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后记

从1983年起，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更多地接触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中国近代哲学和思想的一个总体感觉愈来愈强烈，这就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们的安身立命充满着艰难，他们的道路曲折、复杂。当初，他们都有强烈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又都是那样执着和向往，有一种不可阻挠的追求力量，可理想和信念对他们来说却总是可望而难及，到头来，他们或是在挫折中退却，或是在断层中改向，或是在悲壮中诀别。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前面两种象征的例子，谭嗣同则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表现的事实。正是谭嗣同的这第三种表现激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中，“士”受到惩罚的不乏其人，虽然嵇康临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世说新语·雅量》），虽然李贽在狱中自尽时有那“七十老翁何所求”（袁中道：《李温陵传》）的自我安慰，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会使人对他们的个人追求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深感哀伤。然而，谭嗣同的追求则达到了超拔和崇高，所以他的死就显得特别悲壮。他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他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2]无不令人感怀万端。血是流了，而且是不断地流，但“法”却顽固地生存着而难以改变。这不能不燃烧起我内心的关切，促使我去探寻其深层的原因，并试图通过这种探寻，为中国近代化的难产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986年，我开始师从张岱年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并有机会赴日本东京大学进行访学。日本这一中国邻邦，这一西方人眼中的远东岛国，这一在一千多年中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学生，它的近代奇迹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抑制不住惊叹之情，从而引发出我的研究兴趣。我把这研究兴趣转到了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上，开始面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们。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们相比，虽然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们的道路也不平坦，也有痛苦的经历，但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如果不把这归于日本的“魔法”和“神力”，就应该对它做出理性的阐释。于是，我开始了这种尝试。

这样，我集中研究的两个对象——中日近代思想和文化——就在我心中相互映照起来，我不愿只就一个而论，我要对它们进行比较性的研究。经过思考并征得尊师张岱年先生的同意，我从大处着眼，选定“中日启蒙思想比较”这一课题，并从小处入手，以严复与福泽谕吉这两位中日近代启蒙思想的代表为具体的解说对象，正式开始了我的博士论文《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的工作。经过紧张的过程，1989年夏我完成了它。

现在，《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作为一部著作正式出版了，我自然感到欣慰，但并不心满意足。这不仅因为本书对中日启蒙思想的总体比较还显得单薄，而且因为对严复与福泽谕吉的具体分析和比较，也不敢说准确无误。损益补正，期待来日，读者谅之。

最后，我要向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诸位先生深表谢意，他们各有示教，使我受益很多。我要特别感谢张岱年先生，先生的指导和教诲令我终生感铭。先生“好学深思，心知其义”的学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将使我终生受用。同时，对河南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的支持和付出的辛劳，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梁启超.谭嗣同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33.

[2]杨廷福.谭嗣同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