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马渭源教授的最新著作《大明帝国》系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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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景泰帝卷》（上、下）和《景泰、天顺帝卷》（上、下）就要出版了，他邀我作序。其实马教授太谦虚了，他自己早已是国内外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经常在南京电视台、南京广电、江苏电视台、安徽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和福建宁德网等中国国内公共媒体上担任历史文化讲座的主讲人和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他的两大系列著作《大明帝国》（至今为止出版了14卷）和《大明风云》（至今为止出版了8卷）则更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据说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举办他的签名售书活动，原定活动时间为半小时，结果因为读者太多了，主办方不得不延长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未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最近有朋友告诉我，国内外有名的网络运营商如亚马逊、中国移动、苏宁易购等都与马教授签订了电子书出版合同，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只要按按手机上的键钮就能轻松阅读他的著作。
更令人欣喜的是，自2010年前后起，马教授应邀前往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国家，作《大明帝国兴亡300年》《破解大明第一谜案》等学术讲座。对此，美国《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等海外新闻媒体以“著名明史专家马渭源来美做讲座 受众反应热烈”等为题分别做了专门的报道。稍后，中国媒体称马渭源教授为“第一位走上美国讲坛的明史专家”。2015年4月，马教授再次接受美国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和美国中文电视台Sinovision的邀请，作《大明五大谜案》和《大明帝国探秘》等学术讲座。而马教授的大作《大明帝国》系列与《大明风云》系列自问世后，也深受海内外读者朋友的喜欢；最令人兴奋的是，它们还被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西方诸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不仅如此，这些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中的历史学教授或致信马教授以示祝贺，或向他发出了讲学的邀请。就连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威夷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海外国学大师许倬云先生也对马教授的明史系列著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教授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一个学者能将历史研究学问做到这样，实属不易。在我看来，马教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和拥有这样的影响力，其原因恐怕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大明帝国》系列其他几卷皆有序了，以下就以本次出版的《正统、景泰帝卷》和《景泰、天顺帝卷》为例）：
第一，从原始史料入手，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客观公正地撰写明史，决不人云亦云。
研究历史在一些人看来，无非是看看几本书，讲讲历史故事。其实不然。俗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长期以来，元、明、清历史研究中，政治化味道似乎过于浓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600余年中唯一正宗的传统王朝就是大明王朝，元、清都是由少数民族政权演化而来的，且带有较为浓烈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之色彩。但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或利益得失的考虑，现在有些人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还原历史和诠释历史，而是盲目地拔高元、清两朝。相反对于这其中唯一正宗的传统王朝——明朝则予以极度的歪曲，将它描绘得一团漆黑，好像除了明初“二祖”外，几乎乏善可陈。于是在一些人眼里，明代历史成了可以任意扭曲的“丑八怪”。最为典型的事例，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什么“野兽皇帝”、什么“明朝××事”、什么“明朝××的几张皮”，等等，这就造成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明史是一团糟。更为糟糕的是，一些所谓的“明清史专家”或言权位高势能者到处赶场，左右逢源，对于地方上随时冒出的所谓“旅游历史文化资源”暗送秋波，在赚得盆满钵满时，自己来个华丽转身，留下的是让人越想越糊涂、越想越觉得明朝不就是“那些事”。于是，理性的人们开始不断地对其质疑，甚至唾弃。
再看马渭源教授自2008年首次推出他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系列后，虽然也受邀到各地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几乎每一两年都有严谨的明史新作问世，且影响不断在扩大。那么马教授这些严谨的历史著作是如何产生的？在我个人看来，首先是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立足于可信的史料。那么什么是可信的史料？相对于笔记和野史，正史要可靠些，用马教授曾经跟我说过的话来讲，就是以正史为经，以野史和笔记为纬，相互参照，然后做出一定的历史判断，再用通俗的现代汉语表达出来。从目前马教授已经推出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系列6册、《大明帝国》系列14册和《大明风云》系列8册来看，其处处可见史料之出处，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有史料之甄别，这就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述史严谨，有根有据，绝不戏说、胡说。
