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照旧例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蒲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有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信用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的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三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故典，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故典，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上密圈。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当天花初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急忙的去请天花专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一九一九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溇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将两只手紧紧的捆住了，不让它动一动，当时虽然很窘，大约哭得很凶吧，然而也因此得免于脸上雕花，这与我的出天花而幸得不死，都是很可庆幸的。
我在十岁以前，生过的病很多，已经都记不得，而且中医的说法都很奇怪，所以更说不清是食裹火或火裹痰了。不过其中顶利害的是因为没有奶吃，所以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奶的，为的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可是好像是害了馋痨病似的，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的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这是法定的养病的唯一的副食物。这在馋痨病的小孩一定是很苦痛的，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这是很可感谢的。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
“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有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风暴的前后
上
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于曾祖母的去世。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迹，据说有一天他钻到床底下去安排花盆，当时祖父的保姆吴妈妈误当是一只狗，唆唆的吆喝想赶他出去，这话流传下来，可以为例。但是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其时她已年将望八了，——她去世时年七十九，恰在除夕了，其实算是八十也无不可，——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得很。我们小孩却不顾什么，偏要加以戏弄，记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记得的事了）同了鲁迅走到她的旁边，故意假作跌倒，睡在地上，那么她必定说道：
“阿呀，阿宝（这是她对曾孙辈的总称），这地下很脏呢。”那时已是她的晚年，火气全然没有了，在壮年时代她的脾气实在怪僻得很哩。据我的一个堂叔“观鱼”所著《三台门的遗闻轶事》所记，大抵流传于本家老辈口中，虽系传闻，未必全属子虚吧。现在抄录在这里：
“九老太太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彭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
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她平常就是这种意见，做官如不能赚钱便要赔钱，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平常介孚公在做京官，每有同乡回去的时候，多托带些食品去孝敬母亲，有一回记得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只麻袋里，可是曾祖母见了怫然不悦道：
“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她这意思是前后相符，可以贯穿得起来的。
我们小孩暂时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时期，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只在有时候和老太太们开点小玩笑，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上面说过的“兰花间”及其毗连的一部分，已经分给共高祖的“诚房”，——我们是“兴房”居长，第二是“立房”，至于“诚房”这是智字派下的第三房了，——租给一家姓李的，是李越缦的本家，主人名为李楚材。我所记得的恰巧也是对于老人的小玩笑，这是很有意思的偶合了。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里记有一节，现在就借了过来应用吧。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这里所谓“我们”，当然一个是我了，至于另外一件事乃是我单独干的，也是对于李家的一位房客。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很高大的人，却长着很是细小的辫子，顶上戴着方顶的瓜皮帽，样子颇为滑稽。有一天在门外看见许多人围着，是在看新嫁娘，这位高个子小辫子的人也在那里。我便忍不住偷偷的走近前去，将他的辫子向上一拉，那顶帽子就立刻砰的飞掉了。为什么辫子一扯帽子就会掉呢，这是因为辫子太细小了，深压在帽子里面，所以一掣动它，帽子便向前翻掉了。可是那人却并不发怒，只回过头来说道：
“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么？”小孩虽然淘气，只因他的态度应对得很好，所以第二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中
曾祖母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的除夕去世，她于两三日以前，从她照例坐的那把紫檀椅子想站起来时，把身体略为矬了一矬，立即经旁人扶住了，此后随即病倒，人家说是中风，其实不是，大约只是老衰罢了。
她是阖台门六房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中间的“大堂前”要让出来给她使用，本来是死人要大过活人，何况又是长辈呢。恰巧这年我家正是“佩公祭”（是智仁勇三派九房人家的祖先）值年，照例应当在堂前悬挂祖像，这也只好让出来，移挂外边大厅西南的大书房里，可是陈设的祭器很值钱，恐防被人偷去，须要雇人看守才行，乃去找用人章福庆的儿子来担任这件事。他名叫运水，这便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闰土，是十四五岁的乡下少年，正是我们的好伴侣，所以小孩们忙着同他玩耍，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丧事虽然热闹，也没有心思来管了。
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了，那时海路从天津到上海已有轮船，所以在一个月之内，便已到了家里。他同了他小女儿同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轻车减从的走回来，大约原是预备服满再进京去的，却不料演成那大风暴。这风暴计算起来是两面的，其一方面是家庭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其第二乃是社会的，它的发生实在乃是出于预料之外的了。
祖父回家来，最初感到的乃是住屋有了变更的事，当初父母住的两间西边的屋腾了出来，让给祖父，搬到东偏的屋里来，从前曾祖母的房子则由祖母和我同住。祖父初到觉得陌生，又感觉威严难以接近，但潘姨太太虽然言语小通，到底年轻和蔼一点，所以时常到那里去玩。这样胡里胡涂过了几天，大约不很长久吧，突然在曾祖母五七这一天，这距离她的死只有三十五天，祖父到家也还不到半个月，祖父忽尔大发雷霆，发生了第一个风暴。大约是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敬谨将事，当时父亲因为是吃洋烟的，或者也不能很早就起床，因此迁怒一切，连无辜的小孩子也遭波及了。那天早上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赶紧睁眼来看，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的在捶打那床呢！他看见我已是捶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的响，喃喃咒骂着那一班“速死豸”吧。我其时也并不哭，大概由祖母安排我着好衣服，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也没有听清祖母的说话，仿佛是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这便是第一次风暴所得到的结果了。
下
不久以后，大约过了曾祖母的“百日”之后，他渐作外游的打算，到七八月的时候，就前往苏州去了。不知道的或者以为是去打官场的秋风，却不料他乃是去找本年乡试的主考，于是第二次风暴就爆发了。现在借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我所写的一节，说明这件事情：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了死刑，有时要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
“蹋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避难
第二次风暴已经到来了，小孩们却还什么都不知道，仍然游嬉着。直到得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里，母亲把我们叫去说，现今到外婆家住几时，便即动身，好在时间不会很长，到那时候就会叫回到家里来的。这样便开始了避难的生活了。
外婆家原来在安桥头，大概自从外祖父鲁晴轩公中举人之后，嫌它太狭窄，便迁居皇甫庄，典了范姓的半所房屋，这个范姓便是有名的《越谚》的著者范啸风，名寅，别号扁舟子的便是。那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只剩外祖母在，此外是母亲的一兄一弟，大舅父号怡堂，小舅父字继香，都是秀才，住在家里。大舅父生有子女各一，小舅父却只有四个女儿，因此我们两个人都只好交给大舅父，但因为没有地方歇宿，所以又把我送给小舅父处的老仆妇，通称塘港妈妈，（妈妈者犹上海称娘姨，）叫她带领我睡觉。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所以至今还是记得。我大约向来是够浑浑噩噩的，什么事都记不清，十岁以前的事情至今记忆的很是有限，只是有一件事却还记的很是清楚。这便是到了那时候还要“溺床”，（见刘侗著《帝京景物略》，）在夏天的早朝起来，席子有一两回都溺得很湿的，主客各不说破，便自麻糊过去了。
这阁楼上只是晚间才来，在白天里是在大舅父那边，怎么样的混过一天，回想起来什么都不记得，这也可见浑噩之一般了。但是也有零星的记忆可以一说的事。大舅父是吸雅片烟的，终日在床上，帐子放了下来，经常很少见他的面，但见帐内点着烟灯，知道他醒着，便隔着帐子叫他一声算了。我只记得在他那里，有很希奇的一只烧茶的炉子，大抵也只是黄铜所做的，但奇怪是用纸煤烧的。这是一种用“煤头纸”折成的长条，据说烧十几根纸煤，一小壶水就开了。这不晓得叫做什么炉，（不是神仙炉吧，）我时常看表姊珠姊姊在那里折这种细长条的纸煤。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影写《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他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
关于娱园
小皋埠秦氏是大舅父的先妻的母家，先世叫作秦树铦，字秋伊，也是个举人，善于诗画，是皋社主要诗人之一，家里造有娱园，也算是名胜之地。大舅父寄居在厅堂西偏的厢房里，我们便很有机会到这园里玩耍。秋伊的儿子字少伊，家传的也善于画梅花，我们叫他做友舅舅，常跑去他那里玩，鲁迅尤其同他谈得来，只是雅片烟大瘾，上午总是高卧，所以只有午后才找得他着。他好看小说，凡是那时通行的小说在他那里都有，不过都是铅印石印者，尽量的借给人看，鲁迅便不再画人像，却看本文了，我那时读书才读到《大学》，所以如入宝山却是空手而回了。
讲到娱园，那里直到庚子那年，有七八年我还时常前去，所以约略记得，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我从头就不了解这种花园的好处在哪里，我所觉得好的只是似“百草园”的那样菜园或是类似的地方罢了。李越缦有一篇《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饮秦氏娱园诗序》，我最初在父亲伯宜公的遗书《娱园诗存》中看到它，随后又在《越缦堂骈体文》里见到，对于这个园颇有点感情，不过感情是一回事，而兴趣又是别一回事，就园说园，实在说不出他的好处来。大抵在一个四周造有围墙内，又是一块块的区划开来设计建造起来，要做成好园林是很艰难的。在那里一座微云楼，就我所记得的来说，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日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又有一所留鹤庵，名字倒是顶好，却在园门之外，事实是一间侧屋，前面是石板铺的“明堂”即是院子，不见得留得鹤住。后来曾经游过观音桥赵氏的省园废址，和偏门外的快阁，所得到的也是同一的印象。苏州多有名园，其中我只见过刘园，比较的还是整齐，可是总觉得是工笔画的样子，很少潇洒之致，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书房
