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带来南方的味道
我还记得奶奶来的那一天。那时我才3岁多。她坐了好几天的长途火车，从广东来。
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工作非常繁忙，哥哥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人照看我。奶奶离开广东老家，来四川的一个小乡镇照顾我。
奶奶来的时候，我对她非常亲热，母亲大舒一口气。哥哥于是要求母亲带他去看一场电影。
因为母亲没办法在看电影的同时看住两个小孩，这下终于可以了。
母亲不放心，问：“妹妹，吃完饭，我带哥哥去看电影咯，你跟奶奶睡觉，好不好？”
我大声地回答她：“嗯！”
“要乖哦！”
“嗯！”
母亲把糖果罐给了我。罐子里，装着奶奶从广东带来的糖果点心。那粉红色的塑料糖果罐，平时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现在，母亲允许我抱着它，慢慢吃。
谁知，母亲和哥哥才走了一会儿，我就反悔了，开始大哭，要找妈妈。奶奶拿糖果罐哄我，也不管用。我声音越哭越大，直到声音嘶哑。然后哑着哭，怎么哄都没用。
很久以后，母亲还在讲，那一晚，她回来的时候，我刚刚睡着了，是抱着糖果罐睡的，脸上还满是泪痕。我就是这样给了奶奶一个下马威。
后来回想那一刻，总替奶奶难过。估计奶奶当时也想过带我去找妈妈，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出了房门，就漆黑一团。那时，连路灯都没有，到哪里去找放电影的地方。
但那之后就好了。我很黏奶奶。因为奶奶总有很多小花样带着我玩。
奶奶带来的糖果点心吃完了，便给我做红薯干。她做得极精致，跟四川乡下常见的不同。
我们那里乡下常见的是红薯直接切片晒干，最后成品十分干硬难嚼。奶奶的做法则是将红薯蒸熟去皮，切成厚片，晾至半干，再切成条，全干了之后，再用粗砂翻炒。这样做出来的红薯干蓬松可口，近似现在的膨化食品。整个做的过程中，我都一直在吃。我最爱吃还没做好的“红薯干”，甜蜜软糯，微微弹牙，类似蜜饯的口感。
开春的时候，她养了一群小鸭子。我跟着奶奶去放鸭。我现在仍记得，奶奶拿着一根长长细细的竹棍，赶着鸭子去小溪边小河边的样子。我们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土丘上，看着黄绒绒的小鸭子，叽叽嘎嘎地踩着水，欢快地吃着鱼虾小虫。
奶奶跟我说话，慢慢地，我学会了客家话。我还记得，奶奶问我：“妹妹，长大做什么啊？”
“长大我要当医生。”
这样的对话反复出现。每次，奶奶都很高兴。我其实知道奶奶想听这个，才这么回答的。
因为奶奶是学医的，医学院毕业，她本来是个医生。她为什么没有当医生了，而到四川来照顾我？在那个年纪，我不可能懂得。我只是知道，她希望我将来学医。
我玩过家家的时候，最喜欢当医生的游戏。我把野草野果捡来晒干，我拿小秤称来称去。奶奶教了我认几样中药，开着半朵花的半支莲和一种甘草甜味的树叶。
那几年，哥哥上学了，我没有小伙伴，我的伙伴就是奶奶。
奶奶跟当地人基本语言不通，她的伙伴也只有我。
她从广东带了很多神奇事物来。比如，好些种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菜豌豆”。我们当地的豌豆只能剥壳吃豆，壳荚是硬的，纤维粗糙，奶奶带来的种子种出来的豌豆却是连壳吃的，清甜可口。
我家门后的小块荒地，被奶奶开垦出来，种上她带来的各种南方菜蔬。
奶奶手很巧，那几年，我都吃她做的广东菜肴。我现在的有一半的饮食偏好，喜欢甜食，喜欢粤地口味，是奶奶培养的。
小鸭子边养边丢，最后只有两只养大了。接着又养了小鹅，小鹅养成大鹅。大鹅很聪明，听得懂简单的话语，成了我们新的伙伴。
几年后，我快上学了，奶奶才回广东。进了小学，我开始给爷爷奶奶写信，写得歪歪扭扭，夹杂着拼音。他们很开心，很认真地给我回信，寄托他们的期望。奶奶仍想我将来学医，爷爷期望我能学中文。爷爷叫曾仲良，是学中文的，年轻时是鲁迅的学生，跟随先生从厦大到了中大，后来从事教育工作。
每一年春节，奶奶都会寄来很多我爱吃的东西，南枣核桃糕、盲公饼、杏仁饼、广东香肠。这些美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稀罕。吃着它们，就想念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稍微大一些，我明白了，奶奶当初到四川来照看我是多么艰苦。除了语言不通，远离故土，光是天气，都相差太远。奶奶是南洋商人的女儿，自幼在很温暖的地方长大。四川的冬天，对于她来说，一定是太冷了。随身带那么多种子过来，会不会有一种“昭君出塞”的心情？
1988年暑假，我去了一次广东老家。在中巴车上，我发现有一个中巴站，站名就叫：“韩医生那儿”。乘客会说：“我到韩医生那儿下”“韩医生那儿停一下”。
奶奶叫韩翠环，“韩医生”就是我奶奶。这个发现让我十分骄傲。奶奶重新开始行医，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大夫。
奶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了。她去世之后，我父亲和叔叔才发现，她身上有几根肋骨是断的。她虽是医生，估计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没办法为自己疗伤。后来这些年，她没告诉家人，一直带着伤病。
这些年，慢慢知道更多的家族故事，知道老家那个地方，奶奶当年是唯一的医生，当地出生的孩子，基本都是奶奶接生的。奶奶在当时还失去了第二个儿子。不仅有肉体的伤痛，精神上的痛苦更加巨大，不敢想象奶奶那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重新回想奶奶跟我相处的那几年，推算时间，又有了更深的看法。那几年，对于她来说，一定不算是艰难岁月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遭遇的最残酷的风暴已经过去，虽然还没恢复工作，但能和年幼的孙女，在乡间，过几年种菜养鸭的田园生活，已算难得一份平静。她带来那些种子，不是因为不习惯四川，而是一份对安宁生活的渴望。
现在，这一幕场景还历历在目：我和奶奶坐在山坡上，草绿了，柳叶绿了，小鸭小鹅正在嬉戏，奶奶摘下一朵半支莲教我辨认，春风吹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