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香港回忆录
抗日战争时的印象
1937年“七七”“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从8月15日开始，日寇飞机就开始猛烈轰炸南京。我随家离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省会安庆坐船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些日子，由于日机不断轰炸，父亲从武汉坐飞机直接飞到香港，我随后母汪淑晴及她的贴身女佣阿妹坐广九路的火车由武昌到广州经九龙抵达香港。
那时，去香港很方便，无须办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这块英国人从清廷手中硬割去的中国领土，曾被他们自豪地叫作“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由英国派出的香港总督治理。总督府是一幢米白色的漂亮大建筑物，里面高高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人都对它侧目而视。大英帝国当时像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地主，统治着许许多多殖民地，自称为“日不落帝国”。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那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陆续独立。
公元前111年，当汉朝将沿海土地纳入版图时，香港、九龙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清朝后期两次鸦片战争决定了香港被殖民统治的命运。1840年6月英国舰队占领港岛，一年后宣布这里是“自由港”。从此，英国将大量鸦片由此运入中国内地毒害中国人民。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1843年设立了总督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港英当局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将割占范围扩大到九龙半岛。1898年又强迫清廷展拓香港界址，“租借”了沙头角到深圳湾以南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为期99年。从此，香港即被英国殖民统治。
熟悉“十里洋场”上海的我，初到香港，觉得香港比上海小得多，整体上也不如上海繁华，香港对海岸的九龙就比香港更差一些。从当时的眼光看，香港的皇后大道比较欧化，显得漂亮，德辅道商店较多，行人也多。九龙的弥敦道一带漂亮洁净，但没有繁华的感觉。只是，香港和九龙远离战火，没有轰炸，是一幅升平景象。
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维多利亚海港是著名的深水港。巨大的几万吨级的大轮船也能驶入，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行驶或停泊。有干净的轮渡从香港随时可以渡海到九龙，从九龙也随时可以驶回来，不但方便而且便宜。为什么我那时觉得香港很小呢？主要是那时香港还没有“填海造地”，自然显得不大；又因为那时香港、九龙的建设还不像现在。现在的香港，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气势自然雄伟，占有的空间也使人在观感上形成高大的印象。当然，那时的港九也给我一种人们忙忙碌碌的印象。港九的交通是方便的，飞机的航线四通八达，可到欧美也可到内地，大型的船舰也可到欧美、南洋或日本、中国内地。九龙有铁路通往广州转向内地。由香港到澳门的小轮船一天有好几班，因为澳门当时是被称为“东方蒙地卡罗”的赌城。世界各国的赌徒都愿去试试运气。
我们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兑换港币。初到时，一百元法币可以兑换九十八元港币。兑换价随行情浮动。街上一些小烟纸杂货店都兼带兑换港币，收一点贴水中间费。后来，随着抗日战场上战事失利，法币慢慢贬值，一百元换八十多元。但1937年始终维持在一百元换九十几元。港币有“一仙”（即一分）的铜币，也有五仙、一毫（即一角）、二毫及一元（粤语叫一元为“一蚊”）、二元的银币，此外，就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的纸币。铜币、银币、纸币上都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侧面头像，有的货币上也有乔治五世及六世的侧面头像。
1937年时的香港，缺少今天那么多巍峨林立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建筑。那时，毕打街僻静，砵町乍街狭小拥挤，铜锣湾乱糟糟，浅水湾荒凉；最繁华热闹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辅道。当然，赛马日在跑马地一带也是人头攒动的。由于香港历来免税，是“购物天堂”，外国人和外地来香港的人很多。进口的洋货价钱便宜，人们购物爱到香港。香港又有美丽的海岸线，有中西合璧的风情。香港的“吃”也很出名，极有特色，海味固然多种多样，欧亚一些国家、民族的烹饪法在这里也各放光彩，所以旅游者也愿意到这里“赏光”。去澳门赌博的人也顺道到香港逗留。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可以避开战火和轰炸，也接纳了不少从内地来的人。这就使香港热闹得多。
