歌分为东、南、西、北四种类型（《文心雕龙·乐府》）。后来，颜之推也认识到：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
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32]
可见，地理环境与风习民俗等人文环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文学生长的地理文化环境，并且这个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形成往往有深层的作用。而金词就是在北国的土地上、在女真民族统治下的文化环境下生长的，它必然会打上这种地理文化的烙印。此方面，前引陈匪石关于《中州乐府》地域风格的论述，即非常精当。稍作梳理也不难发现，“大定明昌”词人皆出北方，正如刘扬忠先生的统计：金词人中山西籍18人，河北籍12人，山东籍9人，辽宁籍7人，女真皇族完颜氏词人6人，甘肃籍3人，陕西籍3人[33]，可谓“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张金吾《金文最序》），所以，离开了北地特有的地域文化环境，离开了女真等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融合融通的语境，包括“大定明昌”词人创作在内的金词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土壤。
女真民族对词文学的创作理念与审美风尚的影响也不小。女真人生产方式简陋原始：“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34]故其民风淳朴简单：“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奉佛尤谨。以牛负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张牛革以为御。无仪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攀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饮宴宾客，尽携亲友而来。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毕，主人立而侍之。至食罢，众客方请主人就坐。酒行无算，醉倒及逃归则已。”[35]入主中原以后，女真统治者十分重视对汉族先进生产技术、文化制度的学习吸收。在这过程中，女真、渤海、契丹的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以及汉族的农耕文化，彼此碰撞，最终形成了一种金朝特色的新质北方文化。范成大于乾道六年（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出使金朝，他在《揽辔录》中描述所见的景象：“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36]。陆游也有诗感叹：“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如此，女真文化风尚影响到此时期的词的创作即顺理成章。金词不同于北宋词的清劲婉丽而雄放伉爽，不同于南宋词清空骚雅而率直俚俗，都同女真民族醇直、粗豪，喜欢通俗有趣的文艺等民族文化品质大有关系。
四、词体发展的流转承合
词本“遣宾娱兴”之俗体，迨至东坡，“以诗为词”，以士大夫之雅致逸怀使词体指向上一路，走向雅化。虽然苏轼这种“士大夫词”在当时乃至南宋词坛均被视为“别调”、“别体”，但金人为词，却承继东坡遗响，接受其所开创的抒写主体性情、雄迈刚健的词风，使得词体进一步向诗体靠拢，其词甚至成为一种“词诗”。清初宋荦《漫堂说诗》即云：“金初以蔡松年、吴激为首，世称‘蔡吴’体。后则赵秉文、党怀英为巨擘，元好问集其成，其后诸家俱学大苏。”[37]翁方纲更有“苏学盛于北”之说，其《石洲诗话》卷五曰：“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38]。
但还要看到，汴宋的流风遗韵对金代词坛的影响，不独“苏学盛于北”，还有北宋绮艳多情的艳词传统。“诗庄词媚”，“诗言志”、“词缘情”，故表现恋爱艳情实为词体本身特性使然，再加上女真人尚质朴、追求真情，据《大金国志》载，女真族“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求娶，欲纳之，即携而归。后方具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39]。可见，女真人对婚姻恋情远没有汉文化那么多限制和礼数，爱我所爱，发之于情，顺乎自然。这样，当战争过去，社会重新繁荣起来，追求享乐便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于是风行北宋一百余年的奢靡绮丽之风又卷土重来。故“大定明昌”词人才写了很多坦率大胆、艳冶俚俗之词。可见，词文学的艳冶婉媚之风从未消歇，只是在某个时段表现得或突出或减弱罢了，这就是大定明昌艳词复炽的原因所在。由此可知，词体发展的流转承合从来都不是线形的，它总是随着时代、地理以及文化的变化，螺旋式地向前演进。
综上所论，“大定明昌”时代，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期，此时期的词坛创作主体是吮吸着金朝本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词家，其艺术风格呈现出新的、多元的特质，即在审美风格上豪健与婉媚并重；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词体特征上典雅与俚俗共存。考察其原因，主要是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融通的结果。即时代政治上，世、章二帝偃武修文，推行汉化与保持女真旧俗并行的文化政策；以及政治清明，经济富庶，致使社会享乐之风盛行；其次，世、章二帝的创作风尚与喜好，也对此时期的词风起到了导引与启迪的作用。再次，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女真民族质实、淳朴、勇武等民族心性对词文学的雄健伉爽、率直俚俗影响深远。还有，在词体发展上，“苏学盛于北”以及对北宋绮丽艳冶词风的继承，使“大定明昌”词人的创作呈现雅与俗风格多元、绮艳与隐逸等题材多样的特质。所以说，民族的多元融合与融通，历史地规定了金代中期词文学发展的艺术走向。
[1] 陈匪石《声执》，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4961页。
[2] 郝经《陵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
[3] 阎凤梧《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22—1123页。
[4] 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5] 元好问《中州集》，卷二《任询小传》，第87页。
[6] 顾奎光《金诗选·例言》，见《金诗选 元诗选》，乾隆十六年刻本。
[7] 郭元
《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8] 唐圭璋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9] 赵秉文《滏水集》，《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卷一五。
[10] 元好问《中州集》，中华书局，1959年，卷三，第130页。
[11] 唐圭璋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第61页。
[12] 况周颐撰、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三，第123页。
[13] 元好问《中州集》，卷三，第147—148页。
[14] 元好问《中州集》，卷四《王
小传》，第196页。
[15]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党怀英传》，第1726页。
[16] 刘祁《归潜志》，卷八，第86页。
[17] 刘祁《归潜志》，卷八，第86—87页。
[18] 贺裳《皱水轩词筌》，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703页。
[19] 黄兆汉《金元词史》，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第97页。
[20] 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21] 吴梅《南北戏曲概言》，见《吴梅全集·理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68页。
[22] 脱脱等《金史》，《世宗纪》，第203—204页。
[23] 脱脱等《金史》，《章宗纪》，第285页。
[24] 脱脱等《金史》，《世宗纪》，第184—185页。
[25] 脱脱等《金史》，《徒单克宁传》，第2052页。
[26] 刘祁《归潜志》，卷六，第63—64页。
[27] 陶宗仪撰、武克忠等校点《南村辍耕录》，齐鲁书社，2007年，卷二七，第356页。
[28] 徐
撰、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29] 刘祁《归潜志》，卷一，第3页。
[30] 宇文懋昭《重订大金国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卷二一“章宗皇帝纪年”，第950页上。
[31]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卷六四《后妃传》下，第1528页。
[32]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音辞》，中华书局，1993年，第529页。
[33] 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
[34] 脱脱等《金史》，卷一《世纪》，第3页。
[3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三《政宣上帙三》，第17页。
[36] 见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长白丛书五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77—278页。
[37] 宋荦《西陂类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二，“杂著”类。
[38] 翁方纲撰、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卷五，第153页。
[39]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九《婚姻》，第10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