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从山中来
魂牵梦绕故乡兰
提到徽州，便不得不提绩溪，那月光一样的小镇，清灰的墙壁，黛色的脊顶，永远的牛角样式，被春的翠绿漫漫掩映着，时隐时现，高高的，深深的，庭院宅第犹如青山里突兀升起的村落仙境。
胡适先生曾说过：“一个没有徽州人的地方就只是个村落。”我伴着他的脚步，走进了这个古村落——绩溪湖村。村中最吸引我的是那由灰黑的鱼鳞瓦、白色的马头墙组成的沧桑老屋。它们像一群饱沧桑的智者，在远山近水的背景中静静地看着世事的风云变幻，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让人不忍心去打搅。仿佛一脚踏进这个如画般的村落，就打破了这个美丽的梦，让这幅静谧的山水画突兀地多出一笔。
站在村落中，我脚下踩着的是经历了岁月蚀磨的石板。抬头仰望，眼里充满的全是浓浓的绿色，俯身细听，竟可以听见那涧底的泉声。走进高墙重门，穿过堂道，天井奇特的审美构架征服了我的眼球，散落在那儿的一块阳光，有着似醉非醉的朦胧之美。
水墨绩溪，积绽着文化的厚重。《太平广记》载：因绩溪境内有徽山、徽水、大徽村，徽州因此得名。徽者，美也。一位学者这样形容绩溪：“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踩动一块石头，就会触动一个朝代”。
狭长的巷子里，偶尔透出几束阳光，在对面的墙上映出美妙的花纹、梁、枋、斗拱、雀替、隔扇、栏窗，每一样都是精雕细琢，栩栩如生。这一块块素色的原木，做了徽州的建筑，偏就轻灵生动起来，细看之下，仿佛每一块木头都承载了一个温情而厚重的故事。
恢弘的古祠旁，捏一把黑泥土，能溢出千年文化；厚厚的砖墙上，剥一层灰墙土，能闻透百载史香；寂静的乡野里，踏一块青石板，能溅起历史的亘古记忆。
这就是绩溪，水墨画般静谧的小镇。
从绩溪县出发，向西北方向丘陵山地行进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上庄村。据说，上庄村有99条巷弄，生人进得来却出不去。好在有本地人指引，一路向东，脚下这条路是粗麻石板铺就，两米多宽，两侧是白墙灰瓦的徽派民居，逼仄而曲折。这条狭窄的石板路如今叫“适之路”。
乡民向我言道：上庄村随斗转星移，村子已非原貌了。历经风吹日晒，房子毕竟也会老朽，包括胡适先生的故居，也几经改造。但唯一未曾“改造”的，就是这条石板铺就的“适之路”了。
踩着脚下的石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恍惚，这是童年胡适与小伙伴嬉闹玩耍的小路，是胡适博士回国探母娶亲的返乡之路，是先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先驱者的必经之路。至今，它铭刻着胡适先生的脚印，折射着胡适先生的音容。我仿佛看见他，从来世的巷口走来，听风声萧萧、虫鸣戚戚，百无聊赖地哼起了自己的一首词，词云：“怕明朝密云遮天，风狂打屋，何处寻你？”
继续上行,穿行于白墙青瓦间,又走了一个之字巷,眼前是一座200多平方米的典型徽派民居，粉墙黛瓦，二层通转楼房（即楼上南、东、西均有走廊通转），砖雕门楼，石砌门框。大门口挂了一块竖牌“胡适故居”。我心一怔，到了。
走进这个院落，里面那种潮湿的气息一下子让我宁静下来，一束光线从天井里直射下来，有种岁月被尘封的感觉。这宅子，是胡适父亲所建。
在徽州人心目中，悠悠万事，唯宗族为大。徽州人逃难，往往一副担子，一头挑的是宗谱，一头挑的是小孩。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是这样一位挑着宗谱逃难的徽商。在胡传的青年时期，徽州周边地区备受太平军的侵扰，他的第一个妻子就因此而亡；他的第二个妻子在若干年后也因病去世，只给他留下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这恐怕是天底下最沉重的打击了，然而这个铁一般的强人却并没有被压垮，于不惑之年，他毅然立志报国，弃商从政。
1889年胡传告假还乡时，结识了胡适的母亲冯顺弟，也是这样一个天吧！梅花未凋尽，芳香的气息飘散在如画的四月里，在巷子的尽头，冯顺弟一条长及腰际的乌黑的发辫，莲步轻移，辫子在腰间款摆，夕阳的余晖泄在她身上，宛若天人……
就这样，两位年龄相差32岁的男女走到了一起，虽然年龄相差悬殊，经历各异，但他们之间真诚的感情使他们短暂的婚姻获得了幸福，胡适便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胡适出生时，他母亲18岁，父亲50岁。
思绪被喧闹的人声拉回，跟着众人，我看到了十二块以兰花为题的木雕饰板，镶嵌在门、厅、窗上，各有主题，或曰“兰花芳香”，或作“空谷幽兰”，且姿态迥异，颇具神韵，堪称精品。据讲解员介绍，这组木雕系当地徽墨刻工高手胡国宾创作，具体的年代不好讲。我仔细看了看，上面依稀还有这样的诗句：“珍重韶花惜寸阴，入山仔细为君寻，兰花岂肯依人媚，何幸今朝遇赏音”；“兰为王者香，不与众草伍”；“愫心底事甘寂寥，毕竟空山位置高”。
正读着，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旁边有人告诉我，这首前些年风靡一时的台湾校园歌曲，正是改编胡适的《希望》诗谱曲而成的。我在想，胡适一生最喜兰花，君子爱兰为其芳馨，从翩翩少年到文化巨匠，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小小兰花草，幽幽兰花香，带给他的又是怎样的影响呢？
徜徉在胡适故居，欣赏着精美的兰花木雕，聆听着《兰花草》的优美旋律，犹如身置兰花丛中，暗香浮动，令人神清气爽，神出天外。
前厅右厢房的墙壁上，悬挂着胡适先生书赠台湾绩溪同乡会的“努力做徽骆驼”的题字卷轴，笔力苍劲有力。这句格言成了胡适终身的追求。一位作家在他的《徽骆驼》书中的扉页上咏诗赞美胡适的骆驼精神，“徽州自古无沙漠，咄咄却有徽骆驼。天赋勤劳和勇敢，忠诚坚忍更谦和。”胡适常说：“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一切都是初见的景致，一切却又那么梦幻，笔墨犹在，斯人已逝，这一颗将黑夜划开一道光亮的大星，转瞬即逝，留给世人的，只有无尽深邃而又曲折的遐想。
出了胡适的故居，向曹家湾山地走去，参观坐落在将军降山的胡家祖坟。那里埋葬着胡适祖父胡奎熙及祖母程氏、父亲胡传及母亲顺弟。
此时夕阳将落，天边留下最后的一抹红，如血似泣。芳草萋萋，孤零零的几个土堆在那里历经沧桑，见证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历史更替。
乡民指着远处的山让我看，问我这座山像什么？我往前头望去，薄雾中看到三座山峰，二低一高，却瞧不出端倪，唯有摇头。乡民缓缓地说，那山因为形似笔架，所以叫笔架山，而胡家祖坟的形状象一把太师椅，正是这神秀山水养育了一个胡适的精灵。
日已暮，雾渐渐浓了起来，众人都散去了，我在胡家祖坟旁流连了一阵，开始返回。山脚下已升起了袅袅炊烟，幽静的烟雨小镇像一个美丽的少妇，渐渐变得温存了起来。转过又一个青石板街，一群下学的孩子从我身边跑去，留下一串童音：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此时我不禁想问先生：你从山中来，却又去往何处？