那时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银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饭店、咖啡馆，也有电影院……装潢比较华丽。夜间，霓虹灯闪烁，高大的广告牌到处是“白马威士忌”“三星斧头白兰地”“三五牌香烟”“大炮台香烟”“黄金龙香烟”“阿华田麦乳精”……五彩缤纷的广告在挤眉弄眼。各种服饰的黄种人、白人、黑人充满街头。间或也看到天主教的修女穿着黑色白边的教衣长袍在街边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开尘嚣。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物，加上趾高气扬的英国差官（警官）、用布缠头的印度巡捕的巡逻，构成殖民化的气氛和香港的特殊风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诉我们：香港人讲究做生意，进商店购物不还价就会吃亏。皇后大道上也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过规模没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购物，倘若你还价是要被人笑话的。在香港却真的可以还价。父亲在先施公司购一顶呢帽，标价25元，香港友人陪同，说：“20元！”居然20元就买到了，使我们觉得有趣。
香港随地吐痰要罚款，街上常有禁止随地吐痰的警示牌。罚款数额很大，确实看不到有人“呸”地吐痰。皇后大道清洁、洋气。德辅道带着浓烈的广东味：沿街店号常播放粤剧名演员薛觉先、马师曾等人的唱片，也常播缠绵悱恻的广东音乐《小桃红》《相翠喜》等招徕顾客。卖广东凉茶和香肠、腊肉等腌腊制品的店摊在德辅道一带很多。流动小贩见到“差官”就逃跑。背一只小木箱擦皮鞋的男孩充斥街头，使人对香港的贫富不均印象深刻。
英国官员和富人的住宅都在山上，一般中国人不准在山上有住宅。中国人在山光道一带有住宅的属于上层。湾仔一带，有些地方看了使人感到是贫民区，住户拥挤，有三层楼的陈旧骑楼，也有菜场、茶园、矮小的木屋棚户区。湾仔的海边，常有军舰上下来度假的外国水兵和水手游逛，并同一些涂脂抹粉西式打扮的“咸水妹”勾搭。像赶集赶会似的，海边有些地方每天总有渔民划着木船群集着来出售海鲜。品种很多，龙虾、明虾、海蟹、海螺、乌贼及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海鱼都有。木船中央有一大格，船舱底上打了许多洞可以放进海水来养活鱼。站在一边看人买卖各种海鲜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香港，买了家禽如果倒提着走是要罚款的，买了鱼用绳拴着怎么提都可以。海鱼中，最贵的是二斤重的石斑鱼。那时还不会人工养殖，而餐饮业却大量需求。香港的酒家菜馆善于烹饪海鲜，活杀现烧，滋味鲜美。当时，吃海鲜的最佳去处是香港仔。香港仔是郊区海边的一个渔村，吸引着外来的游客去那里吃生猛海鲜。馆店都并不太华丽，但门口大木盆、大洋铁盆、桶里养着各种海味听任顾客指定挑选后烧煮了上席。
香港同广州的生活习惯相仿，吃蒸饭，到处可以吃到腊味饭、鱼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烧肉、烤乳猪肉、脆皮鸡……也讲究“饮茶”。早上“饮茶”，上午到中午“饮茶”。下午“饮茶”，晚上也“饮茶”。“饮茶”实际是边饮茶边吃广式点心。从虾饺、叉烧包、云吞（粤语的馄饨）、烧卖、肠粉、芋角、蛋挞、马蹄糕到鸡包、荷叶糯米鸡……不下数十种。当然，饮茶的地点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时，著名的金龙酒家“饮茶”，宴会时，在豪华的包间里公开摆放着鸦片烟枪和烟灯，让客人躺在那里，由女侍者烧烟供客人吸食。开宴和饮茶时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边陪同进食和饮茶。陆羽茶室、吉祥茶楼，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常年客满。吃西点、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处都有，以高罗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丽的欧式布置，很安静，很舒适。矮矮的桌、矮矮的沙发，互相之间距离很大，互不干扰，厅里有时轻放着华尔兹舞曲。银壶装着热可可和热咖啡。有女侍者轻轻推着装满各色西点的小车到面前让你挑选。那是当时上流人士谈心消闲的去所。
我们到香港后，住在六国饭店。六国饭店靠近湾仔海滨，面对翡翠色的大海，是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当时算是高级旅馆。朝着海滨这一面的客房，有阳台可以站着或坐着观海。那时海水没污染，水绿得可爱极了。清晨，海水托着旭日，血一般鲜红的朝霞洒落在五颜六色的海轮和闪烁绿波的海面上，红嘴白翅的海鸥“——”叫着，飞舞起伏。当时，香港的海真是特别美丽，维多利亚港中停泊和行驶着大大小小的轮船，也有竖着风帆的游艇在海面滑翔似的疾驶，有时有奶白色的大游轮鸣笛进港……看着海上风光，令人心胸开阔。
20年前，六国饭店炸掉了旧楼，重建成了三十层高的新楼。六国饭店消失了！那时，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女士（小思）曾专门拍了一张八层楼时的六国饭店的照片寄赠我作为纪念，至今我仍珍藏着。
到香港后，遇到过一件颇有意思的事：香港用的邮票都是由英国在本土印好用飞机运到香港出售应用的。我们到香港后的第三天，我去买邮票发信，但邮票售罄，英国印好的邮票未及时运到，港督下令将印花税票暂时代替邮票发售使用。当时寄一封信是五仙邮票，五仙的绿色印花税票形状与邮票相似，上边印着“印捐士担”（士担，stamp的音译）字样。我当时集邮，但未想到这会是收集珍贵邮票的好机会，买来后发信时贴了“印捐士担”票寄到上海。谁知第二天邮票就由英国用飞机运到香港了！港督立即下令停止使用印花票。隔了几天，我就见到皇后大道上的一家集邮商店大玻璃橱窗中将盖过邮戳印章连同信封的“印捐士担”票当作珍品陈列在镜框里，并且标上了数百元港币的高价。