就拿本次出版的《正统、景泰帝卷》和《景泰、天顺帝卷》来说，其主要阐述的是大明帝国由盛转衰的非常历史过程。那么明朝在经历了自洪武开国到“仁宣之治”70余年的发展后，为什么到了正统帝践祚亲政之际会发生急剧的转折？这里边既有明英宗亲政后的举措失当、宦官干政等一系列新问题，又有历史积弊在起惯性作用的因素。
正统初元，冲龄即位的明英宗基本上是个缺少独立意志的娃娃，当时朝廷政治主要是由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和张辅等五大臣主持着，其后台支持者就是历经明初数朝风浪的仁宗皇帝的皇后张皇太后。而就在这样的历史当口，已经运转了70余年的大明帝国原有机制不断地出现问题，这就需要当时的帝国最高统治者适度地调整统治政策。可无论是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三杨”、胡濙和张辅，还是帝国最高权力——皇权临时代行者张皇太后，他们既没有魄力也没有精力来及时正视这样的现实，而是继续沿袭大明黄金时代“仁宣之治”的治国理政方针而行。这样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赓续了大明帝国“盛世之治”的大好形势，马教授在本书的开篇第1章中将其概括为“初元循规 盛世余晖”。
在这个章节里，马教授首先提出了“内外除弊，正统更新”的历史新概念，随即他通过“节省开支 裁抑冗费”“蠲免赋役 赈济饥荒”“纠偏补漏 关爱民生 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重视社会多层面教化，添设提调学校官员——明清提督学政制度自始而立”和“兴廉惩贪 整顿吏治”等6个方面展开论述，而后他又考察了《明史》对该段历史的概述：“英宗（践祚之初）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明史·英宗后纪》卷12），发现其还算客观、公正。诚然，正统初元“盛世余晖”之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能只记在正统帝朱祁镇头上的，同样那时积聚已久的历史遗患也不能全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来承担，时代呼唤着一个既能乾纲独断又能把握准全局形势的皇帝出来除旧布新，继往开来。
再看那时即位的正统帝，自来到这个世上起，朱祁镇就享受到了万千之爱，他诞生于大明帝国的第一家庭，虽然不知生母为谁，但名义上的生母和嫡母合二为一，父亲为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巅峰人物，由这样家庭背景造就出来的皇储自幼年和童年时代起便高高在上，目空一切。据史料记载，明宣宗曾将幼儿朱祁镇抱在膝上，问他：“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朱祁镇吐口而出：“能！”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正其罪乎？”朱祁镇回答：“敢！”明代史官描述娃娃皇储“答应之际，音响洪亮，神采英毅，无所疑虑”（《明英宗实录》卷一）。这似乎是正面的刻画。不过在今人看来，他更像是个胆大鲁莽、不计后果的雏形愚夫和狂人。而后来的史实恰恰证明，朱祁镇就是个妄自尊大的愚夫庸君。
说他是愚夫庸君，这是以明朝前期列帝总体之势而言的。正统帝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实际智商与情商并不高。在父亲早亡的情况下，他对宫廷大珰“王先生”王振言听计从，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纵容了明廷宦官势力的坐大，以至于在他亲政后不久，大明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宦官干政的不堪情势。而正统帝本人却对此浑然不觉。恰恰相反，在大珰“王先生”的诱导下，朱祁镇不切实际、不自量力地做着一代“盛世之君”的白日梦：他五次发动远征麓川之役，“连岁兴兵，军需所费万万不可计”，弄得“东南搔扰，军民罢弊”，“兵连祸结”（【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他拒绝还都南京，下令重修北京明皇宫三大殿、两大宫……梦想就此便能将父祖辈开创的“盛世之治”推向了极致的境地。殊不知因此而大大地耗损了大明的国力，劳民伤财，加剧了正统危机。（详见马渭源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正统、景泰帝卷》的第2章“少帝错爱 阉竖大害”）
正统危机并不是一开始就严重，而是在朱祁镇当政后，大明朝廷措置不当而使之逐渐加剧的。不过公正地说，小皇帝朱祁镇即位当政的时机不算好。据马教授考证：自宣德末正统初起，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地光顾大明帝国。科技史学界很早起就关注到太阳黑子的活动与地球上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的年份里，地球上的自然灾害就特别多。马教授从《明实录》入手，考察了明朝前期近100年间的气候变化，发现正统14年间共有6次太阳黑子出没的记载，景泰8年间也有6次记载，天顺8年间有2次记载。而在这以前，洪武31年间只有2次记载，永乐22年间没有记载，洪熙1年间有1次记载，宣德10年间有2次记载。换句话来说，在明朝前期近100年历史中，正统、景泰时期是太阳黑子出没最多的时候，也是特别寒冷天气或言极端气候、灾异事件最为频现的时期。那时自然灾害特别多，为此马教授专门制作了《正统元年至正统十四年各地大自然灾害情况简表》，在此基础上他随即做了归纳和总结：“正统时期各地水涝、亢旱、蝗蝻和大雨雹等灾害特别多，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黄河流域，大明帝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平安宁的。”（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
《正统、景泰帝卷》第3章“积弊交集 正统危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正统帝所采取的应对举措是遣官抚定、蠲免赋役、恢复生产。与明朝后期的混账皇帝相比，朱祁镇算得上是有所作为的。但正统帝的这种有所作为所产生的积极效用相当有限，除了治标和应急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弭社会危机的渊薮。面对造成“地荒民逃”的人祸因素：藩府宗室、宫廷宦官近侍与勋旧贵戚对土地资源的巧取豪夺和权贵势豪耍奸使滑将赋役“飞洒”“诡寄”给小民百姓，正统帝除了下发一些敕令戒谕，予以严禁外，几乎别无其他作为和应对良策，由此使得大明帝国“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流民聚集发展、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境地，而民逃地荒也就越来越成为困扰当时正统君臣的一大难题。