我们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于第二年甲午（一八九四）的上半年回家里来了。鲁迅一回来，就往三味书屋寿家上学去了，这大约是在端午节吧，他是在这以前就已在那里读书了，记得初去的时候，还特地花了两块钱，买了一顶两只抽屉的书桌，这个我还记得很是清楚。后来关于这书桌流传有许多神话，说这桌子是楠木的啰，又说鲁迅因为要立志不迟到，在桌面刻有一个“早”字啰，这些话我却是不知道的了。至于我自己，到三昧书屋去大概是第二年乙未的正月，不过这却不能确定了。我在癸巳年避难以前，曾经在“厅房”——大厅西偏的小书房里，同了庶出的叔父伯升，读过半年的书。伯升是跟着祖父从北京回来的，本来应当叫作“仲升”，但是因为北京音读“仲升”与“众生”相同，这两个字本来自从佛经用起头，只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讲，别无什么恶意，但是后来用称牲畜，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用，硬要改号伯升。这本来也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小孩们的看法却是不同，以为他行第二而要称伯，未免有僭越之感，因此背地里故意叫他做仲升。不过这位伯升先生事实上乃是极和气的人，虽然是庶出却不是姨太太的一党，对于祖母特别恭而有礼，待我们年纪比他小的侄儿也平易亲近，癸巳上半年我便同他两个人在厅房里读书，以后在南京学堂里同学，可以用了亲历的事实保证的。在厅房里就只请了一个同族的叔辈做先生，他本身只是个文童，始终没有考进“秀才”，没有什么本事，可喜也并不严厉，因此也少来管束我们，我至今记不起在他手里读了些什么，事实上我那时《中庸》还未读了呢。因此我所记得的便是在厅房的一间小花园玩耍的事情，那里有一株月桂，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继续开花，一株罗汉松，一株茶花，其余有木瓜枇杷，树阴底下还有秋海棠之类，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所注意的，我最记得的乃是罗汉松树根下所埋着的两只“荫缸”。这乃是不大不小的缸，埋在土里，缸里盛着水，这水不是清澈的雨水，却是不知经历几多年的青黑色的水，里边积存腐烂的树叶大半缸，这是我们亲手淘过，所以知道的。说也奇怪，我们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边，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将里边的树叶瓦砾清理出来，居然没有中什么毒，连在预料中的蜈蚣毒蛇癞虾蟆之属，也一只都没有碰见过，真是奇事。那位文童先生平常也就只是早晚来到一遍，虚应故事罢了，我们并不怕他，虽然后来出外就馆，说是出外也就只是在本县的乡下，却忽然暴虐起来，据说曾经用竹枝抽打学生之后，再拿擦牙齿的盐来擦上，用了做腊鸭的法子整治学生，学生当然是受不了的，结果是被辞了馆完事。又有一个塾师，将学生的耳朵夹在门缝里，用力的夹，这是用轧胡桃的方法引申出来的，却不能确说是否他的故事了。我们在厅房里游嬉，那时亏得他还没有变得这样严厉，但是祖父知道了怎么样呢？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乃是伯升叔，有他在里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不要紧的了。
三味书屋
旧日书房有各种不同的式样，现今想约略加以说明。这可以分作家塾和私塾，其设在公共地方，如寺庙祠堂，所渭“庙头馆”者，不算在里边。上文所述的书房，即是家塾之一种，——我说一种，因为这只是具体而微，设在主人家里，请先生来走教，不供膳宿，而这先生又是特别的麻胡，所以是那么情形。李越缦有一篇《城西老屋赋》，写家塾情状的有一段很好，其词曰：
“维西之偏，实为书屋。榜日水香，逸民所目。窗低迫檐，地窄疑艉。庭广倍之，半割池渌。隔以小桥，杂莳花竹。高柳一株，倚池而覆。予之童骏，踞觚而读。先生言归，兄弟相速。探巢上树，捕鱼入洑。拾砖拟山，激流为瀑。编木叶以作舟，揉筱枝而当轴。寻蟋蟀而剧墙，捉流萤以照牍。候邻灶之饭香，共抱书而出塾。”这里先生也是走教的，若是住宿在塾里，那么学生就得受点苦，因为是要读夜书的。洪北江有《外家纪闻》中有一则云：
“外家课子弟极严，自五经四子书及制举业外，不令旁及，自成童人塾后晓夕有程，寒暑不辍，夏月别置大瓮五六，令读书者足贯其中，以避蚊蚋。”鲁迅在第一次试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中描写恶劣的塾师“秃先生”，也假设是这样的一种家塾，因为有一节说道：
“初亦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而秃先生必继至，作厉声曰，孺子勿恶作剧，食事既耶，盍归就尔夜课矣！稍忤，次日即以界尺击吾首，曰，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我秃先生盖以书斋为报仇地者，遂渐弗去。”
第二种是私塾，设在先生家里，招集学生前往走读，三味书屋便是这一类的书房。这是坐东朝西的三间侧屋，因为西边的墙特别的高，所以并不见得西晒，夏天也还过得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明道：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从这里所说的看来，这书房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仿佛把小孩子当作偷儿看待似的。譬如用戒尺打手心，这也罢了，有的塾师便要把手掌拗弯来，放在桌子角上，着实的打，有如捕快拷打小偷的样子。在我们往三味书屋的途中，相隔才五六家的模样，有一家王广思堂，这里边的私塾便是以苛刻著名的。塾师当然是姓王，因为形状特别，以绰号“矮癞胡”出名，真的名字反而不传了，他打学生便是那么打的，他又没收学生带去的烧饼糕干等点心，归他自己享用。他设有什么“撒尿签”的制度，学生有要小便的，须得领他这样的签，才可以出去。这种情形大约在私塾中间，也是极普通的，但是我们在三味书屋的学生得知了，却很是骇异，因为这里是完全自由，大小便时径自往园里走去，不必要告诉先生的。有一天中午放学，我们便由鲁迅和章翔耀的率领下，前去惩罚这不合理的私塾。我们到得那里，师生放学都已经散了，大家便攫取笔筒里插着的“撒尿签”撅折，将朱墨砚覆在地下，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矮癞胡虽然未必改变作风，但在我们却觉得这股气已经出了。
下面这件事与私塾不相干，但也是在三味书屋时发生的事，所以连带说及。听见有人报告，小学生走过绸缎衖的贺家门口，被武秀才所骂或者打了，这学生大概也不是三味书屋的，大家一听到武秀才，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觉得讨厌，他的欺侮人是一定不会错的，决定要打倒他才快意。这回计划当然更大而且周密了，约定某一天分作几批在绸缎衖集合，这些人好像是《水浒》的好汉似的，分散着在武秀才门前守候，却总不见他出来，可能他偶尔不在，也可能他事先得到消息，怕同小孩们起冲突，但在这边认为他不敢出头，算是屈服了，由首领下令解散，各自回家。这些虽是琐屑的事情，但即此以观，也就可以想见三味书屋的自由的空气了。
父亲的病
上
我于甲午年往三味书屋读书，但细想起来，又似乎是正月上的学，那么是乙未年了，不过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所还记得的是初上学时的情形。我因为没有书桌，就是有抽屉的半桌，所以从家里叫用人背了一张八仙桌去，很是不像样，所读的书是《中庸》上半本，普通叫作“上中”，第一天所上的“生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问政”这一节，因为里边有“夫政也者蒲芦也”这一句，觉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记。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成绩实在是差得很，那时我已是十二岁，在本家的书房里也混过了好几年，但是所读的书总计起来，才只得《大学》一卷和《中庸》半卷罢了。本来这两种书是著名的难读的，小时候所熟知的儿歌有一首说得好：
“大学大学，
屁股打得烂落！
中庸中庸，
屁股打得好种葱！”
本来大学者“大人之学”，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不是小学生所能懂得的事情，我刚才拿出《中庸》来看，那上边的两句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还不能晓得这里讲的是什么，觉得那时的读不进去是深可同情的。现今的小学生从书房里解放了出来，再不必愁因为读书不记得，屁股会得打的稀烂，可以种葱的那样，这实在是很可庆幸的。
现在话分两头，一边是我在三味书屋读书，由“上中”读到《论语》《孟子》，随后《诗经》刚读完了“国风”，就停止了。一边是父亲也生了病，拖延了一年半的光景，于丙申（一八九六）年的九月弃世了。
父亲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头的，这总不会是甲午，因为这里有几件事可以作为反证。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当时乡下没有新闻，时事不能及时报道，但是战争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黄海战败之后，消息传到绍兴，我记得他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兄弟谈论时事，表示忧虑，可见他在那时候还是健康的。在同一年的八月中，嫁在东关金家的小姑母之丧，也是他自己去吊的，而且由他亲自为死者穿衣服，这是一件极其不易的工作，须得很细心谨慎，敏捷而又亲切的人，才能胜任。小姑母是在产后因为“产褥热”而死的，所以母家的人照例要求做法事“超度”，这有两种办法，简单一点的叫道士们来做“炼度”，凡继续三天，其一种是和尚们的“水陆道场”，前后时间共要七天。金家是当地的富家，所以就答应“打水陆”，而这道场便设在长庆寺，离我们的家只有一箭之路，来去非常方便，但那时的事情已都忘记了。小姑母是八月初十日去世的，法事的举行当在“五七”，计时为九月十五日左右，这也足以证明他那时还没有生病。有一天从长庆寺回来，伯宜公在卧室的前房的小榻上，躺着抽烟，鲁迅便说那佛像有好许多手，都拿着种种东西，里边也有枯髅，当时我不懂枯髅的意义，经鲁迅说明了就是死人头骨之后，我感到非常的恐怖，以后到寺里去对那佛像不敢正眼相看了。关于水陆道场，我所记得的就只是这一点事，但这佛像是什么佛呢，我至今还未了然，因为“大佛”就是释迦牟尼的像不曾见有这个样子的，但是他那丈六金身坐在大殿上，倒的确是伟大得很呢。
中
伯宜公生病的开端我推定在乙未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不过很难确说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其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的存在眼前。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之意，不过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注定要给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父亲的病虽然起初来势凶猛，可是吐血随即停止了，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父亲说道：
“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用，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是“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盖舌头红色，像是一根苗从心里长出来，仿佛是“独立一枝枪”一样，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他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这时伯宜公的病还不显得怎么严重，他请那位姓冯的医生来看的时候，还亲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饭时有时还要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馔的。我们在那时便去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水果的好吃后来是不记得，但故事却并不完全的忘记，特别是那些可怕的鬼怪的故事。至今还鲜明的记得的，是《聊斋志异》里所讲的“野狗猪”，一种人身兽头的怪物，兵乱后来死人堆中，专吃人的脑髓，当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惊呼道：
“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实在觉得阴惨得可怕，至今虽然现在已是六十年后，回想起来与佛像手中的枯髅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不过这病情的小康，并不是可以长久的事，不久因了时节的转变，大概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病势逐渐的进于严重的段落了。
下
伯宜公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后来腿肿了，便当作臌胀治疗，也究竟不知道是哪里的病。到得病症严重起来了，请教的是当代的名医，第一名是姚芝仙，第二名是他所荐的，叫做何廉臣，鲁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颠倒过来写作“陈莲河”，姚大夫则因为在篇首讲他一件赔钱的故事，所以故隐其名了。这两位名医自有他特别的地方，开方用药外行人不懂得，只是用的“药引”，便自新鲜古怪，他们决不用那些陈腐的什么生姜一片，红枣两颗，也不学叶天士的梧桐叶，他们的药引起码是鲜芦根一尺。这在冬天固然不易得，但只要到河边挖掘总可到手，此外是经霜三年的甘蔗或萝卜菜，几年陈的陈仓米，那搜求起来就煞费苦心了。前两种不记得是怎么找到的，至于陈仓米则是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亲自送来，我还记得背了一只“钱搭”（装铜钱的搭连），里边大约装了一升多的老米，其实医方里需用的才是一两钱，多余的米不晓得是如何处分了。还有一件特别的，那是何先生的事，便是药里边外加有一种丸药，而这丸药又是不易购求的，要配合又不值得，因为所需要的不过是几钱罢了。普通要购求药材，最好往大街的震元堂去，那里的药材最是道地可靠，但是这种丸药偏又没有，后来打听得在轩亭口有天保堂药店，与医生有些关系，到那里去买，果然便顺利的得到了。名医出诊的医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钱是诊资，四百文是给那三班的轿夫的。这一笔看资，照例是隔日一诊，在家里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家里有这书，说明这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珠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在山中的时候结子至多一株树不过三颗，家里种的往往可以多到五六颗。用作药引，拔来就是了，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只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转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