我曾打算在香港继续上初中，但去到一所中学了解，见学校房屋很小，主要又因为老师是用粤语教课，课程中国文（即语文课）又用《幼学琼林读本》作教材。父亲摇头说：“太陈腐了！”打算以后请位好的家庭教师教我课，免得荒废了学业。当时，我的粤语只停留在会说点“冲凉”（洗澡）、“食饭”（吃饭）、“行街”（上街）、“鬼佬”（洋鬼子）、“呣答”（不行）、“几多钱”（多少钱）一类家常话的水平上。
香港的交通极方便。人力车很少，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看不到的。有电动缆车直达最高峰太平山的山顶区。听说从前是不准华人坐的，后来华人可以坐在后边。听人介绍这情况后，父亲对我说：“我们不去坐那东西！”香港的有轨电车很多很方便，又是双层的，绿色车身涂满彩色的广告。上层是头等、下层是三等，没有二等。渡船由香港过海到九龙，也是只有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双层的电车我以前是未见过的，坐在上面那层俯瞰街景特别舒服。电车横贯香港，“叮叮当当”地在皇后大道和德辅道上行驶。那里没有堵车现象，“的士”（即出租车）和巴士（即公共汽车）及“别克”“雪佛兰”“福特”等牌子的轿车来往行驶，海上轮船和渡船喧嚣地鸣着汽笛……夜晚，山上、海上，灯光灿烂像撒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厅、酒吧、电影院的灯光、乐声和酒楼、旅店里的麻将声、喧哗声使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给从大轰炸中的武汉和广州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毕竟是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也有了浓烈的抗战气氛。不少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有外来的也有本地的，在香港为抗战出力。我们到香港后，每天一早，我就按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或从叫卖“新闻纸”（报纸）的报童手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记得12月间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放火烧南京及日军在南京杀人比赛的报道就是当时在香港报上看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后来的台儿庄大捷等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那时，有的文化单位举办抗日的摄影图片展和漫画展，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有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办的抗日战争展览及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那些地方，父亲大都带我去过，他还同熟人握手谈话，在本子上题字、看展览，也捐款。当时，街上和大饭店里常有打着小旗义卖纸花支援抗战或募捐支援抗战的男男女女或学生队伍活动。我清楚记得，就在六国饭店门口，一群义卖纸花的爱国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地用粤语讲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建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挑战！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这支歌，抗战初我在武汉就学会唱了！到广州，也听到游行群众在唱。到香港，再一次听到同样的歌声，格外感到温暖和激动。当时，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不少都是热泪盈眶的！我当时不禁想：哦！香港虽被英国人占据进行殖民统治了，但我们同香港有血缘关系，香港的中国人都是同胞，还是这样爱国的哟！……
流水掠影回光返照
初到香港（1937年10月），很快就认识了一个本来不认识的“靓”字。那时，商店门口的广告和有些货物上常写着一个大“靓”字招徕顾客；粤语报纸（香港有一种粤语报，不会粤语的人看不大懂）上可以常看到这个“靓”字。见到美女，当地人会说：“好靓啊！”……这个字，广东话念作“亮”。父亲说：“其实可念‘静’，与‘静’字通用。”后来我知道：汉书《贾谊传》里有“淡库若深渊之靓”，这“靓”字就念“静”，也是“静”字的意思。左思的《易都赋》里有“都人士女，炫服靓妆”的句子，古人还有诗：“繁花对靓妆”，那“靓”字就是美，是靓丽，同港粤人应用的意思是一致的了。父亲当时说：“香港人用的有些词汇与话语，中文英文因素都有，文言的来自中华文化，如‘饮茶’‘食饭’‘行街’‘中意’……地名如‘千岁湾’（即浅水湾）……舶来的如‘巴士’（bus）、‘的士’（taxi）、‘德律风’（telephone）……这个‘靓’字就是来自中华文化的很雅的一个字。”
说起“靓”字，我就想起梁翠薇。不知光阴流逝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梁姐姐，如还在，该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她是当时拍粤语片很红的艺人、明星。人美丽，聪明，和善。粤剧和歌曲唱得动听，她常被邀在交际场上出现。当时她也为抗战献金。人们当面都夸她：“你好靓啊！”