最后的儒将
鲁迅先生在《秋夜》中有一段话“我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揣摩不透先生的心思，为什么要把两棵树分开来叙述？
在离胡适家乡不远的宏村村口，我又见到了两棵树——不是枣树。
乡民告诉我，这两棵大树，一棵叫枫杨树，当地叫红杨树；一棵叫银杏树，当地叫白果树。这两棵树的树冠形状像一把巨伞，把这村口数亩地笼罩在绿荫之中。
宏村因形似一头卧着的牛，所以也叫伏牛村。那巍峨苍翠的雷岗山岗当为牛首，这两株参天古木便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蓄成一口半月形的池塘，形如牛肠和牛胃。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南湖，又称牛肚。村民们又在绕村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
我去宏村的时候，恰逢村中高寿老翁辞世，一大群人排着长队，抬着寿棺绕着白果树转圈。最前头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脸上一道道刀刻般的皱纹，满满全是岁月斑驳的痕迹。他一边焚着香，一边念着经文，祈祷给死者永久的安息。
这个场面其实是一个仪式，一个灵魂升天的过程。
而那棵白果树，则是村里的风水树，能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堂。
转一圈，便能消除一番业障，脱离轮回的苦难。
那棵树上栖息的鸟，被他们认为是离天堂最近的神鸟，能指引人的灵魂到达天堂。所以他们从来不打鸟，相反在雪后鸟儿无处觅食的时候，还会给它们食物。
绕着树转一圈一圈，这其实是人生走的最后一段路。
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严肃得像一则寓言。
此时我不由想起了胡传，那个笃信宋儒的清末正统一派文人，他的路，也快走完了。
胡传与冯顺弟婚后的第二年，就被被派为淞沪厘卡总巡，冯顺弟也跟了过去，就在这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胡适出生两个月后，胡传被调往台湾。他在1892年3月启程赴台，把妻子和才两个月大的儿子留在上海，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一直等到胡传被任命为台南盐务总局提调以后，顺弟才带着胡适，在四叔、二哥、三哥的照应下，于1893年4月到台南和胡传团聚。
这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和年仅20岁的妻子冯顺弟，以及两岁多的胡适，才在台南“道署”过上了几天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
胡适在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很受父亲钟爱，不满3岁时候，他就用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纪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2月，胡传请他的四叔把顺弟和胡适送回家乡上庄村。
随后，胡传病了，被刘永福护送回厦门，暂住于厦门的三仙馆。十天后，1895年8月22日凌晨子时，胡传含泪逝世，死于时疫。
胡传死的时侯五十四岁，顺弟则才刚满二十二岁又三个月。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胡传，大号胡铁花，当然，他不是古龙小说里的落魄大侠，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而是中过秀才、当过知州的胡铁花。他真正闻名于世的身份是诗人，但他不甘心做个文人，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又怀揣一封介绍书，走了四十二天到达吉林，面见钦差大臣吴大徵。吴大徵好奇地接纳了他。当时台湾刚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胡传却主动请缨，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已经人去政亡。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备志》。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打响，胡传征募兵勇、守卫台东，无奈光绪皇帝下旨“将台湾交接日本”。胡传拒绝奉旨，做出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举动。他四处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成为统领。
胡传病后，已不能动笔，落寞的诗人只能在黑暗的午夜里，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我无法想象，一个一心为国的铁血汉子，躺在冰冷的床上，遥想着娇妻幼子倚门而望，他的眼中满涌的是怎样坚硬如冰的泪水。是失意诗人的泪水，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还是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
胡传死时，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据说他去世时无言气喘、手足俱僵，死得无声而痛苦，当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身边。后来，台东父老为了纪念这位州官，特别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并将鲤鱼山忠烈祠旁日人遗留的“忠魂碑”改为“胡传纪念碑”。
胡传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他壮硕的身躯，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
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尝试集》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但胡适的父亲胡传，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我读过他的诗，大气磅礴，狂傲而热烈，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飞扬跋扈的：