炼度
伯宜公去世，照例有些俗礼，举行殓葬事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说，但在五七的时候，叫道士来做“炼度”的法事，这是很难得遇见的一桩事情。本来这种特别法事，只有妇女产难这才适用，因为世俗相信《刘香宝卷》里的话，“生男育女秽天地”，倘若因此死了，就要落血污池，不得超生，这便需要他力济度，在佛教是水陆道场，道教则为炼度是也。伯宜公因为病的起头是吐血，所以牵强附会的也有人主张用炼度法事，我们小孩不懂得什么，只觉热闹得很好玩，虽然价值也很不便宜，凡三昼夜，计共须银洋四十几元，比起水陆道场来却又少得多了。
我们周家所用的道士，俗名阿金，法号不详，住在城庙里，乃是道士的正宗，与普通所谓野道士不同，虽然他平常因为和俗人一样的打扮，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说也奇怪，民国革命把和尚道士颠倒了一下。和尚以前是光头的，与俗人迥不相同，现在俗人多变成光头，和尚却留了五分长的头发，一眼看去毫无区别，道士则蓄发古装，仿佛国画里人物了。在那时候的阿金，还是拖辫子穿大衫的人，及至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便有一股道气，觉得全不像他本人了。但是阿金自己并不当那“大道士”，他去请别一个年老的来担任，他自己只充当那三个主要脚色之一罢了。
炼度的法事主要是在晚间，白天共念三天的道经，只知道他们对着三清的画像行礼，口里念“至心朝礼”什么什么天尊而已。到了夜里，炼度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天是“上表”，大道士率领孝子背着表文，大约是请求为死者赎罪的表文吧，俯伏在坛下，约莫在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去面圣去了。第二天晚上，是表演“破地狱”。这里前后的关系不大明白，似乎有点儿凌乱了，刚才上了表章，怎么不等等结果，却用自力去强暴的打开了地狱城呢？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去问阿金师父一声，只是看了那戏剧似的演出，仿佛是《闹天宫》里的一场，觉得很是痛快有趣。白天里先拿来了一座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城门城墙都画得很整齐，放在大厅当中，临时大道士走来作法，末了将手里的七星剑戳进城门去，把它撕得粉碎，这时节众多道士都扮成各色鬼魂，四散拜走，是观众们所最所欣赏的一幕。记得鬼里边有大头鬼和小头鬼，五伤鬼因为不祥所以或者没有，但的确记得有死在考场的“科场鬼”，以及赌鬼鸦片烟鬼，种种引人发笑的情状。众鬼仓皇奔走一通之后，又回到当作后台的厅房里去，这一幕精彩的表演就算完结了。末了的一天是“炼幡”，便是炼度的正文。其法系将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藏在里边，外边层层包裹，用耐火的包装，据说是多用盐卤，每一层里藏着一种纸糊物件，约有十层光景，扎缚得像一个莲蓬或是胡蜂窠相似。还有左右两副，是金童玉女，也是如法泡制。这三个包好的东西，放在三堆劈柴的火里烧炼，在适宜的时间抖去外壳，将里边的彩物挥舞一会儿，复又烧却，等候第二重的彩物出现，直至最后将主幡烧炼出来，象征从火中将死者超度出了。这做幡与烧幡的工作很是烦难，却要真实的本领才行，因为万一炼不出来，道士便要受罚得从新做过一场的。因此这主要的幡乃是由阿金自己来烧，也不复怎么打扮，只是穿着斜领的短袄，头戴普通的道士冠而已。到得烧到最后的一层，即是主幡将要出来的时候，不但道士们非常紧张，有的走到太上老君像的前面，捧拳礼拜，祈祷求祐，就是观众也无不替他们捏一把汗呢。幸而诸事顺遂的结束，便把烧出来的三道幡送往灵前供了起来，于是这一场法事遂完全了结了。
杭州
伯宜公的出丧大约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间所谓“断七”，未必是“百日”吧，因为照例出丧是在这两个日子，但是百日该是十二月中旬，已经接近年关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殡的地方是在南门外的龟山头，在这里有周氏的殡屋，但是不凑巧我家殡屋的空位借给别房用了，所以这回倒不能不出了租钱，去借远房本家的来使用。还记得前几天，鲁迅还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后方写一个篆文的“寿”字做记号，在那里还殡着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轩，也就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提起兰星的父亲。伯宜公得年三十七岁，可殡在龟山，自光绪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国己未（一九一九），也经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这才因为移家北京，始安葬于逍遥溇坟地。乙巳岁暮，独自留在南京学常里，偶作旧诗，记得有一联云，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龟山，其实山很低小，就只是一个高坡罢了，在乡下这种山叫作龟山或蛇山，平常是颇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过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于癸巳年入狱，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随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前去的，但在长庆寺“打水陆”，似乎已经不曾见伯升的面，那么可能总在甲午年间吧。后来因为伯升决计进南京水师学堂去，所以叫我去补他的空缺，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记忆，现在所还约略记得的，不过那时一点生活的情形罢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楼，大概离清波门头不很远，那是清朝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并无什么牌楼，只是普通的一条小巷，走一点路是“塔儿头”，多少有些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它的大烟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见的。这地点的好处是离开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显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他的发起怒来咬手指甲，和畜生虫豸的咒骂，还是仍旧，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等到辛丑年遇赦回家，却又那么的苛刻执拗起来，逼得我只好也逃往南京，寻找生路。当时他的日课，是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于论人，自从呆皇帝昏太后（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但是他对那些禁子犯人，却绝少听见贬词，这也是很特别的。他那里备有图书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还有一册铅印的《徐灵胎四种》，这些我都可以自由阅读的。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课，便是关于读经作文的，不过这由我自己去读，书房里没有读完的《诗经》以及《书经》，但这成绩是可以想见的了。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别的没有什么进步，但抄过《诗韵》两三遍，这步工夫总算是实在的，虽然后来也并无什么实在的用处。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这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情。
我的写日记，开始于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后断断续续的记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三年了。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是太惨淡了。只记得在新年时候（大概是戊戌，但当时还没有记日记）同了仆人阮标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游，四月初八那天游过西湖，日记里有记载，也只是左公祠和岳坟这两处，别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楼塔儿头以外，便只是这么一些而已。
花牌楼
上
花牌楼的房屋，是杭州那时候标准的市房的格式。临街一道墙门，里边是狭长的一个两家公用的院子，随后双扇的宅门，平常有两扇向外开的半截板门关着。里边一间算是堂屋，后面一间稍小，北头装着楼梯，这底下有一副板床，是仆人晚上来住宿的床位，右首北向有两扇板窗，对窗一顶板桌，我白天便在这里用功，到晚上就让给仆人用了。后面三分之二是厨房，其三分之一乃是一个小院子，与东邻隔篱相对。走上楼梯去，半间屋子是女仆的宿所，前边一间则是主妇的，我便寄宿在那里东边南窗。一天的饭食，是早上吃汤泡饭，这是浙西一带的习惯，因为早上起来得晚，只将隔日的剩饭开水泡了来吃，若是在绍兴则一日三餐，必须从头来煮的。寓中只煮两顿饭，菜则由仆人做了送来，供中午及晚餐之用。在家里住惯了，虽是个破落的“台门”，到底房屋是不少，况且更有“百草园”的园地，十足有地方够玩耍，如今拘在小楼里边，这生活是够单调气闷的了。然而不久也就习惯了。前楼的窗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无法利用，后窗却可以望得很远，偶然有一二行人走过去。这地方有一个小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山看，叫做“狗儿山”，不过日夕相望，看来看去也还只是一个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花牌楼寓居的景色，所可描写的大约不过如此。
初到杭州，第一觉得苦恼的是给臭虫咬的事。有些人被它咬了，要大块的肿痛，好几天不能消，有的甚至变成炝毒，我虽然当初也很觉得痛痒，但是幸亏体质特殊，据说这是“免疫”了，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虽是如此，但是被白吃了血去，也不甘心，所以还是要捉。在帐子的四角，以及两扇的合缝处，只要一两天没有看，便生聚了一大堆，底下用一个脸盆盛上冷水，往下一拨，就都浮在水面，只消撩出来把它消灭好了。这实在是一件很讨厌的工作。但是那时更觉得苦恼的，乃是饥饿。其实吃饭倒并不限制，可是那时才十二三岁，正是生长的时期，这一顿稀饭和两餐干饭的定时食，实在不够，说到点心也不是没有，定例每天下午，一回一条糕干，这也是不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所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可是这事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主妇看出冷饭减少，心里猜想一定是我偷吃了，却不说穿，故意对女仆宋妈说道：
“这也是奇怪的，怎么饭篮悬挂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的呢？”她这俏皮的挖苦话反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在必要的时候我就决心偷吃下去，不管你说什么。但是平心的说来，这潘姨太太人还并不是坏的，有些事情也只是她的地位所造成的，不好怪得本人。在行为上她还有些稚气，例如她本是北京人，爱好京戏，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两册戏本，记得其二是《二进宫》，心想抄存，却又不会徒手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而原本乃是石印小册，大约只有二寸多长，便依照那么的细字抄了，我也被要求帮她描了一本。我在杭州的日记中，没有说过她的坏话，而且在三月廿一日的项下还记着是她的生日，她盖是与祖父的小女儿同岁，生于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是年刚三十一岁。
因饥饿而想了起来的，乃是当时所吃到的“六谷糊”的味道。这是女仆宋妈所吃的自己故乡里的食品，就是北京的玉米面，里边加上白薯块，这本是乡下穷人的吃食，但我在那时讨了来吃，乃是觉得十分香甜的，便是现在也还是爱喝。宋妈是浙东的台州人，很有点侠气，她大概因为我孤露无依，所以特意加以照顾的吧，这是我所不能不对她表示感谢的。
中
我写日记始于戊戌正月，开头的一天便记着鲁迅来杭州的事。今将头几天的日记照抄于下：
“正月廿八日，阴。去。（案即去看祖父的略语。）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兄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着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至闰三月初九日，记着接越中初七日来信，云拟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隔了两日即于十二日来杭州作别，盖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已决定前去了。本来伯升已在那里，也并无不许可的理由，但总之即此可见鲁迅离家的心的坚决了。我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的，不觉得怎么样，还是按期作文诗，至四月廿六日这才“窗课完篇”，便是试作八股文是整篇的了，有了文童应考的资格了。五月初七日仆人阮标告假回越，叫他顺便往家里取几部书来，但是十二日归来，书并没有拿，却说母亲有病，叫我暂时回去，我遂于十七日离杭，从此与花牌楼永别了。当天的日记云：
“十七日，晴。黎明与阮元甫收拾行李动身，时方夜半，残月尚在屋角，行至候潮门，门尚未开，坐等许久始启，行至江边，日方衔山而上，光映水中，颇觉可观。乘渡船过江，步至西兴，时方清晨，在饭馆饭毕，下四摇头，（一种快航船，用四人摇橹故名，）过钱清柯亭诸处，下午至西郭门育婴堂门口上岸，唤小舟至大云桥，步行至家，祖母母亲均各安健，三四弟亦安，不禁欢然。”原来母亲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挂念我，所以托词叫我回来，我写的杭州日记也就至此为止，不再写下去了。
戊戌这年，是中国政治上新旧两派势力作殊死斗的那一年，关系很大，可是在那日记上看不到什么，这原因是日记写到五月为止，没有八月十三的那一场。祖父平常租看《申报》，我的日记里也一鳞半爪的记有时事，如三月十七日项下，“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又关于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事，再三的记载，最后于互相送礼一节说道：