在高罗士打行下午喝热可可时她爱点生柠檬汁：一杯金黄的柠檬汁里放着两三颗鲜红的樱桃，美极了，但非常酸。我有一次试点了一杯，喝了一口就皱眉咂嘴，引得她发笑。她有时会带一大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来，总被大家分拿一空。她送过我一张签名照，穿着海勃龙长大衣，倚墙叉腰站立，露出旗袍和身材，光线从顶上射下来，她脸上有向往的神色。她比我大七八岁，会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也会唱王人美的《渔光曲》和金焰的《大路歌》。有时她总爱拉我同她一起，她叫我“阿王”，要我叫她“梁姐姐”，她教我广东话，向我学上海话，问我战前南京的情况，问我香港好不好，有时开留声机让我听广东音乐《孔雀开屏》《雨打芭蕉》……很快我就懂得，她拉我站在一起，是避免有人轻薄她。因为那些交际场合的贵客们，有的色眯眯，握着她的手摸来摸去。有我这么一个年岁的男孩在一起，这种人不方便，她有安全感。
见到梁翠薇大多是在山光道香港的富商李尚铭家、德辅道一个做海参生意的富商刘子清家。有时，在高升茶楼吃早茶或在高罗士打行喝热可可吃蛋挞也有她。一次，郭绪发（一个商人）、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儿子等在李尚铭家突然邀请梁翠薇外出，她一把拽住我陪她一起去。我们坐郭的轿车到了跑马地一个姓麦的女交际花家。房子不太大，却华丽舒适。麦家是姐妹俩，说是姐妹，年龄像母女，大麦已是画眉涂粉的“肥婆”，小麦年轻漂亮风华正茂，听说追求她的人好多好多。小麦其实是大麦从小收养的，大麦要靠她发财。小麦会弹钢琴、月琴，能清唱广东戏和粤语歌曲，连梁翠薇都夸她“靓”。大麦会算命看手相，据说很准，但要收红包。那天，她给刘侯武的儿子和梁翠薇也算命看了手相。以后，我随他们又去过几次麦家。
麦家一间大寝室里香水味扑鼻，梳妆台上摆满大大小小的一瓶瓶香水。锦缎华丽的床上有鸦片款待嘉宾。穿旗袍的小麦烧烟敬客。一套古色古香的烟具放在床边茶几上的盘中。沏来一小壶热茶，点火让小烟灯燃着青光，客人上床侧身睡着，小麦坐在床前茶几旁的小椅子上，右手执钢签从盘中一只银质烟膏盒里挑出些生烟膏在烟灯火上炙烧成烟泡，左手拿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白玉，将钢签上的烟泡在玉上滚动压紧。烟泡熟了，她左手端起那支镶翠的烟枪，将钢签上的熟烟泡就着火插黏在烟枪头上，然后，将烟枪递给吸食的人，客人就着有玻璃罩的烟灯“吱吱”吸食。她熟练地一手扶着烟枪头，一手用签子将被火烧化的烟泡汇集在一起，让吸者干净吸完。吸食者“吱吱”吸完，端起茶壶喝茶，那种快意和鸦片烟味刹那同时出现。香港不禁烟，当时有烟馆营业。英国人似乎仍愿意让中国人吸鸦片保持羸弱，吸鸦片还是交际场上的待客方式。郭绪发患“香港脚”（一种脚气病），吸鸦片时，大麦小麦都说可以治“香港脚”。我当时却不能不想起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和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的历史。
事后，我将这些告诉父亲。他是个不沾烟酒、不赌钱、不跳舞的人，叮嘱我以后别跟这些人出去乱跑，他说：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金钱社会，有些事，看到了一定要知道好坏。他把“出淤泥而不染”“君子和而不同”一类道理讲给我听。我后来成年至今，这方面也像父亲，可能是受父亲的教诲和影响很深的缘故。
我的后母汪淑晴是上海人，富商家的“小姐”，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父亲在外边同友人来往，她概不参加。当时，上海已成“孤岛”，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都在日寇占领统治下。那时，日本还不想同英、美及法国等把关系搞糟，所以“租界”还是受到保护的，后母的母亲和哥哥都住在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有宽敞的房子。她大哥是洋行买办，小哥是上海有名的维大福绸缎庄的老板。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总是怂恿父亲与她一同回去，父亲说不回去，她就说上海租界上怎么怎么好。她哥哥来信也说上海租界上一切都好，也安全，报纸照样抗日，抗日分子照样活动，父亲有些好朋友都是些大人物，照样都在租界上平平安安过着日子，为什么要流浪在香港等。后母很任性，也有心计，对我冷淡。她同父亲意见谈不一致，整天带着侍候她的阿妹逛商店购物，订了到上海的“柯力芝总统号”美国大游轮的票，宣布她必须回上海看母亲，并且很快就带阿妹回了上海，将父亲和我留在香港。
我和父亲在后母走后仍住在六国饭店。