就在正统朝民逃地荒之势日趋严峻之际，东南多地又发生了民众起义，其中在浙江有叶宗留领导的失业矿徒起义、再有福建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广东有黄萧养领导的底层民众起义，等等。虽然这些起义大多数在正统帝当政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同样也表明了大明帝国就此进入了由盛转衰的社会不安宁时代。（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正统、景泰帝卷》第3章“积弊交集 正统危机”）
帝国社会不安宁，大明朝廷上下理应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可事实恰恰相反，为了树立自己少年天子的绝对权威，朱祁镇自登极起就在“王先生”的诱导下，先后以懈怠、蒙蔽、漠视、欺罔不恭等各种罪名借口，将犯有轻度过失或有微不足道之失的兵部尚书王骥和右侍郎邝埜、礼部尚书胡濙、户部尚书刘中敷和右侍郎吴玺、刑部尚书魏源和侍郎何文渊等一批又一批的朝廷大臣送进了大牢，其中老臣胡濙和魏源、何文渊等还曾“二进宫”。少年正统帝的这般做法，后人曾概括其为“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殊不知如此作为给当时的大明朝廷政治造成了极度的尴尬：一方面法网森严，动辄得咎；另一方面正统帝“父师”大珰王振狐假虎威，口含天宪，胡作非为。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就在学生皇帝朱祁镇的眼皮底下，王振指使爪牙马顺对逆鳞进谏（实为痛斥王振擅权）的直臣、大明皇家秘书刘球来个极端恐怖杀戮和残忍肢解，由此也就使得当时的朝廷上下噤若寒蝉、离心离德。而正是在这样的不堪情势下，年少轻狂的正统帝又不顾“军官腐败 武备大坏”的军事现状，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南北平乱战争（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正统、景泰帝卷》第3章“积弊交集 正统危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正统十四年七月，他亲率50万大军远征蒙古瓦剌。
皇帝亲征本无可厚非，但正统帝的这次北行亲征恰恰是在经过70余年兴盛发展后大明帝国步入了空前危机之际：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大衰退；豪强兼并，流民成堆；各地动乱不断，社会危机严重；朝廷政治紊乱，宦官擅权；军官腐败，慵懒怕死；军士逃亡，武备大坏……马教授用了三章的篇幅，通过一系列的多层面研究、考察与分析，将正统帝御驾亲征前的不堪局面活脱脱地展示在大家的眼前，试想这样的御驾亲征队伍能打胜仗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使没有土木堡之变，大明帝国在情商和智商都不高的朱祁镇治理下也会由盛转衰（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正统、景泰帝卷》第4章“土木被俘 明朝大辱”）。再看当今某些“名家”在“××讲坛”上一拍脑袋信口开河地说道：“要不是由于宫廷大珰王振的误导，大明天子正统皇帝就不会成为蒙古瓦剌的俘虏，明朝也不会由盛转衰。”这是何等的肤浅啊！我不知道这位“名家”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又不知道他有何依据？
大凡学过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明代开始，君主专制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统时期王振擅权确实是不假，但那时的宫廷奴才远比不上汉唐时代的了，他们充其量是短时间窃取、僭用皇权，而从根本上来讲，皇帝还是掌控了一切。所以说，要将明朝由盛转衰和皇帝被俘之责的板子打在一个刑余之人的身上，不就应了数千年来一直流传的一个腐论：皇帝永远是没错的，坏事就坏在皇帝身边的奸人身上，这是何等之荒唐！反观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专列一章“少帝错爱 阉竖大害”，将历史之责首先锁定在正统帝朱祁镇身上，其次才是宫廷大珰王振等，这是极富见地的，也吻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说理透彻，有根有据。
这就是我要讲的马教授取得巨大研究成就和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第一方面缘由。
第二，《大明帝国》与《大明风云》两大系列全景式地展示了明代历史实际，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马教授正在撰写的是全新明代史。
全新明代史，这是何等巨型工程？说到巨型工程，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往往会十分激动。原本需要3年工期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最后仅用18个月就完成了建设，可使用后不久就发生了断裂事故；曾获得“国家科学科技进步奖”和“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的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也在交付使用后不多时垮塌了；耗资87亿元的甘肃天定高速公路在建设后的80天全面返工……（《现代著名的豆腐渣工程巡展》，2011年12月17日《中华网论坛》）
与不断“做大做强”的巨型建设工程相比，我们的教育文化科技巨型工程也在迎头赶上。各地高校不断升级扩大，就连原本的中专学校也摇身一变挤入了大学的行列，更别提那高校和研究机构对教师和科研人员每年论文发表的数量要求了，你追我赶，数量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了十分吓人的地步。为了应付行政长官们的主观意志要求，我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教师、科研人员自有一套聪明的做法。听说有高校老师一年内居然能发表30多篇论文，这是何等样的速度和规模啊，实在让人“望文兴叹”。更奇葩的事情是还要与“国际接轨”。怎么与国际接轨？各校各科研单位自有一套政策，大致是你要晋升职称什么的，就必须要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去“进修”和“学习”一番。有人说：我研究的是国学，也要出去“接轨”？对，研究国学的也必须出去“接轨”！于是研究古代汉语的、研究中医的以及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统统被逼了出去。那到哪里去“进修”“学习”和“接轨”呢？这行政长官可管不了了。