“亨利送上礼物四抬，中有珊瑚长八尺余，上送以十六抬，中珍珠朝珠一串，每粒重钱余云，吁！”虽然祖父骂呆皇帝昏太后，推想起来，对于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总之不一定反对变法，那是大抵可信的。五月十三日记初五日奉上谕，科举改策论，十四日往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的了。
下
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因为在那一排三数间房屋内，有几个妇女，值得来说她们一说。其中的一个自然是那主妇，就是潘姨太太，据伯升告诉我们，说是名叫大风，乃是北京人氏，因为身份是妾，自然有些举动要为人所误解，特别是主人无端憎恶本妻所出的儿孙的时候。及至祖父于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已酉（一九〇九）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是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的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这里第二个人，便是女仆宋妈，她是台州的黄岩县人，却在杭州做工，她的生活大概是普通的穷苦妇人一样，也经过好些事情，那时她大约四十几岁，嫁了一个轿夫，也是穷得可以的绍兴乡下人。但她似乎很是乐观，对丈夫照料得很是周到，还拿些家乡土产的六谷粉来吃，这个在上边已经说及，我常是分得一杯羹的。
门外是东边的邻居，已经不在一个墙门之内，住着一家姓石的，男人名叫石泉新，是在塔儿头开羊肉店的，他的妻子余氏是绍兴人，和潘姨太太是好朋友，时常过来谈心。那余氏人颇聪明，学的杭州话很不错，但是据她自述，她的半生也是够悲惨的。起初她是正式嫁在山乡，照例是母家要得一笔“财礼”，这有时要的太多了，便似乎是变相的“身价”，结果就不很好了。过去之后不中那老姑之意，生生的把他们分离了，夫家因为要收回那一笔钱，遂将她转卖给人，便是那羊肉“店倌”。幸而羊肉店倌是独身的，没有父母兄弟，而且夫妻感情很好，但是“活切头”的境遇到底不是很好受的。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尤其不是出于合意离婚，不免有“藕断丝连”之恨，我们看陆放翁沈园的故事，虽然男女关系不同，但也约略的可以了解了。
花牌楼的东邻贴隔壁是一家姚姓的，姚老太太年约五十余岁，看去也还和善，却不知道什么缘故与潘姨太太处得不很好，到后来几乎见面也不打招呼了。姚家有一个干女儿，她本姓杨，家住清波门头，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老太太便叫作“阿三”。她不管大人们的纠葛，常来这边串门，大抵先到楼上去，同潘姨太太搭趟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看我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在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性生活上总是第一个人，使我对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有一天晚上，潘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消费过了。到了夏天因为母亲生病，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元甫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听了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丙戌（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感念旧事，作《往昔》诗三十首，以后稍续数章，有《花牌楼》三首，即写当时情事者，今将末章抄录于后，算作有诗为证吧。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人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四弟
我从五月十七日回到家以后，就不写日记，一直到戊戌十一月，这才又从廿六日写起，到己亥年的六月，成为日记第二卷。在这没有写的期间，却不是没有事情可记，而且还是颇为重大的，至少在家族里这影响很是不少。这便是四弟的病殁，和鲁迅的回家来考“县考”。
日记虽然不写，然而大事情还有记录，十一月中记有初六日县试，予与大哥均去，初七日记四弟病甚重，初八日记四弟以患喘逝世，时方辰时。
前一天的初七日，我还独坐小船，赶到小皋埠的大舅父家里去，请他来看四弟的病，因为他是懂得中医的，但是他来看了之后，并不开方，却自回去了，他不是行时的“名医”，知道这无可救，所以不肯用了鲜芦根之类来骗人的。四弟的病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当时的病象只是气喘，这在现时是可以有救的，有青霉素等药存在，但是在六十余年前这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像得来的，住房无可掉换，她把板壁移动，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桌椅摆设也都变更了位置。她叫我去找那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特征只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
感谢那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像。这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一棵树底下有一块圆扁的大石头，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头上有三仙发，穿着藕色斜领的衣服，手里拈着一朵兰花，如不说明是小影，当作画看也无不可，只是没有一点题记和署名。
这小照的事是我一手包办的，在己亥年日记的二月里，记有下列三项：
“十一日，雨。同方叔访叶雨香画师，不值。”
“十二日，雨。重访叶雨香，适在，托画四弟小影。”
“十三日，晴。往狮子街取小影，所画‘头子’尚可用，使绘秋景。”
其后装裱，也是我在大庆桥文聚斋所办的，可是在日记却找不到了。母亲拿这画挂在她的卧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她老人家八十七岁时撒手西归之后，我把这幅画卷起，连同她所常常玩耍，也还是祖母所传下来的一副骨牌，拿了回来，一直放在箱子里，不曾打开来过。这画是我亲手去托画裱好了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为流传下去它也已没有什么意义，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转侧一想，它却有最适当的一个地方，便由我的儿子拿去献给了文化部，现在它又挂在鲁老太太的卧房门口了。
四弟名椿寿，因为他的小名是“春”，在祖父接到家信的那天，又不晓得遇着了姓春的京官，或者也是一个满人，这也是说不定的吧。
义和拳
已亥的第二年，乃是光绪庚子，这不但是十九世纪的末年，而且也可说是清朝的末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闹过所谓拳匪事件，弄得不成样子，结果不出十年，这清朝的天下遂告终结了。所以这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可是它在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件事且等下节再来叙说，如今先来就日记里所说这一点儿，看我那时对于义和团是什样的态度吧。
头一次的记录是在庚子年五月十九日，日记原文云：
“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麸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至廿四日记云：
“接南京大哥十七日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系谣传也。”六月中记载尤多，初五日云：
“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决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初六日云：
“闻近处教堂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中国银六百兆两求和，义和拳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初八日云：
“晨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称洋鬼子均已逐出，此何为者，俱噪逐之，追者有五六十人。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闻之捧腹。”这几天日记的书眉上，有大字题曰：
“驱逐洋人，在此时矣！”又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最紧张的时候，却在这以后，今节录日记于后：
“廿二日，傍晚予正在廊下纳凉，忽闻总府点兵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嵇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称报父仇，并拆教堂，已在于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予闻之骇然，少顷惠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每只须洋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点钟始寝。闻城门船只放行，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
廿三日，谣言益夥，人心摇摇。谦婶家拟逃避城外，予家亦有逃避之意，后闻信息稍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米店）间壁张永兴（寿材铺）均已逃去矣。
廿四日，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人心稍定。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发噱。”
日记里关于义和拳的事只有这些，这却已经够了。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但是照眉批的话看来，它的根源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结果须得再从书本增加力量，这便是后来《民报》一派的革命宣传了。
几乎成为小流氓
我说小流氓，意思是说他地位的大小，并不专指年纪，员然年龄的大小也自然包括在内，因为年轻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大脚色。在我们的乡下，方言称流氓为“破脚骨”，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了，但望文生义的看去，大约因为他们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吧。
一个人要做流氓，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的武士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流氓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大流氓与人争斗，并不打人，他只拔出尖刀来，自己指他的大腿道，“戳吧！”敌人或如命而戳一下，则再命令道，“再戳！”如戳至再至三而毫不呼痛，刺者却不敢照样奉陪，那便算大败，要吃亏赔偿，若是同行的流氓，也就从此失了名誉了。能禁得起殴打，术语日“受路足”，乃是流氓修养的最要之一。此外官司的经验也很重要，他们往往大言于茶馆中云，“屁股也打过，大枷也戴过，”亦属流氓履历中很出色的项目。有些大家子弟转入流氓者，因门第的余荫，无被官刑之虑，这两项的修炼或可无须，唯挨打仍属必要。我有一个同族的长辈，通文，能写二尺见方的大字，做了流氓，一年的春分日在宗祠中听见他自伐其战功，“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这两句话实在足以代表“流氓道”之精义了。
法律上流氓的行为是违法的，在社会上也不见得有名誉，可是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是崇尚义气与勇气，颇有古代游侠的意思，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见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帮助保护。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做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他自称为姜太公的后人，因为姓姜所以名字便叫作“渭河”，不过他在社会上为人所知的名字乃是“阿九”。他的母亲是做“卖婆”的，这种职业是三姑六婆之一种，普通规矩的大家是不轻易让进门里来的，因为她们以卖买首饰为名，容易做些坏事，不过阿九的母亲乃是例外的一个，还是老实的人。她也做那所谓“贳花”的勾当，这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却更为凶恶，便是把珠花首饰租赁给人，按日收钱，租赁的人拿去典当，结果须得拿出当铺，贳主与经手人三方面的利钱，而且期间很短，催促得很凶，所以不是寻常妇女所能经手办理的。阿九和他的姉姉时常代表他们的母亲，来我们的同门居住的本家里来催促，可是他却不大以为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去到债主家里一转，说我母亲叫我催钱来了，说了就走到这边来和我们出去玩耍去了。
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游荡到了晚上，就到近地吃点东西。我们隔壁的张永兴是一家寿材店，可是他们在东昌坊口的南边都亭桥下开了一爿“荤粥店”，兼卖馄饨切面，都做得很好。荤粥乃是用肉骨头煮粥，外加好酱油和虾皮紫菜，每碗八文钱，真可以算得价廉物美。我们也就时常去光顾，有一回正在吃粥，阿九忽然正色问道：
“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慢慢的笑说道：
“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棺材店的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流氓的一点把戏了。这样的事是常见的，例如小流氓寻事，在街上与人相撞，那人如生了气，小流氓反诘问说：
