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走出颁奖大厅，午后的阳光热烈而醇厚。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陌生的组合词：午后青春。古人言：人过四十天过午。可我总觉得，对于四十七岁的我而言，前面还会有一段更美好的青春岁月在等着我。我会努力前行，去拥抱那段注定会更加精彩的午后青春。
午后青春
往事，从记忆之外说起
因为喜获“金苹果”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回忆人生的机会。一般情况下，这种回忆都发生在你已有资格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刻。对我而言，显然资历尚浅，人生还有太多的未知。好在，这种回忆据说主要是为了给关注和热爱文学艺术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人们，做一个参考和借鉴，有些励志的性质。既然如此，就欣然领命了。
泡上一杯淡茶，开始回忆。四十七年的人生过往，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从何说起呢？还是从最遥远处一段记忆之外的往事说起吧。
1971年春节，在辽宁海城的一个村子里，几十位村民把一间农舍塞得满满当当。屋子里容不下这么多人，一些人就站在门外面窗前头，袖着手踮着脚抻着脖子往屋里看，看不见的，就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屋子里的大炕上，站着一个三岁大小的小男孩。小男孩身上套着一件大人穿的棉坎肩，神气十足地连说带唱带比画，表演的正是当年最火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唱。小男孩唱罢，掌声四起，甚至还有人大声叫好，要求再来一段。不想小男孩竟然架子不小，死活不给面子，甩了棉坎肩，就要下炕。男孩的爷爷赶紧抱起他，本应该抱到院子里，可男孩的爷爷怕外面冷，冻坏了宝贝孙子，从灶台上拽过一个小盆，放到地上。小男孩也是憋得久了，对着小盆撒了好长的一泡尿。
两岁时的我，已显示出作家的深刻与严肃
围观的人们意犹未尽，议论纷纷。有人说：“你看人家这孩子怎么长的，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简直跟个小洋人儿似的！”
还有人说：“这孩子，简直就是个神童啊。将来准得有大出息！”
那个被村民们惊为“神童”的男孩就是我。当然，这件事和这番场景，都是后来由家里的一干大人们讲述给我的，而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查无存档。第一个跟我说起这件往事的人，应该是我的母亲，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当时自己的反应很淡然，只是有些好奇地反问了一句：“真的吗？”
后来长大一些了，又从家里的亲戚朋友嘴里听过类似的说法，似乎那段表演唱是我那个时候的“保留节目”，不只在海城表演过，还在其他地点和其他时间“演出”过。不过，后来我却对这些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有一次我在无意当中，在电视里看到了由童祥苓主演的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其中“打虎上山”一段戏，不但唱词又急又长，而且唱念做打、高踢腿、旋风脚，样样齐全。一个三岁大的小屁孩怎么可能表演得了呢？再有人提起此事的时候，我就用这话反驳他们。不想，长辈们告诉我说，当时我的确无法完成那些高难度的武生动作，因为我根本都没看过那部电影，甚至也没有大人专门教过我，我只是跟着收音机听得次数多了，模仿唱词唱腔。至于动作嘛，也只是撩撩衣襟，一只手掐掐腰，另一只手比画比画，做做样子。不过，当时我虽然咿咿呀呀，人小气短，但的确能够把大段的唱词唱腔模仿下来，而且绝不荒腔走板，不会丢词忘词，令许多大人自愧不如。
据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还会表演“打虎上山”
我依然将信将疑。即使真如大人们所说，那也称得上“神奇”了。当时我还没上过幼儿园，也没背过什么古诗词，别说识字了，连拼音都没学过一个，根本不可能了解和理解唱词的内容和意义，完全靠记忆，死记硬背，就能模仿那样大段的唱词还有那曲里拐弯哼哼呀呀的唱腔，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令我自己无法想象。
直到一年多以前，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才逐渐相信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大伯家的堂兄到大连来办理退休手续（他一直在大连工作，后来才回了老家海城），我开车陪着他跑了跑程序。哥儿俩闲聊的时候，他又提起了这段往事。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当我依例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就笑了，说：“这有什么可怀疑的？虽然没有录音录像，但是村子里好多人都看见了，轰动得很呢。前几年我回村子里一趟，还有人提起这件事呢！”
我没有再说什么。从三岁之后，我再没有回过海城。既然几十年之后依然还有人提起这事，我也只能相信，它的确发生过，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我现在看来，其实那个“传说”到了如今，也只能说明两件事，其一，我的记忆能力不错；其二，我五音俱全，唱歌唱戏还算好听。对这两件事，我尚能认领，而对当年人们有关“将来有大出息”的预测，我则深感惭愧。
如今，穿越剧流行。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回到从前的海城，亲眼看看那个演唱“打虎上山”的小男孩，该有多好。现在的孩子们，从小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有视频、照片做记录，貌似很幸福，可以在成年之后，随时回放自己的童年，但在我看来，他们也失去了人生很有意味的一些东西，比如，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因为视频和照片都太写实了，太不容置疑了，既没有了记忆的纵深，也没有了岁月的侵蚀。所有的往事都如同发生在一分钟之前，而一分钟之前的事情无需任何想象。
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写一篇小说，叫作《我想抱抱小时候的我》。时空的穿越现在还只是幻想，但我的这个愿望却一定会实现。因为如今的我，是一名作家，人生最大的偏得，是手里多了一支笔，一支可以穿越时空描绘人心的笔。
我的“小黑”是个悲剧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从多大开始拥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基本上是从四岁以后，才拥有了一些虽然不够完整但已足够清晰的存档。
1974年的全家福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四岁。在弟弟出生不久，我们便跟着母亲走“五七道路”，下乡到了庄河横道河子大队横道河子小队。那个地方当时号称是庄河乃至于整个大连最穷困的地方之一，山多石头多，土层很薄，大部分土地只适合种植玉米，而且产量有限。据说当时的一个工分只值八分钱。我相信，那段岁月对于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乡背井寄居在村民家中的母亲，和为了保留妻儿返城的希望而独自留守在大连的父亲来说，都是苦不堪言、不堪回首的。而对于年幼无知的我来说，则是乐趣大于苦难。
对于那段生活，我只保有一些记忆片段。比如说，村边有一条小河，在一个河湾处，有一棵倾斜的柳树，整个树冠都倒向小河，为河面撑起一大片阴凉。我时常会在阳光最炽热的午后，一个人跑到那里，在水里找一块平整的石头，把头枕在上面，伸开四肢躺在河水里，把身体交给河水，让自己变成一棵小小的水草，随着缓缓流动的河水轻轻舞动。有时候，我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只是细细地感觉河水对身体的抚摸和摆动；有时候，我会睁开眼睛，透过晃动的枝叶，看着天空，任自己的小脑袋天马行空，胡思乱想。那种感觉是我至今也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而几年以后，在语文课堂上，当老师让我们“放飞思想”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大都如坠迷雾，听不懂老师在说些什么。只有我心领神会，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了，躺在小河里的情景和感受。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只叫“小黑”的母鸡。当时妈妈养了两只小鸡，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花的。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那只小黑鸡，而且只喜欢小黑鸡，不喜欢那只花鸡。我捉回来的蚂蚱、小鱼、青蛙什么的，从来只喂给小黑吃，小花鸡往前一凑，就会被我无情地赶开，惹得小黑一见到我，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咕咕地叫，而小花鸡只敢远远地看着，可怜巴巴地咕咕叫几声。但奇怪的是，小黑吃了我不少“加餐”，生蛋却少，远不及小花。
后来我们回城，就把两只母鸡也带了回来。因为家里没法养，就放到了姥爷姥姥家里。姥爷姥姥住在春柳河，当时那一带到处都是农田。姥爷姥姥家有一个小院子，养着五六只花母鸡。那些花母鸡个头胖大，个个都是产蛋的高手。我知道鸡们也是分团体的，不同的团体合到一起，即使全部都是母鸡，也一定是要分出“雌雄”的。小黑和小花初来乍到，个头又小，势单力薄，所以我曾经很担心它们受欺负。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个头瘦小的小黑仅靠“一鸡”之力，就降服了所有的胖大母鸡。不久之后，我去姥姥家里，亲眼看见，喂食的时候，是小黑自己大摇大摆地独自享用，其他母鸡只有躲在远处看着的份儿。小黑吃完了，让小花吃。等小花吃完了，那些胖大的花母鸡们才敢凑到食槽前。即便如此，只要小黑一不高兴，冲过去，所有的花母鸡们就会吓得四散逃开。我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偷乐，觉得小黑真是个厉害角色。
可没想到，厉害的小黑很快就厄运临头了。姥爷要过生日了，我听见爸爸妈妈说，他们准备把小黑杀掉，做生日菜。我反对无果。去给姥爷过生日那天，我假装肚子疼，死活不肯去。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傍晚，他们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些菜。我说肚子还疼，连看都没有看，因为我害怕，会在那只铝制的饭盒里，看见小黑的一只腿或者是一只翅膀。
这是20世纪90年代，在白云雁水拍的全家福
接连好几天，我都高兴不起来。爸爸妈妈真以为我病了。他们大概想不到，刚刚六岁的我会为一只小鸡的死而纠结，或者内疚。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小黑是不是被我害死的？如果不是我那样偏心，那样宠着它，也许它就不会那么厉害那么霸道，也不会因此而丢掉性命了。
长大以后，我再回想起这件事，会觉得自己小时候的确有些奇怪，因为我好像没发现身边周围那些五六岁大的孩子，有谁会为这种事情担忧纠结，甚至内疚自责。再后来，等我的年岁再长一些，我的看法又有了改变。也许，有那样心绪心结的孩子很多，只不过是被大人们无视了而已。作为一个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我的使命之一，就是把那些本不该被大人们无视的、藏在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写出来。
“干部生涯”和一场群架
回城之后，我先在家门口上了一年“抗大班”，然后入了青泥小学，成了一名小学生。
上小学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是有关我的“干部生涯”。我从一年级开始当班干部，先后当过学习委员、班长、中队长。不过说起我的“从政经历”，简直也是三起三落。我从三年级开始当班长，在其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然被先后撤换了两次！被撤职的原因大体一样，因为我调皮捣蛋，不守纪律，不能以身作则；官复原职的理由也差不多，因为接替我的同学好像无法管好班级。
这是上小学时与同学的一张合影。右边的是我
其中一次被撤职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老师们经常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所以下午会不定期地安排一两节自习课。老师不在，自习课的纪律当然得交给我这个班长来监督。结果那天下午，全班同学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只有我和一个男生在教室最后排打闹。正闹得欢，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因为意想不到，直到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我掐着那个男生脖子的手都没来得及松开。
班主任被气坏了，命令我收拾好书包交给她。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又不敢不从。果然，她接过我的书包，就直接从二楼的窗户扔了出去，扔到了操场上。幸亏我事先有所觉察，把书包带系得很牢靠，这才使坠楼的书包不至于被摔得四分五裂。那是记忆中，班主任对我下手最“狠”的一次。后来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提起这事，问我，知道那次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吗？
我摇摇头，心里却想：谁知道你那天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拿我撒气！
老师说，你身为班长，不但没有管好班级的纪律，还带头打闹，这本身就够我气了。可你知道更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吗？是你打闹的地方太危险！
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班主任的气打从哪里来。当时班级后墙上钉着一排钉子，用来挂大家装水杯的袋子，官称谓之“牙缸袋”。那些钉子的高度正好在我们的脑袋那么高。此前老师就叮嘱过，不准在教室后面打闹。而那天老师开会传达的内容之一，就是有一个外校的孩子在后排打闹的时候，把眼睛撞在了钉子上，情形很惨烈，后果很严重。班主任也正是因为听说了这个事故，放心不下，才偷偷跑回教室查看，结果就看见了她委以重任的班长在钉子上弄险。咳，也说不清我是倒霉还是走运，没碰到后墙的钉子上，却撞到了一颗更大的“钉子”上。
我看见书包被扔到了楼下，赶紧跑出去捡回来，生怕弄丢了课本或者是文具，回家再挨家长的一顿责罚。等我捡起书包，满脸大汗地跑回教室里的时候，我的班长职务已经被班主任宣布解除了。“仕途”艰险啊，起落只在你上下一层楼梯的工夫。
第二件事，是上五年级时，发生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架事件。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上下学有家长接，一出校门就做鸟兽散，各回各家。那时候我们上学要到集合点，整好队伍，一起去学校。放学的时候，也要整好队伍，一起去集合点，然后才可以解散回家。至于有人从家到校比到集合点更近更方便的，一律需要由家长跟老师提出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独自上下学。也许是因为当时同学们居住得都比较集中，也许是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组织纪律性都比较强，反正记忆中，还真没有几个人是独自上下学的。那场群架，就发生在一天放学的路上，参加打群架的有两个班级一共四十多个男生，还有个别女生，因为声势太大，甚至都惊动了正在街上值勤的警察大叔。
事情的起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班的放学队伍正好走到大连市场（今天的大连商场）北门附近，同年级三班的队伍走在我们后面，两支队伍首尾相接。我们班级走在最后的是一个女生，又瘦又小，因为脾气有些古怪，再加上平时个人卫生状况不佳，在班级里属于没朋友没地位，被忽视甚至被捉弄被欺负的一个。而走在她后面的，则是三班的几个调皮的大个子男生。事情最初发生的细节我没看到，但我可以肯定，那个女生脾气再古怪，也不会主动去招惹身后的几个大个子男生。等我发现有状况的时候，只看见那几个大个子男生把那个女生围在中间，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搡去。当时我处于班长一职的在任期间，走在队伍外边。我冲过去把女生拉出来，回头跟那几个男生理论，不想他们竟然很蛮横，比量着要对付我。我火了，一声吆喝，班里走在前面的男生们听见了，立刻回头，而三班的男生也很快聚拢过来。一群十一二岁、精力过剩到连狗都嫌的小子们在一起讲理，讲了没几句就讲不下去了，说不清楚是哪一方的哪个人先动了手，两个班级加在一起，有四十多个男生瞬间就撕打在一起，拳脚相向，书包乱抡，场面十分火爆。
混战的场面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这场群架就分出了胜负。三班的班长是个女生，遇到这种事情显然无法起到我这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别看是小孩子打架，也别看场面混乱，但事实上，就像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一团乱糟糟，毫无头绪，其实绝对是有规律有秩序的。三班的女班长一开始试图拉架，但很快就识趣地和大多数女生一起，躲开了。打架的核心人物其实是他们班那个瘦瘦高高的体委。我瞅空摘下背在肩上的书包，紧好了书包带，正抡得兴起，我们班的体委凑过来，很用力地拽了我一把，朝着对方的体委指了指。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跟着他冲过去，两个人左右夹击，只几下子，就把那个体委打得招架不住，转身就躲。我们俩跟过去穷追猛打，那家伙又抵抗了几下，无奈双拳难敌四手，想招呼帮手，帮手们都在各自为战，无人理睬，他只能落荒而逃。这一下，对方顿时军心涣散，斗志全无，有几个人转身跟着体委逃跑，结果整条战线瞬间崩溃。
