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的生意几角到三四元”
——舅父酒馆里的小伙计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世人公认的既懂理论又善操国民经济大盘的经济建设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掌柜”、老百姓生活的“大管家”，他长期致力于国家的财经事业。不为人所知的是，陈云最初的财经体验来自艰辛的童年。

1905年6月13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现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户贫苦人家。家里既无田地，又无房产。

父亲陈梅堂，是个朴实的庄稼汉，有一套种田本领，空闲时也捉鱼摸蟹，或帮人宰猪。母亲廖顺妹，其娘家家境也十分清苦，主要靠陈云母亲和外祖母的针线活度日。陈云有一个姐姐，名陈星，年长他八岁。陈云两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靠母亲帮人做散工及缝衣为生，生活极其艰苦。但即便是这样的日子，他也没过上多久。四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也离开了人世。从此，陈云和姐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外祖母怜惜他们，把姐弟俩接了过去，和舅父、舅母一起过。陈云的舅父廖文光，俗名龙相，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爱好文艺，以裁缝为业。舅母是个和善而且能干的妇女，除了操持家务，有时也给人家缝缝补补，以贴补家用。

陈云故乡练塘镇

陈云的舅父廖文光

陈云的舅母廖倪氏

1911年，陈云的外祖母又患病身亡，临终前叮嘱廖文光，要将陈云作为廖家立嗣儿子，并抚养好陈星。廖文光遂把陈云作为自己养子，改名廖陈云。陈云仍叫廖文光“舅父”。从此，陈云和陈星由舅父母抚养。1915年，陈星与练塘镇协和昌南货店伙计王福生结婚。婚后，夫妇二人在廖家又生活了一年，始自立门户。

对家庭的不幸和充满辛酸的幼年生活，陈云印象很深。他曾痛苦地回忆：“我母是当我五岁时即死（我还记得死的情况）。吾母生我之后即患疯病，终年在床上，不能自己大小便。所以没有奶吃，我自小（先天和后天）身体均差，与母亲的病有很大关系。”“母亲死后，还欠了人家几十元的债，只剩下一只床，二只凳子，一只桌子。”在陈云的记忆里，父亲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在1936年写的自传中说：“我父亲姓陈，叫什么名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他是一个农民兼手工工人。”“后来舅父要我做儿子了，根本就不对我说父亲的情形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动中。陈云外祖母去世后不久，舅父家经济日趋拮据，这是因为外祖母患病时延医求药，逝世后丧葬费等花费甚多，加上当时农村连年歉收，裁缝铺顾客日益减少，生意清淡。廖文光夫妇再三考虑，决定不做裁缝，在铺面开个小酒店，卖卖点心，维持生活。小酒店门面里，有一只两眼灶、一只小水缸，还有四张桌子、九条长凳，倒也清静有序。过小天井还有雅座一小间，是镇上一些有文化者常来光顾的地方，颜安小学杜衡伯校长即其中之一。小酒店的菜由陈云舅母烹饪，烧得别有风味。如油爆鳝丝，这是练塘一碟名菜。又如敲扁豆，这是将大白蚕豆浸在水中涨胖后，用榔头慢慢敲扁，成一铜板大小，然后放在热油里氽，氽至豆片稍黄捞起，拌上佐料装盆，此豆片香脆可口，色味俱佳，适合顾客下酒。陈云小时候，也帮助舅母“敲扁豆”，敲的豆片既薄又圆，深受大家赞许。姐姐陈星也是舅父母的好帮手。幼年的陈云举止文雅、端庄，待人接物很有礼貌，见到母亲结拜的阿姐，总是主动叫“大姨”。

1916年10月，陈云的舅母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廖霓云，有先天残疾，脚跛，两手均有风湿，身体很弱。舅母生产后，双手风湿病越来越严重，疼痛不已，而且情绪烦躁不安，表弟也整天啼哭不止。为此，舅父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家庭经济更加困难，房屋也不够住。廖文光原想让陈云升学读高小，可是力不从心，只能让陈云辍学在家，帮助干活。陈云从小懂事，不贪玩，爱劳动，看到舅母、表弟病痛很同情，看到舅父忧愁很难过，在家做了许多杂务事。陈云干起活来干净利索，无论烧火、洗菜还是打扫卫生、帮舅父搓洗霓云的尿布等，样样都在行。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陈云虽然过早领略了人间的悲苦，但也练就了精打细算、善于操持家务的本领。

陈云舅父为谋生开设的小酒店

1919年，学习优异的陈云因家庭经济困难，终止学业。年仅十四岁的他在老师张行恭的推荐下，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早、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教育出版单位，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是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陈云被分到发行所二楼文具专柜。这个专柜当时是经营文教用具的综合门市部，不但经营国产的文具用品，也销售国外名牌照相机、钢笔等。陈云在这里大开眼界，了解到了全国经济、贸易的一些情况。同时，勤学好问的他很快成了业务能手，凡是文具柜里的粗细事务，接待顾客，整理货物，都能熟练掌握。他还精通打珠算，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时，统计一些数据，计算一些账目，还用算盘。

1949年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新中国成立伊始，上海面临着经济凋敝、物价疯涨、不法商人投机倒把等诸多问题。当时，一些投机商人叫嚣：“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能否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打击经济犯罪、稳定上海的经济形势，直接考验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临危受命，直接领导和指挥了平抑物价的银圆之战、纱布之战、粮食之战三大仗。他曾风趣地说，给投机资本家摔了三个手榴弹，最后大获全胜。毛主席高度评价这三大仗是“不下于淮海战役”。三仗下来，不仅稳住了上海的经济，也让投机商人输得心服口服，惊叹共产党里面有理财的高手，了不得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经常说两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旧社会，政府对广大贫苦群众不关心，致使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现在共产党当政，刚刚解放，经济还不怎么发达，但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最主要的是解决吃的问题。

1956年，陈云在北京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后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交谈

1961年2月，陈云在北京参观人民生活消费品分类展览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陈云，总是提着一个不起眼的文件袋子往来于各个会场之间。他说，我这袋子里装的和会上讨论的全是国家建设中有关人们生活的一些事，什么油、盐、菜、米全都在这里面装着呢。大白菜就是经常被陈云关注的蔬菜之一。

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的当家菜。陈云一直十分关心群众能否吃上便宜、新鲜的大白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回忆道，1979年秋末，陈云在北京医院住院。其间，他每天都收听《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一天，当他听到将要有大风、降温、雨雪来临的消息时，马上问：“你们看见菜市场和大街上的人们买大白菜了吗？要降温了，菜农应该抓紧抢收才是，免得遭受损失，冬天人们不能没有菜吃。”

1982年10月，陈云就北京、天津等地烂菜问题致信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指出：“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一个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因为菜‘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来年，陈云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大白菜收贮运销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陈云反复说，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都在我肩上，这个担子非常重，责任非常大。我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稳步前进，要一年更比一年好。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觉得共产党好，觉得共产党真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他还说，我管理经济的经验主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发展起来、丰富起来的。这其中一定也有他自童年时期就开始积累的对经营活动与百姓生活的体验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