“倒还碰患带者？”这里我们只好用方言来写，否则不能表现他的神气出来，意思则云“难道撞了倒反不好了么”，这是一种诡辩，便是无理取闹的表示。同样的事情，阿九也曾有过。其时我已经不在家，我的兄弟同母亲往南街看戏，那时还没有什么戏馆，只在庙台上演戏敬神，近地的人在两旁搭盖看台，租给人家使用，我们便也租了两个坐位。后来台主不知为何忽下逐客令，大约要租给阔人了，坐客大窘，恰巧阿九正在那里看戏，于是便去找来，他也并不怎么蛮来，只对台主说道：
“你这台不租了么？那么由我出租给他们了。”台主除收回成命之外，还对他赔了许多小心，这才了事。在他这种不讲道理的诡辩里边，实在含有很不少的诙谐与爱娇。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后来我离开绍兴，便和他断了联系，所以我的流氓修业也就此半途而废了。到了宣统元年（一九〇九），这位姜太公的后人把潘姨太太拐跑了，不过这件事情，或者也不好专怪他们的，现在就不再谈了。
脱逃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琐记》里，说他的想离开绍兴，乃是“衍太太”所逼成的，因为她最初劝导他偷家里的东西，后来又造他的谣言，使他觉得家里不能再蹲下去。但是我却是衍生所间接促成的。本来衍生和衍太太的不正当的结合，虽然由旷达的人看去，原算不得一回什么事，因为本家的房份远了，与路人相差无几，但到底是“有乖伦常”，至少也是可笑的。介甫公对于这事很是不满，不过因为事属暧昧，也只好用他暗喻的方法，加以讽刺，于是有在堂前讲《西游记》的事情，据族叔官五（别号观鱼）所记，所讲的是猪八戒游盘丝洞这一节，这故事如何活用，我因为没有听到过，无从确说，但总之是讽刺他们两个人的。虽然明知他们是怎样的人，而独深信他们的说话，这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一个矛盾。
但是我想从家里脱逃的原因，这还只是一半，其他一半乃是每天上街买菜，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每天早起，这在我并不难，就是换取了九十几文大小不一的铜钱，须得掺杂使用，讨价还价的买东西，什么四两虾，一块胖头鱼，一把茭白，两方豆腐，这个我也干得来，虽然不免吃亏，但是买了回来祖父看了，总还说是要比用人买的更是便易，所以在这些上面都没有什么困难。其最为难的是，上街去时一定要穿长衫。早市是在大云桥地方，离东昌坊口虽不很远，也大约有二里左右的路吧，时候又在夏天，这时上市的人都是短衣，只有我个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苗篮”，挤在鱼摊菜担中间，这是什么一种况味，是可想而知了。我想脱去长衫，只穿短衣也觉得凉快点，可是祖父坚决不许，这虽是无形的虐待，却也是忍受不下去的。
我想脱逃的意思是四月里发生的，在祖父回家后刚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写私信给大哥，“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这是四月初四日的事情。本来祖父是赞成各种职业，他认为读书不成，倒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见于他所著的《恒训》。他在己亥年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有过这样的话：
“杭省将有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童日一粥两饭，菜亦丰。得考列上等，每月有三四元之奖，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可见他对于学堂也是赞成的，他的爱子长孙都已在南京，而且认为考求是书院，亦是有志上进的表示呢。尽管如此，不过当时我如提出此种要求，倘或他觉察了我想脱逃的意思，那也可能不许可的，因此我不敢来直接请求，宁可转弯抹角的去想办法，叫南京方面替我说话，那就可以保险了。
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南京的消息来了，最初乃是伯升来的信。五月廿六日记项下云：
“廿六日，小雨。下午升叔来函云，已禀叔祖，使予往充当额外学生，又允代缴饭金，其意颇佳。”伯升已在水师学堂四年，现为二班学生，其三班则称额外生，最初一年须自备伙食，其时有同族叔祖在那里当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信中所说的便是这人。再过了半个月，得到大哥来信，事情更是具体化了。日记里说：
“十二日，晴。下午接大哥初六日函，云已禀明叔祖，使予往南京充额外生，并属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附叔祖致封君信，使予持函往直乐施（地名）一会，托其临行关会。”脱逃的计划既已成功，现在只等实行罢了。
夜航船
有一个号叫作鸣山的，是我们同高祖的族叔，曾经在水师学堂当过一时的学生，记得几句“喝茶抽烟”的英语，与封燮臣或者还是同年，其时在宋家漤的北乡义塾改作学堂，请他去当教习，我便请他给我与封君连络。七月十八日下午同鸣山至昌安门外趁陶家埭埠船，傍晚至宋家漤，次日往直乐施会见封燮臣，约定廿九日一同启行。封君是水师学堂管轮班学生，于今年毕业，所以搬家前往南京，同去的有封君母亲，封君的两个兄弟，此外还有一位女客，仿佛说是表姊，大约是个寡妇，也随同前去。廿八日仍同鸣山至宋家漤，次日上午至直乐施封宅，下午趁姚家埭往西兴的航船，日记里记着傍晚至东浦，黄昏至柯桥，夜半至钱清看夜会，天气甚冷遂睡。
在这里我须得来把埠船与航船的区别来讲一讲。绍兴和江浙一带都是水乡，交通以船为主，城乡各处水路四通八达，人们出门一步，就须靠仗它，而使船与坐船的本领也特别的高明，所谓南人使船如马这句话也正是极为确当的。乡下不分远近，都有公用的交通机关，这便是埠船，以白天开行者为限，若是夜里行船的则称为航船，虽不说夜航船而自包含夜航的意思。普通船只，船篷用竹编成梅花眼，中间夹以竹箬，长方的一片，屈两头在船舷定住，都用黑色油漆，所以通称为乌篷船，若是埠船则用白篷，航船自然也是事同一律。此外有戏班所用的“班船”，也是如此，因为戏班有行头家伙甚多，需要大量的输送地方，便把船舱做得特别的大，以便存放“班箱”，舱面铺板，上盖矮矮的船篷，高低只容得一人的坐卧，所以乘客在内非相当局促的，但若是夜航则正是高卧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绍兴主要的水路，西边自西郭门外到杭州去的西兴，东边自都泗门外到宁波去的曹娥，沿路都有石铺的塘路，可以供舟夫拉纤之用，因此夜里航行的船便都以塘路为标准，遇见对面的来船，辄高呼日“靠塘来”，或“靠下去”，以相指挥，大抵以轻船让重船，小船让大船为原则。旅客的船钱，以那时的价格来说，由城内至西兴至多不过百钱，若要舒服一点，可以“开铺”，即摊开铺盖，要占两个人的地位，也就只要二百文好了。
航船中乘客众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而且夜长岑寂，大家便以谈天消遣，就是自己不曾插嘴，单是听听也是很有兴趣的。十多年前做过《往昔三十首》，里边有一篇《夜航船》，即是纪念当年的情形的，今抄录于后：
“往昔常行旅，吾爱夜航船。船身长丈许，白篷竹叶苫。旅客颠倒卧，开铺费百钱。来船靠塘下，呼声到枕边。火舱明残烛，邻坐各笑言。秀才与和尚，共语亦有缘。尧舜本一人，澹台乃二贤。小僧容伸脚，一觉得安眠。晨泊西陵渡，朝日未上檐。徐步出镇口，钱塘在眼前。”
我这里又来引一段古人的文章，来做注脚。这是出在张宗子的《瑯嬛文集》卷一的《夜航船序》里，文云：
“昔有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士人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人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日，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日，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西兴渡江
“七月三十日，晴。晨至西兴，落俞天德行。上午过江，午至斗富三桥沈宏远行，下午下驳船，至拱辰桥，下大东小火轮拖船。”日记上简单的记载如此，现在来说得稍为详细一点吧。
西兴是萧山县的一个市镇，也即是由绍兴西郭北海桥到杭州的第一个驿站，计程是水路九十里。这虽是一个小镇，可是因为是通达杭沪宁汉各大商埠，出入必由之路，所以着实繁盛，比那东路通达宁波的曹娥站，要热闹得多了。讲到市面来，也只是平常的一个市镇罢了，却自有一种驿站的特色，这便是有许多的“过塘行”，专门管理客货，上边所说的俞天德行就是其一，义在第二十五节里我提到盛七房，那也是一家过塘行，不过不称什么行而已。过塘行的隔壁或对门，照例是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店主兼伙计十分有礼貌，看见客人落行洗过了脸，便过来招呼，请在他那里吃便饭。客人反正是要吃饭的，而且盛情难却，也便欣然应命，自己命驾前去，或者懒得行动，要叫送过来吃，也无不可。店主人又很是殷勤的推荐“下饭”的小菜，总是些绍兴的家常菜蔬，无非那些煎鱼烤虾腌鸭子之类，吃得很是舒服而并不怎么耗费的。这里主客欢然作别，随后是过塘行了，要挑行李过江反正是有定价的，而且东西也一件都不会失落，若是要坐轿，也可以代雇，这要看潮水涨落移动，沙滩路程长短而定时价，但总也定得公道，不大会得超出一元钱的。你同过塘行的主人也欢然别过之后，便可以准备过那钱塘江了。
过钱塘江是一件危险的事，恐怕要比渡黄河更为危险，因为在钱塘江里特别有潮汛，在没有桥也没有轮渡的时候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昵？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工夫做别的事情了吗？但从积极的方面去想，那些渡船上的“老大”，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我们倚靠着他，是决不会出什么危险的。过渡虽是安全了，可是上船的这一幕，却仍不免有多少危险。那些坐轿的君子是可以不必愁的，只有徒步的人，看见那很长的许多“跳板”，难免要心惊肉跳了。特别是沙滩浅而远，渡船不能靠近的时候，需要跳板接出来，而这跳板长而且软，前面有人走着，两条板一高一低，后边走的着实困难，差不多要被撷下水去的样子。等到上了船，这才可以安心了，因为沙滩只在西兴这边才有，杭州那面的松毛场是渡船可以靠岸停泊的。
上了渡船之后，还得要看那天的风色，这并不是占卜天候如何，乃是这里是不是顺风，或虽是偏风而可以利用风篷的。如若可以利用，那么百事大吉，只消挂上布帆，便一直前去了。万一全然不能利用，则乘客就大倒其霉，要洗耳恭听船夫的各种恶骂了。一只渡船的船夫本来就只是三四个人，不使帆时须凭摇橹，是不够用的，所以须得由乘客义务的帮着去摇。据渡船不文律的规定，凡坐轿的和徒步而穿长衫的都照例得免，其抬轿挑脚，及一切短衣人等则均有帮摇的义务。有些乖觉的人看见风帆空悬着的时候，便自动的去摇橹，到了适当时节就可以退了下来，但懒人到底居多，船夫看摇橹的人不够，就开始说话，起初是一般的要请，其次则指名，如说那位戴凉帽的，那个抽旱烟的，最后则破口大骂了。绍兴船夫的善于骂人，是向来很著名的，似乎别处也是一样，辱及祖先，并及内外姻亲，很是恶毒难听，可是有一点很是奇怪，它决不侵犯对方的配偶方面的。因此我颇疑心，此乃是诅咒而非是骂詈，盖诅咒对方为是乱伦的事，若是牵涉其配偶，那么便是夫妇的“敦伦”，不成其为咒骂了。可是骂的虽是厉害，也有听的恬然毫不为意的，终于不去摇橹，这时候渡船也就快到埠头，大家不一会儿一哄而散了。
拱辰桥
斗富三桥的沈宏远行也是与俞天德行同性质的一家过塘行，旅客借他的地方略为休息之后，便下驳船，往拱辰桥，船钱大约是一角吧。不知道有多少里路，坐在船上总要花费三四小时，这是在狭窄的内河里行走，须用竹篙来撑，所以花的时候很多。在将近拱辰桥的地方，须得过一个“坝”，这乃是一个土坡，介在内河外江的中间，船只经过这坡，须用绳索络在船首，用绞盘倒拖上去，普通总是外江水涨，所以出去很是费力，进来便只是顺流而下罢了。有些地方内外河距离颇远，所以过坝费事得很，须得把船抬着走一段路，像拱辰桥的要算是最便利的了。
拱辰桥是杭沪运河的尽头，在那里开辟商埠，设有租界，像上海似的，论理是应该很繁华热闹，但在那里设有租界的只有日本，诸事苟简，很不像个样子，可是既名夷场，总有些玩艺儿，足够使得乡下有几个钱的人迷魂失魄的了。我从南京回家，一共有过四五次，那么总也有八九回要走过拱辰桥，却不曾下去细细观察过，总只是从驳船跳到拖船上，所见到感到的只有那浑浊污黑的河水，烟雾昏沉的天空，和喧嚣杂乱的人声而已。有一回，我却终于上岸去了，这也不记得哪一年，总之是在夏天，平常小火轮要走上两夜一天才到，这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只走了一昼夜就到了。
前天下午四时上海开的船，到第二天的傍晚已到了拱辰桥，想要进城已经来不及，而船到了埠便不让客人在船上过夜，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上陆去。这是我第一次瞻仰拱辰桥商埠，结果乃使我大大的吃惊，以后便不敢赐顾了。
我住在一家客栈里，隔壁便是一个“野鸡”的住房，刚才要了一碗汤面来吃，茶房就来劝驾去“白相”，接着那“小姐”和她的“大姐”（大应照方音读若渡或陀）也亲自过来，苦口婆心的劝说。好容易总算打发走了，预备睡觉，则帐子里的臭虫实在厉害，走出外边则蚊虫又多得很，而且白相也似乎没有生意，隔壁的主仆喁喁的说闲话，虽是低声却也听了实在心烦。混过了半夜，到了天蒙亮的时候赶紧下楼去找茶房，搬行李下驳船进城去了。拱辰桥就只这一回上去过，以后没有再上去的勇气了。
由拱辰桥开往上海的小火轮，那时计有两家公司，即戴生昌与大东。戴生昌首先开始，大东是日本人开的，继之而起，又加以改良，戴生昌系是旧式，散舱用的是航船式的，舱下放行李，上面住人，大东则是各人一个床铺，好像是分散的房舱，所以旅客多喜欢乘坐大东。价钱则是一样的一元五角，另外还有一种便宜的，号称“烟篷”，系在船顶上面，搭盖帐幕而成，若遇风雨则四面遮住，殊为气闷，但价钱也便宜得多，只要八角钱就好了。普通在下午四时左右开船，次日走一天，经过嘉兴嘉善等处，至第三天早晨，那就一早到了上海码头了。
青莲阁
我们于辛丑（一九〇一）八月初二日到上海，在那里耽搁三天，初四日乘轮船出发，至初六日上午到南京。据日记上所载如下：
“初二日，晴。晨至上海，寓宝善街老椿记客栈。上午至青莲阁，啜茶一盏。夜至四马路舂仙茶园看戏，演《天水关》《蝴蝶杯》二剧，归寝。
初三日，睛，在上海。
初四日，晴。下午，下江永轮船。夜沈子香失去包裹一个，陈文玲亦来。夜半开船，至吴淞口，已五更矣。舟行震动，甚觉不安。
初五日，晴，在舟中。
初六日，晨小雨，至江阴雨止，到镇江，上午至南京下关。”
当时上海洋场上所特有的东西，第一是洋房和红头巡捕。但这与过客无缘，住的客栈是中国旧式房子，平常出去只要不在马路边上小便，也不会碰见印度巡捕的麻烦，若是在小巷里那是照例可以的。其次多的便是“野鸡”。她们散居在各处衖堂里，但聚集最多的地方乃是四马路一带，而以青莲阁茶楼为总汇。所以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我们也不是例外。那里茶也本来颇好，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你坐了下来，便见周围走着的全都是做生意的女人，只等你一句话或者示意，便兜搭着坐下了。楼上内部是售卖鸦片烟的，放着一张张的精巧的卧榻，可以容得两个人对抽，五光十色的尤其可观。青莲阁外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书摊，摆摊的姓徐，绰号叫作“野鸡大王”，除普通书报以外，还带卖各种革命刊物，那时还没有什么东西出板，后来我看见的那些《新广东》和《革命军》，便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这也可以说是青莲阁外的一个奇人吧。