诚然，外国人研究中国学的视觉独特，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的学习完全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论著与研究成果，大可不必非要跑到他们那边去专门学呀！再说那些研究中国学的外国人可能连我们的古文都读不懂，我就不信他们研究中国国学一定会比中国本土人士强！
姑且暂不再细说这些，我们来看看，当下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内的如此与国际接轨和不断地做大做强到底有着怎样的成果和国际认可呢？最近《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了《光明日报》上这样的一则消息：“2015年3月份，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8月份，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也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也是全部来自中国。紧接着，10月份，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撤销中国9篇论文。”（《中国学术界遭遇第三次撤稿风波 揭秘事件背后罪魁祸首》，2015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网》）由此看来，那些身居海外的外国同道们尽管是“老外”，但他们还是有着道中的良知与“觉悟”，也分得出真货与赝品。
大约在两年前，中央级大报《光明日报》曾刊载一文，其中说道：“世界上SCI检索影响力较大的2000种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5种；排在本学科前3位的世界顶级期刊中，没有一本中国期刊。”（《光明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7版“科教文新闻”）
与此相类或者说更不尽如人意的是，我国虽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出版大国，但中国出版的各类专著为西方国家收藏的却不到20％，社科类不到10％，历史类更是凤毛麟角。
而马渭源教授撰写的《大明帝国》和《大明风云》等系列著作能被那么多的世界一流高等学府和美、澳等西方国家图书馆所收藏，拥有那么大的影响，这实在是不容易！马教授的著作拥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前面我讲的第一方面缘由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因素，那就是他立足于当时历史实际，扎扎实实地研究，以全景式展示新的明代史。无论是《大明帝国》系列还是《大明风云》系列，如果仅从每册的书名来看，似乎其为传统的帝皇历史传记。但就实际而言，它们都一一阐述了不同帝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军事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内涵，因此说马教授的两大系列著作实际上就是全景式新明代史。
就以本次出版的《正统、景泰帝卷》和《景泰、天顺帝卷》为例，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非常关键时期，但长期以来研究明史的人基本上都对此泛泛而谈，什么正统帝上台后王振擅权耍奸，导致大明天子蒙尘北疆；什么景泰帝上台后虽然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随后他的治国也是弊政连连；什么天顺帝复辟夺位，虽未能扭转大明帝国下滑之势，但也无可过多指摘。那么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马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后发现：在正统－景泰－天顺三朝30年间，虽说只有朱祁镇、朱祁钰两个皇帝当政，但他俩的理政指导思想与治国策略有着截然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皇帝朱祁镇，在正统与天顺不同时期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异。为此，马教授将这非常关键的30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是“内外除弊 正统更新”的“盛世余晖”时期；第二个是“少帝错爱”“积弊交集”的“正统危机”时代；第三个是“保家卫国”“景泰中兴”时期；第四个是“夺门内乱”、反攻倒算和政变不断的“天顺遗患”时代。有关前两个时期马教授的新研究成果，我在前文中已做了概述，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主要讲讲他对景泰时期历史研究的贡献。
景泰帝是明史研究中常被人忽视或轻视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之所以如此，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好多人因袭了传统思维概念，抓住景泰帝的两个致命“软肋”不放：一个是废了皇兄朱祁镇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之位，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另一个是他末年为了生育儿子而迎妓女李惜儿等入宫，由此人们往往将他归入历代昏君行列而不予重视。
但马渭源教授在阅读明代史料时却发现，景泰帝是个被人误读误解了的有为之君，因此在本次出版的著作中，他花了3个章节的篇幅专门阐述了景泰朝的历史，即第5章“保卫北京 拯救大明”、第6章“明朝转折 景泰大德”和第7章“上皇回京 景泰中兴”，尤其是第6、7章专门论述“景泰中兴”问题，这是以往从来没人做过的。
他首先在第5章中由北京保卫战、击退蒙古瓦剌入侵之话题引入景泰朝廷适时提出的“国防至上 整军肃纲”的治国宗旨，随即高度评价景泰君臣喊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为“时代呼唤”，而后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一，大明上下必须以帝国利益为根本，保家卫国。“正因为有着这样理性的最高指示，大明北疆边将们才敢拒绝也先之诱惑，固守城池，进而一次次地挫败瓦剌军挟持明英宗诱占边城的阴谋，使得也先手中的‘奇货’（明英宗）变成了‘空质’，最终也为明英宗的南还赢得了无法估量的砝码。”第二，“确立‘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救国指导思想，在皇帝被俘、北虏步步进逼的情势下，大明重新立了一个君主。原来高居云端的‘九五之尊’并不那么神圣，专制君主不仅让人从神坛上揪了下来，而且还被‘搁置’在塞外。由此自大明开国起就不断强化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统治打开了缺口，人们的言行思想较前有了一定的自由，甚至一时出现了臧否皇帝的言论”。第三，“景泰朝廷确立‘社稷为重’的救国指导思想，广开言路，号召人们：只要是利国利民的和能拯救大明的，任何人都应该直言无隐，都要向上积极进言，群策群力，保家卫国。这或许正是明朝中后期天下忧患意识的最早萌芽吧！”（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