眼见对方败逃，我们兴奋得嗷嗷直叫，穷追不舍。逃跑和追打的双方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惹得行人纷纷躲闪、抱怨甚至咒骂。我们途经的地方，都是当时大连最热闹最繁华的街道，所以很快就惊动了几个在街上值勤的警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追在一个穿黄衣服的男生身后，正追得起劲，迎面过来一个警察，张开双手想拦住我，结果被我从他的腋下一钻而过。
对方一开始还是几个人一伙一起跑，后来就彻底做鸟兽散，各自玩命地往自己的家里逃。而我们也就各自盯住一个目标，分头去追。我们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追得太忘形，有几个人都把人家撵进楼门洞了，还不依不饶，结果就忘了一件事，那时候的孩子，大都不是独生子，家里常常有哥哥姐姐。我们在人家楼门前大呼小叫，拍墙踹门。真把人家叫出来了，才发现人家身后还跟着一个满脸杀气的大哥或者大姐，只得调整角色落荒而逃。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问我：“脸怎么了？”
我莫名其妙，跑到镜子前一看，脸上破了一个小口子，还流了一点儿血，已经结了血痂。回想一下，应该是傍晚打架的时候挂的彩，竟然一直不觉得疼。
母亲还想追问，被父亲拦住了。我觉得父亲已经猜到，那是打架挂的彩。对这种事情，父亲曾经明确对我们兄弟俩表过态：不准欺负别人，但也绝不能让别人欺负。跟别人有了矛盾起了摩擦，自己想办法解决。除非对方有家长介入，或者年龄比我们大很多，以大欺小，否则就算我们被人欺负了，他也不会管。所以，小时候我在外面打架，无论是吃亏还是占便宜，都不会跟父亲说，更不指望着他能出面帮我。
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脸上的伤口火燎燎地疼，也才开始想到这件事的后果。父亲不会过问，但想瞒住老师恐怕很难，毕竟这一架，全班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参与了，全班所有的女生都旁观了，傻子才指望老师会不知道呢。既然如此，与其等着老师问到头上，还不如自己主动汇报。想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心倒安定下来了。可能是打架的时候太卖力气，那一晚我竟然睡得又香又甜，做的两个梦中自己也都威风八面，孔武有力，如同天神一般。
第二天一到校，我就把打架的事情跟班主任说了。班主任受惊不小，赶紧跟三班的班主任通了气。那天早晨，两个班的班主任都像门神似的站在教室门口，每进来一个男生，就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检查一番，然后才放进教室，直到全班同学都进了教室，这才敢松口气。可笑的是，三班那个带头打架的体委，在被老师问到头上的情况下，竟然还一口否认，想蒙混过关。
用班主任老师的话说，我们这些臭小子们运气不错，一场有几十号人参与场面火爆的群架，竟然只有不到十个人受了点儿小伤，挂了点儿小彩。既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两个班主任一商量，很快就拿出了处理方案。当天下午，先由三班的班长带着包括体委在内的几个男生，到我们班认错道歉，然后由我带着几个参与打架的男生去三班道歉。我一脸不服气。班主任看出来了，说，怎么回事？觉得自己挺有理呗？
我说，是他们先欺负人，还是男生欺负女生，我们凭什么道歉？
班主任说，你是班长，班长带头打架，你还挺有道理，是不是？他们欺负人？你们平时还少欺负人了？
我有些心虚，不过嘴还硬，说，那是两回事！
班主任一拧眉毛，说，两回事？你的意思是说，班里的同学，你欺负就行，别班的人欺负就不行呗？
我不服气，觉得班主任说的分明是歪理，可一时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歪的，再看看班主任阴沉的脸，只好把不服气都吞进肚子里，不敢再说什么了。我那时候虽然调皮，但还算是识时务。
小学毕业，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大连第二十四中学。那时候初中也分重点和非重点，二十四中还有初中部，而且是全区统招。青泥小学有三百多名毕业生，只有五个人考上了二十四中，录取比例超过六十分之一。
毕业考试之后，班主任老师邀请了几个同学到她家里做客，其中有我一个。老师说，你们几个是班级里我最喜欢的学生。
别人都一脸自豪，只有我有点儿小意外。班主任看我一眼，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厉害了，而且，有时候不太讲理？
我突然聪明了一下，眨巴了一下眼睛，没吭声。
老师说，我不跟你讲理，是因为你这个小孩太聪明，有时候就聪明得让人烦。要是真跟你讲理，万一没讲过你，让你觉得自己占了理，那还了得？而且，有些道理，现在跟你讲也讲不通，得等你长大以后才能明白。
老师的这番话，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好一会儿。现在回头再看，我其实真的很走运，念了十几年书，遇到的都是些好老师。
意义非凡的暑假
我在声名赫赫的二十四中度过了初中和高中。在回想和书写这段经历的时候，正好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壁花少年》，颇有感慨。《壁花少年》的主人公在高中时代所经历的，是一段充满了风险、挑战和迷茫的人生。相形之下，我在二十四中所度过的时光，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青春的躁动和迷茫，但那些躁动和迷茫却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摁在了水底。当你回头望去，目光所及，你能看到的似乎只有平静的安静的，甚至是波澜不惊无声无息的水面。《壁花少年》所展现的，是一个少年精神的蜕变与成长，而我的中学时代，似乎只有一个主题：功课只有一个目标：高考。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成了不可动摇的主题，而成长却成了一个无关紧要可以任其自生自发的附属物和衍生品。所以，尽管中学时代离现在的我要更近一些，记忆也应该更清晰，但回头望去，却似乎不及小学时代那样生动鲜活，充满了生命力。打开记忆的大门，扑面而来的，好像只有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考卷。
这是我上高中时拍的照片
我是带着自豪和自信迈进二十四中的，但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课，除了班主任老师，我们甚至连其他任何一位课任老师的面还不曾见到，就迎面遭遇了一张试卷：新生摸底考试。成绩公布之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全班四十个人，我竟然考了个二十五名！而在整个小学时代，凡是有排名的考试，我从来没有跌出过前三名。对我而言，考第一名是正常发挥，考第二名属于情理之中，考第三名就有点儿引人侧目、令人担忧了。而这一次，我竟然考了个二十五名！
我花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终于适应了自己在这个新学校新班级里的新位置。整个中学时代，尽管我自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但十名左右的排名似乎已经是我的专属位置了。最好的名次是初升高的中考，我考了全班第五名。当时二十四中高中部为本校初中生所划定的录取分数线是550分，我考了609分。
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凡的事情：我创作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
尽管以不错的成绩如愿留在了二十四中，但是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却过得有些无聊。因为我们家搬进了新家，那个新建的小区离几个要好的同学家都比较远，再加上那个夏天似乎格外炎热，所以整个假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只能待在家里。于是，我用那个无处可去的假期做了三件事：读书，写小说，学习做饭。
先说第一件事：读书。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是指读课外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这跟我们家里的氛围有关系。父亲是大学老师，每天晚上需要备课。母亲是工程师，虽然不必像父亲那样每天都要坐在书桌前，但翻图纸画图纸整理数据也是经常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两个人都需要工作，就只能有一个人占用书桌，另一个人则要坐在小凳子上，以床当桌。所以，我们家晚饭后到睡觉前的这段时间，一般都是很安静的，不会有嘻嘻哈哈的闲聊，更不会有玩牌、喝酒那样的喧哗。我的作业一般都在学校就写完了，这时候，就喜欢捧着一本书，倚墙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或者是早早地爬到双层床上面自己的床上，静悄悄地读。不过，这种读书是我的一种自发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天性，父母并没有刻意地引导，更没有具体地辅导过我的阅读，甚至连过问的时候都很少，他们只是为我的这种天性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但那时候可以读到的课外书比较少，家长也不可能花钱给你买什么课外书。我读的书主要靠借，跟同学借老师借，亲戚朋友借，不挑不拣，借到什么读什么。我十一岁时，读到了一套残缺的《红楼梦》，里面有许多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词典。但有些字很奇怪，明明是个字，可字典词典里都查不到。
有一次，我读到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字“肏”。我查了手边所有字典词典，都查无此字。于是，我就去找父亲，指着这个字问他。不想，他立马黑了脸，呵斥了我一声，又觉得不妥，就放缓了语气，说，这个字，我现在说了你也不懂，你也不要去问别人，等你长大自然就懂了。
父亲的态度和回答让我一度很好奇，但我还是忍住了，没去问别人。不过很快，我对这个字的好奇劲就过去了。再过一段时间，连这件事情都忘在脑后了。事过十多年之后，我有机会重读《红楼梦》，看到相关章节，这才想起这件事，不觉暗自好笑。
我喜欢读书，但最喜欢的事情还是玩。当这两件事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读书。小学时候所谓的玩，就是满街疯跑，推铁圈、捉迷藏、抓特务，玩什么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宣泄那些过剩的精力。中学以后的玩，就是跟同学聊聊天，偶尔去逛逛书店，打打球，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宣泄精力了，因为也实在没有那么多剩余的精力了，只是为了调节一下紧张而乏味的学习生活。到这时候，读书的地位似乎慢慢前移了，提高了，成了空余时间的首选。
那个暑假我读了许多书。绝大部分书都是父亲从他任教的大学的图书馆里借来的。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往往一天一夜的工夫就看完了，所以父亲借书还书的频率也很高。父亲有些怀疑，怀疑我并没有好好地读那些书，我也不解释，因为我知道，父亲迟早会找个机会验证一下他的怀疑。这是学理工科又教理工科的人的一个习惯，甚至是嗜好。
果然，一次，我让父亲还书再借的时候，父亲随手从要还的书里抽出一本，我记得很清楚，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父亲张嘴想说什么，我抢先说，你问吧。父亲有点儿意外，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说，你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都读过了。父亲忍不住笑了，但还是打开书，随机问起来。我对答如流，而且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父亲不禁频频点头。
那次之后，父亲再没有追问过我是否认真读了，而是想办法又办了一张借阅证，这样每次可以借六本书回来。那个暑假，我以为是自己这辈子读书最多的一段时间了，那时候我还想不到，三年之后，我将拥有一段更漫长的读书时光。不过，那段时光太过漫长了，漫长到让我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第二件事，是写了一篇小说。其实，自己动笔写一篇小说的念头由来已久，并非是在那个漫长而空闲的暑假临时生发出来的。早在上初中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就尝试着写点儿作文作业之外的文字。我写了一篇两百字左右的谜语故事，发表在大名鼎鼎的《故事会》上（可惜，年头太久了，我已找不到样刊了），得到了八元钱的稿费。要知道，当时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一个月才挣五十六元钱。八元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父母亲特别恩准，我可以全权支配那笔钱。那八元钱是怎么花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唯一遗憾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刚刚上初中，原来小学的同学不常见面了，而新同学又不是很熟悉，所以如此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却没有机会好好地“展样”一下。
我从小就是个自信心比较强的小孩，很少觉得有什么事什么人是高不可攀的，书读得多了以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写点儿什么，只是平时忙于学业，忙于玩，没有机会真正动笔。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而那个暑假里读的那些书，也像是一些养料，刺激和滋养了那个一直埋在心里的念头。
我记得，我是在暑假开始之后的十几天动笔的，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十几天，写成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说。之后，我又修改了一下，最后用每页三百四十字的稿纸抄出来。
决定投给谁的时候，我小小地踌躇了一下。当时我读过的文学月刊不少。最后我还是决定投给大连本市的《海燕》杂志社。倒不是因为觉得在《海燕》上发表更容易，当时《海燕》正处于黄金期，发行量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就算对成年的成名的作家作者们来说，发稿也并非易事。我决定投给《海燕》是觉得，即使没有发表的可能，至少我可以借此机会结识一两位编辑，可以就小说的创作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高中开学的前三天，我把小说寄了出去。
那个暑假我做的第三件事，是学习做饭。在那个年代，男生学习做饭还算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不过，我做这件事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父亲在高校工作，不坐班，母亲在工厂工作，单位离家又比较远，每天下班挤公交车回到家里，经常得到晚上六点甚至更晚，所以，我们家父亲做饭的时候并不少见。而那个暑假，母亲设计的生产线要大修，父亲学校里有科研任务，两个人都很忙，晚上回来得都很晚，我和弟弟两个人闲待在家里，每天等着一身疲惫的父母亲回家给我们做饭。这样过了两天，我就决定自己学着做饭，为父母亲分担一点儿负担。
做饭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对有些人来说很容易。而我显然属于后者。我学习做饭的出发点是为了减轻一点儿父母的负担，但真正开始学习做饭之后，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件挺有乐趣的事情。在把米饭烧煳了一次、把菜炒咸了两次之后，我就开始体会到了这种乐趣。
回想起来，那个暑假对我意义重大。在暑假里所做的三件事，几乎都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读书和写小说，在当时只是一种爱好，但是没想到，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竟然成了我的职业、我的事业。而做饭这件事，不但让我体验到了一种生活乐趣，还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那就是，最好吃的饭其实是自己做的，别人做的饭，即使再美味，也吃不出自己的味道。
《海燕》最年轻的小说作者
高一开学，生活重回轨道，每天上学放学，两点一线。
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说，白天有人给他打电话，自称是《海燕》杂志社的编辑，他说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小说，想见见我，并且希望父亲能陪着我一起去一趟编辑部。我愣了一下神。父亲问我，你给他们投稿了？我点点头。父亲有点儿意外，你什么时候写的？我说，暑假呀。在家里闲着没事。母亲很兴奋，说，是不是准备给你发表了？父亲却疑问，为什么让家长陪着呢？你又不是小孩子了。我也猜不透这位编辑的用意。我之所以留了父亲的联系方式，一是因为家里没有电话，通信也不方便；二是因为不想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这件事。
周三的下午，我跟老师请了假，跟父亲一起去了《海燕》编辑部。当时编辑部的地址在中山区的南山路8-20号。后来编辑部搬迁，这里成了大连团市委的办公地点。而我也在若干年后，成为了大连团市委系统的一名员工。有时候，缘分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管是跟一个人，还是一幢建筑。