上海的“茶园”那时由我们看来也是颇特别的。在绍兴还只有“社戏”，是地方上出份子，会首去招戏班来，在庙台上或是搭台开演，各人可以自由站立着看，不费一文。我上文讲的“杏花寺”演戏，便是那一种类，其在乡间把戏台搭在半河的，便于在船上观看，尤其方便。社戏的戏班不是“高调”，就是“乱弹”，后来有所谓“徽班”者出现，但演的仍旧是绍兴府下的人，总之不是京戏。上海的“茶园”，盖是仿北京的什么茶楼而起，以吃茶为名，附带的看戏，但也似乎不是京戏，因为记忆起来，虽是十分模胡了，不记得有嗳嗳嗳的力竭声嘶的叫唤模样。地方戏我都看得，就只是那京戏里老生的唱法，在一个字的母音上拉长了变把戏，这和中医的医理一样，我是至今不敢领教的。绍兴城内有新式戏园，可以买票去听的，还是始于布业会馆，是一个姓陶的卖布商人仿照上海开办，时间已经在民国初年了。那时演的是所谓坤伶，民问称髦儿戏，又称“的笃班”，乃是现今越剧的前身，一经蜕化，真是光辉万丈了。从前有个同乡的人曾经说笑话道：现今绍兴酒不好吃了，善酿酒尤其甜俗得可以，以后替绍兴扬名的恐怕要推越剧了吧。虽然说的是笑话，事情倒是实在的。
长江轮船
这里所要说的是上海地方的流氓以及“扒手”，他们对于旅客的恶事计分明暗两种做法，暗的是偷窃行李，明的则是讹诈敲竹杠。他们并不全是本地人，乃系来自各处，以苏北一带为最多，因为接近淮河，地方十年九荒，流亡者多，以致“江北人”这一个名词，在江南人心目中，含有特别的一种意义。他们分布在长江一带，以沿江码头及轮船为其活动地区，而以上海和汉口为总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属于什么帮会，不过这些事情并非我们外人所能得知就是了。现在只就我个人所见所知，约略记述一二，以见一斑。
日记里说封君的同班毕业生沈子香失掉了包裹一个，这就是着了扒手的道儿了。沈君乃是上海本地人，尚且不能预防，从别处地方来的自然更是难免了。大抵在船停着还未开行，或者中途停泊，都是他们最为活动的时节，你就是熬夜睁着眼睛看着，它也会从你的鼻子底下拿走的。但是他们很有规矩，对于自家人是决不侵犯的。关于这件事，我有过一个经验，因为是亲身经历的，虽然事情并不关联我自己。
有一回我从上海往南京，坐在长江轮船里，可能是招商局的，也可能是太古或怡和公司的，因为长江里的这三家的船都差不多，通常称作“三公司”的船，碰着谁家就坐谁，虽然招商局是中国官督商办，而太古怡和乃是外国商人所办的。他们的船在各埠大抵都有“趸船”，读若“顿船”，这乃是一种浮着的码头，可以随着水位高下而升降，随后再用桥梁似的东西与陆地相联接，所以是颇为便利。此外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因为开办得迟，不但没有趸船，沿路要停泊在江心，用摆渡上岸，而且上海的码头又在对岸浦东，也须得过渡，更多有流氓活动的余地，因此旅客对于这一家的船特别怀有戒心，不敢轻易搭乘的。总之我趁的是三公司船，老早就已上去，虽然占不到十分好的位置，也还是适中的得到一个中层的散舱铺位，看看时间渐晚，来者愈多，后来不但是没有床位，连床位中间的空隙也有人打开铺盖来了。我的床位前面，却来了一位衣服华丽的旅客，穿的大概是宁绸吧，约在四十以上年纪，看情形也似乎是上等人，在摊开被铺之后，开始抽起鸦片烟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我便不去看他了，这时大约船已开行，我也朦胧的假寐一会儿，再睁眼看时已近半夜，那位阔客却还是不睡，点着烟灯，不知是在抽烟，还是干什么。那时忽然听见有人走来，口里一面骂着，一面四顾寻觅，好像要找一个人的样子，嘴里说着宁波话，意思是说“怎么对我也开起玩笑来了”。那人走到阔客面前，便停了下来，也不说别的话，径自屈身向他怀中掏摸，便叽哩咕噜的拉出一连串的东西来，乃是一只表和它的索子。拉出表来之后，看也不一看，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嘴里还是唠叨着，仍走原路回去，这边的阔客则不作一声，任他掏了表去，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了心里正自纳闷，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及至回头再来注意阔客时则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收拾了烟盘和铺盖，搬到别处去了。这时才了解这是他错拿了同帮的人的东西，所以弄得当众出丑，露出了马脚，只好偷偷的躲避过了。
另外一件事，乃是当事人告诉我的，所以也是的确可靠。此人我们姑且叫他小土，乃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得力的秘书，在张作霖进京做大元帅的时节，逃出北京，由天津南归，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当时他率领妻子，并且带有若干件行李，生怕在上海码头上遇着流氓要敲他的竹杠，所以他预先写信，通知北新书局的李老板，请求照顾一下。李小峰虽是他住同安公寓时节的老友，应当给他帮忙的，但李老板乃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恐怕没有什么力量，不过久在上海，总可以代找一个“场面上人”替他出一臂之力吧。及至轮船到了“金利源码头”，看不见救兵的来，只见黑压压儿站满了脚夫流氓，小土这才着了忙，眼看那些行李都被运到码头，东一件西两件的分散放着，这是流氓的照例的做法，教人不好照管，以便从中做些手脚。其时才见李老板到场了，仍然咧着嘴笑，随带着一个人，却是衣裳楚楚的白面书生，不像是个虬髯着短后衣保镳人的模样。小土这时心想百事休矣，行李准定要失少一半了，可是那书生不动声色，和主人招呼过后，便回转来对脚夫骂了一句，这是极普通的骂法，因为用的太广泛了，有点失去了原来恶意，犹如绍兴的“仰东硕杀”，——见于《杂纂四种》序中所引用的鲁迅书简中，算不得什么骂了。原语当然是句上海话，仿佛是什么“触倷娘”之类，可是这句话一说，恍如五雷真诀一样的有灵，听的人耸然震动，立刻把分散的行李归在一处，立在旁边听候吩咐。书生乃问明行李件数，再查问流氓头儿的姓名，叫留下几名挑夫，责成头子阿什么负责送到什么地方。吩咐既毕，便对主人说道：“我们走吧。”各自分路而去，小土到了地点，果然见行李随到，一件都不短少，挑夫各受应得的工资而去。小土随后告诉我这件经过，他说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句真言，后来遇着机会很想依样壶卢的来试它一试，可是也就害怕，生怕真如五雷真诀一样，万一念的不很准确，不但不见灵验，还会惹得雷火烧身，所以不敢照样的做。但是传到了我的手里，这句真言只存了大意，已经把原语也已失传了。
路上的吃食
从前大凡旅行，路上的吃食概归自备，家里如有人出外，几天之前就得准备“路菜”。最重要的是所谓“汤料”，这都好吃的东西配合而成，如香菇，虾米，玉堂菜就是京冬菜，还有一种叫做“麻雀脚”的，乃是淡竹笋上嫩枝的笋干，晒干了好像鸟爪似的。它的用处是用开水冲汤，此外当然还有火腿家乡肉，这是特制的一种腌肉，酱鸡腊鸭之类，是足够丰美的。后来上海有了陆稿荐紫阳观，有肉松薰鱼，及各种小菜可买，那就可以不必那么预备了。
由杭州到上海的路上，船上供给旅客的饭食，而且菜蔬也相当的好。房舱二十个人一间，分作前后两截，上下两层床铺各占一人，饭时便五个一桌，第一天供应晚餐一顿，次日整天两顿，都在船价一元五角之内，这实在要算便宜的。沪宁道中船票也是一元五角，供应餐数大略相同，可是它只管三顿白饭，至于下饭的小菜，因为人数太多，也实在是照管不来了。这且不谈也罢，那轮船里茶房对客人的态度也比较的差，譬如送饭来的时候，将装饭的大木桶在地上一放，大声喊道：“来吃吧！”这句话意思是如此，可是口调还有不同，仿佛有古文里所谓“嗟，来食”之意，而且他用宁波话说，读作“来曲”，这自然更不好听了。不过那时候谁也计较不得这些，只等到“来曲”一声招呼，便蜂拥的奔过去，用了脸盆及各种合用的器具，尽量的盛饭，随后退回原处，静静的去享用。这是杭沪以及沪宁两条路上，不同的吃饭的情形。
路过各处码头，轮船必要停泊下来，上下客货，那时有各种商人携百货兜售，这也是很有趣味的事。不过所记得的大抵以食物为多，即如杭沪道上的糕团，实在顶不能忘记的了。这种糕团乃是一种湿点心，是用糯米或粳米粉蒸成，与用麦粉所做的馒头烧卖相对，似乎是南方特有的东西，我说南方还应修正，因为我在嘉兴和苏州看见过它，在南京便没有了，北京所谓饽饽，乃全是干点心而已。大概因为儿时吃惯了“炙糕担”上的东西，所以对于糕团觉得很有情分。鲁迅也是热爱糕团，因此在嘉兴曾闹过一个小小的笑话。他看见一种糕，块儿很不小，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几钱一块，卖糕的答说，“半钱。”他闻之大为惊异，心想怎么这样的便宜，便再问一遍，结果仍是“半钱”。他于是拿了四块糕，付给他两文制钱，不料卖糕的大不答应，吵了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说“八钱一块”，只因方言八半二音相近，以致造成这个误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此外在沪宁路上，觉得特别记得的，是在镇江码头停泊的时节，大约是以“下水”便是船向着长江下游走的时候居多，总在夜晚，而且因为货多，所以停船的时间也就很长。那时便有一种行贩，曼声的说，“晚米稀饭，阿要吃晚米稀饭。”说也奇怪，我没有一回吃过它，因此终于不知道这晚米稀饭是怎么一个味道，但想像它总不会得坏，而且也就永远的记住了它。怕得稀饭里会放进“迷子”这一类东西去，所以不敢去请教的么？这未必是为此，只是偶然失掉了这机会罢了。江湖上虽然尽多风险，但是长江上还没有像《水浒》上的山东道上一样，有这样的危难。可是后来有一年，我在礼拜天同伯升到城南去，在夫子庙得月台喝茶，遇着一位巡城的“总爷”。他穿着长衫马褂，头戴遮阳的大草帽，手里拿着一支藤条，虽是个老粗，却甚是健谈，与伯升很是说得来。据他说，骗子手里的迷药确是有的，他曾经抓住过这样的一个人，还从他问得配合迷药的药方。伯升没有请教他这个方子，想来他也未必肯告诉我们，那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而且或者他这番的话本来全是他编造的，拿来骗我们的也未可知呢。
南京下关
到了南京下关，再走一步路，便是江南水师学堂，是我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了。南京也是长江上一个大码头，照例有些流氓，旅客上下也是很有些不方便的。下关是学堂的大门口，不能眼看受人家的欺负，所以非想个法子来抵制不可。好在那时学堂还算是歪路，当学生的也是一种“吃粮”的朋友，借了那一套红青羽缎的操衣，一双马靴的装备，穿起来像个“丘八”的样子，也就可以混进去了。这是“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有一种是“他力”的，便是利用学堂里的“听差”，叫他去码头上接送。这些名叫王福徐贵的人，在学堂里当听差，伺候诸位“少爷”，但是他们却自有地位，多是什么帮会里的人物，那时最有势力的是青帮，其次是洪帮，（当初还以为是红帮，是颜色的区别呢，）和所谓“安清道友”。叫他随从着，不希望怎么帮忙，但已足够阻止他们的进攻，这就尽够好了。说起校役中多有帮会的人，真是周知的事情，谁也用不着怎么惊怪的。从前我在学堂里的时候，汉文讲堂有一个听差，名字也无非王福刘贵之类，只是模样很是奇异，所以特别记得。他的辫发异常粗大，而且编的很松，所以脑后至少有一尺头发，散拖着不曾编辫，这怪样子是足够惊人的。那时有革命思想的人，很讨厌这辫发，却不好公开反对，只好将头发的“顶搭”剃得很小，在头顶上梳起一根细小的辫子来，拖放在背后，当时看见徐锡麟，便是那个模样的。如今所说松编的大辫子，却正是相反，虽然未必含有反革命的意义，总之不失为奇装异服的一种，有些风厉的地方官，看见了就要惩办的。我们上汉文讲堂，因为暂时不曾看见那副怪相，有一天便问那后任的听差，说那人哪里去了，他的后任若无其事似的坦然回答道：“他么，被他们帮里做掉了。”我们知道他们帮里的“行话”，所谓做掉，就是说他违反帮规，依照最高的法律，将他消灭了，其执行办法，则据传说是办一桌酒，请他吃了，随后传达命令，请他自裁，若是不能办到，便装入一个口袋内，扔到长江里去了事。这是传说如此，究竟事实若何，那就不能知道，但总之那大辫子之被做掉，乃是确实的事情，而且众人皆知，毫无隐讳，在此活生生的事实前面，足证帮会势力在南京是如何的活跃了。
江南水师学堂靠近下关，下关乃是轮船码头，有相当的店铺市街，所以是颇为方便的。我们说是靠近，其实还隔着一座城，也有几里路，不过比往南走，到北门桥去要近得多，而且轮船开行时放汽的声音也听得见，所以感觉得很近就是了。江边因为洋船上下，所以特别设了几家“办馆”，这是一种简单的洋货店，但其重要职务则是在给洋人代办食物，所以有此名称，不过我们也可以买到些东西，如“摩尔登糖”和一种成听的普通方块饼干，价廉而物美，所以也是很方便的。再过来便是新开的邮政局，以上是在江干的一块地方，也就是惠民桥的那边，其普通市街则是在桥的这一边。惠民桥下因为要通船只，都是竖有很高的桅竿的，而桥上面又要通车马，所以桥是做得可以开关的，一不凑巧遇着开桥的时候，便须等候着，要花费个把时辰。桥的这边有一道横街，道路很狭，有各种街铺，最后至江天阁，可以吃茶远眺，顾名思义当是可以望见长江，其实也只是一句话而已。由惠民桥沿着马路进城，走上一个颇长的高坡，就是仪凤门，门的左手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但是没有上去过，那里驻守的官兵是不准闲人去看的，本来炮台哪里可以随便看得呢？可是那里洋人却可以上去“游览”的。过了仪凤门走不多远，就可以望得见机器厂的大烟通了，虽然是烟通终年到头不冒烟，但总之烟通是在那里，那即是我们的水师学堂了。
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平常必须暂住客栈，而且时间久暂不能预定，花费也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寓在他那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了。
我于八月初六日到来，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当日旧日记说是共有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记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
“云从龙风从虎论。”
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一日的项下说：
“下午闻叔祖说，予卷系朱颖叔先生延祺所看，批日文气近顺，计二十本，予列第二，但未知总办如何安排耳。”
朱颖叔系杭州人，亦是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其批语很有意思，文气只是“近”顺，可见也还不是真正顺了。但是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我颇怀疑我这列了备取第一，是很有情面关系的，论理恐怕还应名落孙山才是呢。十七日覆试，更是难了，因为题目乃是十足的八股题：
“虽百世可知也论。”
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回的论题真是难的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几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样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