《景泰、天顺帝卷》第6章）
在上述三者中，特别是在第三个方面，马教授又花了极大的篇幅予以详述，尤其强调“景泰帝上台之初广开言路，实际上意味着明初立国起就实行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至此开始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解禁。”（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6章）这就告诉了人们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开启了——“景泰中兴”。
“景泰中兴”在中外史学界极少被人提及，更无人专门研究过。马教授在阅读了《明实录》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后发现了该问题，并颇为感慨地说道：“景泰中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被当代人们所发现，但它在历史上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景泰朝最早提出‘中兴’说法的是在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二十四日，这时朱祁钰登极称帝已有18天，距离土木之变近40天。”（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6章）随后他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将“景泰中兴”的核心锁定在“富国强兵”上。而从景泰帝上台时非常时期的非常情势来讲，要想实现“富国强兵”（《明英宗实录》卷204，《废帝郕戾王附录》卷22）这个宏伟目标，大明朝廷在领导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同时必须得改革军事，这就是马教授在第6章中详述的景泰朝“顺应时势，大兴募兵，组建团营，提高战斗力，揭开明代军事改革序幕”。随后从第7章开始，他在多个层面对“景泰中兴”分别做了研究与阐述：即在政治上，景泰朝廷“勇于纳谏，励精政治，为‘中兴’大明创造良好政治氛围”；在科举教育层面，景泰朝廷“改进科举制度，为‘中兴’大明选拔与储备高素质官僚人才”；在司法公平与社会安定层面，景泰朝廷“平反冤狱，明刑慎罚，为‘中兴’大明创造和煦的政治、社会空间”；在经济民生层面，景泰朝廷“安定民生，恢复、发展经济，为‘中兴’大明打好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防军事层面，景泰朝廷“增加国防力量，平息南北武力之乱，编撰《寰宇通志》，强化帝国一统意识——为‘中兴’大明创造良好的国家安全氛围，提升国威”。（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7章）
那么，这么多的“景泰中兴”举措实施下去的实际效果将是如何呢？马教授随即又在上述的每个层面上一一展开剖析。以经济与民生为例，他从明代官方史料中寻找依据，制作了《明仁宗、宣宗、英宗正统和代宗景泰时期主要经济数据表》，发现“国难战乱中上台的景泰帝在当政期间，除了户口数和田赋数比仁宣时期和正统时期稍稍减少外，大明帝国的人口数、田地数和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收入数等方面不仅超过了正统朝，而且还超过了‘黄金盛世’时代——仁宣时期。要知道景泰帝统治时期是明朝开国后百年史中太阳黑子出没最多的时候，也是特别寒冷天气或言极端气候、灾异事件最为频发时期，又是南北战乱频仍时代，能取得上述这样的经济成果，说明景泰帝是个不错的皇帝，他的‘富国’举措行之有效，十分给力”。（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7章）
当然在政治、社会、思想、教育、科举、军事等其他层面也有类似的可喜之状，本次出版的论著都对其做了详细的阐述，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说了。
总之，通过这样严谨、周密的考证，马教授不仅将一个被人扭曲了的景泰帝形象给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还把他当政时的大明帝国之实际状况以全新的和全景式的面目展示给了世人。而这样的研究与阐述，在马教授先前出版的其他系列著作中早就有了，且一以贯之。
因此，在我看来，马教授的《大明帝国》与《大明风云》两大巨型工程性套书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帝皇传纪系列，而是全景式和全新式的明代历史实际之再现。
马教授的历史研究既扎实可靠，又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难怪他的著作和讲座在海内外那么受欢迎。
第三，正确解读历史，敏感发现问题，纠正以往的认识偏差，传播历史文化正能量。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我们社会当中的许多人不是存在固化概念，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又没有什么根据。明史研究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明英宗冲龄即位，懵懵懂懂当了十四五年皇帝，由于才识短缺，加上妄信奸佞阉竖王振，在正统末年他轻率地发动了御驾亲征，不料却给自己和大明帝国招来了几近灭顶之灾。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皇弟郕王朱祁钰被推上了大位。朱祁钰一上台就依靠于谦为代表的一大批救时大臣，当机立断，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不仅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打退了入侵之敌瓦剌的数次军事进攻，而且还迎回了俘虏皇帝明英宗，并开启了以“富国强兵”为宏伟目标的景泰“中兴”……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同是大明第一人家的龙种子孙，但景泰帝要比他的皇兄明英宗强得多。然而，历史的无情恰恰就在这位被人误读了的有为之君当政末年，以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为首的宵小之徒发动了宫廷政变，将被软禁在南宫中的明英宗捧上了大位，这就是明史中有名的“夺门之变”。对于夺门之变，一般历史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历史上常见的宫廷政变，甚至还有人把“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理论引入其中，认为明英宗的复辟成功是历史之必然，也是人心所归。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马渭源教授在研读了大量的史料后这样说道：“夺门之变是一场因皇位继承问题所引发又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平和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并不需要造成朝政混乱的政变。但宫廷政变者却权欲熏心，根本不顾国家大局和利益，丧心病狂地发动武力夺位，冤杀于谦等功臣忠良，废黜景帝，恢复朱祁镇君统……”（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9章开头）