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和香港的爱国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渐趋浓厚的抗战气氛，当然确也有人把它作为“世外桃源”看待。在香港，主要是用粤语，但沪语、川语、北方话……南腔北调混杂交错。这里，见不到战火和日寇，如果花天酒地，抗战是可以抛在脑后的。只是报纸上整天的战讯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从战火战区中来的人们，抗战的信息总是放在心上的。这中间，父亲有过不少活动。例如，父亲曾与老友监察委员杨天骥等去看望过在香港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看望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父亲未带我去看何香凝老人。我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1958年才在北京何老住所采访过她和她的女儿廖梦醒，并写了专访发表在《中国工人》杂志上的。那年何老已年近八十。后来为庆祝世界和平大会在吉隆坡召开，《中国工人》杂志社决定请一批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以及何香凝合作一幅国画《和平颂》印成彩色插页发表，并由新华社发稿，由我负责组织并请郭沫若写了“和平颂”题字。何老十分谦虚平易，采访她并请她作画她都慨然应允。）她们都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听父亲说，孙夫人不顾日寇滥炸广州，曾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慰问伤兵和被敌机炸伤的难民。说有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孕妇腹中取出的婴儿，居然还活着。孙夫人在医院亲手抚抱婴儿，叮嘱一定要小心看护抚养好……使人感动。又如1938年年初，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奉命从日本下旗闭馆坐船回国，父亲曾与友人接到通知去欢迎并参加宴会。
许世英是安徽人，民国十四年做过国务总理，抗战前一年赴日本做大使。他身材矮小，不愠不火，有人背后叫他“许矮子”。让他做驻日大使，据说就是因为他“稳当”，能忍受日本人的蛮横无理。抗战爆发，日本一直不宣战，许世英一直留在东京坐冷板凳。此时奉召回国，意味蒋介石下决心抗战了！所以去欢迎的人不少。许世英和杜月笙关系很好，到香港时，杜月笙已从上海迁居香港，在九龙柯士甸道有了一幢三层楼大洋房。杜月笙当时有个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许世英到香港后，未找到房子居住前，就被杜月笙请到杜公馆三楼居住。父亲同杜月笙也熟识，所以与友人同去过杜公馆同许世英和杜月笙见过面，但未带我去。（我是1940年才在香港见到杜月笙的，那时父亲已因抗日去世。许世英我是1948年见到的，在南京。那年，许世英七十五岁，矮瘦而小，但精干。他当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我岳父与他是老朋友，请他为儿子凌跃龙结婚时做证婚人。当天，让我坐轿车接送并招待许世英。闲谈时，他问我家世我谈起当年香港的一些旧事，他仍亲切表示记得。）
父亲同我生母李荪在我六岁时因性情不合而离婚。当时父亲在南京工作，家在上海。离婚后，父亲将我带到南京，特别疼爱，平时有个保姆还有一个他的秘书张景春照顾我。父亲平时除了办公、开会、做纪念周、去一些特别重要的人住所或有特别重要的事须谈话外，他总爱带我在身边。所以我从小就认识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父亲说：“人要见多识广，认识文人名士，可以使你有好的教养。”他对礼貌和规矩是很注意的。彬彬有礼，规矩坐着，好好地听，不乱插嘴，不懂的事和话事后可以问。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所以，父亲不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要去；他带我去的地方，我总是很愿意地跟他同去。我觉得这样做确实可以开阔知识，增加见闻，学会应对。
消逝中的一些存在
抗战时期，我1937年10月到香港。我在香港滞留居住一年左右的生活，虽然不少已在我的记忆中消逝，却仍有不少依然在我的脑海存在。
父亲王开疆年轻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是政法界名人，同文化教育界关系密切。早年，他在上海时，是有名的大律师，曾在中国公学和南方大学任商科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过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政大学成立后，一度任该校校长。在南京时与别人创办过文化学院，都称他为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他早年在日本曾参加中华革命党。“二次革命”时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并被刺客行刺受伤。1930年应邀由上海赴南京就任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1932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职委员，清廉正直为人称道。这工作很有权力，南京家中门房里经常有求见、送礼的人，多数是些县长、法院院长等公务员。父亲历来是一个不见，全部让门房挡驾打发走。但因为秉公办案，他与司法院长居正等常有矛盾。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有次他带我到居正家，为一个案件的事谈话发生矛盾，他最后拍了桌子肃然带了我起身就走，居正送他，他也不理。1936年他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在1937年春天终于辞职照准，他打算仍到上海做大律师，办大学。但“七七”“八一三”战争突然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中间，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都找过他，要他出山，他都拒绝了，说慢慢再考虑，当时盛世才在新疆正开始统治，得到了上将军衔。