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创作
希腊神话的九缪斯之中，竟无一位专司翻译，真是令人不平。翻译之为艺术，应该可以取代司天文的第九位缪斯尤瑞尼亚(Urania)；至少至少，也应该称为第十位缪斯吧。对于翻译的低估，不独古希腊人为然，今人亦复如此。一般刊物译文的稿酬，往往低于创作；教育部审查大学教师的学力，只接受论著，不承认翻译；一般文艺性质的奖金和荣誉，也很少为翻译家而设。这些现象说明了今日的文坛和学界如何低估翻译。
流行观念的错误，在于视翻译为创作的反义词。事实上，创作的反义词是模仿，甚或抄袭，而不是翻译。流行的观念，总以为所谓翻译者也，不过是逐字逐词地换成另一种文字，就像解电文的密码一般；不然就像演算代数习题一般，用文字去代表数字就行了。如果翻译真像那么科学化，则一部详尽的外文字典就可以取代一位翻译家了。可是翻译，我是指文学性质的，尤其是诗的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也许我们应该采用其他的名词，例如“传真”，来代替“翻译”这两个字。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诗人齐阿地(一译查尔迪)认为，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翻译，很像从一种乐器到另一种乐器的变调(transposition)：四弦的提琴虽然拉不出88键大钢琴的声音，但那种旋律的精神多少可以传达过来(1)。庞德的好多翻译，与其称为翻译，不如称为“改写”，“重组”，或是“剽窃的创造”(2)；艾略特甚至厚颜宣称庞德“发明了中国诗”。这当然是英雄欺人，不足为训，但某些诗人“寓创造于翻译”的意图，是昭然可见的。
假李白之名，抒庞德之情，这种偷天换日式的“意译”，我非常不赞成。可是翻译之为艺术，其中果真没有创作的成分吗？翻译和创作这两种心智活动，究竟有哪些相似之处呢？严格地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例如原文之中出现了一个含义暧昧但暗示性极强的字和词，一位有修养的译者，沉吟之际，常会想到两种或更多的可能译法，其中的一种以音调胜，另一种以意象胜，而偏偏第三种译法似乎在意义上更接近原文，可惜音调太低沉。面临这样的选择，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根据我创作十多年的经验，在写诗的时候，每每心中涌起一个意念，而表达它的方式可能有三种：第一种念起来洪亮，第二种意象生动，第三种则意义最为贴切。这时作者同样面临微妙的选择，他同样必须照顾上下文，且乞援于自己的直觉。例如杰佛斯(Robinson Jeffers)的诗句：(3)
...by the shore of seals while the wings
Weave like a web in the air
Divinely superfluous beauty
我可以译成下面的两种方式：
①……在多海豹的岸边，许多翅膀
像织一张网那样在空中编织
充溢得多么神圣的那种美。
②……濒此海豹之滨，而鸥翼
在空际如织网然织起
圣哉充溢之美。
第一种方式比较口语化，但是费辞而松懈；第二种方式比较文言化，但是精炼而紧凑。结果我以第二种方式译出。但是有些诗语俚而声亢，用文言句法译出，就不够意思。下面杰佛斯的另一段诗(4)，我就用粗犷的语调来对付了：
"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
Drunk with talk, liars and believers,
I believe in my tusks.
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 the ideologies,"
Said the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
Tusking the turf on Mal Paso Mountain.
“管他什么高谈民主的笨蛋，
什么狂吠革命的恶狗，
谈昏了头啦，这些骗子和信徒。
我只信自己的长牙。
自由万岁，他娘的意识形态。”
黑鬣的野猪真有种，他这么说，
一面用长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
用字遣词需要选择，字句次序的排列又何独不然？艾略特《三智士朝圣行》中的句子：
A hard time we had of it.