覆试的结果虽是不曾发表，据说也是胡鼎的卷子做得最好，因为他在末后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做哲学，仿佛说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世以后的事情。在那时候国文教员听见了这个新名词，的确要大吃一惊的。——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如下：
“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
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
这入学考试的两个题目乃是总办方硕辅自己所出，就只是难做而已，还可以从字面来敷衍，后来请来了一位桐城派大家，又是讲道学的，向我们讲话，首先提出须得每人备一部《古文词类纂》，及至考问“平时用功”，就叫做那条策问，这便是那题目的来源。那一次汉文分班考试我也混过去了，结果还考列头班的二十名，现在想起来还要出冷汗，不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胡说八道的，当时考卷如能找得到，倒的确想要看它一看呢。
学堂大概情形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日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遂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讲到学堂的大概情形，须得先把房屋来说明一下才行。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一条阔长的甬道，二门朝南，偏在西头，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乃是学生的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海军的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排着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是翻沙厂与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两面各独立四间，中为砖路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有十几间房屋，东邻是一所关帝庙。这里本来是一个水池，据说是给学生学游泳用的，因为曾经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所以不但填平了，而且还造了一所“伏魔大帝”的庙。庙里住着打更的老头子，他在清朝打过太平军，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我在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只是讲房屋，所以只能至此为止了。
祖父之丧
我于壬寅癸卯年间，曾经三次回到家里，却没有遇着祖父大发雷霆骂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气已经改过了，或者是对于跑出在外的孙子辈表示严厉，没有什么意思了吧。但是这时候没有了“挑剔风潮”的人，也是一个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
“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于十八日死矣，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据说在衍生死信传出的时候，祖母听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是笃信神佛，决不是幸灾乐祸的人，但这时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来了。话虽如此，祖父就只不再怒骂而已，平常怪话还是时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学堂考试得了个倒数第二，我则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评说：
“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魁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这样的话，听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这里只须说明一句，学堂榜上的末名称为“背榜”，或称“坐红椅子”，因为照例于末了的这一名加上朱笔的一钩。阿魁则是我的小名，因为当日接到家信的时候，有一个姓魁的京官去访他，所以就拿来做了小名，这是他给孙子们起名字的一个定例。
我于癸卯年在家里养病过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过了四个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里来了。不过这一回不凑巧，正赶上祖父的丧事，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祖父当时六十八岁，个子很是魁梧，身体向来似乎颇好的，却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总之是发高烧，没有几天便不行了。他辈分高，年纪老，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亲丁也不少，但是因为脾气乖张的关系，弄得很是尴尬，所以他的死是相当的寂寞的。讲到排场，当然有那一大套，甚至还弄什么“门讣”，以及大门口钉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说了。他的长子早死了，照例要长孙“承重”，但是鲁迅也在日本，于是叫我顶替，我迫于大义，自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不久在学堂里的伯升奔丧回来了，我以为可以卸责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顶替下去，我不知道这是礼教所规定的呢，还是只因为他是庶出的缘故，所以对他特别歧视的。倘若是后面的原因，那么我倒替伯升说一句话，这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平心的说，伯升的立场倒无宁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那时虽是多数，但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强者的那边，这或者是他的聪明处，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对蒋老太太恭而有礼，过于看领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闹别扭，他不肯叫一声“妈”，便不给他绵袴穿，害得他终于“拉稀”——这就是患肚泻，后来经蒋老太太的干涉，这才穿上了绵袴。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常有一句口头禅，是“伊拉话啦”，普通话就是说“他们说的”，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难以置信的话以后，必定添一句“伊拉话啦”，极有天真烂漫之趣。他因为生长在北京，故极爱京戏，在南京时极醉心于当时的旦角粉菊花，几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听戏。监督公想法羁縻他，特于前晚对他说道：
“你明天早上来我这里吃稀饭，有很可口的扬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只留帐子低垂着，床前摆着一双马靴，像是还高卧着的样子，及至监督觉察，这时人已走远，差不多已经过了鼓楼了。又有一回遇见非常的穷困，礼拜日无聊心想出去，问我借钱，适值我也没有，只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奋勇，说到城南买点心去，果然徒步来回走了三四十里路，从夫子庙近旁的稻香村买了好些很好吃的点心来，在宿舍里饱吃一顿，现在说了也觉难信，那时候的点心的确这样的价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时很是乐天，所以总是那么吊儿郎当的，有时又似乎世故很深，万事都不大计较的样子，所以他对于我的充当承重孙也别无什么不满意。其后祖母去世，家里没有他的长辈了，但他仍旧守着“长嫂如母”的古训，着实不敢放肆，就是母亲给他包办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虽然这事结果弄得很是不幸，却终不明白反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从绍兴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宁波停驻，就特地绕道前去相会，在率春楼吃了晚饭，是为最后的一次会见，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经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刚过了“本寿”，与伯宜公是一样的。身后遗留下来，一位傅氏太太，没有子女，要母亲留养她到百草园故家卖去，随后分了钱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并且还有遗腹儿未生，则不知行踪若何，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联鲸兵轮轮机正海军上尉周文治”，在公文书上是这样称呼的。我在记祖父的丧事这一节里，趁这机会讲他一番，聊作纪念。
我的笔名
我的别名实在也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了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觉得很可笑的，不值得再来讲述了。现在只就和写文章有关系的略为说明，这便是所谓“笔名”，和普通一般的别名不同，是专用作文章的署名的。
我的最早的名字是个“魁”字，这个我已经说明过，原来乃是一个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一天里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检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也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字，只有木旁的一个魁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与那有名的桐城派大家刘大櫆一样。他的大名为什么也弄得这样怪里怪气的呢？这个理由，我也还没有机会查得清楚。总之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有北斗星的关系的号——“星杓”，也不中意，还不如叫做槐寿的好，虽然木旁一个鬼字，但比较鬼在踢斗总要好得多了。后来因为应考，请求祖父改名，他命改为同音的“奎绶”，这仍旧不脱星宿的关系，而且“奎”又训作“两髀之间”，尤其是不大雅驯，但随后看见有名的坤伶，名字叫作“喜奎”，颇疑心是促狭的文人的作怪呢。奎绶云者，也不过是挂在前面的阔带子，即古代之所谓黻也。
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又起号曰朴士，不过因为叫起来不响亮，不曾使用，那时鲁迅因为小名曰“张”，所以别号“弧孟”，我就照他的样子自号曰“起孟”。这个号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后来章太炎先生于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写一封信来，招我们去共学梵文，写作“豫哉启明兄”，我便从此改写启明，随后《语丝》上面的岂明，开明以及难明，也就从这里引伸出来了。
如今说话且退回去，讲那萍云女士吧。这萍云的号也只是那时别号之一，如日记上见着的什么不柯，天欷，顽石一样，不久也就废弃了吧。但是因为给《女子世界》做文章的关系，所以加上女士字样，至于萍云的文字大抵也只取其漂泊无定的意思罢了。碧罗是怎么来的呢，那已经忘记是什么用意，或者是“秋云如罗”的典故吧，或者只是临时想起，以后随即放下了也未可知。萍云的名字在《女子世界》还是用着，记得有一回抄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给它写了一篇《女祸传》，给女性发过一大通牢骚呢。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自己有过这种经验，便不会对于后辈青年同样的行为感到诧异与非难了。
离开南京学堂以后，所常用的笔名是一个“独应”，故典出在《庄子》里，不过是怎么一句话，那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仲密”，这是听了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以后才制定的，因为《说文》里说，周字从用口，训作“密也”，仲字则是说的排行。前者用于刘申叔所办的《天义报》，后来在《河南》杂志上做文章也用的是这个笔名，后者则用于《民报》，我在上边登载过用“仲密”名义所译的两篇文字，其一是斯谛普虐克的宣传小说《一文钱》，现在收入《域外小说集》中，其二是克罗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不过这登在第二十四期上，被日本政府禁止了，其后国民党（那时还是同盟会）在巴黎复刊《民报》，却另外编印第二十四期，并未将东京《民报》重新翻印，所以这篇文章也就从此不见天日了。
其后翻译小说卖钱，觉得用笔名与真姓名都不大合适，于是又来用半真半假的名氏，这便是《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的周逴。当初只读半边字，认为从卓声，与“作”当是同音，却不晓得这读如“绰”，有点不合了，不过那也是无碍于事的。民国以来还有些别的笔名，不过那是另一段落的事了，现在这里姑且从略，——我只可惜不曾使用那“槐寿”的笔名，这其实是我所很喜欢的名字，很想把它来做真姓名用呢。
在北京一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
