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带来南方的味道

奶奶带来南方的味道

我还记得奶奶来的那一天。那时我才3岁多。她坐了好几天的长途火车,从广东来。

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工作非常繁忙,哥哥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人照看我。奶奶离开广东老家,来四川的一个小乡镇照顾我。

奶奶来的时候,我对她非常亲热,母亲大舒一口气。哥哥于是要求母亲带他去看一场电影。

因为母亲没办法在看电影的同时看住两个小孩,这下终于可以了。

母亲不放心,问:“妹妹,吃完饭,我带哥哥去看电影咯,你跟奶奶睡觉,好不好?”

我大声地回答她:“嗯!”

“要乖哦!”

“嗯!”

母亲把糖果罐给了我。罐子里,装着奶奶从广东带来的糖果点心。那粉红色的塑料糖果罐,平时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现在,母亲允许我抱着它,慢慢吃。

谁知,母亲和哥哥才走了一会儿,我就反悔了,开始大哭,要找妈妈。奶奶拿糖果罐哄我,也不管用。我声音越哭越大,直到声音嘶哑。然后哑着哭,怎么哄都没用。

很久以后,母亲还在讲,那一晚,她回来的时候,我刚刚睡着了,是抱着糖果罐睡的,脸上还满是泪痕。我就是这样给了奶奶一个下马威。

后来回想那一刻,总替奶奶难过。估计奶奶当时也想过带我去找妈妈,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出了房门,就漆黑一团。那时,连路灯都没有,到哪里去找放电影的地方。

但那之后就好了。我很黏奶奶。因为奶奶总有很多小花样带着我玩。

奶奶带来的糖果点心吃完了,便给我做红薯干。她做得极精致,跟四川乡下常见的不同。

我们那里乡下常见的是红薯直接切片晒干,最后成品十分干硬难嚼。奶奶的做法则是将红薯蒸熟去皮,切成厚片,晾至半干,再切成条,全干了之后,再用粗砂翻炒。这样做出来的红薯干蓬松可口,近似现在的膨化食品。整个做的过程中,我都一直在吃。我最爱吃还没做好的“红薯干”,甜蜜软糯,微微弹牙,类似蜜饯的口感。

开春的时候,她养了一群小鸭子。我跟着奶奶去放鸭。我现在仍记得,奶奶拿着一根长长细细的竹棍,赶着鸭子去小溪边小河边的样子。我们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土丘上,看着黄绒绒的小鸭子,叽叽嘎嘎地踩着水,欢快地吃着鱼虾小虫。

奶奶跟我说话,慢慢地,我学会了客家话。我还记得,奶奶问我:“妹妹,长大做什么啊?”

“长大我要当医生。”

这样的对话反复出现。每次,奶奶都很高兴。我其实知道奶奶想听这个,才这么回答的。

因为奶奶是学医的,医学院毕业,她本来是个医生。她为什么没有当医生了,而到四川来照顾我?在那个年纪,我不可能懂得。我只是知道,她希望我将来学医。

我玩过家家的时候,最喜欢当医生的游戏。我把野草野果捡来晒干,我拿小秤称来称去。奶奶教了我认几样中药,开着半朵花的半支莲和一种甘草甜味的树叶。

那几年,哥哥上学了,我没有小伙伴,我的伙伴就是奶奶。

奶奶跟当地人基本语言不通,她的伙伴也只有我。

她从广东带了很多神奇事物来。比如,好些种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菜豌豆”。我们当地的豌豆只能剥壳吃豆,壳荚是硬的,纤维粗糙,奶奶带来的种子种出来的豌豆却是连壳吃的,清甜可口。

我家门后的小块荒地,被奶奶开垦出来,种上她带来的各种南方菜蔬。

奶奶手很巧,那几年,我都吃她做的广东菜肴。我现在的有一半的饮食偏好,喜欢甜食,喜欢粤地口味,是奶奶培养的。

小鸭子边养边丢,最后只有两只养大了。接着又养了小鹅,小鹅养成大鹅。大鹅很聪明,听得懂简单的话语,成了我们新的伙伴。

几年后,我快上学了,奶奶才回广东。进了小学,我开始给爷爷奶奶写信,写得歪歪扭扭,夹杂着拼音。他们很开心,很认真地给我回信,寄托他们的期望。奶奶仍想我将来学医,爷爷期望我能学中文。爷爷叫曾仲良,是学中文的,年轻时是鲁迅的学生,跟随先生从厦大到了中大,后来从事教育工作。

每一年春节,奶奶都会寄来很多我爱吃的东西,南枣核桃糕、盲公饼、杏仁饼、广东香肠。这些美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稀罕。吃着它们,就想念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稍微大一些,我明白了,奶奶当初到四川来照看我是多么艰苦。除了语言不通,远离故土,光是天气,都相差太远。奶奶是南洋商人的女儿,自幼在很温暖的地方长大。四川的冬天,对于她来说,一定是太冷了。随身带那么多种子过来,会不会有一种“昭君出塞”的心情?

1988年暑假,我去了一次广东老家。在中巴车上,我发现有一个中巴站,站名就叫:“韩医生那儿”。乘客会说:“我到韩医生那儿下”“韩医生那儿停一下”。

奶奶叫韩翠环,“韩医生”就是我奶奶。这个发现让我十分骄傲。奶奶重新开始行医,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大夫。

奶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了。她去世之后,我父亲和叔叔才发现,她身上有几根肋骨是断的。她虽是医生,估计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没办法为自己疗伤。后来这些年,她没告诉家人,一直带着伤病。

这些年,慢慢知道更多的家族故事,知道老家那个地方,奶奶当年是唯一的医生,当地出生的孩子,基本都是奶奶接生的。奶奶在当时还失去了第二个儿子。不仅有肉体的伤痛,精神上的痛苦更加巨大,不敢想象奶奶那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重新回想奶奶跟我相处的那几年,推算时间,又有了更深的看法。那几年,对于她来说,一定不算是艰难岁月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遭遇的最残酷的风暴已经过去,虽然还没恢复工作,但能和年幼的孙女,在乡间,过几年种菜养鸭的田园生活,已算难得一份平静。她带来那些种子,不是因为不习惯四川,而是一份对安宁生活的渴望。

现在,这一幕场景还历历在目:我和奶奶坐在山坡上,草绿了,柳叶绿了,小鸭小鹅正在嬉戏,奶奶摘下一朵半支莲教我辨认,春风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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