严华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瘴雾蛮烟，笼不住猛虎磨牙吮血。试问当年，英雄几辈，学班超探穴？寒光射斗，看来辜负长铗。
只当竹仗芒鞋，寻常游览，吟弄风和月。圆峤方壶都在望，无奈海天空阔。浪拍澎湖，秋涵鹿儿，应笑重来客。那堪骊唱，正逢重九时节。
一枝初绽的铁花，迎风斗雪斜插这座宝岛上，被寒风凛冽冻疼的心情，悄悄地有了温度，扯出一段故事的开端，却又很快有了结尾。大江东去，这位侠儒的风骨，却透过历史和空间的间隔，影响着后人。
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
胡传，最后的儒将……
僧道无缘
在上庄村口闲逛，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游戏——掷硬币。
五六个孩子，在空地上放了一块青砖，然后各自拿出一枚硬币，纷纷往砖头上投去。只听得见叮当之响，硬币掷在砖头上，一碰老高，随即滴溜溜在地上转动，宛若飞转的小轮子滚出好远。而那些没掷中砖头的小孩则气鼓鼓地拿起自己的硬币，等待下一局。
各自掷完后，大家以砖头为圆心，分出硬币的远近距离。最远的为第一名，依此类推。掷到最远的人，已立于不败之地，即使赢不了别人的钱，至少可以全身而退。第一名最先出手，他拿起手中的硬币，朝第二名砸去，如果砸中了，第二名的硬币便收入他囊中了，并可依法炮制，去砸第三名的硬币，这样一直砸下去。如果砸不中，则由第二名去砸第三名，砸中的话则继续，砸不中则轮到第三名……如此循环，直至分出胜负为止。
听闻胡适小时候最擅长这种游戏，从不落败，只是那时候掷的是铜钱。
胡传去世后，冯顺弟对幼小的胡适说：“我这一生中只知有此一个完全的人，你不能跌他的股。”即不能丢他的脸。她对丈夫的崇拜和敬爱使她在未来的岁月里竭尽所能，完全按照胡传的遗嘱去培养自己的儿子，让“天资聪明”的胡适可以完成“读书”的任务。
胡适跟他母亲在1895年3月中旬从台湾经上海回到绩溪以后，他母亲就让他入塾读书了。当时他才满三岁四个月，连七八寸的门槛都跨不过。被抱上学堂的高凳子上面，自己就爬不下来，还得要人家抱他下来。可是，胡适的程度并不低，因为他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已经在父亲的教导、母亲的助教之下，认得七八百字了。
与私塾其他学生不同的是，别人家学费只有二块银洋，胡适的母亲却付给先生六块银洋，而附加条件就是坚持让老师把胡适所学的经文单独释义给他听。胡适因此受益非浅，他之所以能在很小的年龄就在儒学教育的标准经文之外自学了其他文献，特别是像阅批《资治通鉴》这样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天资的聪颖，还离不开当年老师给开的“小灶”，离不开母亲为他支付的高额学费。
胡传是绩溪有名的“治朴学，工吟咏”的学者，耳熏目染，胡适从小就具备了汉学的流风遗韵，加之他自幼就有演讲口才，常把读过的小说变成白话故事讲给乡邻们听，因胡适小名“糜儿”，渐渐地，他便得了一个“糜先生”的雅号。
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从此便不玩掷铜钱的游戏了。
胡传是当时著名的程朱理学大家，自然是无神论者，他曾在河南郑州办河工时，看见河工祀典，于是嘲讽道：
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
胡传走后，胡家大门上“僧道无缘”的条子渐渐由大红褪变成了白色，后来完全剥落了，英魂远去，阴云渺渺，大宅子里弥漫着一股萎靡的迷信之风。
孩提时的胡适，常听一些信佛老太太讲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出家修行等等故事，于是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景象：轮回、地狱、恶魔……
在女眷狂热的宗教信仰之下，稚嫩不懂事的胡适害怕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害怕来世变猪变狗。于是虔诚地跟着这些女眷依样画葫芦，人家烧香，他就跟着烧香；人家拜跪，他就跟着拜跪。
直到有一天胡适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
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
胡适忽然恍然大悟，牛头马面、十八层地狱、刀山油锅这些景象瞬间从他眼前散去。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地狱之门被打开了，阳光照了进来。从此胡适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就像胡适二十年之后回忆道：
二十年前，
我跟我母亲上古塘去烧香，
回家时，我偶然读到一个古人的两句话，
这两句话狠打动了我的思想。
这两句话使我不信鬼，
也不信什么天帝——
我这二十年的宗教观，
都是从这两句话做起。
元宵节晚上，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竟有些醉了，他借着酒劲，跑到大门外，喊着：“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引得左邻右舍的人不去看龙灯，都提着灯笼前来看他。
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个长工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
一个月后，母亲当真带着胡适去三门亭还愿了；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胡适不敢违抗母命，只好恭恭敬敬地在神像面前跪拜，受到了一场“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十四年后，胡适学成返乡时，才敢对母亲说出那一年元宵节附在他身上胡闹的并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就是他自己。母亲听后愣了一下，随后母子二人相视而笑。
梅溪走出个新青年
走访梅溪，丽日蓝天。
一走进梅溪风景区，三座高大的牌坊矗立眼前，这三座牌坊都用花岗岩建造，凿有瑞兽、花果、人物、书法和八仙图案，巍峨壮观雕刻精美，顶部呈火焰形，为中国传统牌坊中罕见。石雕上所展现出来的景致和故事，与村里的凉亭、山川、田园、屋宇等景色交相辉映。
泛黄的牌坊上，篆刻着一个名人的丰功伟绩，历经风雨的洗刷，它所承载的荣耀依然清晰，他的名字叫陈芳。
1886年，在檀香山的陈芳从报章家书中得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故国正遭遇着水灾，房屋倒塌、农田被浸、饥民哭声遍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解囊嘉惠，捐出巨款数千银元回国。当时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等得知后，众人商议，在陈芳梅溪故居御赐“乐善好施”石牌坊，镶悬“圣旨”，以表彰陈芳。