那么，如此之说有何依据呢？马教授从明代宗朱祁钰易储招惹麻烦和景泰中兴“迷路”一一说起，指出在当时大明帝国内外形势已变的情况下，景泰帝却依然跟着感觉走，终致“中兴”大业和自己的帝位稳固大受影响。这里边既有景泰帝上台后没有对正统朝旧的人事来个全盘清理和整顿的因素，又有辅佐景泰帝进行中兴大明改革的朝廷领导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内耗的问题，当然最为主要的还是景泰帝对掌握军队实权的功臣勋旧之子孙和军中高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等宵小之徒没做防备，终致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8章）言语之间，马教授对正能量受打压、受摧残充满了惋惜和同情，而后他又从明英宗复辟后使用的年号“天顺”入手，客观地描述了天顺朝初年大加杀戮，朝纲紊乱，魑魅魍魉粉墨登场，招权纳贿，肆意胡为……一派不堪之景象，随即十分痛心地指出：“原本已有‘中兴’起色的大明帝国经此折腾，再次走上了回头路。虽然在天顺中期，明英宗及时地清除了本可以避免的两场内乱，但几乎与之相随，政治恐怖，锦衣卫猖獗，宦官横行，皇庄多置，矿课恢复，流民云集……天顺，何以顺天？”（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9章）
敏感地发现问题，纠正以往的认识偏差，原来明英宗的复辟并不是什么历史上常见的宫廷政变，更不是历史的必然和人心所归，而是大明帝国社会的大倒退。
读到此，历史的正义感油然而生。
而就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与论述中，马教授又考证了景泰帝与明英宗各自的身世及其相互之间的帝位衔接问题，发现两人实际上都是明宣宗的庶子，因此无论怎么说，景泰帝即位称帝完全是合理又合法——有当初明英宗被俘之时大明皇家第一女主子孙太后下达的懿旨为凭：“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明英宗实录》卷181）哪像是历来盛行的腐论那样：郕王朱祁钰是临时当政为帝的，在俘虏皇帝明英宗回还之后，他理应将帝位归还！由此再进一步地论述，景泰中晚期，在自家独苗苗朱见济夭折的情势下，景泰帝是恢复已被废黜了的皇兄长子朱见深为皇储，还是立别的宗藩王子为储君理应都是合法的，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发动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这就从当时通行的传统规制与法理层面上更加清楚地论证了夺门之变的非法性与反动性。而后马教授又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向人们展示了英宗复辟后的大明帝国颓废之状，这就进一步鞭挞了倒行逆施的天顺复辟和天顺政治，传播着历史文化的正能量。
第四，说事到位，通俗易懂，面向大众，雅俗共赏。
历史著作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由于年代的变迁，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曾经很时髦，但今人或许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还有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着特定的背景，倘若一般人去阅读当年的史料记载或许会感到困难，这就要求当代历史研究者在探寻真相基础上用现代语言将其叙述好。当今历史类的作品不是没有，前些年清宫戏盛行，连有些人的称呼也跟着变了，小女孩叫“格格”，父亲叫“皇阿玛”。我们汉族人自古有自己的礼俗，何必要喜称别民族的？还有那书摊上俯拾皆是戏说历史、穿越小说，等等。在这等历史类题材作品中，编剧与作者要么将昔日杀人如麻的专制君主个个都变成了柔情似水和爱民如子的“仁君圣人”，要么变成坏得不能再坏的历史垃圾。更有一些所谓的研究专家，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历史在其嘴里真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女孩。甚至还有人将街头巷尾的民间传说直接串成了“论文”，里边连一个史料引证和考据都没有，据说不仅能在某个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为论文宣读，而且还为某学会某长所津津乐道——相互吹着捧着混呗，想来就不得不让有良知的人为其感到脸红。
我一直认为：历史研究与著述应该十分严谨，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绝不能一拍脑袋来个胡说和戏说，这是历史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作为历史题材作品就应该有一种时代的责任，应该给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一种真实的、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文化道德观。
四五十年前，吾师云眉先生就是秉着时不待人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文化道德正能量，专心致志地从事《明史》考证这项巨型工程。按照眉师的心愿，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修《明史》。然天不假年，先生终未全部如愿。当我接到整理先生遗稿、继承先生未竟之业的通知时，顿感身上有千钧之重。阴差阳错的是，等我整理工作干得差不多时，又受命从事行政工作。幸好现在先生的第二代传人马渭源教授实际上已经接替了此项重任（2011年底，海内外眉师儿孙们云集一堂，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慎重做出决定：某为黄学第一代传人，马渭源教授与日本关西学院校长、国际明史专家阪仓笃秀教授为黄学第二代传人）。由此，我感到万分的欣慰。