“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因为我们虽然都还有辫子，却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着有铁锚模样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里边虽然也有山东河南的同学，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边，这便是一群异言异服的人，那样的盘问他，不知是何用意。何况在那时的形势之下，有谁不是反对“毛子”的人昵？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那时候，我第二次来北京，到西河沿去看过一趟，再也找不到客栈的一点痕迹，这其间虽然只隔着十整年，可是北京的变迁却很大，不但前门已经拆通，那比人行道洼下的道路也都不见了。我们的那客栈，想起来只是一个小四合房，临街的南屋是老板夫妇住房，本是旗人，都吸雅片烟，我们中间有林秉镛君也吸几口，所以他虽是满口黄岩口音，却主客很讲得来，常在他们房里闲坐。两间南向的上房，便分给我们客人居住，林柯二人住在东边，我和魏春泉君住在西边，此外似乎不曾见有别的住客，显得十分冷静。白天多在外面行走，吃饭也集中在全安栈，只是晚上回来睡觉，在那没有火气的房间里的冷炕上边，所以留下来的是一个暗淡阴冷的印象。在学堂里，我们穿的棉操衣袴，用红青羽毛纱做的，也并不寒伧，但是大家不满意，由学堂去代办了黑色粗呢的制服来，原来是供应新军用的吧，但只是单层呢，虽然是颇厚实，此外各人预备了一套棉织卫生衣祷，用了这服装就在北京过了一个寒冬。据那年的冬至算来，其时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气，我们那么的在冷屋里睡，寒风里走，当初大家都有一件拟毛织的“一口钟”大衣，经吕得元提议，毕瑟的披着走不大好看，以后便只穿了呢制服挺去，结果谁也不曾伤风，可以说是很难得的。我们于廿一日抵京之后，隔了一天由黄老师率领了往练兵处，先见了提调达寿，随后过了些时候徐世昌出来，他是那里的头儿吧，名称不记得是练兵处大臣或是什么了，照例慰劳几句之后，回过头去对那跟随的人说道：
“北京天气很冷，给他们做皮外套吧。”后边站着的达寿等人都齐声答应是是。我们听了这话，当时以为可以得到一件北京巡警穿的那种狗皮领子的大衣了。岂知到出发那天仍旧毫无消息，这才知道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究竟是说了话就不算，还是皮外套是报销了，不过这实物却并没有呢，那就终于不能知道罢了。
在北京二
我们到了北京，第一要做的事，是去访问在北京学校里的同乡。次日是十一月廿二日，便同了林秉镛柯樵二君至医学馆去看俞榆荪君，俞君是台州黄岩人，又曾经在水师是同学，是从前相识的，此外又至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各处，却不曾去找人。至初六日又访榆荪，同柯采卿（樵）三人照相，并在煤市街饭馆吃饭，十六日同采卿访榆荪，见到温州永嘉的胡俨庄，因同至广德楼观剧，十八日晚，同了柯采卿徐公岐吴椒如至榆荪处告别。在初七那一天里，曾经到大学堂，访问绍兴同乡冯学壹，不料一见就是满口北京话，打破了同乡人的空气，不觉兴味索然，便匆匆别去，以后也就不再去找别的同乡了。榆荪因为是旧友，所以特别过往频繁，而且为人也很诚实，在医学馆毕业后在北京做事，逐渐升为医务处长。有一年东北闹鼠疫，情形很是猖獗，他前去视察，已是任务完毕了，临行因为往看一个病人，终于自己也染病而亡，这事问医学界的朋友，或者还有人知道的吧。
我们于十一月廿五日至练兵处报到后，廿八日起在军令司考试各项学科，至十二月初二日上午这才考毕。详细情形已经不记得了，大抵只是上午考一两门，下午是休息吧。由军学司长谭学衡来监考，他是广东人，也是水师出身，与黄老师谈得很投机，戴着蓝顶花翎说英语，很是特别的事。考试完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事又耽搁好久，至十九日才乘火车出京。据日记上说，火车是二等室，价二十九元，也实在贵得很，与民国后的京浦路二等车差不多了，不过那时所谓二等实际与头等也相差无几，四个人一间房，上下四个床位，但只是这样罢了，此外设备是什么也没有。火车仍旧要行走四天，便是第一天停在顺德，第二天渡过黄河，停在郑州，第三天停在驻马店，第四天到汉口的大智门。这一次却可以住宿车中，不要搬上搬下的住客栈了，所以方便得多，吃饭却仍要到各站时自办，其时卖东西的很多，不成什么问题。记得梨子特别好吃，一路上买了不少，虽然小贩因为我们是“外江佬”，多少要欺侮一点，仿佛是要一个“大子”（二分铜币）一个，但在我们看来却不算贵，便买了有半网篮，路上削了来吃，我当初不会旋转削梨法，一路学着削，走了半路梨将要吃完，整个削梨，梨皮一长条接连不断的削法也给我学会了。
说到北京的名物，那时我们这些穷学生实在谁也没有享受到什么。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但是我们没有敢于请教那鱼，而且以后来的经验而论，这鱼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那有名的广和居的“潘鱼”，在江浙人尝来，岂不也是平常得很么？至于烤鸭子，就是后来由于红毛人的赏识而驰名世界的“北京鸭子”，也无缘享受，因为那时是整只不能另售的。我们那时可以买得的北京名物，无非只是一两把王麻子的剪刀，两张王回回的狗皮膏，和一两几十小粒的同仁堂万应锭，俗称“耗子屎”的一种可吃可搽的药，回南京后狗皮膏的用处不得而知了，但这“耗子屎”却帮助我医好了腿上的疮，是于我大有好处的。
家里的改变
自从甲辰年的冬天回到学堂，一直到了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夏天再回家去，时间隔的很长，所以家里的情形也改变得不少了。第一是房屋的改变。以前我们“兴房”派下的房子乃是在本宅的西北角一带，这是宅内的第四五进。本来也有“立房”的一部分在内，后来“立房”的十二世子京身死无后，拟以伯升承继，所以并人这一边了。第四进计有前后五大间，南边对着桂花明堂（院子），尽西头的一间出典给了吴姓，隔壁即是祖父居住的地方，中问隔了一个堂屋，东边的两间原为祖母和母亲的住房。路北院子的对面即是第五进了，原来偏东的两间划归“仁房”，院子里对半分开，砌上了一个曲尺形的墙，西头的两间经了太平军的战乱已经残毁，只剩下南边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与中堂相对的一间作为女仆们的宿舍，后边朝北的一间则因楼板和窗户都已没有了，所以空着，只供存放谷米之用，东偏一间即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说的“橘子屋”，乃是子京所原住，他在这里教书，掘藏，也在这里发疯的地方。楼上也是空着，却比东边仓间的楼上更是荒废了，因为那边只是没有楼板，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奇怪，这边却仍是一间空着的房子，却是窗户全无，隔墙又是梁姓的竹园，所以有种种鸟兽前来借住，往往在夏天黄昏时候，阵雨将要到来，小孩向北窃窥，看见楼上窗口伸出猫脸似的，或狗头似的，不晓是什么鸟兽的脸孔来，觉得又是害怕又是爱看，着实很有兴趣。现在却把这一部分全都改造了，东边是一间南向的堂屋，后面朝北的一间作为母亲的住房，西边朝南的是祖母的住房，后边一间是通往第六进的厨房的通路，以及楼梯的所在。楼上也都修复了，共有两间，则作为鲁迅的住房。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然点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内阁中书，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得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当初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我在南京仿佛事前并不得知，那时或者也曾信里说及，不知怎的现在却全不记得了。总之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故全然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旧式的吧。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着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伪夫人做媒成功的，伯伪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北京大学
我于丁巳年四月一日晚上到了北京，在绍兴县馆找好了食宿的地方，第二天中午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的近旁益锠大菜馆同鲁迅吃了西餐，又回会馆料理私事，三日上午叫了一辆来回的洋车，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访问蔡孑民校长，接洽公事。从南半截胡同坐洋车到马神庙，路着实不少，大约要走上一个钟头，可是走到一问，恰巧蔡校长不在校里，我便问他家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问得很傻的，既然不在学校，未必会在家里的，不过那时候胡涂的问了，答说是在遂安伯胡同多少号。我便告诉车夫转到那里去，不过我的蓝青官话十分躄脚，说至再三也听不懂，后来忽然似乎听懂了，捏起车把来，便往西北方面走去。假如其时我知道一点北京地理，便知道这方向走的不对，因为遂安伯胡同是在东城，那么应该往东南方面才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只任凭着他拉着就是了。后来计算所走的路线是，由景山东街往北，出了地安门，再往西顺着那时还有的皇城，走过金鳌玉
桥，——提起这桥来，有一段故事应当说一说，民国成立后这一条走路是总算开放了，但中南海还是禁地，因为这是大总统府所在，照例不准闲人窥探，而金鳌玉桥却介在北海与中海之间，北海不得已姑且对于人民开放了眼禁，但中南海却断乎不可，所以在南边桥的上面筑起一堵高墙来，隔断了人们的视线，这墙足有一丈来高，与皇城一样的高，我们并不想偷看禁苑的美，但在这样高墙里边走着，实在觉得不愉快的很。感谢北伐成功，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墙才算拆除，在金鳌玉桥上的行人于是可以望得见三海了。且说那天车子过了西压桥，其时北海还没有开放做公园，向北由龙头井走过护国寺街，出西口到新街口大街，随后再往西进小胡同，说是到达地点了。我仔细一看，乃是四根柏胡同，原来是车夫把地名听错了，所以拉到这地方来，这倒也罢了，而这四根柏胡同乃是离我现在的住处不远，只隔着一两条街，步行不要三五分钟可到，所以来时的这一条路即是我后来往北大去的道路，实在可以说是奇妙的巧合了。从四根柏回南半截胡同去，只是由新街口一直往南，走过西四牌楼和西单牌楼（那些牌楼现今都已移到别处去，但名称还是仍旧留下）出宣武门，便是菜市口了。
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那时因为袁世凯筹备帝政，需要用钱，令北京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所以北京的中交票落价，一元只作五六折使用，却也不好推辞，便即留下，在北京过初次的夏天，而这个夏天却是极不平常的，因为在这年里就遇见了复辟。
十二日上午又至北京大学，访问蔡校长，答应国史编纂处的事情，说定从十六日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午前午后各二小时，在校午餐。这时大约因为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一个是沈兼士，主管日本文，一个是我命收集英文资料，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其时北京大学只有景山东街这一处，就是由四公主府所改造的，设有本科，北河沿的译学馆乃是预科，此外是汉花园的一所寄宿合，通称东斋，后来做文科的“红楼”尚在修建未成，便是大学（即后来的第一院）的大门也还在改修，进出都是从西边旁门，其后改作学生宿舍，所谓西斋的便是。但是校中并没有我们办事的地方，沈兼士是在西山养病，我只是一个人，结果在图书馆的堆放英文杂志的小屋里，收拾出地方来，放上桌椅，暂作办公之用，一切由馆员胡质庵商契衡招呼，午饭也同商君一起在庶务课品吃，所以说也奇怪，我在北大为时甚久，但相识最早的乃是庶务课的各位职员，这可以说是奇缘了。我还记得在那里等待开饭，翻看《公言报》与《顺天时报》，一面与盛伯宣诸君谈论时局的情形，如今已事隔四十余年，盛君也已早归道山了吧。
往来的路
四月十六日以后，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学上班，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这图书馆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妆楼，广阔的几间楼房，涂饰得非常华丽，我的办公室乃是孤独对立的小房，样子似乎寺庙的钟鼓楼，不知道是什么用的，原来也很不错，如今被旧杂志堆放得没有隙地，实在有点儿气闷。但是我在那里却也过了些有趣的时光，在那旧杂志上面找到几篇论文，后来由我翻译了，登在《新青年》上面，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胡质庵是福建人，当时是图书馆的最高的职员，但是似乎身体不大好，后来于六月底因患猩红热死去了。商契衡则是绍兴的嵊县人，原是鲁迅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其后在北京大学毕业，鲁迅曾供给他的学费，在日记上常有纪载。
我从绍兴县馆往北京大学，经常往来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一是由菜市口往东，走骡马市到虎坊桥北折，进五道庙经由观音寺街，出至前门，再经南池子北池子走到北头，便是景山东街了。其二是一直往北进宣武门，由教育部街东折经绒线胡同和六部口，走出西长安街，再前进时是天安门广场，过去便是南池子，以后的路和前边一样，但不到天安门也可向北进南长街北长街，这一条直街是和南池子并行的，北头直通北海的三座门大街，往东去经过景山前街。这里是故宫的后门神武门所在，宣统在退位之后还保留皇帝称号，他便在这里边设立小朝廷，依旧每天上朝，不过悉由后门出入罢了，我午前往校经过此处，就常见有红顶花翎的官员，坐了马车进宫，也有徒步走着的，这事在复辟败后尚未停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还看见有一辆驴子拉的水车，车上盖着黄布，这乃是每天往玉泉山取水，来供给“御用”的，但是这似乎不久停止，因为清宫里随后也装了自来水了。
北京的街路以前是很坏的，何况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交通不便，许多地方都不能通行，须要绕一个大圈子，我到北京的时候看着南北池子这条马路，是正方开辟的。至于小胡同的难走，是很有名的，我的住处外边一条胡同叫作“前公用库”，每到秋天久雨，便泥水一滩，废名走过这里，遇见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婆在太息说，这条路怎么总是这样的难走，便可以想见它的年代久远了。这是到了近来的这几年，才算改好了。因为这个缘故，街上的有些景象也改变了，譬如“泼水夫”，便已绝迹，只剩下陈师曾在《北京风俗图》中留下的一幅画，两个人都穿着背有圆图的号衣，脚下马靴，头戴空梁的红缨帽，一个手握木勺，一个侧着水桶，神情活现，但是现在的人已经不能了解，因为早已不曾看见过他们了。此外还有一种是扫雪的人，我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曾经做过一首诗，题曰“两个扫雪的人”，是在天安门前车上所作，便录在这里：
“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
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这种人夫在北京也已经不见，而且说起来也很奇怪，似乎近来这若干年里，雪也的确少下，仿佛是天气也是多少有了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