盛世才在中国公学上过学，在日本留过学，同他熟识，热情写信并派人邀请他“去新疆一同工作”，许以高官厚禄，但父亲说：“盛世才这个人野心大，与他不可共事！”他拒绝不去。到香港后，他关心时事，力主抗战，交往的多数均是当时的名流，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他常常很激动。比如英国，当时执行的是绥靖政策，为了英国的利益，帮助日本压迫中国对日本妥协。父亲一位朋友孙隆吉，曾在天津海关当过关长，知道当时英、日谈判，已将中国海关收入及存储全部代中国做主送给了日本。中国为抗战，一心希望向英国贷款。可是英国怕得罪日本，不肯借贷。鬼佬似乎就是这样坏！因为报上刊登：美国仍在将钢铁等大量卖给日本，让日本制造炸弹等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当时，父亲友人间传得最多的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在暗中调停中日关系想要中日停战，但日本要的条件是狮子大开口，蒋介石不肯答应，所以调停的希望不大。父亲听了，认为“老蒋这样做就对了！”“中国人受日本人的欺侮这么厉害，再不拼命怎么行？”他认为“日本就像一条毒蛇，但要吞掉一只大象是痴心妄想！”
香港的气候很好。它属于海洋性亚热带气候，温暖，不寒冷。海风送来海水的淡淡盐味，空气湿润，站在海边会有这种感觉。十月金秋，应该是香港最好的时节。天气晴朗的情况多，有可爱的阳光。间或下了雨，柏油马路上很快也就干了。入冬后，香港也不寒冷。我穿一条深灰法兰绒短裤，换上长筒的灰羊毛袜，上身是白衬衫外加一件藏青西装上衣就行，用不着穿大衣，再冷有风时加件风雨两用衣就可以了。
初冬，有一天下午，父亲带我与友人监察委员杨天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们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轿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住处会客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长条桌上、书桌上全放满了书。蔡先生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短须，说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苍老。父亲和杨天骥很尊重他，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对我笑笑点点头。父亲和杨天骥都称呼他“孑民先生”。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瘦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淡忘，好像谈了上海，他是从上海来香港居住养病的，也谈了抗战的事。还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那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我后来听父亲说过：“一・二八”那年，我随父亲离南京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蔡先生是北大校长。父亲在北京时曾同蔡先生见过面。父亲这次与杨天骥先生看过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支援抗战的展览会及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先生与父亲在1940年同一年去世。父亲是二月出事，蔡先生迟个把月病故。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和商店都下半旗致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华人永久坟场。后来，据说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扫墓瞻仰了！
关于杨天骥先生，他长得瘦小但面色红润，戴眼镜，秃顶，穿中式长衫，两眼有神。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江苏吴江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学生。在1906年，胡适15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察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议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做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父亲说过：杨天骥先生早年在上海办《民呼》《民主》等报时同父亲相识。在香港时，我发现他会英语，能看英文报也能用英语同人会话。他代理过监察院的秘书长，此时他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也在协助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主持港澳的党政工作。父亲认为杨天骥先生“才不外露”，“是个有学识的能干人”。他同杨先生很谈得来。