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的感觉很好。很旧的油漆脱落的地板、楼梯，随处堆放的刊物、信封、纸张，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纸香，还有一种经年累月的发霉的味道。这跟我的想象很契合。
那位编辑姓王，叫王传珍，修长的身材，儒雅温和，说话不紧不慢。他主动说明了叫我父亲陪我一起来的原因和目的，是因为我的小说写得不错，文学感觉很好，他觉得应该让家长知道。如果我愿意，未来我可以从事写作，并且以此为生。父亲只是笑笑，说，谢谢王老师，将来他想写作或者干别的什么，这还得他自己选择，您放心，我不会过分干预。
王传珍老师给我提出了小说的修改意见，认为删改成一个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发表的机率会更大一些。我请他给我一点儿具体的修改意见。他想了想，然后说，你现在的叙述是一个纵向的结构，如果你把它切开，用一个横断面来表现，删改起来会比较容易，你要说的东西要讲的故事也依然可以说明白、讲明白。我点点头，说，我明白了。王老师却有些担心，真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他就笑，说，那就改改看吧，我给许多作者提修改意见的时候，他们都说听明白了，可改回来我一看，他们根本就没听明白。我不以为然，强调说，我听明白了。
从编辑部出来，父亲问，你写了个什么东西？我说，就是随便写写的。父亲就笑，说，你小子，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随便写写，就能让编辑这么重视，连我都给叫来了，生怕我这个学理工的老爸，耽误了你将来当作家。我说，真是随便写写的。父亲说，等回家给我看看。我说，等发表出来你再看吧。父亲说，这么有信心？你敢保证你改完了，人家就能满意就能给你发表了？我说，应该行，没问题。父亲就笑了，说，这才谦虚了几分钟，就露出本来面目了。
我用了一周的课余时间，把稿子改好了。拿给王老师，他很惊讶，改好了？这么快？我没吭声，心里想，很快吗？你要是知道，我每天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来修改稿子，说不定会认为我不认真对待呢。
几天之后，王老师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说，我的稿子改得很好，不仅仅是改结构缩篇幅，稿子的整体质量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王老师显然很高兴，以至于在电话里又提到了将来我可以选择当作家这个话题。
转过年来的4月份，我的小说处女作《世界多美丽》在《海燕》上发表了，我也借此成为当时《海燕》刊史上最年轻的小说作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海燕》是每逢月初出版的，午休时，我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报亭上看到了自己的处女作。我买了两本杂志，一本带回家，一本送给了班主任。送给班主任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给她一个解释。因为从小说被留用到刊登出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几次杂志社举办的文学讲座和活动，跟班主任请假的时候，她虽然准了假，但显然有些疑惑。当时她没有追问，而我也没法解释得太多，有了这本杂志和这篇小说，就算是为那几次请假做了一个交代。
那篇小说的发表，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学创作给人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班主任看了那篇小说，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学校。一天中午，一向面色严厉的教导主任看见我，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小伙子，小说我看了，校长也看了，写得不错！我们两个人简单回顾了一下，在我们学校历史上，在校生发表小说的，你应该是第一个！你为学校争了光！
我的处女作在同学们当中，也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据同学说，有不少外班的和高年级的同学特意跑到我们班的教室里，来看看我长的什么样。
因为在小说的后面有简单的作者介绍，小说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收到了五十多封读者来信，南至广州，北至双鸭山。其中大多数是同龄人，而同龄人中，又是女生居多。不少女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
有趣的是，因为我经常收到信件，所以班上的同学养成了一个习惯，路过传达室的时候，只要看见有刘东的信件，就帮我带回来。不想高二年级竟然有个女生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有一次我把同学帮我收回来的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刘东姐，你好。我立刻意识到，是错拆了别人的信件。有同学劝我，把信丢了得了，我觉得不好，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把信还给了高二的那个女生。
那篇处女作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不过也让老师和家长有了一点儿担忧。父母亲专门跟我谈过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提醒我，不要被发表的一篇小说冲昏了头脑，还是要抓紧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想写小说想当作家，那也得是上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以后的事情。而班主任虽然没有专门找我谈过话，但也婉转地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其实他们有点儿多虑了。我小时候虽然很顽皮很淘气，还有些骄傲和自负，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主见，但总的来说，还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对师长们的意见还是比较尊重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写那篇小说，完全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不会因此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更不会因此就荒疏了自己在二十四中几年寒窗苦读才打下的学业基础。
在余下的高中时光，我的绝大部分精力依然投入在学业上，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甚至连读文学作品的时间都寥寥无几。这件事现在说起来简单，但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着实需要一点儿自制力的。后来我跟许多喜爱文学创作的朋友说起过，我说，文学创作不同于一般的兴趣爱好，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作、职业，说得夸张一点儿，它有点儿像毒品，一旦接触到了，沾染上了，就会上瘾，而且很难彻底戒除；即使迫于某种原因，你暂时放弃了远离了，但一旦条件合适了允许了，你会很容易地重新把自己投入其中。这时候，它往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更会变成你的一种心理需求，一种感情寄托，一种精神追求。
人生的两出悲剧
就在我成功地抑制住自己对文学的喜爱、投入和追逐，全身心地准备高考，准备迎接自己人生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的时候，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记得我当时已经填报了志愿，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一所高校，其中一些热门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完全可以与清华、北大等几所国内顶级的名校比肩。我对自己的成绩很有信心。可就在高考前夕，我突然被一场大病击倒了。当同学们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却躺在医院里，接受全面的检查，吉凶未卜；当同学们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准备开始人生新里程的时候，我却要面对恶疾，与之展开一场不知何时才能终了、更不知道最终谁输谁赢的生死缠斗。
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人生有两出最大的悲剧，一出叫作踌躇满志，一出叫作心灰意冷。”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为我而说的。在此后的许多年，我都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不知情的人可能认为年轻的我是在矫情，他们无法想象我曾经用生命去理解和体验过这句话。那一年，我从一出悲剧跌入到另一出悲剧，而且中间的过渡方式就像是一场交睫之间的自由落体：无法预测，无法选择，无法控制，只有坠落，坠落。
其后，我一共在医院里在家里休养了三年。这三年间，我的病好好坏坏，时轻时重。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算自己还可以再活上十几年二十几年，恐怕也得一直与这顽疾为伍，直到生命的终点，我才有机会彻底摆脱它。
支撑我走过那段人生沼泽的，除了父母和亲人们的爱，还有文学。医生要求我绝对卧床，躺在病床上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在病情平稳一些的时候，我还可以坐在书桌前，写一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时间被严格控制着，一次不能坐得太久。那三年间，我读了多少本书，我没有认真统计过。我只知道，到后来，父亲用两张借书证从单位的图书馆一次借回六本书，其中往往有两本甚至三本是我看过的。到最后，文学类的书籍我几乎都看过了，就开始借一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等人文社科类，甚至一些不太艰涩的专业书籍。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急于开始创作，而是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可以说，我真正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始于那篇小说处女作，而是始于那段不曾创作的读书时光。三年的时光，不但休养了我的身体，更滋养了我的文学世界。
这期间，有一次，有上大学的同学来探望我，他很惊诧于我的精神面貌。后来他告诉我，在他的想象当中，一向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我，在经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即使没有陷入绝望，也会像被剪掉了翅膀的鸟一样的虚弱、痛苦、悲观、颓废。但出乎他的意料，我的样子不像是受困于病床上，而像是跟他一样，刚刚从充满了生命活力和青春朝气的校园里回来的。其实回想起来，那三年时光，躺在病床上的我，也许并不比那些走进大学的同学们收获得少，某种程度上，甚至收获更多。他们学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我得到的，是对生活对生命的追问和理解。他们得到了某种生存的途径，而我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除了文学，疾病本身其实也赋予了我许多。我永远忘不了，在医院里，在我的心情最灰暗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生命是如何从这个世界上、从我的身边悄然逝去的。那天晚上，我听说一个同龄病友病危的消息。我悄悄来到抢救室门外。我也不知道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和目的。走廊的灯光很昏暗，医生、护士还有家属都在屋子里面，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外的椅子上。我只是坐着，好像什么也想不了，更做不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里面传出了哭声。我愣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慢慢地走回病房。那一夜我没有合眼，我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在纸上写了一句话：生命如此短暂如此脆弱，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痛苦去绝望。也许，我们穷尽一生所能做的，也只是让生命变得稍微强大一点儿。
这是养病期间，在家里的阳台上拍的，眼神有些迷茫，但目光里显然已经有些内容了
有人说，疾病是一种造就作家的可行的方法，因为疾病会强迫你停下赶路的脚步，会逼迫你拿出时间去思考；而养成思考的习惯，则是一个人成为作家的重要前提。
可是，没有人会自愿选择厄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可以选择，我也绝不会选择那场病，即使它可以让我明白再多，得到再多。但是，当厄运选择了你的时候，你该做的你能做的，只能是死死地抱住它用来践踏你的那条腿，把那条腿当成一根救命的稻草，不让自己滑落深渊。你无暇去擦眼泪，更不能指望别人来拯救你。你只能自救，只能拼尽全力，让自己能多撑一会儿，再多撑一会儿，让厄运在你彻底坠落之前，早一秒钟退去。
那个时期，以前从来不写诗的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作《独行》。后来我把那首诗寄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节目。当时那个节目非常火，影响力非常大，里面设置了一些很受欢迎的文学版块。没想到，短短两周之后，那首诗就由著名的播音艺术家雅坤老师亲自朗诵播出了。从艺术上讲，那首诗很稚嫩，但却是我那段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没有人能告诉你，究竟为什么
你要独行在这条路的最深处
风，只从你期待的前方吹过
雨，总在你记忆的身后飘落
这条路上，没有承诺
承诺对你，只是一个无从考证的传说
传说里有一座用光和影打造的殿堂
殿堂里供奉着一段不再流淌的时光
而你已抛却了所有绝望与幻想
只专注于自己生命的方向
左边，坍塌了一架坚定的山
右边，升腾起一片浮躁的海
头上，有天使在轻盈舞蹈
脚下，有魔鬼在低沉歌唱
可所有这一切
都无法将你阻挡
只要一息尚存
你就依然会走在你的路上
……
是谁
是谁带着那满身累累的创伤
和一只破旧的行囊
更有一颗盛装的心
等你在远方
说来也很神奇，三年之后，我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而医生并没有给我使用什么新的治疗手段，或者什么特效药。用一位医生的话说，或许不是医生或者药物治愈了我，而是我自己治愈了自己，用民间的说法，是“长破”了。这种事例他见过许多。
倚笔而立
摆脱了病床，重新走出了家门的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尽快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虽然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至少多养我几年没有任何问题，父母亲也从未给过我任何压力，但是我不想那样。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多岁了，既然我已经结束了卧床，就更没有理由还躺在父母身上。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认识里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观点，那就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独立性。思想上、观念上、感情上，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上，都要独立。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经济的独立上。我无法想象，一个靠别人养活的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这种想法或许有些偏激，但在我，却是真实而强烈的。
我重新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但意外的是，读了那么多书，又经历了六年大悲大喜的人生，我的创作之路却远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顺利。其间我也陆续地发表了一些小说，但想以此为生来养活自己，却显得很不现实。但让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面对这样有些残酷的现实，我却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沮丧，也没有动摇继续写下去的决心。那个阶段，不断地投稿、不断地退稿，成了我生活中的主旋律。父母亲见我写得辛苦，曾经劝过我放弃，但我不为所动。家里人也曾经想帮我介绍工作，甚至连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都很热情地要帮助我，都被我一一谢绝了，不为别的，只因为那些工作可能让我无法继续写作。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改变。那个阶段，我尝试着做过一些工作。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接电话、出货单。那个工作薪金微薄，但可以让我有自己的空余时间，就算不能写，也可以静静地思考。后来我还做过热水器推销、杂志发行等很多种工作。这期间我发现了一种更合适我、更能够发挥我的特长，又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写各种非文学类的稿件，在报纸杂志上开设专栏。还有一件更有乐趣的事情，就是参加各种征文。