当陈芳退休从夏威夷回到梅溪村后，兴建了新的官邸，开始在家乡造福。陈芳不忘桑梓乡亲，捐款赈灾，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整理村容，修桥整路，兴办义学，热心于家乡的建设。其义举良行得到了广大群众赞扬。声名传遍朝野。在1891年时，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御赐两座“急公好义”题额之石质旌碑牌楼，同样镶悬“圣旨”以铭嘉奖。
巍巍石牌坊，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屹立。牌坊上的“圣旨”、“乐善好施”字样依然清晰，让过去的历史恍然间又重现于今世。石牌坊永远记载着这位龙的传人普济众生的善举。
“乐善好施”、“急公好义”，陈芳一生的写照。
一场新雨初晴，梅溪河水澄碧透明，像一条绿色的缎带。
我此次来梅溪，为的是寻找胡适先生曾经求学过的地方——梅溪学堂。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从此，母子一别便是长长的一十三年，其间相聚，包括胡适回家完婚在内，总共不过四五个月。
胡适这样回忆当年辞别母亲的情形：“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
梅溪学堂，胡传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先生一手创办的学堂。
胡适由于不懂上海话，又没有做过文章，所以被编在第五班，即最低年级的倒数第二班里。
一日，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课文中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
胡适听完，心里暗暗吃惊，先生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却没敢立即指出，而是等到先生讲完经下课后，拿着书到先生桌子边，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听完微微一愣，用惊异的眼光望着这个穿着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呢大袖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的瘦弱学生，脸有些红了。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谈话：
“你读过《易经》吗？”
“读过。”
“你还读过什么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你试着做做。”
沈先生出的题目叫《孝弟说》。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勉强强写出了一百多个字，先生看了看，点头说：“你跟我来。”
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附耳跟那个班的老师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将胡适安排到末一排桌子坐下了。就这样简单，胡适在一天内升级了3个班，即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胡适激动的心情还没平复，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日本在天南，还是海北？胡适不知道；经义题是八股考试的题目，胡适也从未接触过。
正在为难之际，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告诉他三哥病危。就这样，胡适收了课本，匆匆逃出了学堂。
胡适赶到店里不到几个小时，三哥就断了气。第二天，二哥从汉口店里赶来料理丧事，胡适将他作文的苦恼告诉了二哥。二哥听罢，立即找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回去认真阅读。
胡适回到梅溪学堂后，花了几天功夫，竟然把“原日本之所由强”那篇论文写成了。过了没多久，“经义”也会做了。又过了几个月，胡适升到了学堂的最高班六年级，成了梅溪学堂的佼佼者。
几天后，胡适发现了“新大陆”，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薄薄的一个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
胡适等人看完之后深受启发，但由于书是借的，不日便得还，于是他们连夜将书抄了一遍。
就在这一年，上海《时报》上登出了两个重大案件：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联俄派广西巡抚王之春；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而上海道袁海观大人是亲俄派，对这个案子徇私舞弊，引起的公众强烈的不满。胡适回忆说：“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连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
随即胡适和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拔去上海道台衙门参加会考，他们不约而同地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如今，梅溪学堂早已成为历史，不复存在了，原址上建起了梅溪小学校。至今这里还有一条名为“梅溪弄”的小巷。传说每当夜间，人们走到此地，常可听到朗朗读书声。
几个月后，胡适坐在了澄衷学堂的教室里。
这次黑板上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
很明显，这是严复译《天演论》里面的句子。胡适后来回忆道：“中国在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
这篇作文引起了一股改名字的风潮，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
胡适也想改名字，他之前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
一日早晨，胡适请正在洗脸的二哥代他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擦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如何？”