我随父亲在香港长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这个八层楼的大饭店算是高级的旅馆。我们住房的隔壁，住的是四川籍名流谢无量先生：他个儿不高不矮，胖胖的，脸色很好，两只大眼看起人来慈祥和蔼，脸上总有笑容，不笑时也像弥勒佛，给人坦诚和大而化之的印象，说话声音很柔和。他那时曾穿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装，打黑领带，但西装上衣因吃饭时不小心很快就染上不少油渍。父亲说他是“名士风度”。他当时同杨天骥一样，都是监察委员。我们的住房朝海都有个阳台，谢无量那时单身一人在港，他比父亲年龄稍大一些，四川口音，是同盟会会员，曾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秘书。父亲特别夸赞他的学识和书法，听父亲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书，著述甚多。我后来上大学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他的著作，均是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鲁迅很重视的《中国大文学史》就是他的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听说他在成都任过四川博物馆馆长，在四川大学任教，主讲《庄子》等，后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人民大学任教，住在铁狮子胡同红楼宿舍内。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曾在中南海专门设宴款待他。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过当时新华社发的照片，他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仍带着他那种安详坦诚的笑容，席上还有章士钊先生。以后，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3年去世。我因1961年夏就离北京去山东支援老区建设，以后未有机会和心绪去看望这样一位堪称文化名流的父辈。
谢无量在香港滞留的时间，应是1937年秋冬。他在香港留的墨迹不少。因为经济不宽裕，他也收钱写字。当时，香港开设有多家当铺的巨商李尚铭很爱结识政界上层人士及文化人。一连几个月，每晚都在他山光道寓所设宴待客，款待得十分大方，毫无吝啬。他每次都派汽车接送客人，家中照例至少有一桌麻将或一桌“沙蟹”。谢无量和父亲几乎每天总带着我同坐一辆来接的轿车去李尚铭公馆玩，当时的常客，除谢无量、杨天骥和父亲外，有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及他儿子，有卸了任的天津海关关长孙隆吉（此时是银行家），有一个瘦长高颧骨的商人郭绪发（我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做编辑出版工作时，见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的《谢无量书法》上收有谢无量写赠郭绪发的字）。此外，当时拍粤语片的著名影星梁翠薇等也应邀常来吃饭。李尚铭备有文房四宝，有时就请谢、杨和我父亲到书房给他写字题诗留下墨宝，并代别人索字，写后很快就裱了挂起。谢无量的书法风格独特，我觉得有的字像小孩写的，但实际苍劲挺拔，不落俗套，人都称好。
谢无量喜欢古玩。在港期间，许多古玩商人都到六国饭店送货给他看，要他购买，他极善鉴别。当时香港假的古董玉器极多，他用白洗脸盆，注上一盆酒精，将商人送来的玉器、翡翠、鸡血石等都放入盆里浸泡，假的就会褪色，他就当面退还商人，使以假充真的古玩商十分难堪。我到他房里，看到这样常笑得很高兴。他用放大镜鉴定古玩，还将一只德国货的小放大镜送给我玩。虽属无意的保存，但迄今仍在我抽屉里。他又特别爱打牌，在山光道李宅打麻将的常有他。他总是输得很多，但输了脸上也仍是十分从容，带着他特有的憨厚的微笑。
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在李尚铭家，谢先生和李尚铭的几个朋友喝茶聊天。一个上海客人大约为了讨好李尚铭，就说开当铺是积阴功的好事。穷人有了困难，要是没有当铺，过年或有了急用借不到钱，那真是死路一条了，有了当铺就可以救急等。附和的人也说确是这样！但谢先生突然笑了，说：“哈哈，穷人可不会这么说！开当铺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啥子施舍！哈哈！”他朝李尚铭看着说：“对不对？”李尚铭也笑了，把头点了又点。他这也许是敷衍谢无量，也许是欣赏谢无量的坦诚。
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对其中写到香港的六国饭店等当年情况时，是动用了当年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的生活的。香港女作家小思女士曾写过《香港文学散步》一书，内有怀旧散文“六国饭店的名字深深的和40年代的中国文艺南方发展连在一起”。书中，还专录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六国饭店》的那个片断。那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时的状况，看到她书上八层楼高的六国饭店的旧景照片，当年我在那里生活过的情景不觉都出现在眼前。当年八层楼的六国饭店早已变成三十层高的新大楼了。看来，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被人们遗忘和背弃，它也总是在向前进步发展。小思女士等在不少作品中都记录、发掘了许多中国文化人和作家在香港留下的事迹和屐痕。这说明香港回归前与回归后都自有一批值得尊敬的作家，他们有可贵的中国心。他们珍重历史，也在开拓今日塑造未来。他们懂得在拥有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该如何去怀念、珍视那些值得铭记的文化人和文化活动，保存并光大香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属于中国的、美好的东西！