大病初愈之后，第一次骑车，也预示着我重新回到了路上
我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尽管因为身体的原因，那几年几乎与运动绝缘，无法身体力行，却并没有妨碍我对体育运动的喜爱。电视里每逢有体育节目转播，不管是足篮排，还是拳击、武术、乒乓、网球、台球，我都会看。而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足球。那些年，正赶上大连足球的黄金时期，大连的媒体对足球的关注度也空前高涨。有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发现几个人拿着一份报纸，在议论头一天的联赛。我要过来看了一眼，是大连出版的《足球周报》。
随后，我写了两篇关于足球的文章，寄给了《足球周报》，但都石沉大海。因为体育评论文章不同于文学作品，时效性很强，投稿也无需等很长时间才知道结果，如果你评点了第三轮比赛，第四轮比赛前还没有刊登出来，就意味着你的投稿已经失败了。
我认真地翻看了报纸，对照自己的文章，并不觉得自己的水平比报纸上刊登出来的差。于是，我改变方法，改投寄为上门送稿。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足球周报》编辑部时的情形。那时候，编辑部还在世纪街的旧址。我去的时候，办公室里有几个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低头看稿子，我谁也不认识，也没人搭理我。我傻站了几秒钟，然后凑近一位编辑，跟他打了招呼。他抬头看看我，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来送稿子的。他“哦”了一声，然后说，我现在很忙，你把稿子先放在这儿吧。
几天之后，那篇稿子见报了，我很兴奋。尽管只是一篇四五百字的小稿子，但却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后来，我投给《足球周报》的稿子，几乎百分百都可以被刊用，有时候，编辑还会为某个话题专门跟我约稿。也就在那时候，我结识了《足球周报》的几位编辑，包括姜末、赵植萍等等。
若干年后，我也当了编辑。对于那些找上门来投稿的作者，我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对他们给予格外的关注。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而言，是需要格外的真诚和勇气的。我在与作者们沟通交谈的时候，也经常鼓励他们，对本地的媒体，有条件的话，可以登门去投稿。编辑是个比较忙乱的职业，每天可能都要面对大量的自然来稿，很难做到每稿必看、每看必复，特别是一些有时效性的稿子，一旦错过了编辑的眼睛，也就错过了发表的机会。另外，如果赶上编辑不是很忙，登门投稿还会让你有与编辑当面沟通的机会，这对你的写作和投稿都大有益处。
随后的几年间，我发稿的范围越来越大，发稿媒体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百字、千字的小稿件，但因为数量比较大，每个月的稿费也足够养活我自己了。与此同时，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热衷参加各种征文活动，赶上我感兴趣的主题，就一定要写上一篇。因为征文活动与一般的发稿还有所不同，除了有发表的喜悦之外，还有一个“比赛”的性质，还有一个要在大量的同类同题稿件中脱颖而出的驱动力。那几年间，我参加征文活动获得的奖品林林总总，小到糖果盘、健身拉力器，大到传呼机、电视机。
记忆中最好玩的，是两次球迷征文。第一次球迷征文，我参加的时候还默默无闻，没几个人认识我。结果我得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一台摩托罗拉数字精英型传呼机。要知道，在当时，那可是最时髦的装备了，引人注目的程度远非你现在拿部苹果手机可比。挤在公交车上，谁的传呼机“BP”一响，所有人都会朝他投去羡慕的眼光。那个传呼机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戴着它，我感觉自己比其他那些拥有传呼机的人都更牛，因为别人的机器都是花钱买的，而我的是写文章赢来的。
第二次参加足球征文，恰逢中国足球的低谷（说起来，中国足球基本上没有什么高光时刻，也就没有什么低谷可言，基本上都坚守在盆地里）。本来我的情绪不高，不想再参与了。后来看了征文的奖品，一等奖是24英寸海信电视。当时家里的电视是18英寸的长城，还没有遥控器，我早想换一台，可父母亲拦阻我，不准我乱花钱。在他们看来，我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挣点儿稿费要好好留着，不能大手大脚。冲着那台电视机，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一旦拋开了心中的不满和怨气，我发现，其实自己仍然是那么关心和热爱中国足球，不管它如何让人失望，让人恨铁不成钢。依从当时自己的真实心态，我写了一篇文章《愿做一粒火种》。
这时候，我在足球评论圈里已经小有名气，在《大连广播电视报》上的足球专栏也开了有几年了。写足球在我来说，可不是就球论球那么简单，足球给了我许多的人生启示。
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一句话：连上帝都无法预判一场足球赛的结果。在我所知道的运动项目中，足球是最容易爆冷的项目之一。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项目。决定输赢的除了实力因素，除了偶然因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否能够扬己所长，避己所短。就算对手的整体实力比你强，这种强势也不太可能是绝对全面的。与强大的对手相比，你总会有自己的长处。足球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往往就是因为处于整体弱势的一方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己的长处。比如，2004年欧洲杯上的“希腊神话”。论综合实力，那一支希腊队最多算是二流球队，绝对无法在强者如云的欧洲足坛登顶，他们所依靠的，就是自己强壮的身体、顽强的防守和简单实用的高举高打，并且在实战中把自己的这些强项都发挥到了极致。一个载入足坛史册的“神话”，其实就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集中爆发点。所谓“一招鲜，吃遍天”，足球如此，人生也不过如此。人生的输赢成败，往往也不在于你有多么强大，而在于你是否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强项所在，并且把它们真正发挥出来。
几个月后，征文结束了。一天下午，电视报的编辑打电话给我，张嘴就说，你请客吧！我莫名其妙。她说，你的征文得了一等奖，得了一台大彩电，还不得请客呀！我就笑了，说，那我就请你看彩电吧。
当时快到年底了，我一直把这件事藏着，没告诉家里人，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发奖那天，看见一位熟悉的足球记者，他是征文的评委之一。他笑着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当时一看见你的名字，就想，嗯，这次坚决不能再让他得大奖了，明明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参与者，翻来覆去地总让他得奖，弄得我们的活动好像只有这几个人在自娱自乐似的。可等看完了文章，没办法，还得投你的票，不然实在是不公平。
高高兴兴地领了电视机，往家里拉的时候，却让我有些犯愁。电视机包装箱实在有些大，一般的出租车后备厢放不下，后排座位也塞不下。站在发奖的酒店门前犯愁的时候，看见一辆半截小货车停在不远处，司机还在车上，我过去跟司机打招呼，试探着问他能不能帮我跑一趟，收费怎么收法。没想到，他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说他家也住在白云新村，就不收我的费用了，权当帮邻居一个忙。
一番周折之后，电视机拉回家，全家人都很兴奋。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电视打开了，竟然是坏的，看不了。我打电话给主办方的联系人，还把人家弄得一愣，赶紧给另一个一等奖的得主打电话，结果人家的电视好好的，正看得高兴呢。
把电视拉回电器商场，卖电视的也一愣，说这型号的电视我们已经卖了几百台了，快两年了，连个报修的都没有，更别说有开箱故障的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手气特别好呗。销售员怕我不高兴，赶紧闭上嘴，给我换了一台，又附送了一点儿小礼物作为补偿。
关于“运气”
说来也有意思，我这人从来不迷信，但是对自己的所谓“手气”“运气”却是彻底地“服气”了。后来我总结了，我这人运气不佳，凡是抽奖之类，完全靠运气的事情，似乎都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也是许多事情反复证明过的。
比如，我在单位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抽奖活动，大大小小一共也得有十几次几十次，有上百个奖项了，按概率（单位一共才几十个人）算，轮也该轮到两次三次了，但是我就是一次也没抽到过，一次也没有，就是这么牛！
那些年，大连流行过一阵刮刮奖，两块钱一张，现场开奖，现场兑奖。有一次，我跟着堂兄（就是前面提到的回大连办退休的那位）去抽奖。那时候我大病初愈，没有工作，根本没闲钱去买彩票，是被堂兄拉出来散心的。堂兄塞给我两百块钱，自己也拿出两百块钱，兄弟两个分头进场。当时的场地是一块标准田径场那么大的空地，一共有几十个摊位。买彩票的人不少，人头攒动，不时有中了大奖小奖的人大呼小叫，惹来一片艳羡的目光。我信心满满，心里想，我有两百块呢，足足可以买一百张彩票，就算中不到大奖，怎么还不中几个五等奖六等奖，把本钱捞回来？
但残酷的现实是，一圈下来，我花光了手里的两百块钱，竟然连一块香皂都没中上！另一边，同样花了两百块钱的堂兄抱着一大堆奖品走过来。看见我两手空空，他都愣了，然后忍不住就笑了，说，我弟弟是干大事的，不稀罕中这些小奖。
此类事情，在我身上，举不胜举。不但抽奖手气不佳，连一些比较随机的倒霉事也总会摊到我头上，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那台电视机。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绝不是一次两次。
2004年，我获得了中国作协主办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为此举办了颁奖晚会。十六位获奖作家的水晶奖杯一起从北京运过来，结果发到各人手里一看，人家的都完好无损，只有我的摔坏了，杯座和杯身分离，还磕碎了几个角。其他获奖作家怕影响我的心情，一边安慰我，一边要向作协反映，要向运送奖杯的人讨说法。我把他们拦住了。说实话，看见破损的奖杯，我是有点儿不高兴，但不良情绪很快就一闪而过了。这倒不是说我的心有多大，多么宽容，而是换个角度想想，这真的是小事一桩。我所获得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破损的奖杯又不会让这个荣誉打什么折扣。
2004年，深圳颁奖会上与徐光耀老师（《小兵张嘎》作者，右三）、赵郁秀老师（右二）、张锦贻老师（左一）、王立春大姐（右一）合影
与这种运气不佳与小倒霉相对应的，则是我“走运”的一面。我总结过，总是抽不到奖的我，在评奖中，却总能脱颖而出，顺利地获奖。有人说，这纯是实力使然，但我却不这么看。评奖当然得靠实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实力之外，也多少有运气的成分。你评上奖了，当然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没评上的那些人和那些作品却未必就没有实力。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大的儿童文学作家曾经在一起议论过，一部获奖作品，除了创作者本身的实力和努力之外，决定它命运的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说，出版社。据说就有作品已经通过了终评，却因为出版社发生诸如出版日期、版权页说明等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和错误，而最终与大奖擦肩而过。比如说，你创作和出版这部作品的年代和时机。同样一部作品，有可能早一届或者晚一届都能获奖，偏偏是你参加的这一届可能性最小。再比如说，与你一同参评的作品的类型、水平、实力。运气不好的话，你可能跟许多同类型的优秀作品、优秀作家们撞车，而这种撞车就跟本意上的交通事故是一样的，永远是你事先无法预测和把握的。再比如说，这一届评委的文学倾向和喜好，等等，等等。
而我在这些方面，似乎格外有运气。据我所知，一些作家为了获得大奖，从创作之初，就在题材上、体裁上、出版社的选择上，以及出版之后的开研讨会、请人写书评、媒体宣传等一系列事情上，下足了功夫，但到头来却未能得偿所愿。而我几乎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操过什么心，却似乎总有意外之喜。就像我获得全国大奖的那次，事前我甚至连如何申报、什么时候开始评奖、评奖的基本程序、初评终评的评委是谁，统统不知道。直到接到北京责编的电话，我才知道自己得奖的消息。当然，这里面除了“运气”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贵人”扶持。这些，我会在后面说到。
由此，我早早地就替自己总结出了一条结论，那就是：我这辈子要想出点儿彩，想取得点滴成就，走捷径撞运气肯定是死路一条。唯一一条出路，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靠努力靠奋斗，靠不懈地坚持。这看似有些玩笑的结论，对我却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认清了这一点，人在顺境时，才能学会放慢脚步，多想多看，多从自身发现隐藏的弱点和风险，透过风和日丽的今天看到风云变幻的明天；在逆境时，遇到阻碍时，才能够挺胸抬头，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自身的潜能，调动起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去跨越障碍，实现突破。
转过一个山角
大病初愈的那几年，我的生活简单而充实。上班，写稿子，读书。我似乎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了。但是父母亲却在为我担心，他们担心我会越来越安于这种平静而平淡的日子。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这种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休养，是一种过渡，更是一种沉淀和积蓄。那时候，我已经认准了，自己一定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我绝不会满足于写写这样豆腐块样的应景文章，我真正要写的，是小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只是，我现在还走在迷雾当中。虽然还看不见前景，甚至还摸不准方向，但我知道，我已经在路上了。我在等待一个契机，一个转弯。我坚信，一旦我转过了那个山角，一定会看见一片不一样的风景。”这是我某一天，随手写在一本读书笔记上的一段话。
1994年夏天的某一天，我来到《海燕》杂志社。我不是来送稿子的。从1993年，我在《海燕》上发表了我的小说《一块云》之后，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再为《海燕》写小说了。就像前面说到的，我是有意要停下脚步，想一想下面的路，要怎样选择，怎样来走。
那一天，编辑部里只有宋一平老师在办公室。宋老师是编辑部的一位资深编辑，那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人胖胖的，面相福气而和善，很能抽烟，平时话也不多。因为我的责任编辑是王传珍老师，写的稿子也都是交给王老师的，再加上编辑们不坐班，不是每一次来都会碰到每一位编辑，所以，我跟宋老师只是相识，平时的交往和交流并不算多。但那天也巧了，屋子里只有我和宋老师，既没有其他编辑，也没有其他作者。宋老师看上去也不是很忙，我便和他攀谈起来。我的天性里有一样好处，就是从来不打怵跟人交谈，不管是熟悉的人，还是陌生人，或者是不太熟悉也不太陌生的人，我都可以很快地和他们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当然，那时候我不可能想到，那一次交谈将会为我的文学创作，甚至是为我的整个人生，带来怎样的转变。
交谈之中，宋老师很热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和创作状况。后来他就提到了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名词：儿童文学。宋老师告诉我，你可以尝试着写一点儿儿童文学，并且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辽宁省作协主办的儿童文学刊物《文学少年》。
离开编辑部之后，我一直在想着宋老师的话。但是，仅仅依靠与宋老师的一番交谈，我还远远无法建立起来有关儿童文学的概念。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我只能去图书馆，翻找一些儿童读物，以此来搭建有关儿童文学的概念，但收效并不明显。
后来，我决定暂时放弃对什么是儿童文学的追问。据我理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东西，对文学的定义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对儿童文学也理该如此。况且，我想当的是一个作家，而不是理论家。也许，通过创作来建立自己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和表达，是更适合我的方法。