胡适听了喜不自胜，他的字便定下来了。因他的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于是他就在“适”下加一“之”，叫“适之”。
胡适之，中国文坛一颗清亮的大星冉冉升起。
在澄衷学堂，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有两本书：《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民说》，这两本著作者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梁启超。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然而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并没有写完，只是一部虎头蛇尾、缺章缺节的未竟论著。于是胡适突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从此时开始，胡适就暗下决心，留心读先秦百家诸子的书，做起他的旷世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准备工作来了。后来他遂愿了，很可惜，这部学术著作只写了上部。他的另外几部极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如《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禅宗史》，也只出了上卷。
“上卷先生”的雅号便由此而来。
可惜“上卷先生”并没有在澄衷学堂待到毕业，他在第二班当班长的时候，班上一个与他相交甚密的同学被校方开除，他为之打不平，向白振民总教，向校长提出书面抗议。白振民虽然爱惜胡适，这时也被激怒了，于是悬牌警告胡适，并记大过一次。胡适忿忿不平，恰好创办才半年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公学招考，他应考后被录取，于是在1906年暑假，他离开了澄衷学堂。
用一个很时髦的词，这叫做：肄业。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如是说。
少年诗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是当地人的一句俗语，徽州人家的男孩子十三四岁就被赶出家门去做工经商，不混个光宗耀祖不能回来，期间吃的苦受的累又有何人能知晓。有头脑的学做生意赚了，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修宗祠，建住宅，光宗耀祖，一家人以你为荣。失败的，流落街头，客死他乡，无人问津。
从那时起徽州商人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成功。以至于影响到中国明清两代商界五六百年。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盛极一时。
徽州人出外，到上海求学或经商谋生，往往因“水土不驯”生脚气病，病时双脚肿胀，严重的四肢不能动弹，甚至丧命。据病情看大约是一种风湿病。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死在这个病上。
胡适考入的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我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便议决罢课抗议，全体归国。当时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多达三千余人，遂发起筹创一个理想的学校，使大家能继续学业。于是1905年12月经13省的代表议决，定名为中国公学，实质上堪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1906年春租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北首的民房为校舍，便正式开学了。
胡适搬进这个学校，看那些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如教师于右任、马君武、沈云翔，学生但懋辛、熊克武、饶铺廷等，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胡适在中国公学受革命熏陶是必然的，但一些年长的同学都很爱护年方十六七岁的胡适，没有去剪他盘在头上的小辫子，也没有动员他加入同盟会。
胡适同寝室有一个人叫钟文恢，因他留了一撮小胡子，所以外号叫胡子。他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文，便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创办了一个白话版的旬报——《竞业旬报》。首任主编傅君剑言道“旬报”宗旨有四：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上的话，骨子里是在鼓吹革命。
胡适入会后，便向《竞业旬报》投稿，第一篇文章是白话文《地理学》，讲述一些通俗的地理学知识。后来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开始写小说传记、诗词、社论、时评、杂谈、新闻等。
在《竞业旬报》这片天地里，胡适自由地驰骋，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胡适就得了脚气病。知道厉害的他不敢耽搁，马上向学堂请假，回上海南市他家里开的瑞兴泰茶叶店养病。
闲居在家的胡适百无聊赖，于是便找书来消遣，他偶然找到一种古文读本，是清末桐城派最后一位散文家吴汝纶编的，其中第四本全是古诗歌。胡适对这本古诗大感兴趣，病中每天读几首，觉得比小时候读的那些律诗有味得多，又不必死讲对仗，自由多了。他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般喜不自胜，慢慢地，胡适也开始学着作诗了。
胡适这样回忆道：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15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写诗，想要做个诗人了。
初学作诗的胡适显然不明白诗韵是什么，他最初写诗，只是依照绩溪的乡音，吟起来是同韵便算押韵。在一次全班同学游西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懂诗的师友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并帮他改了改，成了一首韵目合格的诗，但原意已经变了很多。对此他很反感，他不满于用典和限韵，觉得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是很荒唐的。