很不容易译成中文。可能的译法，据我看来，有下列几种：
①我们有过一段艰苦的时间。
②我们经历过多少困苦。
③我们真吃够了苦头。
④苦头，我们真吃够。
如果不太讲究字句的次序，则前三种译法，任用一种，似乎也可能敷衍过去了。可是原文只有七个单词，不但字面单纯，而且还有三个所谓“虚字”。相形之下，一二两句不但太冗长，而且在用字上，例如“艰苦”、“经历”、“困苦”等，也显得太“文”了一点。第三句是短些，可是和前两句有一点共同的缺点：语法不合。艾略特的原文是倒装语法：诗人将a hard time置于句首，用意显然在强调三智士雪中跋涉之苦。前三种中译都是顺叙句，所以不合。第四句中译就比较接近原文了，因为它字少(正巧也是七个字)，词俚，而且也是倒装。表面上，第一种译法似乎最“忠实”，可是实际上，第四种却最“传真”。如果我们还要照顾上下文的话，就会发现，上面这句原文实际上是响应同诗的第一行：
A cold coming we had of it.(5)
可见艾略特是有意用两个倒装句子来互相呼应的。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在译文中讲究字句的次序了。所谓“最佳字句排最佳次序”的要求，不但可以用于创作，抑且必须期之翻译。这样看来，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同样，创作也可能视为一种“不拘的翻译”或“自我的翻译”。在这种意义下，作家在创作时，可以说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读者欣赏那篇作品，过程恰恰相反，是将文字“翻译”回去，还原成经验。)不过这种“翻译”，和译者所做的翻译，颇不相同。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将一种经验变成文字，但那种经验已经有人转化成文字，而文字化了的经验已经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确定的涵义(6)，不容译者擅加变更。译者的创造性所以有限，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将那种精确的经验“传真”过来，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保留那种经验赖以表现的原文。这种心智活动，似乎比创作更繁复些。前文曾说，所谓创作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可是这种“翻译”并无已经确定的“原文”为本，因为在这里，“翻译”的过程，是一种虽甚强烈但混沌而游移的经验，透过作者的匠心，接受选择、修正、重组，甚或蜕变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样子的“翻译”是一面改一面译的，而且，最奇怪的是，一直要到“译”完，才会看见整个“原文”。这和真正的译者一开始就面对一清二楚的原文，当然不同。以下让我用很单纯的图解，来说明这种关系：
翻译和创作在本质上的异同，略如上述。这里再容我略述两者相互的影响。在普通的情形下，两者相互间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我的意思是指文体而言。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译，则他的译文体，多多少少会受自己原来创作文体的影响。反之，一位作家如果在某类译文中沉浸日久，则他的文体也不免要接受那种译文体的影响。
张健先生在论及《英美现代诗选》时曾说：“一般说来，诗人而兼事译诗，往往将别人的诗译成颇具自我格调的东西。”(7)这当然是常见的现象。由于我自己写诗时好用一些文言句法，这种句法不免也出现在我的译文之中。例如“圣哉充溢之美”篇末那几行的语法，换了“国语派”的译者，就绝对不会那样译的。至少胡适不会那样译。这就使我想起，他曾经用通畅的白话译过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的一部分。胡适的译文素来明快清畅，一如其文，可是用五四体的白话去译丁尼生那种古拙的无韵体，其事倍功半的窘困，正如苏曼殊企图用五言排律去译拜伦那篇激越慷慨的《哀希腊》。其实这种现象在西方也很普遍。例如荷马那种“当叮叮”的敲打式“一长二短六步格”，到了18世纪文质彬彬的颇普笔下，就变成了颇普的拿手诗体“英雄偶句”，而叱咤古战场上的英雄，也就驯成了坐在客厅里雅谈的绅士了。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庞德。艾略特说他“发明”了中国诗，真是一点不错。清雅的中国古典诗，一到他的笔底，都有点意象派那种自由诗白描的调调儿。这就有点像个“性格演员”，无论演什么角色，都脱不了自己的味道。艾略特曾强调诗应“无我”(8)，这话我不一定赞成，可是拟持以转赠他的师兄庞德，因为理想的译诗之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