一周之后，我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小说，名字叫作《老人·孩子·魂斗罗》，把它寄给了《文学少年》。这时候，我与这本杂志还素昧平生，从未谋面。
转过年来，春节过后，有一天，父亲从学校回来，说有人从沈阳给他打电话，说是《文学少年》的编辑，姓赵，是位女士。那位赵编辑请父亲转告我，我的那篇小说已经被留用了，不久就会刊出。赵编辑还说，希望有机会能跟我通个电话。我很惊讶，因为这次投稿不同于初升高那个暑假我写的那篇小说处女作，那一次，我留了父亲的电话，而这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只留了父亲学校的地址，并没有留电话。那位姓赵的编辑是怎么辗转找到父亲的呢？如果仅仅是想告诉我，留用了我的小说，她完全没有必要费这一番周折的，按照我留的地址，发一封用稿信给我，就满可以了。后来，那篇小说于1995年，以头题位置发表在《文学少年》的7—8月合刊上。
说来也巧，接到这个电话的半个月之后，我们家就安装了电话。我按照那位赵编辑留下的号码，给她打了电话。没想到，她接到我的电话，竟然非常高兴，那种高兴劲只从她的声音里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她肯定了我的那篇小说，认为写得很好。我有些心虚，赶紧谦虚两句，说自己是第一次写儿童文学，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才刚刚起步。不想，她打断我的话，说，你不用太谦虚，你虽然刚刚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但是你的文学基础非常好，起点非常高，如果你可以坚持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很好的成绩。她还告诉我，她已经给我寄出了几本《文学少年》杂志，还有两本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的书籍。最后，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那是滕毓旭老师家的电话，他是大连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大连市儿童文学学会的会长。她已经事先给滕老师打过电话了，希望我有时间能够跟滕老师联系，去拜访一下滕老师。
我放下电话，一旁的父母亲都很好奇，问我，这个电话打了这么长时间，都说了些什么。我把电话的内容简单地说给他们，他们都很惊讶，觉得这位赵编辑甚至连我的面都没见过，却肯为我说这么多，做这么多，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我开玩笑说，还不是因为你儿子有才呗。父亲白了我一眼，说，有才的人多了，可就算你再有才，又有几个人肯为不相干的你，操这种心？我点点头，觉得父亲说的是实情，心里更是对这位赵编辑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接下来，为了去见滕老师的事情，我和父母亲却产生了小小的分歧。依我的想法，既然赵编辑让我去见滕老师，我就给滕老师打个电话，约好了，上门拜访就是了。可是，父母亲却觉得我这样做太过冒昧，毕竟，我跟那位滕老师也是素昧平生，这样打个电话，就登门拜访，不太合适。那位赵编辑很热情，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都跟她一样热情，毕竟，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惯都有所不同。我理解父母的顾虑。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很尊重个人空间。我答应他们，先打个电话试试。如果人家没有主动邀请，我就不提登门拜访的事情了。
我给滕老师打了电话。电话里，他略带口音，语气温和而慈祥。他说，赵老师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说我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坐一坐，谈一谈。
去滕老师家之前，母亲突然问我，就这样去见人家，你不打怵吗？我愣了一下，打怵？为什么打怵？母亲就笑了，跟父亲说，这孩子像谁了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害怕，不会觉得为难呢？父亲叮嘱我，见了滕老师，多听，少说，态度要谦虚。我点点头，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赵编辑让我去见滕老师，也是想让滕老师多了解我，如果我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人家又怎么了解我呢？从小到大，父母亲都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上，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态度和想法。
与滕老师的见面让我很兴奋。滕老师的家很朴素，既有书香气质，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滕老师对我很热情。那天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滕老师向我介绍了大连市儿童文学学会和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的基本情况。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从沈阳给我打电话的赵编辑，就是省儿童文学学会的会长赵郁秀老师。我也跟滕老师说了我现在的状态和创作情况，看得出来，滕老师也很兴奋。后来，是赵老师告诉我说，见面之后，滕老师马上给她打了电话，说我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有潜力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的成绩。
在赵老师和滕老师的不断鼓励下，我又陆续地在《文学少年》上发表了小说《大雪》《负债》等作品。
此后，我开始参加儿童文学学会的一些活动，结识了车培晶、满涛、于立极、于颖新、尤异等大连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中满涛先生，在我刚刚开始接触文学创作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大名。有一次《海燕》在开发区银帆宾馆搞活动，主编毕馥华老师在讲话中，几次提到一名很有实力的作者。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毕老师谈到的这位作者的刻苦精神，当同单位同宿舍的人都在打牌聊天的时候，他却躲在一旁看书，或者进行文学创作。这位作者就是满涛先生。只是那次活动我只参加了一半，无缘与满涛先生相识、交流。后来，在我参加《海燕》举办的一次笔会时，我们才算正式相识。只是随后又有好几年没见过了，再次见面我才知道，他已经调到了团市委所属的少年大世界杂志社工作。他邀请我去杂志社做客，并且约我为《少年大世界》写了几篇报告文学和小说。满涛兄为人忠厚宽容，做事沉稳低调，但心有锦绣。回想起来，当时他的约稿一定是另有深意的，为我在短短的一年之后把握机会进入少年大世界杂志社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做了很好的展示和铺垫。
大连市儿童文学学会会议期间与邓刚（左四）、车培晶（右二）、满涛（左一）、王凯（左二）等合影
1996年，我突然接到赵郁秀老师的电话，说她要到大连来，希望我能跟她见见面。
那天，我如约来到酒店，见到了赵郁秀老师。当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热情洋溢，精力充沛，而且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让你根本无法相信她的实际年龄。这一次，她是陪同著名作家、时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充闾先生，专程来连看望刚刚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大连作家车培晶老师。活动期间，赵老师特别把我介绍给了新任少年大世界杂志社的社长王凯先生。
参加《海燕》笔会时与徐铎（中）、满涛（右二）两位兄长等的合影
在赵郁秀老师、滕毓旭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于1996年下半年顺利进入少年大世界杂志社做编辑工作。现在想起来，对当时的我来说，解决工作问题是一件大事，但在完成这件大事的过程中，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既不曾主动找过谁、托过谁，更不曾给哪位领导送过哪怕一盒烟一瓶酒。我所做的努力，只是尽心尽力地为《少年大世界》写了几篇评价不错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当时想进入杂志社工作的远不止我一个人，而且都很有实力。怎奈，外有赵老师、滕老师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力荐，内有满涛先生的“接应”，还是让我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浑然不觉地胜出。
1997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母亲一起吃饭，忽然接到了满涛兄从单位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我不坐班）。他告诉我说，有我一封信，看上去像是一个证书之类的。当时我的心里一动。满涛兄很善解人意地问我，要不要他现在就替我打开信封看一看，我连忙说好。片刻之后，满涛兄告诉我说，是一个获奖证书。我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他向我表示祝贺。
那是我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以后，所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那篇五千字的小说叫作《鸟儿在天上》，写的是一个跟随父亲来到城市里寻找妈妈的乡下孩子和一只向往自由的小麻雀之间的故事。那时候，我对儿童文学界的各种奖项一无所知，只是从滕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个冰心奖的投稿地址，就赶写了一篇小说，在截止日3月31日之前的几天寄了出去。之后，我几乎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竟然获了奖。我赶紧打了电话，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了赵老师和滕老师。让我有些奇怪的是，赵老师和滕老师虽然很高兴，但似乎并没有很意外的感觉。赵老师鼓励我，要继续努力。而滕老师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个奖项对你，只是刚刚起步，你的目光和目标应该放得更远更大。
在邓刚老师家
转过年来，那篇小说获得了大连市优秀文艺创作奖。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活动中，我见到了邓刚老师，他对我说，评奖的时候，我看了你的那篇小说，写得不错，跟你以前的东西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之路，加油吧。我很意外，也有点儿受宠若惊。因为邓刚老师生性幽默诙谐，爱开玩笑，平时很少这么严肃地跟我这样的年轻人说话。其后的许多年里，我时常能见到邓老师，但私下里的交往并不是很多。除了这一次，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另外一次严肃的谈话。那是我到他家里，约他为《少年大世界》中学版开设一个问答栏目的时候。那次谈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很深远，也促使我主动做出了一些改变。一些朋友和老师也发现了我的改变，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因为我与邓刚老师谈了一次话。有人追问谈话的内容，我说，那是秘密。后来，有人又去追问邓刚老师。邓刚老师就说，刘东很聪明，悟性很高，所谓响鼓无需重锤。换个人，你跟他说得再多，他也未必能够领悟，更别说改变了。至于问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也只是笑笑，不做回答。
邓刚老师是一位智者，他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都令我钦佩，他的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记忆中的两根“刺”
随着与儿童文学圈子里的老师、朋友们熟悉起来，随着我进入少年大世界杂志社工作，我的创作重心开始自然而然地转到儿童文学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某些锋芒，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儿，身上的一些针刺也开始一点点显露。尽管你可以把这些针刺美化成一种“个性”，但事实上，它确实充满了某种“少年轻狂”的意味，并且很容易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刺痛某些人，甚至因此而得罪某些人，虽然我绝对没有任何恶意，甚至根本就是无意的。回想起来，我在这方面绝对是有过教训的，而且有些教训还是很深刻的。但幸运的是，大连的文学前辈和朋友们都非常善良，而且胸襟豁达，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不但给予了足够的理解和宽容，更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扶持和支持。我能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到今天，跟我得到的这些理解和宽容、扶持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都跟滕毓旭老师有关。
有一次，我在滕老师家里做客，谈话间，滕老师家的电话响了，滕老师接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比较大，断续地可以听见几句，再加上滕老师的应答，我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个电话的内容，好像是某个跟滕老师相识的作者在电话里跟滕老师诉苦，因为投稿不成功之类的事情。果然，滕老师放下电话，告诉我说，是外地一位老作者打来的。这位作者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多年，但一直有个夙愿未了，就是在著名的刊物《儿童文学》上发表一篇作品。他屡次投稿未果，不禁有些心灰意冷，这才给滕老师打了这个电话。接着，滕老师就问我，是否知道《儿童文学》这本期刊，我点点头。在我的记忆中，上小学或者是上中学的时候似乎读到过这本杂志，但后来就很少读了。这本期刊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一无所知。滕老师就告诉我，《儿童文学》是现今国内唯一的一本国家级儿童文学刊物，在业内有“小《人民文学》”之称，选稿极严，上稿很难，许多多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都以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作品为荣。当时我听得懵懵懂懂，连一点儿基本印象和概念都没有，却鬼使神差地跟了一句：“真有那么难吗？”尽管是一个疑问句，但口气中肯定明显含有质疑，甚至不屑的意味，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话让滕老师愣了一下，停顿了片刻之后，就结束了这个话题，没有继续下去。
尽管那时候我说话一向很少关注别人的反应，但那一次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心里马上就后悔了。但无奈，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了。好在，短暂的愣神之后，滕老师并没有任何不高兴或者责怪我的意思，之后又跟我聊了许多有关创作和生活上的事情，跟以往一样，话语中充满了关切和鼓励之情。
但是，事后这句话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让我有些纠结。虽然话说得有些轻狂，但又实在没法为了一句话跟滕老师解释什么，那似乎只会越描越黑。想来想去，我觉得“解决”这件事情的唯一办法，就是我尽快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一篇作品。
儿童文学学会活动期间与滕毓旭老师（右二）、车培晶老师（左二）和满涛先生（右一）的合影
于是，我特意去报亭买来了当月的《儿童文学》，又到图书馆翻阅了以前的旧刊。在对《儿童文学》的现状和风格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之后，我开始准备自己的稿件。一开始，我想到的是几个此前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好几年的小说题材。这些所谓的小说题材有些特别，素材都是我通过采访得来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有现实中真实的原型，我一直有意要把它们写成一个系列小说的形式。很快，第一篇小说写好了。但是要寄出之前，我又改变了主意，临时创作了两个超短篇小说，题目为《孤独有脚》和《悲伤无痕》，寄给了《儿童文学》。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我在五一广场，把那封信投进邮箱时的心情。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该做的能做的，至此已经做完了。剩下的评判、选择和取舍，就都不关我的事了，我只需要等待，顶多再加上一点儿有热度的期待。这也是我热爱文学创作的原因之一。因为除了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所能体会到的独特的快乐和幸福感之外，投稿程序的简单、单纯也是我所喜欢的。你尽可以把精力、热情、才华都投放到创作中，而不必像其他一些行业，需要分出许多精力，来应对专业之外许多纷繁复杂、莫名其妙的人和事。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儿童文学》编辑部王桂馨编辑的一封手写的用稿信，字迹很漂亮，信中还附了一张散发着花香的名片。王编辑在信中告诉我，我的两篇小说已经留用了，很快就会刊出，如果我以后还有什么好的作品，可以直接寄给她。看了信，我很兴奋，差一点儿就拿起电话，向滕老师报喜了。可转念一想，我又忍住了。我忽然想到，这样急急忙忙地跟滕老师汇报，会不会有点儿炫耀，甚至有点儿“示威”的意味？我决定，等小说刊登出来之后，再说。