他在游西湖诗作了另一首诗名曰《西湖钱王祠》：
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
瀲艳西湖水，惨澹前朝树。
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
怀古伤今之情，跃然纸上。
还有他的另外一首送别诗：
北风烈烈雪霏霏，大好河山式已微。
满眼风尘满眼泪，夕阳影里送君归。
老骥犹怜志未磨，干戈声里唱骊歌。
尽多亡国漂零恨，此去应先吊汨罗。
——《送石蕴山归湘》
从诗中来看，这位石蕴山恐怕要比胡适大出好多，但两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却是相通的。这首诗情真意切，已经深谙门道了。
胡适写诗着了魔，病好了回去上课的时候，先生在黑板上写高等代数的算式，他却在大代数教本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本上写的也不是算式，而是诗。
第二年，胡适的脚气病复发，不得已又得返回家乡养病，因为根据徽州人的经验，只要走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会渐渐消去。
胡适回家住了两个多月，却渐渐迷上了白居易。在此期间他常常同族叔兼好友胡近仁相互切磋品诗，写了大量很有韵味的诗。《弃父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
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
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作秀士。
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
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
秀才设帐还授徒，修脯不足赡妻孥。
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
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
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
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
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
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踬。
关河真令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
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女相嫌猜。
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
阿翁衰老思粱肉，买肉归来子妇哭：
“自古男儿贵自立，阿翁恃子宁非辱？”
翁闻斯言勃然怒，毕世劬劳徒自误。
从今识得养儿乐，出门老死他乡去。
本诗完全是模仿白居易的诗体写成，通俗易懂，一股悲愤之情溢于纸上，显得沧桑厚重。老人为了给儿子积攒钱财，改善拮据的生活，一大把年纪出外经商。谁知生意没做好，反倒赔了本，穷困潦倒地回来，于是引发了一场伦理悲剧。
此时，我忽然想起了胡适的母亲，那个上庄镇的小脚女人。23岁失去丈夫，守寡23年，含辛茹苦、忍耐宽厚、谨慎调度地做胡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胡适在这首《弃父行》中明着是写别人抛弃父亲的无情，暗里却夹杂着许多自己年少就离开母亲的无奈，无法常伴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胡适写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胡传前妻所生的几个儿子的年龄都比她大，当家的是老二，小到吃一块豆腐干，大到让胡适外出求学，都须看这老二的脸色，更不用说夹在几个媳妇的吵闹中，受不完的那些夹板气。
胡适写他母亲隐忍，直到忍无可忍，也不过是“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这一场哭也能使媳妇们安生个一两个月，但以恸哭换来片刻安宁，这样的命运，想来已是惨淡，胡适既为儿子，又为目睹者，心中的痛楚必然难以形容。
成了名教授、大学者、博士后，胡适发出肺腑之声：“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西台行
船在码头靠岸，我便见到一块石碑，上面书云：
逃却高名远俗尘，披裘泽畔独垂纶。
千秋一个刘文叔，记得微时有故人。
站在这块石碑前，我知道严子陵钓台到了。
《后汉书记载》：严氏名光，字子陵，本姓庄，因避显宗讳，遂称严氏。他博学多才，少有高名，曾与刘秀同游学，自刘秀即帝位后便改名换姓，隐身不见，刘秀出于对同窗好友的思念，命画工绘像并派人四处寻访，了解其下落后往返三次才召其入京，许以谏议大夫之职，严坚辞不就，来到“清丽奇绝、锦峰秀岭”的富春山耕田垂钓，终身不仕。为此，后人多慕其贤，称此处为“严子陵钓台”。
钓台分为东西两处，在登山石径岔道上有“双清亭”，民国年间所建，亭联为：“登钓台南望，神怡心旷；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东台为严子陵垂钓处，有巨石如笋，传为严子陵以此支撑垂竿，石亭为乾隆年建，甚古朴。侧有平台如矾，在此远眺，青山拥春江，俨如画卷。
来这里的游客千千万，却很少有人去西台，据说连许多作家和诗人也不上去，他们的作品只是在山脚游玩后或乘船经过钓台时有所感而写成的，因为上去需走不近的一段路。
果然，山路曲折而陡峭，路上冷冷清清，除了鸟鸣水声之外，更无其他声音。不一会儿，西台便到了。西台亦称谢翱台，南宋遗民谢翱于元至元二十六年在此面北长歌当哭，奠祭爱国英雄文天祥。其间昏倒三次，歌毕竹石俱碎。石亭上有联云：“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
谢翱死后，葬于钓台之南。后人对谢翱义举相当敬佩，因称“东西钓台，名垂千古”，就这样，严子陵钓台被谢翱分去了半壁江山。
我站的这个地方，当年胡适也来过。
胡适养好病回上海的途中，游览了钓台和西台，看到隐居高士严子陵的钓台之下游人甚多，而爱国文人谢翱的西台那边却是冷清不堪，好像人们都把他恸哭过文天祥的事迹忘了。
胡适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西台行》：