另一方面，创作当然也免不了受翻译的影响。1611年钦定本的《圣经》英译，对于后来英国散文的影响，至为重大。中世纪欧洲的文学，几乎成为翻译的天下。说到我自己的经验，十几年前，应林以亮先生之邀为《美国诗选》译狄瑾荪(一译狄更生)作品的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写的诗竟也采用起狄瑾荪那种歌谣体来。及至前年初，因为翻译叶芝的诗，也着实影响了自己作品的风格。我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没有翻译，“五四”的新文学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像那样发展下来。西洋文学的翻译，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大致可说功多于过，可是它对于中文创作的不良后果，也是不容低估的。
翻译原是一种“必要之恶”，一种无可奈何的代用品。好的翻译已经不能充分表现原作，坏的翻译在曲解原作之余，往往还会腐蚀本国文学的文体。三流以下的作家，或是初习创作的青年，对于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译体”，往往没有抗拒的能力，濡染既久，自己的“创作”就会向这种翻译体看齐。事实上，这种翻译体已经泛滥于我们的文化界了。在报纸、电视、广播等等大众传播工具的围袭下，对优美中文特具敏感的人，每天真不知道要忍受这种翻译体多少虐待！下面我要指出，这种翻译体为害我们的创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正如我前文所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的翻译，是一种艺术，变化之妙存乎一心。以英文译中文为例，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既如此相异，字、词、句之间就很少现成的对译法则可循。因此一切好的翻译，犹如衣服，都应是定做的，而不是现成的。要买现成的翻译，字典里有的是；可是字典是死的，而译者是活的。用一部字典来对付下列例子中的sweet一字，显然不成问题：
①a sweet smile
②a sweet flower
③Candy is sweet.
但是，遇到下面的例子，是任何字典帮不了忙的：
④sweet Swan of Avon
⑤How sweet of you to say so!
⑥sweets to the sweet
⑦sweet smell of success
有的英文诗句，妙处全在它独特的文法关系，要用没有这种文法的中文来翻译，几乎全不可能。
①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②Not a breath of the time that has been hovers
In the air now soft with a summer to be.
③The sky was stars all over it.
④In the final direction of the elementary town
I advance for as long as forever is.(9)
以第二段为例，the time that has been当然可以勉强译成“已逝的时间”或“往昔”，a summer to be也不妨译成“即将来临的夏天”；只是这样一来，原文文法那种圆融空灵之感就全坐实了，显得多么死心眼！
不过译诗在一切翻译之中，原是最高的一层境界，我们何忍苛求。我要追究的，毋宁是散文的翻译，因为在目前的文坛上，恶劣的散文翻译正在腐蚀散文的创作，如果有心人不及时加以当头棒喝，则终有一天，这种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译文体”，真会淹没了优美的中文！这种译文体最大的毛病，是公式化，也就是说，这类的译者相信，甲文字中的某字或某词，在乙文字中恒有天造地设恰巧等在那里的一个“全等语”。如果翻译像做媒，则此辈媒人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怨偶。
就以英文的when一字为例。公式化了的译文体中，千篇一律，在近似反射作用(reflex)的情形下，总是用“当……的时候”一代就代了上去。
①当他看见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向我奔来。
②当他听见这消息的时候，他脸上有什么表情？