1997年5月，小说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了。让我意外的是，滕老师在我之前就看到了小说，并且第一时间就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这让我很感动，也有点儿愧疚，觉得自己此前有点儿想得太多了。
另一件事，也与创作有关。滕老师与某出版社达成意向，要组织大连的几位作者创作四部长篇科学童话。滕老师找到我，想让我参加，创作其中的一部。我很激动也很感激，因为当时我还从未创作出版过长篇作品。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作者，滕老师邀请我参加这次创作，当然是对我的偏爱和扶持。可是，滕老师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有些为难。滕老师跟我商量，想让我跟另一位年轻作者合作，一起完成创作。滕老师说，他这样安排，也是想给那位年轻作者一个机会。他觉得，我们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交流、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应该可以合作得很好。我当时没有立即答应滕老师，只说我要回去想一想。
回到家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内心有些纠结。父母亲看出来了，就问我。我把事情说给他们，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滕老师给我的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应该答应滕老师。我反驳他们说，这次要写的是长篇童话，从结构上讲是一个很紧密的整体，并非是那种相对松散的系列性的作品，可以在确定了基本人物和情节之后大家合作，各自完成自己承担的部分。我与那位年轻作者的语言风格不同，创作思路也不同，就算尽力沟通，恐怕也难保证作品的整体性和一致性。那样的话，虽然我们都得到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但是创作出来的作品恐怕会大失所望。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可能等于浪费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进行长篇作品的创作，如果这次创作不成功，结果不理想，对我们今后的创作可能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父母亲听了我的话，有些愣神。因为生病的特殊经历，我虽然在经济上早已经独立，当时已经年近三十岁，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女朋友，但是在他们眼里，依然还是个孩子。尤其是我的个性比较强，棱角分明，在处理一些事情上往往只会就事论事，喜欢选择那些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这也让他们觉得我还不够成熟。父亲对我说，我是学理工的，对文学创作是个外行，给不了你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应该不仅仅是文学创作那么简单。滕老师是你的前辈，又是在帮你，为你提供机会，你应该更多地从他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件事情。
父母亲的话的确不无道理，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仔细地想过，滕老师的角度是什么样的？滕老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会在哪里？以我对滕老师的了解，他一定会更看重文学创作本身，更看重创作出来的作品质量，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把我的态度和决定告诉父母亲，他们也并没有进一步阻拦我，只是说，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了。
我去滕老师家，告诉他，我想放弃这次创作机会，让另一位年轻作者独自进行创作。我简单地把我的理由说给滕老师，他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的想法。我问他，会不会因为我的决定而感到不太高兴？他就笑了，说，怎么会呢，而且说实话，我已经预料到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件事，是我考虑得不周全，只想着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抓住这次机会。
后来，还是我独自完成了那部长篇童话的创作。在我决定放弃之后的第二天，滕老师告诉我，那位年轻的作者也决定放弃这次机会，让我独自创作。我愣了一下，想说几句什么。滕老师摆摆手，说，你不用想得太多，我相信他的决定是真诚的，跟你的一样，单纯从创作的角度上说，我更希望由你来完成这个作品，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名字叫作《超级蚂蚁托托》。整个创作过程，我都很兴奋，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可没想到，到了交稿的那天，却有些手忙脚乱。因为父亲在大学里教授计算机课程，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接触和使用电脑，从286到386、486、586，一般都是学校里淘汰下来，当作福利卖或者送给本校职工的机器。因为我的作品是写在电脑里的，而滕老师当时还没有使用电脑，所以无法在电脑上审看我的稿子。本来我打算最后定稿之后，用稿纸抄写下来，但父亲怕那样会增加我的工作量，也担心我的字写得不工整，让滕老师看起来太费力气，就帮我借来了一部旧的打印机，连接在电脑上。那是种针式打印机，使用墨带。工作的时候，不单声音大，而且速度慢，吭吭哧哧、声嘶力竭地左右往返两三遍，才能打出一行字。更要命的是，还必须有人看着，及时换纸，否则就会中断打印。我的书稿有将近八万字，要打印上百页打印纸。赶上个休息日，一整天，父母亲都在轮班替我看着打印机，我则在一旁最后审定打印出来的稿子。
一直忙乎到晚上八点钟，我才带着装订好的稿子赶到滕老师家。一见面，滕老师就笑了，说，你也够较真的，拖一两天送来，也是一样的。我说，那可不行，我第一次写长篇，就不按时交稿，说不过去的！
那部书稿得到了滕老师的充分肯定。后来稿子交到出版社，滕老师又告诉我，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大家的书稿后，认为我的书稿写得很好，并且建议，把整套书的小标题的样式、体例都统一成我的样式。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只感觉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并没有更多的喜悦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创作这部作品时，我给自己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唯一有一点儿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出版社遇到的一些状况，那本书一直拖到2005年才正式出版，没能成为我创作生涯中第一部面世的长篇作品。
滕老师不但是我文学创作上的榜样，更是我做人的榜样。他的正直、豁达，他的善良、乐观，特别是对后辈无私的扶持、真心的呵护，都让我感动。那一年，滕老师的一部作品开研讨会。作为研讨会的主角，滕老师没有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多说任何话，却在简短的谈话中，几次三番提到，我们大连的儿童文学界涌现出了一个非常有才华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他叫刘东。在会后，又热情地把我一一介绍给参会的老师和朋友们。
关于“轰然作响的记忆”
我的小说《悲伤无痕》《孤独有脚》发表之后，我决定，把那个系列小说的第一篇《祸事》，寄给《儿童文学》的王桂馨老师。
稿子寄走不过一周的时间，我就接到了王桂馨老师的电话，说稿子写得非常棒，因为刊物现在特别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稿件，而我的小说又是纪实性的，所以想要把我的小说当作报告文学来发，特意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可以，我没有意见。王老师又问我，这个系列是不是已经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她很真诚地说，希望你能把这个系列后面的稿子都交给《儿童文学》来发表。然后，她忽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这么做的？我愣了一下，没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觉得，你先前寄给我的那两篇小小说，只是负责探路的，想试探一下《儿童文学》的眼光和态度，而这个系列才是你真正想展示的作品。我没吭声。王老师说，如果那两篇小小说石沉大海，你是不会考虑把这个系列交给《儿童文学》的，是吧？这一回，我给了她肯定的回答。她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还没见过你，不过已经知道，你是个很狡猾的孩子了。
王桂馨老师开朗、真诚、热情，有时候，还会像孩子般地调皮。后来我们见了面，竟然有一见如故之感。她对年轻作者不遗余力的扶持，她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都让我感动。一直到她从编辑部退休，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接到王老师电话的几天之后，《儿童文学》负责报告文学栏目的编辑汪玥含给我写了信，对《祸事》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她询问了我关于这个系列的整体构想，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1998年3月，系列采访小说“轰然作响的记忆”的第一篇《祸事》，刊发在《儿童文学》的头题佳作栏目。并且，责任编辑汪玥含亲自操刀上阵，撰写了点评文章。其后，这个系列中的第二篇《蝴蝶》、第三篇《游戏》、第四篇《下课》、第五篇《长裙》连续刊发在同年《儿童文学》的4月、7月、10月、12月刊上，并且全部是头题佳作，文后配发了点评文章。后来，有评论把那一年称作《儿童文学》的“刘东年”。因为据说自《儿童文学》创刊、复刊以来，每位作家，不管你名气多么大，名望多么高，每年最多也就发三四篇稿子，像我这样，一口气发五篇小说，而且全部是头题的，绝无仅有。
稿子发到第三篇的时候，就先后有好几家杂志社的编辑联系我，希望我能把后面的稿子拿给他们发，有人甚至为此开出了所谓的“特别稿费”，但都被我一一谢绝了。这期间，又有几家出版社联系我，希望将来可以为我结集出书。这个倒是令我有些心动，特别是其中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一封手写的长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对这个系列的理解、感悟和评价，令我非常感动。但在当时，因为仅仅才发表了几篇，对于出书而言，篇幅远远不够，所以，我也就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
转年，在《儿童文学》每年都要举办的年度优秀稿件的票选中，我的五篇小说全部名列前茅。编辑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这要是都按票数走，那一年《儿童文学》的年度优秀作品奖绝对会被你一个人承包了。
1998年，我参加了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讲习班。在那里，我作为青年作家的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儿童文学》的主编徐德霞老师，还有各位编辑老师和朋友，见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各位大腕大咖，感受到了儿童文学作家圈中那种热情洋溢、朝气蓬勃的氛围。有意思的是，那次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一个少年儿童文学夏令营的营员。我在夏令营里结交了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来自新疆的牛岚。当时她还只是一个上初中的小姑娘。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十七年后的今天。去年她来大连参加她妹妹牛岳的婚礼，我们才再次见面。我当时已经不敢认她了，因为她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了。
“轰然作响的记忆”从一开始，就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和荣誉。当时，从前五篇的势头看，我应该可以很快就完成整个系列的创作，但事实上，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房子》刊出时，时间已经来到了2003年。也就是说，我在1998年一口气发表了前五篇之后，剩余的七篇稿子竟然整整花费了五年时间才全部完成。从时间跨度上看，这让人有些难以理解，而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所得所失，只有作为创作者的我，才能真正体会。
首先，从主观上讲，我要感谢这五年时间。正是这五年时间，让我能够沉下心来，以更平和更专注的态度，对待这个系列后面的创作。我记得，首先为我敲响了警钟、及时提示我的，正是《儿童文学》的主编徐德霞老师。当时我把第四篇《下课》的稿子寄出之后，很快收到了徐老师的来信。原来，当时因为编辑人员的变动，徐老师临时接手做了这个系列的责任编辑。徐老师提示我，这一篇的质量与前三篇相比，有差距，虽然横向比较，依然可以进入头题佳作，但作为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它还必须要接受纵向的比较。而且她认为，这种差距不是题材和我的创作水平造成的，很可能是时间造成的，因为可能编辑追得紧，让我写得比较仓促。她的语气很客气，很婉转，但要说的主题却绝不含糊。
看了信，我很惭愧，因为我很清楚，造成这种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时间，不是编辑，而是我的创作态度。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在稿子完成寄出之时，就已经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徐老师所说的那种“差距”，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本能，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天赋。但是我还是把稿子寄出去了。
那天的整个晚上，我都坐在电脑前，把《下课》的稿子看了七八遍，却一个字也没有改，没有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把自己的稿子读了这么多遍，每读一遍，我都会发现新的不同的需要修改的地方。一开始，这让我很沮丧，但到了后来，我居然变得兴奋起来。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样的过程竟然会激发出许多新的想法和新的灵感，而这种过程在此前，一直被我视为无聊和徒劳的苦差事。
那篇《下课》我整整修改了一周时间。以此为界，这个系列其后的每一篇，我都会在完成之后放置一段时间，然后再看，再改。我不敢说，这个系列的十二篇我都做得很好，但至少我敢说，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了当时自己最高的创作水平。后来《轰然作响的记忆》在北京开研讨会，在会上，就有评论家指出，刘东的这部小说集整体水平都保持在相当的水准之上，从选题到文本，再到文学性和思想性，都非常整齐，这在儿童文学作品的合集中，非常难得。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不禁暗暗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实在是够走运，遇到了《儿童文学》，遇到了徐德霞、王桂馨、汪玥含这样的编辑。同时也庆幸自己，能够在最重要的时刻和节点，把握住自己，及时地反思和调整。若非如此，这部历时六七年创作完成的《轰然作响的记忆》，还能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准、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真的是个未知数。
从《下课》开始，我对创作完成的作品，无论长短，先搁置，然后再反复修改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许这个过程对有些作家而言，是痛苦的事情，但在我，已经变成了一种幸福。那不单是一个简单的修改过程，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看到有趣的地方，甚至会问自己，奇怪，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如此表述呢？进而就会回想自己当时的状态和思路，感叹一个作家的状态和灵感都是即时性的、一次性的，此时此地此想法，过期作废，既无法复制，也无法再生。