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峨相对峙。
西为西台东钓台，东属严家西谢氏。
子陵垂钓自优游，旷观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
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
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
这不是胡适写的第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但褒贬古人却是第一次。这首诗明显贬严尊谢，对严子陵避世隐退的消极做法大加排斥；而对谢翱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行为表示了很高的敬意。但这诗论理气太浓，也正是他早期诗作的一种偏向。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二哥胡嗣矫也写过一首《西台》诗：
不见伤心人，但见伤心处。
世事几沧桑，白云自来去。
诗中虽有“伤心”的词句，却也豪迈，胸怀气度，都比当时的胡适豁达得多了。
胡适作诗上了瘾，以后到什么地方游览都要作诗，读了什么好书也作诗，照像、送朋友做诗，喝酒、捧戏子也作诗。渐渐地，“少年诗人”的名号便越叫越响。
胡适等人游长江，看到江面上的游艇上飘扬的皆是列强的国旗，不觉悲从中来：
江上如此，人力何如矣。遥望水天接处，青一缕，好山水。看龙舟快驰往来天堑地，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
胡适有一个中州来的同学叫鲁楚玉，他的一个乡友程毅由于秋瑾的案子遭到株连，被关进了监狱。鲁楚玉为了救他出狱，一方面全力筹备资金，一方面来回奔走营救。鲁楚玉是中国公学的学生，而他的乡友却被关在中州。鲁楚玉时常在两地之间奔走，风雨无阻。而就在案子到了最后裁决的时候，程毅却离奇地死在了狱中。程毅死后，鲁楚玉竭尽全力处理善后事宜，从未懈怠。
胡适因钦佩鲁楚玉的侠肝义胆，写了首《赠鲁楚玉》，诗云：
中州有义士，慷慨一夷门。
千里赴急难，何须说报恩？
可怜山阴道，黑狱埋冤魂。
君志乃不遂，天道亦何言。
相见一叹息，青衫有泪痕。
世风日已下，古道日已沦。
谁为患难交？翻手成雨云。
谁复如吾子，论交到九原。
耿耿此心在，滔滔吾道存。
拂衣愿同调，碌碌安足论？
胡适的另一首诗，满含着人生沧桑变幻的无奈，诗名《秋柳》，诗有序云：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全诗如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胡适非常喜欢自己的这首诗，多少年后，他还把这首诗讲给美国女友韦莲司听，又书赠日本友人泽田吾一，并说：“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可见对其爱之深。
当年跟胡适一起论诗，后来又在美国留学期间同胡适做同学的任鸿隽这样评价胡适：
我昔识适之，海上之公学。
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
“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这就是中国公学里意气风发的胡适。
铁门里的落魄客
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只穿了一只鞋子，身上全是泥水，脸上还有淤青。
他先在水龙头底下洗了洗脸，冰冷的水渗进了脸上的伤口，顿时清醒了许多。
他被带上了堂，写字台桌后面坐着个警长打扮的人，底下站着三四个巡警。
警长指着他问：“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一个巡警回答道。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车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
警长听完点点头，向底下站着的那个年轻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胡适。”
公堂审讯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被罚款五元后释放回家。
胡适回到宿处，解开衣服，里面汗水与与雨水、污水将裹身的小棉袄裤湿透了，热气腾腾。幸好一位邻居四川徐医师关心，给他下猛药，重重地泻了几天，以解除湿气。但是后来，胡适的手指和手腕上还是发了四块肿毒。
这就是1909年冬胡适堕落的话剧，而这，仅仅只是一幕。
此时的胡适已经不在中国公学了，中国公学因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所以同中国新学会合并，好多学生都转入了中国新学会。一年后新学会解散，胡适不愿回家，只好在上海飘零。
其实胡适还有另一个苦衷：远在绩溪的家庭已经破败不堪，大哥、二哥和母亲分家。其实家中本来就没有什么产业，分开来，每人也不过得到几亩田地，一两间房子而已。
胡适的心境就像他在一首律诗中所说：
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
应有天涯感，无望城下盟！
好在他的中国公学英文老师王云五好意推荐他到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有了一笔固定收入。这样胡适总算在上海住了下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胡适一道退学的人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时逢黄兴广州起义失败，接着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失败，以及早二年的钦州起义失败、河口起义失败、安庆起义失败，他们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爱发牢骚，行为不检点。就在他们苦闷彷徨的时候，结识了一个“浪漫的朋友。”
此人叫做何德梅，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就这样，胡适等人被他带上了“道”。
胡适后来写道：
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这一通胡混，将旧社会吃喝嫖赌的那一道行径全给学会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1910年1月，农历乙酉十二月二十一日）
