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一趟人间，要看看太阳
中学时，我读《挪威森林》，对“敢死队”这个人物的印象尤其深刻。哪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六点起来做早操，一个星期换一次床单的？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做长远的计划。那时，我们唯一的计划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一所还不错的大学，好对父母有个交代。
后来，我在大学里遇到了陈泰宁。中文系那么大，可以聊天的人却不多。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因为系里刊物的事情，坐在一起想选题。
我们文思枯竭，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校广播站的喇叭里正在播伍佰的《挪威森林》，我不知怎么想起“敢死队”这个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些强迫症，想着要不要做一期关于强迫症的选题。
但是，作为文科生来说，患强迫症的人，真心不是太多。大家都爱自由，目标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果发现，万卷书读不到万分之一，万里路更是迟迟迈不出第一步。真的需要一点强迫症的精神!
这时，忽然有人说：“我们寝室那个陈泰宁，简直就是强迫症的典型。”
此人介绍了陈泰宁的种种“劣迹”，比如，喜欢睡在靠窗的位置；袜子一定要穿白色的；春夏两季只穿衬衫，从来不愿意穿T恤；喜欢屈原，整天在背《离骚》；热爱海子，买了他所有的诗集；等等。
我们本来还为我们这届中文系没有奇葩而扼腕叹息，没想到身边就有一个，却未被发掘。那个同学说：“幸好，他基本上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怪癖。不然，我们肯定不能和他为伍。”
关于陈泰宁，我还听说了一些事情。比如，有人跟他说，生红薯如果一旦遇到寒冷的环境，很快就会腐烂。后来他真的买了几个红薯，冬天的时候就放在寝室的阳台上，当发现红薯烂了之后，他才点点头，承认别人没有胡说。
我们将陈泰宁约到学校的食堂，想问问他做了这么多年强迫症患者有什么感想。他感叹一句说：“唉，我当年就是学不好物理，不然根本不会和你们这帮人混在一起。”
后来，我们就让他做了我们系刊物的美编。我们知道，依照他这种吹毛求疵的风格，校对的事情肯定也是他包了。结果，真的被我们猜中了。接下来，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听到陈泰宁唠叨：“错别字真是太多了，太多了。你们要是再这样，我就不干了。”
我们有了他，真是放心了不少。最起码，中文系的刊物发出去，再也没有人笑话说：“看看，堂堂中文系一本小刊，竟然还有错别字。”
陈泰宁真是为我们长了不少脸，我们都爱他。所以，尽管他唠叨，大家都默默听之任之，不出声反驳。
毕业前一年，刊物停发。大家忙着找工作，陈泰宁有点怅然若失。有个师兄听说他的事情，就介绍他到一家报社实习。后来那师兄跟我说，陈泰宁实习的时候，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新华字典，他实在看不下去，就送了他一本新的。陈泰宁说：“师兄，你还是别送新华字典了，要不送我一本康熙字典吧。”
师兄差点没憋过气去，恨恨地跟我说了一句：“一张报纸，哪里会用到康熙字典里的生僻字。这小子成心讹我。”
再后来，陈泰宁就离开了那家报社，去了一家比较文艺的杂志社，可杂志社最终因为市场和销路的问题停刊了。和陈泰宁比较熟悉的一个同学说，他回家去做了老师。
有一年，我们都十分敬重的一个教授病重。负责联络的同学通知了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的很多人，但最终来的却没有几个。人在老家的陈泰宁，就这样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教授的病房。他比大学时候还要瘦，戴了近视眼镜。脱掉棉衣，里面依旧是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头发剪得短短的，一脸焦急。
“你们怎么不通知我，如果不是王涛跟我说……”他忽然哽咽起来。
教授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地对他招招手说：“行了，陈泰宁，你看看你，这么多年也改不了这个脾气。”
我们忽然都觉得惭愧，因为我们都忘了，陈泰宁一旦喜欢上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就会一辈子喜欢下去。原来，教授一直没有忘。
教授最终还是没有熬过冬天，就这样走了。参加完追悼会，大家又聚在一起。有个做刊物的同学力邀陈泰宁加入他们杂志社，陈泰宁摇摇头说：“我还是最喜欢教书了。”
后来，据这个办刊物的同学说，陈泰宁班里的一个学生参加了一个全国著名的作文大赛，拿了一等奖，指导老师就是陈泰宁。
他和我说：“你知道，有一次我因为出差去了陈泰宁家乡。正好空闲，去他家找他，想约他写几篇稿子。他老婆说他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我找到学校，跑到他那个班级的教室外，他正在跟学生讲屈原。讲到激动处，一脸幸福样儿。我看着那班里的学生，个个表情如痴如醉，忽然觉得陈泰宁是对的，他真的很适合做老师。我还看到那班级的后墙上贴着几个大字，写着：你来一趟人间，要看看太阳，和心爱的人，一起走在街上。”
我点点头想，陈泰宁果真是陈泰宁，这么多年一点儿也没有变，依然喜欢海子，依然将屈原奉为心中的“男神”，依然愿意活得像一枚小小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