圣诞大餐、跳加官和猴脑宴
香港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经历，使它荟萃中西文化，交杂新旧事物，形成一种浪漫风情，回味起来，心头会有说不尽道不明的感觉。
1937年冬天和次年的大半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从12月下旬到次年过阴历新年前后的往事在心底镌留最深。
香港人因为曾处于中西交错的地位上，把圣诞节作为盛大节日来过。六国饭店在圣诞节前就布置得富丽堂皇，圣诞树上玩具琳琅满目，圣诞老人的巨像竖在大门口。玻璃橱窗里布置成皑皑的白雪，天际深蓝，闪烁着金色的大星。彩带和闪光的锡纸、玻璃镜漂亮得叫人看了就欢乐。彩色的灯光像眨着的眼，忽闪忽闪。有些不知什么地方，放出了《平安夜》的音乐声。六国饭店很靓，但湾仔木屋区那一带穷苦的人很多。圣诞节快乐的英文字很大，但中国抗战前方传来的战况令人揪心。
父亲的一位朋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区芳浦在平安夜的白天让人送来了请柬，也有谢无量先生的。给父亲的一张上还写明了“请与公子同来赏光”这样的话。我当时感觉：我随父亲一同外出交游赴宴的事一定在他朋友中传开了！我并不愿意跟着父亲外出赴宴吃人家的。但父亲又不能丢下我不管，因此习惯也就成了自然。父亲也是看人家是否诚心，去是否必要，他已没有实职在身，只有个国民大会代表的空衔，但许多朋友都喜欢他，他也不愿与世隔绝，接不接受邀请是并不被动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实职在身时是不轻易吃请的。
区芳浦是广东人，从广州到香港住在浅水湾大酒店；他同父亲通电话说晚上请吃圣诞大餐，说浅水湾酒店的西餐最好！更说晚上还有父亲的老同学等着同父亲见面。父亲问是谁，他不肯说。谢无量因有事晚上决定不去。父亲也犹豫了。但来接的汽车到了，父亲就带着我上车赴宴。到了浅水湾大酒店，进入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西餐厅。区芳浦笑脸迎着上来，后面跟了两个人，一个穿中装，一个穿西装。穿中装的年岁较大，是康有为的女婿。穿西装的确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两个人都姓麦，但不是一家的。奇怪的是父亲忽然对区芳浦说：“我带着孩子到一下就算来过了！我还有个地方要去，你们请进餐吧！”见父亲如此，区芳浦尴尬起来。但父亲已经带着我移步了。区芳浦送我们父子出来，父亲带我上了的士就回六国饭店了。我觉得奇怪，父亲对我说：“那个康有为的女婿是香港电报局的局长。另一个姓麦的确实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但是个亲日派，我不能同这种人结交。”这我就明白了：父亲是历来反对亲日派的！我和汪精卫的儿子汪有纲在南京中大实校同学，都知道汪精卫是亲日派，所以我从不理他。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所以那晚，我和父亲回了六国饭店。父亲点了西餐让楼下送上楼来在房间里吃的。吃饭时父亲大致说：康有为是个保皇党，参加过张勋复辟，死前还向溥仪上折子谢恩，我为什么要同他女婿做朋友；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人，早先就是亲日派，不来往的！如今日本战争中占了上风，谁知他要干什么！区芳浦太岂有此理！……我觉得父亲脾气刚直。但觉得他是对的！父亲是日本留学生，但一直不同亲日派来往，更不同日本人来往。
转眼到了1938年的除夕，父亲的老友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发来请帖，请父亲和我同去广东同乡会看潮州戏《玉堂春》。刘侯武是广东潮州人。他这两广监察使大部分时间应在广东、广西执行监察任务，但他也有在香港要办的事，所以有时就在香港，也有住房在香港。秋天时，他看望父亲时见到了我，一再夸我相貌好，表示喜欢我，杨天骥就撮合使我拜他为“干爸”。头一天说了，刘侯武第二天就送了些吃食和一套英国货的西装料给我。所以虽是潮州戏，又是《玉堂春》，我还是去了。天黑时，刘侯武派车来接。广东会馆是中西合璧式的灰色建筑，里边有个会场可以演戏。我们到时，刘侯武陪杨天骥、谢无量、李尚铭等都已到了，都坐第一排，横桌上放了花旗柑和高脚苹果及各色八卦状的果盘：蜜饯、糖果、牛肉干、瓜子等，大家拱手作揖握手坐下，女招待不说“请吃吧！”，却说“请抓痒吧！”，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随父亲坐在刘侯武右边，盖碗茶泡来时，开场锣鼓敲响，震人心魄，足足十多分钟。幕拉开了，掌声中只见台上右边门里出来一个戴着“加官”假脸的角色，大红袍、高底靴，一手举着“加官晋爵”的金牌，一手拿着牙笏，踩着锣鼓点，倒着碎步跳来跳去，舞个不停。这时，台下来了两个穿长袍的男人拥着一个年轻坤伶手捧捐簿来到我们面前，说是为救济潮汕贫病艺人来港义务募捐，敦请官商各界慷慨解囊。这时，台上又出来一个着戏装的财神爷也开始跳了！穿着绿蟒袍，戴着头盔，手拿“得财进宝”的金牌，跳得火热，捐簿递到父亲手里，一看，捐簿头上不知是谁已签名写了“壹千元”。父亲自然只好也签名写了“壹千元”。这捐簿又逐一由那美女递请坐在第一排的客人一个个签上名字和款数传过去！这种做法当年上海那些头面人物借着给父母或自己做寿开堂会时就有，名曰“打抽丰”，是一种敲竹杠行为。刘侯武是借此为家乡潮州戏剧团做好事。我们第一次看潮州戏，听不懂也欣赏不了，硬挺到看完，才被送回六国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