是夜，君墨以柬招饮于妓者花瑞英家，且言有事相商。余与仲实同往赴之……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见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称此二人，谓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妓，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邃尔见招。
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二日）
晚课既毕，桂梁来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妓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户卧矣，乃敲门而入。妓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独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六日）
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
捧戏子，喝花酒，从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壮志没了，愁思多了，精神颓废到了极点，活脱一个浪荡公子的形象。胡适在一首《岁莫杂感一律》中写道：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仿佛看见胡适靠在那里，支起枕头，侧耳倾听着远处的水声，心思如水波般荡漾，眼神里面却空洞洞的，看不出喜悲……
往事如风，将生平的悲欢起伏都吹散开来，如同江面上掠过的海鸥翅膀。生不见得是过客，死也未尝是归宿，年纪轻轻便怅然无望，在肮脏的泥地里翻滚太久了，身上哪还有干净的地方？
扬帆出海
坐在黄浦江的游船上，微风拂面，江面上波光鳞鳞，百舸争流，江上海鸥高低飞翔，隔江而立的东方明珠耸入云霄。下了船，就到了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码头是上海外滩最著名的码头，拥有150年历史。它曾是远东最大的码头、上海的水上门户，承载着很多关于上海的历史人文记忆。需要说明的是，十六铺码头从来就不是“一个”码头，而是各个历史时期十六铺地区范围内很多码头的不规范总称。
这里曾出现过一个早期在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后成为上海滩三大头子之一的——“水果月笙”。杜月笙的传奇经历，让十六号码头具有了符号意义。
而在此之前，有一帮学子曾在这里扬帆出海，其中有一个叫胡洪骍的柔弱书生，默默无闻地跟在他们后面。几年后，他重新返回中国社会的视野，这时候他叫做——胡适。
发生殴打巡警的事件之后，胡适站在镜子面前，抚摸着脸上的伤痕，一度沉默。
若一直这样颓废下去，恐怕就真万劫不复了。
他在自述中写道：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转机。
胡适首先辞去了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动玷污了学校的名誉。
接下来，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庚款官费生”。所谓“庚款官费留美”，是庚子那年，八国联军侵华，打进北京，逼着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按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每人白银一两，计四亿五千万两，四厘计息，分39年本息付清，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用在中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及设立各种学术奖金，或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美国于宣统元年开始退还庚款，当年就选派了第一批留美官费生。胡适这一年准备去报考的是第二批。
当时的胡适可谓是一身平价布，两袖粉笔灰，穷得叮当响，哪有钱去北京应考呢？多亏他的朋友许怡荪和程乐亭以及族叔胡节甫的鼎力支持，帮他筹足了经费，免了后顾之忧。他的中国公学老师王云五也极力支持他应考留学，并辅导他复习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安心复习了两个月后，胡适北上了。
在同二哥北上途中，胡适写信“慈母大人膝下，敬禀者”道：
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此举虽考取与否，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最上之策，想大人亦必以为然也。
此次考试胡适并没有用“胡洪骍”的名字，而写的是“胡适”。考试分两场，头场考国文和英文，胡适的运气不错。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这其实是胡适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正好碰着看卷子的先生大有考据癖，对胡适的文章特别赏识，批了100分。拉平了胡适第二场“抱佛脚”准备的西洋学、动物学、物理学考试，总分排得第55名。胡适事后额手称幸，“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
过了几天去看榜的时候，却闹出了笑话。胡适这样回忆：
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这个几乎害他“空高兴一场”的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和胡适同船赴美，同进了康奈尔大学，成了胡适的好朋友。许多中国留学生还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他俩全无亲属关系。
赴美的时间是政府规定的，胡适根本没有机会回家辞别他的母亲。1910年8月16日，胡适同赵元任、张彭生、竺可桢等人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赴美国的远洋巨轮，向着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出发。
面对着滚滚的黄埔江水，胡适的心绪又在何方呢？
一江水，将一地人生生地划成了两岸，母子不复得见，亲朋不相顾。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斜洒在江边的码头上，夜色渐渐苍茫，我却不敢回首。人事飘零，如风吹浪打。多少繁华被淘尽，留下的，只有满目苍凉。
十六铺码头，百年之后，我在这里，却再也见不到你。我无力穿越，只能在江边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