我这个人，在生活细节方面，属于比较大咧的一种，凡事差不多就行，不愿多花任何心思去计较去较真，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如此。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很爽快，很好沟通，能走直道，绝不绕弯子；用“一”能解决的事情，绝不费心去想用“二”是不是更好。用东北的小品语言说，就是这人很“敞亮”。唯有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个认“死扣儿”的人。我曾经创作过一篇三千字的小说，几经修改，发给编辑之后，又觉得结尾处的一个用词如果替换一下，效果会更好。替换之后，果然如此。于是又发邮件给编辑，专门进行了替换。可替换之后，又发现了更好的方式，再改。幸亏编辑们大都是同道中人，能够体会创作者的心情和甘苦，不然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过分到有点儿像强迫症患者。
这样的创作方式，也决定了我的创作速度不会很快，创作同样篇幅作品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尤其是“轰然作响的记忆”这个系列的作品，从寻找线索、采访、整理材料、沉淀、体会、构思、创作、修改，到一篇万把字的“采访小说”写下来，实在很累人，其工作量相当于日常我创作一万字小说时的四倍到五倍，有时甚至不止。也就是说，完成这个十二万字的系列，我的工作量等于完成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的长篇小说。除了身体累、头脑累，心也累，因为这个系列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就要避免“虎头蛇尾”，否则既对不起自己前面的劳动，也对不起关心扶持它的《儿童文学》的各位编辑老师以及广大的读者朋友们。背上了这样沉重的思想和心理包袱，不累才怪。
其次，从客观上说，这个系列的创作注定是越往后越难。前面的几篇，题材放在手里好几年，创作的设想也在脑海里转悠了好几年，所谓厚积薄发，一旦开始下笔，真的是才思泉涌，如有神助。因为不论是从题材、体裁，到表现手法，都是全新的，这种新鲜感会对你的创作产生非常大的刺激作用。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反正我选择当作家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当作家可以不断地去追求那些新鲜的感觉，新鲜的素材、新鲜的人物、新鲜的语言、新鲜的角度、新鲜的手法。作家最忌讳的就是重复，不管是重复别人或者是重复自己，都是大忌。而且重复也很容易让作家产生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到了穷途末路的困顿和绝望。
可是，“轰然作响的记忆”是一个系列，所谓一个系列，就是这个系列下的作品，要有一定的相通性。而在保证这种相通性的情况下，你又想让每一篇都保持前面所说的新鲜度，难度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大。单从素材上看，后面的就一定要想办法区别于前面已有的，这就对采访者和受访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因为作品有纪实的属性，所以一些题材又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这就使难度变得更大。为了这个系列，我前前后后一共采访了近百人，但是可用的内容只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人的。其中，许多题材没有创作价值，有的采访内容虽然很有价值但不宜写出来，就算写出来了，估计也没有人能给你发表。还有一些题材不错，也可以写，但我却写不了，至少在这个系列中写不了。因为这个系列都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采访体验很重要，作为写作者，你必须要完成一个“反身替代”的过程，而一些受访者的经历，我因为年龄、性别、个人阅历的关系，实在无法获得准确而完整的体验，所以只好忍痛放弃。也有时候，采访到一个好素材，创作欲望强烈，可是工作生活中的诸多杂事琐事又让我不能马上动笔，结果放置一段时间之后，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回那种冲动了，只好放在一边，有时写好一半被迫放下了再捡起来，写完它，总觉得是狗尾续貂。更让我遗憾的是，一些后来得到的题材比前面写成的同类题材要精彩得多，却因为内容的重复只好放弃。
再有，作家也是普通人，无论你多么热爱创作，创作也不可能是你生活的唯一和全部，你的创作也一定会受到生活中其他事情的干扰，会受到人生际遇的种种冲击和影响。在那五年多的时间，在单位里，我独自承担了两次创刊的任务，一次是《少年大世界》中学版，一次是《青少年科苑》。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的压力和艰辛，不是亲历者，可能永远也无法想象。在创办《青少年科苑》的时候，我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体重下降了十多斤。那几年，我连年被评为团市委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但工作的辛苦付出，也确实让我在那段时间里无暇顾及其他，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的状态。
而在这五年间，最沉重的打击，是父亲的去世。
看不见太阳的早晨
父亲是在1992年的体检中查出了肺癌，手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2001年，父亲在体检时，被发现有胸水，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已经是肺癌晚期。
这是父亲上大学时拍的照片
父亲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1960年分配到了大连理工大学（当时称大连工学院）任教。也就是在那时，他与在理工大学读书的母亲相恋，并且结婚成家。后来大连大学成立，父亲调任大连大学的电子系主任，并兼任计算中心主任。
父亲长得非常英俊，是公认的美男子，年过半百的时候，还常常被人误认为只有三十多岁。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拉小提琴、滑冰、游泳、打排球，爱好众多，身体强健。在我的印象中，在被查出患癌之前，父亲几乎没有生过什么病，一次医院也没有住过。
1984年的全家福
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正直善良，勤奋坚韧，一生抱定“只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宁肯自己麻烦十分，也不给别人添一分麻烦”的处世态度，从来不会与人计较，只会以德报怨。
父亲的知识学得非常扎实，在我上中学学习化学元素表的时候，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并且二十多年没有接触过化学基础知识的父亲给我背诵过元素表，竟然一字不差。我当时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父亲对待工作，不论是科研还是讲学，都一丝不苟。我见过他的备课本，上面用正楷写的钢笔字，工整得几乎像印刷品。
父亲在家里是个好丈夫，好父亲。父亲去世后，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她这一辈子忙忙碌碌，遭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唯一觉得欣慰的是，找了父亲这样一个好丈夫。因为母亲在企业工作，定点上下班，而父亲不坐班，所以家里的许多事情，都是父亲在操持。
父亲的手很巧，家里任何用品，大到电视机、洗衣机、自行车，小到手电筒、雨伞、塑料鞋，几乎没有他不会修理的。我中学时代的一只台灯，就是父亲用一只铁罐头盒子做底座、一根铝管做灯柱、一张薄铝片做灯罩，自己设计制作的，样子非常有创意，非常前卫，一点儿也不比外面卖的差。家里的烧水壶漏了，本来应该换新的了，但是父亲发现市场上卖的水壶容量不是大就是小，就自己找来铝板，只靠一把铁剪子和一把小锤子，敲敲打打，就换好了坏掉的壶底，并且特意把壶身加高了一块，使水壶的容量正好可以灌满家里的两只暖水瓶。那只改造过的烧水壶又用了好多年，直到父亲去世，因为把手坏掉了，才被放弃。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曾经跟父亲发生过一次辩论。那次外面下雨，我的雨伞坏了，就随手丢给父亲。这在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有东西坏了，甭管是什么，交给父亲就好。可那一次，父亲破例数落了我几句，大意是，这么大的人了，什么都不会，手笨得跟蹄子似的，将来独立生活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不服气，说，你不管我，我就花钱找人修呗，修不了就扔了，花钱买新的！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专业就行了，都像你这样，什么都会干，你还让别人怎么活？父亲被气乐了，说，你小子，将来就知道了，生活中许多事情，不是都能用钱解决的！我耍赖说，我手笨得跟蹄子似的，那也是因为你太能干了，你把什么活都干了，什么都不用我干，我自然手笨如蹄。
2000年，父母亲在星海公园，那张石凳在三十几年前见证过他们的爱情
我说的是实话，因为父亲太能干了，所以我和弟弟到了三十多岁，有大事小情，还是习惯于去找父亲，让他解决。可是在父亲病重的那最后一年里，我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在家里的位置，开始充当起顶梁柱的角色。
被判定为肺癌晚期之后，父亲显然已经对自己的病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更担心的，是母亲。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前前后后住了七八次院，一开始还让母亲去探望他，到后面几次，就干脆禁止母亲去医院。他跟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感情又比较脆弱，让她看见我在医院里的样子，她会受不了的。我的病，你就多操点儿心吧。
这是父亲病重那年夏天，我陪着他到夏家河子游泳。那是父亲最后一次下海
话虽这么说，当我跑前跑后、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又心疼得要命。记得最后的三四个月，因为病灶遍布整个肺部，父亲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得靠吸氧来缓解症状。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还好说，可医院有规定，每次住院时间有限制，两次住院之间的间隔，就只能回到家里。那时候，还没有上门送氧的服务。看着父亲呼吸越来越困难，我去给他买了一只钢制的小氧气瓶。每次小氧气瓶里的氧气用完之后，我就拎着氧气瓶去医院找朋友充气。那时候没有私家车，出租车又不好打，我就去挤公交。我家住在白云新村的山上，从公交车站走上山，要上许多台阶，再加上我们家住在六楼，每次充气，我都得拎着很有些分量的氧气瓶上下相当于十几层楼的台阶，回到家的时候，常常累得浑身湿透，气喘如牛。父亲心疼我，就尽量忍着，能少吸一口就少吸一口。有一次，我看见他又喘得厉害，可看了一眼氧气瓶，就把目光挪开了，努力平复急促的呼吸，忍着不去吸氧。这情景让我泪如泉涌，但我没有去劝父亲，而是悄悄躲开了。
当天，我就去找了医院里的朋友，让人家冒着风险，帮我偷运了一只医院用的那种大氧气瓶回家。可是父亲还是不肯多吸，直到最后一次入院，再没有回家，那只氧气瓶里还剩下一多半的氧气。
在去世前两天，父亲已经全身浮肿，说不出话来了。他看着我，示意我给他找来纸笔，拼尽全身的气力，写下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别再花钱了。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父亲去世的那天凌晨。头一天我在医院里看护父亲，晚上本来打算交给雇来的陪护，我回去休息。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却又折了回来，一直陪在父亲的病床前。第二天凌晨，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昏迷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一天，是2002年1月23日。直到十年之后，我才有勇气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那个看不见太阳的早晨。我写道：那一天，已经三十四岁的我才真正长大成人。
母亲听到噩耗，赶到医院，一下子就昏倒在父亲的床前，立刻被送进了抢救室抢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此时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母亲，陪着她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我顶着压力，擅自决定，不把丧讯马上通知海城的伯父和叔父。母亲这边的长辈们提醒我，我只是一个晚辈，这样做将来有一天会受埋怨的。但我坚持己见。因为我知道，如果通知了伯父他们，他们一定要赶到大连奔丧，那样母亲就必须要出面接待，以母亲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可能会承受不住那样的见面。父亲临终时，最牵挂的就是母亲，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相信，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理解我的做法，而伯父他们，也一定会原谅我的擅作主张。
可是，我仍然低估了父亲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父亲走后，母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几近崩溃。在那半年时间里，母亲经常会毫无征兆地生病，或是腹泻不止，或是高烧不退，后来又出现腿脚的运动障碍，好几个月无法下床。医生的诊断是精神打击太大，药物治疗只能是被动地缓解症状，想彻底扭转病情，只能企盼着她的精神状态早日好转。看着母亲久病不愈，我甚至悄悄地给弟弟打预防针，要他有思想准备，如果老天爷不可怜我们兄弟俩，我们就有可能会在失去父亲之后，又紧接着失去母亲。
那段时间，我把几乎所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都用来陪伴母亲。我劝慰她，失去父亲，我也很难过，可再难过，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母亲摇着头说，那不一样，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失去了父亲，就像是失去了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而我和你父亲早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他一走，我就等于失去了半条性命。靠半条命活着，能活下去，是一种幸运，活不下去，也很正常。
那时候，母亲经常在半夜醒来，一个人悄悄落泪。有一天夜里，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母亲打开窗户，趴在窗前，那时候天还很冷，可她似乎浑然不觉。见我醒了，她对我说，儿子，我心里堵得难受，像要爆炸了一样。我说，要是能喊出来，你是不是能好受一点儿？母亲点点头，说，我想喊。于是，凌晨一点钟，我带着母亲爬到小区里一个远离建筑的小丘上，六十多岁的母亲放声大喊，直喊到声音嘶哑，泪水流干，浑身无力为止。
谢天谢地，母亲终于挺过了那段难熬的时间，勇敢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给老妈过生日
“坐享其成”
2003年9月，《轰然作响的记忆》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当时有好几家出版社在争取这本书，有的还开出了非常优厚的版税条件，但我还是选择了中少社，因为《儿童文学》就隶属于中少社，而这本书的责编汪玥含就曾经是我在《儿童文学》发表作品的责编。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一种默契，更是因为一种深深的感情。
2004年春天，《轰然作响的记忆》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整个研讨会从发起、筹备到召开，完全都是由赵郁秀老师和中少社来主持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心里真是充满了羞愧之情，那分明就是我的事情，而且对我而言，是件不小的事情，而我当时的心情和表现，简直就是一个旁观者。赵老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让我做，我就不做。可我都做了点儿什么呢？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邀请了我的好友、大连少儿图书馆的副馆长邓少滨先生作为嘉宾，陪我一同进京参加了座谈会。剩下的，都是当时已经七十一岁的赵老师和中少社的老师、朋友们在张罗。如果说，要在中国儿童文学界设立一个“最坐享其成奖”的话，我肯定会当仁不让地成为获奖者之一。