两个例句中“当……的时候”的公式，都是画蛇添足。第一句大可简化为“看见我回来，他就向我奔来”。第二句也可以净化成“听见这消息，他脸上有什么表情？”流行的翻译体就是这样：用多余的字句表达含混的思想。遇见繁复一点的副词子句，有时甚至会出现“当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手里握着那根上面刻着玛丽·布朗的名字的旧钓鱼竿的时候……”这样的怪句。在此地，“当……的时候”非但多余，抑且在中间夹了一长串字后，两头远得简直要害相思。“当……的时候”所以僵化成为公式，是因为粗心的译者用它来应付一切的when子句，例如：
①当他自己的妻子都劝不动他的时候，你怎么能劝得动呢？
②弥尔顿正在意大利游历，当国内传来内战的消息。
③当他洗完了头发的时候，叫他来找我。
④当你在罗马的时候，像罗马人那样做。
其实这种场合，译者如能稍加思考，就应该知道如何用别的字眼来表达。上列四句，如像下列那样修正，意思当更明显：
①连自己的妻子都劝他不动，你怎么劝得动他？
②弥尔顿正在意大利游历，国内忽然传来内战的消息。
③他洗完头之后，叫他来找我。
④既来罗马，就跟罗马人学。
公式化的翻译体，既然见when就“当”，五步一当，十步一当，当当之声，遂不绝于耳了。如果你留心听电视和广播，或者阅览报纸的外国消息版，就会发现这种莫须有的当当之灾，正严重地威胁美好中文的节奏。曹雪芹写了那么大一部小说，并不缺这么一个当字。今日我们的小说家一摇笔，就摇出几个当来，正说明这种翻译体有多猖獗。
当之为祸，略如上述。其他的无妄之灾，由这种翻译体传来中文里，为数尚多，无法一一详述。例如if一字，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译成“假使”、“倘若”、“要是”、“果真”、“万一”等等，但是在公式化的翻译体中，它永远是“如果”。又如and一字，往往应该译成“并且”、“而且”或“又”，但在翻译体中，常用“和”字一代了事。
In the park we danced and sang.
这样一句，有人竟会译成“在公园里我们跳舞和唱歌”。影响所及，这种用法已渐渐出现在创作的散文中了。翻译体公式化的另一表现，是见ly就“地”。于是“慢慢地走”、“悄悄地说”、“隆隆地滚下”、“不知不觉地就看完了”等语，大量出现在翻译和创作之中。事实上，上面四例之中的“地”字，都是多余的。中文的许多叠字，例如“渐渐”、“徐徐”、“淡淡”、“悠悠”，本身已经是副词，何待加“地”始行？有人辩称，加了比较好念，念来比较好听。也就罢了。最糟的是，此辈译者见ly就“地”，竟会“地”到文言的副词上去。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像“茫然地”、“突然地”、“欣然地”、“愤然地”、“漠然地”之类的怪词。所谓“然”，本来就是文言副词的尾语。因此“突然”原就等于英文的suddenly，“然”之不足，更附以“地”，在理论上说来，就像说suddenlyly一样可笑。事实上，说“他终于愤然走开”，不但意完神足，抑且琅琅上口，何苦要加一个“地”字。
翻译体中，还有一些令人目迷心烦的字眼，如能慎用，少用，或干脆不用，读者就有福了。例如“所”字，就是如此。“我所能想到的，只有这些”，在这里“所”是多余的。“他所做过的事情，都失败了。”不要“所”，不是更干净吗？至于“他所能从那扇门里窃听到的耳语”，更不像话、不像中国话了。目前的译文和作品之中，“所”来“所”去的那么多“所”，可以说，很少是“用得其所”的。另一个流行的例子，是“关于”或“有关”。翻译体中，屡见“我今天上午听到一个有关联合国的消息”之类的劣句。这显然是受了英文about或concerning等的影响。如果改为“我今天上午听到联合国的一个消息”，不是更干净可解吗？事实上，在日常谈话中，我们只会说“你有他的资料吗？”不会说“你有关于他的资料吗？”
翻译体中，“一个有关联合国的消息”之类的所谓“组合式词结”，屡见不鲜，实在别扭。其尤严重者，有时会变成“一个矮小的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而实际年龄不过四十岁的女人”，或者“任何在下雨的日子骑马经过他店门口的陌生人”。两者的毛病，都是形容词和它所形容的名词之间，距离太远，因而脱了节。“一个矮小的”和“女人”之间，夹了20个字。“任何”和“陌生人”之间，也隔了长达15字的一个形容子句。令人看到后面，已经忘了前面，这种夹缠的句法，总是不妥。如果改成“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而实际年龄不过四十岁的一个矮小女人”，或者“下雨的日子骑马经过他店门口的任何陌生人”(10)，就会清楚得多，语气上也不至于那么紧促了。
公式化的翻译体还有一个大毛病，那就是：不能消化被动语气。英文的被动语气，无疑多于中文。在微妙而含蓄的场合，来一个被动语气，避重就轻地放过了真正的主词，正是英文的一个长处。
①Man never is, but always to be blessed.