马教授是历史专业研究生出身，20多年前的研究生可不像现在只学两年左右甚至更少，至少得学三年，因此其专业功底扎实，既熟悉古代史，又掌握古代汉语。这还是基础的基础，关键在于能在研读的基础上进行考疑，去伪存真。马教授曾多次跟我说：他每用一段史料都要翻翻黄先生的《明史考证》，以此作为指南，研究起来就方便多了。当然接下来的撰述也极为重要，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节奏的加快，大多数普通人已不可能去攻读那看似“天书”一般的古文了，这就要求我们的史学研究者用通俗的语言将历史研究成果流畅地表达出来，但绝不是戏说。通读马教授这近百万字的文稿，发现其内既故事连连，扣人心弦，又有张有弛，收放有度，说事到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且文笔优美，寓意深刻，读后令人深思。
另外，据我所知，自2007年受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学堂”邀请，主讲《大明帝国与古都南京》和《中国科举制》起，马渭源教授就深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其将中国科举制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立即被《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现代快报》《扬子晚报》等国内外众多平面媒体和各大网站所转载和援引。之后他又受邀到江苏教育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总台、安徽电视台、福建宁德网等机构做了一系列的明清历史电视节目。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四川、陕西、湖北、河北、山东、广东和安徽等省市相继将马教授的独特新史论当作了高考历史素材题。
通过讲坛、考题、广播电台、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多种渠道和多种媒介，马教授的历史文化讲座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甚至还“走进”了“流动的小屋”——汽车。
与此同时，因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国家之邀，马教授在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和美国中文电视台等机构多次主讲明朝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此，《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等海外新闻媒体相继做了专门的报道。由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广受海内外民众喜爱的大众历史学家。我看差不多，但最好要加个定语，应该为不低俗和有责任的大众历史学家。
第五，叙事清晰，条剖缕析，博古通今，融会中西。
历史学与文学等其他社会学科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不仅要有一说一，更需要叙事清晰，条剖缕析，博古通今，融会中西。否则的话，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大凡研究与讲述明史的人，对蒙元帝国崩溃后北方蒙古诸部演变问题的叙述要么三言两语，含含糊糊，要么语焉不详。这就造成了一般人在阅读明史之作时，对于正统时代瓦剌的强盛与南侵感到十分唐突，甚至不大理解一个被推翻了的蒙元帝国之残部为什么能威胁到大明帝国的生死存亡。
马渭源教授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及参考蒙元史研究者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首次将该段历史空白给叙述得清清楚楚。他由明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说到“老辣的洪武帝构建大明北疆三道防线”，再论及“浅薄的永乐帝改造北方边镇，自造北疆‘癌症病源’”和“明宣宗对待北疆国策的修补与大明北疆之隐痛”，随后逐渐地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大明头号心腹大患——“北虏”，再以“瓦剌的前世与今生——斡亦剌与大元‘黄金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明初漠北‘三雄’：鞑靼、瓦剌、兀良哈与永乐朝扶此抑彼策略”为题，将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卫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明朝之间的争斗历史给说个明白，随即对瓦剌的兴盛进程做了剖析与阐述，即将其分为马哈木首先称雄、脱欢统一漠北和也先联合东西巩固两翼包抄大明。而与此相对，“在明朝前期列帝中，若以才略远见和政治洞察力而言，正统又不如宣德，宣德不如洪熙，洪熙不如永乐，永乐不如洪武。”（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正统、景泰帝卷》第4章）
正是在这样的内外优劣不能相比的情势下，大明与瓦剌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其最终结果不用多说，早就一目了然了。
如此条剖缕析的研究与阐述在书中还有许多，这不仅让人们感到读了马教授的著作会茅塞顿开，而且还会回味无穷，受益良多。
当然，研究与阐述历史仅做到叙事清晰和条剖缕析，似乎还不够完美，更高的档次当是博古通今、融会中西。这个话题我在几年前就已经说过。
一个优秀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是博古通今、融会中西，这是我在山东大学时黄云眉先生、王仲荦先生和张维华先生等师长亲口跟我说的，也是当年我们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一项基本要求。那时的山东大学云集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学者，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古就是要通晓历史之事，通今就是要了解现在之事或历史之事的走向。就说眉师8卷本的《明史考证》，一般粗浅的看法，往往以为仅仅是考证了《明史》所载的相关之事。其实不然，眉师每涉及一件《明史》所载之事，都要考察其历史渊源、发展与走向，这才有了蔚为壮观的8卷本巨著，其难道不是一个博古通今的典范吗？再说融会中西，就是要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毕业于国外名牌大学的张维华先生就不用多说了，而对于王仲荦先生，一般人或许只知道他是精通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一流专家。其实在我看来，他还是个中西交通史专家。在教授我们魏晋南北朝史的同时，王先生还开设了世界中古史。最终成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史》从表象来讲似乎仅仅是一部断代史，但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它还是一部中世纪中西交通史。