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与会的，有在儿童文学界赫赫有名的师长、前辈，还有成人文学界的大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成人文学界的几位老师，我虽然久仰大名，但都是第一次见。可是，他们对我、对《轰然作响的记忆》的关注，却让我始料不及。许多前辈不但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而且还写出了几千字的评论文章。他们的关注和肯定让我受宠若惊，又倍感自豪。在京的许多全国性的媒体也都对研讨会给予了关注和报道。当时就有许多人跟我说，这一届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你很有希望！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看好，但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多少激动和向往，我甚至对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及获得了这个奖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
2004年11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了责编汪玥含的电话，她告诉我，《轰然作响的记忆》在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中获奖了！我记得自己在电话里对汪玥含表示了感谢，但从语气上说，似乎还没有汪玥含更兴奋和激动。
年底，我飞赴深圳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在这次活动中，我又结识了许多儿童文学界的老师和朋友。他们中竟然有不少人知道我和我的作品，这让我很是自豪和感动。
中国作协给我的获奖评语是：
年轻作家刘东经过深入采访，从中学生的现实生活中选取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再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写成了本书中的使人感到震撼的作品。
这部纪实性的小说集第一个特征是揭示了中学生们关心的深层次问题，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遇到的不被人重视和理解的遭遇。第二个特征是通过书中中学生的遭遇写出他们心中的苦闷、看法、感受、痛苦和欢乐。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打动了读者的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三个特征是这些纪实小说的叙述方法、作品构架都很有新意，作者尽力使作品充满悬念，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回连之后，大连市文联也为我和另外两位艺术家一起举行了一个表彰会，会上还给我们发了奖金。
在这之后，我的生活重回日常轨道，每天上班、看书、写作。荣获全国文学最高奖对我的影响，好像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没想到，事隔大半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市文联去一趟。我以为又是开会之类的事情，可到了之后，时任大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连市文联主席的张玉珠先生告诉我，文联为我申请的奖金下来了，让我来签收一下。我一愣，脱口就问了一句，不是给过我奖金了吗？张部长就笑了，说，奖金还嫌多呢！
原来，我获全国奖的时候，大连市还没有专门的奖励规定和条例，那三千块钱的奖金，是从文联的办公费用中硬挤出来的。转年，也就是2005年，著名作家素素老师喜获鲁迅文学奖，为此，文联特意跟市里申请了一笔奖金，并且由此设置了大连市对荣获全国大奖的艺术家的奖励机制和标准。虽然我和素素老师所获的奖项同为中国作协的最高奖，在时间上也属于同一届，但因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公布和颁奖比鲁奖稍早一些，所以就造成了文联提前奖励了我，但我却没能赶上市里重奖的情况。这事有人告诉过我，可在我看来，这很正常。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都会有一些阴错阳差，不值得遗憾，更不值得因为这种事情而心理失衡，所以，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找过任何人和任何组织。而这份奖金，是张部长和文联特别为我申请下来，并且补发给我的，事先并没有人跟我透露过，我毫不知情。
拿着那两万块钱，我的手里和心里都沉甸甸的。轻易不会语塞的我，一时之间，除了谢谢，竟然真的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了。张部长说，祝贺你获得的荣誉，这是你该得的，我平时也喜欢挤出一点儿时间进行一点儿文字创作，深深地知道，作为一名作家，要想获得全国文学的最高奖，有多么不容易，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努力，你为大连争得了荣誉，这只是大连给你的一点儿掌声和鼓励！
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因为那笔奖金，而是因为透过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大连这座城市对作家、艺术家的真诚和尊重，也让我真切地认识到了，我的文学创作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在我的身后，还有我们这座可爱的城市。
这些年，我的创作之路一直在延伸，在拓展。文学创作在我看来，就是不断地接受新的挑战，也不断地收获新的惊喜。我陆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无限接近的城市》《非常琳妹妹》《镜宫》《兄弟》《我爸我妈的外星儿子》《双拼宝贝》，中短篇小说集《快闪异族》《湖蓝色的水晶杯》《当电脑爱上你》等作品，并多次获得各种国家及省市级奖励。
特别幸运的是，这一路走来，我不但在文学创作上遇到了许多值得尊敬的前辈和师长，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帮助和扶持，在工作单位也同样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每当我有外出学习和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机会，需要向单位请假的时候，从未遇到过任何阻碍。我先后参加过在辽宁文学院举办的辽宁省首届新锐作家班，和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学习。这两次学习机会都是脱产性质的，很多作家虽然非常想参加，但却因为在单位请不出假来，而只能忍痛放弃；甚至有作家已经参加了学习，却因为工作单位的压力，不得不中途退学。而我不但顺利地请了假，还受到了单位领导的热情鼓励。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因为参加文学活动请假而被单位扣过一块钱的工资或者奖金。宣教中心的王凯主任在单位是一位精明、敬业的领导，而在生活中，则更像是一位宽厚、亲切的兄长。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推出新的作品，他甚至会亲自过问，督促我，提醒我要继续努力，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
2007年上半年，大连市作家协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我当选了大连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成为主席团中最年轻的副主席。这也使我有机会跟大连文学界的精英们有了更多相互接触和了解的机会。特别是素素大姐，她的学养，她的气质，她的风度，都令人着迷。在成为作协副主席之前，我与素素大姐有过一次交往。那一次，是单位派我去大连日报社联系一件事情，那时候素素大姐还在日报社工作，这也是我印象中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听我自报了家门之后，她非常热情地说，我知道你，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很意外，因为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文学新人，默默无闻。我对素素大姐是久仰大名，但想不到，她不但知道我的名字，还了解我的不少情况。后来，素素大姐亲自委派了一名记者到我们单位，帮助我完成了单位交办的事情。多年之后，有一次我跟她提起这件往事，她却已经不记得了。后来交往多了，我才知道，素素大姐对文学新人、对于热爱文学的年轻人的帮助和扶持，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充满了真诚和热情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越发地感受到，作为一名成名的作家，作为一名文学前辈，这种真诚和热情是多么难得，多么值得敬佩。
说到对我的扶持和帮助，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车培晶老师。因为都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我和车老师交往的时候比较多，不但在市内能经常见面，还经常一同外出开会、讲课、参加活动。车老师对文学的热爱和不懈的追求，对人的真诚、热情和善良，都是我学习的楷模。车老师以前是一名老师，所以当我跟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车培晶老师的时候，许多人还以为车老师以前教过我，我是他的学生。对此，我从不解释，更不否认。因为说心里话，车老师教给我的，恐怕比教给他的学生们的还要多；而我心中对他的尊敬和感谢，也绝不会比他教过的学生少。
在辽宁作协会议上与张玉珠部长（右二）、素素老师（中）、田耒老师（左二）、陈昌平老兄（左一）合影
从2005年开始，我成为了辽宁省作协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届签约作家。
2008年，我成为大连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同年，我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还是在这一年，我成为辽宁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香港采风
随辽宁签约作家去漠河采风
2008年，任奥运火炬手
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合影
2011年，我成为国家一级作家。
2013年，我兼任了沙河口区作协主席。转年，大连市作家森林在沙河口区新希望社区成立。在筹备过程中，我尽了自己的一点儿微薄之力，与此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了文学在这座美丽城市中所释放出来的越来越大的能量。
随辽宁省“四个一批”人才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
2014年，我荣获第十三届大连市文艺界最高荣誉“金苹果”奖终身成就奖。
傻人傻福
说起来，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从一开始，似乎就走得比较顺畅。上高中时就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从二十几岁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到了三十六岁，我就获得了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在文坛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但是与此同时，我的个人生活却历经了一些曲折和坎坷，以至于到了三十多岁，还是一枚王老五。
二十几岁，我还在靠开专栏的稿费为生、以赢得征文比赛的奖品为乐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想和我谈婚论嫁。那个女孩子很可爱，我们算是很亲密的朋友，但不算是男女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逛街，但并没有正式谈恋爱。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球赛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不然，我们俩结婚得了。我愣了一下，觉得她是在开玩笑。但她说，我是很认真的，我觉得你这人不错，真不错，你不是也觉得我挺好吗？我说，是呀。我答应她，回去考虑一下。
回家之后，我把这事跟父母亲汇报了一下。因为谈恋爱可以自己谈，但涉及结婚的事情，必须要让家长们先知道一下。结果我被父亲当头打了一棒子，他甚至都不曾问问那个女孩子的情况，就一口否决了。父亲说，结婚成家，是要负责任的事情，你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挣的稿费就算可以养家糊口，但是太不稳定，这种情况下，你拿什么负起这份责任？我当即气馁。我那时虽然年轻，但是对婚姻对家庭的观念却是绝对传统的，所以死穴被父亲一戳即中。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那个女孩子。好在，她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后来，她去了外地，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时至今日，我也无法了解她提议结婚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和心态。
当了编辑，有了正式的稳定的工作之后，我正儿八经地谈了一场恋爱，耗时费心，但那段感情最终却无疾而终，还不曾走进爱情的坟墓，就已经死在了踌躇的路上。这个时候，我已经年过三十。
2003年，我买了新房子。装修完毕之后，打算把母亲接过来，和我一起居住。我的这个决定，惹来了很多朋友的强烈反对。单位的一位老大哥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他问我，你是不打算结婚了？我莫名其妙，怎么会呢？他说，那你干吗把你妈接过来一起住？她不是有住房吗？我说，那没办法，我妈那个人，如果你丢下她，让她一个人生活，恐怕她会活得很郁闷，甚至活不了太久，我总不能为了自己将来的婚姻，就把亲妈丢下不管吧？老大哥摇摇头，说，我是过来人，知道这其中的利害，我劝你还是再想想吧。现在的女孩都“胆小”，没人敢一结婚就跟婆婆一起住。
我不为所动，按自己的计划做了这件在我看来必须做，而在许多人看来是犯傻的事情。可傻人有傻福。没过多久，我还就真遇到了一个“胆大”的女孩。
她叫丁红梅。第一次见面，我的感觉很好。她端庄秀气，温柔典雅。唯一让我有点儿担心的，是怕她太过端庄了。凡事不能太过，女孩子太端庄了，就可能发木。我不怕那种冷冰冰的女孩子，就算你是一块冰，只要我喜欢，我也可以把你暖化了。可如果你是一块木头，摸上去不像冰那么冷，但却是永远也无法融化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好在，我很快就发现，她并不是一块木头，也不是一块冰，而是老天爷为了补偿我，送给我的一块宝石，美丽，珍贵，无价。她散发出来的光芒，将为我的余生提供无穷的热情和动力。
婚后，我们一直跟我母亲一起生活，直到2012年年底，我母亲去世。在这六七年间，我们夫妻俩还吵过两次嘴，但是她同我母亲，却连一次脸都没有红过。我们俩出去玩，只要是母亲想参加能参加的，我们一定会带上她。三个人一起逛街的时候，都是婆媳俩挽着手一起走，我在后面跟班。我们俩出去买东西，她一定会先问问婆婆有什么想买的，如果有，到了商场，一定会先把婆婆需要的东西买好，拎在手里再逛。母亲几次住院，她忙前忙后，悉心照料，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陪护，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理由缺席过一次。因为我们的经济情况相对好一些，所以母亲住院的费用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出的，她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也从来没让我因为这种事情为难过。
和妻子在东京湾
在海南，与母亲、妻子在一起
2007年春天，她提议我们带着母亲一起去海南度假。母亲一开始有些犹豫，我追问她原因，她也含糊其词。红梅就提醒我，母亲可能是怕跟着咱们出去不方便，给咱们添麻烦。这样吧，你去问问小姨，能不能跟咱们一起去，也能给老妈做个伴。就这样，我们带着母亲和小姨一起去海南住了一周。那是母亲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她最后一次出远门。转过年来，母亲就因为冠心病做了支架手术，再也无法承受远途旅行了。
2012年年底，母亲因病去世。从2002年年初父亲去世算起，我和母亲整整相依为命十一年，失去母亲的痛苦，几乎让我无力自拔，也无处躲藏。我是一个很少流泪的人，但每一次整理母亲的遗物，我都会无法自抑地痛哭一场。每一次走进母亲的房间，我的心都会疼得一抖，似乎连呼吸都因那种疼痛而停止。
随后的整整一年时间，我只字未写。许多个夜晚，我都会梦见母亲。每当我在夜里惊醒，总会有一双温柔的手，安抚我那颗因为疼痛而悸动的心。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双手的扶持和抚慰，现在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将会多么孤独和凄凉。
2015年7月1日，第十三届大连“金苹果”奖的颁奖典礼在大连海事大学举行。“金苹果”奖是大连市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也是一项终身成就奖。而这个奖项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总结，不如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更准确，就像这部自传一样。
走出颁奖大厅，午后的阳光热烈而醇厚。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陌生的组合词：午后青春。古人言：人过四十天过午。可我总觉得，对于四十七岁的我而言，前面还会有一段更美好的青春岁月在等着我。我会努力前行，去拥抱那段注定会更加精彩的午后青春。
在“金苹果”奖颁奖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