②Strange voices were heard whispering a stranger name.
第一句中blessed真正的主词应指上帝，好就好在不用点明。第二句中，究竟是谁听见那怪声？不说清楚，更增神秘与恐怖之感。凡此皆是被动语气之妙。可是被动语气用在中文里，就有消化不良之虞。古文古诗之中，不是没有被动语气：“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后一句显然是被动语气。“不觉青林没晚潮”一句，“没”字又像被动，又像主动，暧昧得有趣。被动与否，古人显然并不烦心。到了翻译体中，一经英文文法点明，被动语气遂蠢蠢不安起来。“被”字成为一只跳蚤，咬得所有动词痒痒难受。“他被警告，莎莉有梅毒”；“威廉有一颗被折磨的良心”；“他是被她所深深地喜爱着”；“鲍士威尔主要被记忆为一个传记家”；“我被这个发现弄得失眠了”；“当那只狗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也被一种悲哀所袭击”；“最后，酒被喝光了，菜也被吃完了”；这样子的恶译、怪译，不但流行于翻译体中，甚至有侵害创作之势。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中文的被动态是无须点明的。“菜吃光了”，谁都听得懂。改成“菜被吃光了”简直可笑。当然，“菜被你宝贝儿子吃光了”，情形又不相同。事实上，中文的句子，常有被动其实主动其形的情形：“饭吃过没有？”“手洗好了吧？”“书还没看完”，“稿子才写了一半”，都是有趣的例子。但是公式化的译者，一见被动语气，照例不假思索，就安上一个“被”字，完全不想到，即使要点明被动，也还有“给”、“挨”、“遭”、“教”、“让”、“为”、“任”等字可以酌用，不必处处派“被”。在更多的场合，我们大可将原文的被动态，改成主动，或不露形迹的被动。前引英文例句的第二句，与其译成不伦不类的什么“奇怪的声音被听见耳语着一个更奇怪的名字”，何不译成下列之一：
①可闻怪声低语一个更怪的名字。
②或闻怪声低唤更其怪诞之名。
③听得见有一些怪声低语着一个更怪的名字。
同样，与其说“他被警告，莎莉有梅毒”，不如说“他听人警告说，莎莉有梅毒”或“人家警告他说，莎莉有梅毒”？与其说“我被这个发现弄得失眠了”何如说“我因为这个发现而失眠了”或“我因为发现这事情而失眠了”？
公式化的翻译体，毛病当然不止这些。一口气长达四五十字，中间不加标点的句子；消化不良的句子；头重脚轻的修饰语；画蛇添足的所有格代名词；生涩含混的文理；以及毫无节奏感的语气，这些都是翻译体中信手拈来的毛病。所以造成这种种现象，译者的外文程度不济，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是中文周转不灵，词汇贫乏，句型单调，首尾不能兼顾的苦衷，恐怕要负另一半责任。至于文学修养的较高境界，对于公式化的翻译，一时尚属奢望。我必须再说一遍：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有限的创作”。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是心中不能不了然于创作的某些原理，手中也不能没有一枝作家的笔。(11)公式化的翻译体，如果不能及时改善，迟早总会危及抵抗力薄弱的所有“作家”。喧宾夺主之势万一形成，中国文学的前途就不堪闻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