在书中王先生不仅考察了各民族的缘起、发展与流变，而且还注意到东西方物态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正因为受他和张先生的影响，我在学习明史的同时又喜欢上了中西交通史，曾一度担任了山东大学中西交通研究室主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后，我对先前人们断言中西早期交通开启于两汉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冥冥之中总感觉应该更早。后来我相继阅读了《论语》《山海经》等先秦著作，发现其中有“黑人”、孔子学生出海远航和秦始皇时代有印度和尚来华的文字记载，这些都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由此说明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同海外或称域外有着相当程度上的交往。当我同马渭源教授说及这些史料发现时，他高兴地跟我说：“这可太好了，过去人们在谈论先秦时代中西交通问题时，几乎都是拿考古来说事，且考古的主要地点在西域，少有中原内地的实物证据，更别提相应的文字记载了。现在找到了这样的史料依据，那可大大夯实早期中外交通史实论点了！”
马教授是有感而发的，据我所知，他在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时代就开始研究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于中西文化都比较熟悉，甚至对于现代西方学术也很为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上海毕业来南京工作不久，就撰写了《历史心理学》一文，对西方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做了介绍。该文发表于《书与人》杂志后，迅速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所收录、转载。21世纪开启之际，他又撰写了许多中西社会文化结构对比和中西交流方面的论文，如《论马克斯·韦伯与中西传统社会结构对比研究》《论中西传统法律教育历史命运与地位的差异性及其影响》《论中西传统法律教育的差异性及其影响》《论明清西画东渐及其与苏州“仿泰西”版画的出版和传播》《论西画东渐对明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论辛亥革命定都南京的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等，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这些论文刊出后，被“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列为参考文献，为许多博士生与博导引用，并为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南京社科、维普资讯、知网空间比较法、新浪网爱问空间、知网空间硕士论文参考资料、知网空间世纪之交、知网空间当代法学、知网空间探索、知网空间中华文化论坛、知网空间读书等网站所转载，由此可见马教授一直是走在学术前沿的。
不仅如此，马教授还将他所掌握的西方社会学、历史心理学等方面知识内容运用到他的明史研究中。在本次出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正统、景泰帝卷》第1章、第2章和之《正统、景泰帝卷》第5章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别对明朝转折时期的两帝即明英宗和景泰帝的人生早年经历做了考察，发现出生后三个月不到就被立为皇太子的“绝对正统”皇位继承人朱祁镇在锦衣玉食的人间“仙境”里并没有被培养成“盛世圣君”，甚至连守成之主都算不上。由于自小起就处于绝对至尊环境下的长期熏陶，加上内官“先生”王振的不停瞎指导，明英宗除了妄自尊大，几乎一无所能。
与此相对，明宣宗侧室吴妃所生的朱祁钰“由于母亲和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大明皇家的认同，尽管衣食无忧且不必东躲西藏地生活，但说到底他的童年始终见不得‘阳光’”。随后马教授引用了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分析道：“朱祁钰童年时代至少缺失了归属和爱及尊重等基本需要，由此造成了他自卑、胆小和谨慎的性格特征，但没有大的心理危机或心理创伤。而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要是在和平年代的皇帝家族内倒不是什么坏事，反而能避免很多或明或暗的政治风浪，平平安安地当他的藩王爷。但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的突发国难，打破了这样的平静日子，一下子将他置身于政治格局重组的风口浪尖上，让他措手不及。理性而言那时的朱祁钰并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他所想的也就是尽一个‘留守’和‘临时代理皇帝’之责……”如此分析阐述，使得读者一下子看到了明朝转折时期两帝的人格心理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又影响了以后他们各自的治国理政：朱祁镇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朱祁钰广开言路、鼓励进谏、集思广益；朱祁镇肆意妄为、几近覆国，朱祁钰团结救时大臣、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
这样的分析与论述极为精到，读后令人叹服。由此看来，马教授真正做到了融通中西。
融通中西，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学术上做到横向之间的相容相合。与此相对，在纵向上的融会贯通，我们不妨称之为“博古通今”，那么马教授做得怎么样呢？
翻开14卷的《大明帝国》系列著作，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研究与论述。以本次出版的4卷本而言，其涉及的内容有兵制、户籍制、科举制、粮长制……甚至还有不为人们所重视的马政制度，马渭源教授每每谈到这类历史问题，总会追根溯源，一一道来。最为集中和精彩的可能就要数“景泰中兴”章节了。（详见马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景泰、天顺帝卷》第7章）
总之，全书精彩迭现，观点新颖又可靠，读之既如品尝陈年美酒，又似沐浴和煦春风。作为年过八旬的垂垂老者，我感到欣慰，“黄学”后继有人啊！也愿马教授不断努力，推出更多的新作！
权作为序。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2015年8月12日初稿
2016年2月27日修改于病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