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果然有病

家人不知道我眼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只是有时候会忽然惊讶地问：“这你也看不清？”

我也很惊讶地问：“这你也能看清？”

我不但看不清，还看不全。比如墙上一排五个字，乍一看四个，眼珠一转，哦，五个。

发病

我目前30出头，单身，男性，职业是杂货铺小老板。

2019年去义乌进货的时候，视力再一次下降。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眼底黄斑病变，一旦恶化便不可逆。3年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有可能彻底失明。

到上海下飞机的时候就明显感觉机场跟印象里的不一样了，到处一片模糊。本以为还能有几年奔头，所以急着在几年之内赚够基本的养老钱。可它就这么突然地坏了。我连社保都没有，以后怎么办呢？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在义乌租了一套公寓。南方的冬季格外阴冷，感冒也跟着过来凑热闹。

我来过义乌很多次，但还是无法适应这里冬天的湿冷。对于像我这种很少感冒的人来说，感冒起来还真挺难受的，浑身酸疼无力，嗓子痛，咳嗽不止。

即使如此，我每天还是像游魂一样在国际商贸城里进进出出找货。只有找点事做，心里才不会那么慌。

可就目前的视力，工作起来太难了。市场里有些墙面是镜子，稍不注意就肆无忌惮地往上撞，疼都顾不得，心想这么大一块镜子撞碎了得赔多少钱，扎出血也犯不上啊！有时候还是不小心撞上，惹得周围人咯咯笑，我也咯咯笑。更糟糕的是，有时候看不清货，收库存就避免不了搞些残次品。

后来感冒加重，实在难受，一想到没必要这么玩命，我果断决定下楼回住处休整。楼梯很窄，螺旋向下。因为看不清，我下楼梯有点慢，两个老外在我身后跟着，小心翼翼地说了两句“你好”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缓缓地回过头，先吸溜了下鼻涕，证明走得慢是因为感冒了，不是有意搞事情。

然后回他们一句：

“Hello！”

我们相对笑了笑，他们绕过我各奔东西。

回到住处首先钻进被窝给命充会儿电。陌生的城市，冷清的房间，咳嗽早就震碎了肺。感冒不是大问题，早晚会好，可眼睛怎么办？

我尝试各种各样的眼部按摩，近视眼镜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来，但都无济于事。看来这次视力下降不是暂时性的。

“以后该怎么办？”

“现在又该怎么办？”

仰头闭目靠在床头，咳嗽、叹气，很久。

陷入困境的时候就怕寂寞，很多糟心事一拥而上。

突然想妈了。

“以后爸妈怎么办？他们要是生病了有钱吗？养这么多年了，嗯？好意思吗？”

“暂时想不了这些，得先过了心里这道坎儿。”

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一个一个问题地来解决吧，慢慢来。先治好感冒再说。

太多年不吃药了，有一种仪式感，我把胶囊里的小药粒都倒出来，然后摆成一个最凶猛的表情，觉得挺好玩，拍了照片但又不知道发给谁。看了一会儿，心里呼喊着：

“战士们，去战斗吧！打败那些病毒。”

然后用吸管猛地把它们吸进战场。

我平躺在床上，安静下来，深呼吸，轰隆隆的呼吸声把我引入战斗。感冒药的大军已经顺着血液流遍全身，在体内的每一个角落奋勇杀敌。我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陷入这场战斗。病毒的数量太过庞大，药军以一抵百毫不怯懦。有的身负重伤却还在战斗，有的奄奄一息却还在挥舞刀剑。一阵剧咳让肺部的药军全军覆没，胳膊、胸部以及腹部的药军迅速赶往失地继续战斗。我用手揉了揉剧痛的胸口，助药军一臂之力。这一揉，碾死了大片病毒。想到了很多画面，有悲壮，有感动，它们个个都是英雄。

我就在这想象中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晚上7点，感觉身体确实舒服了很多，我药军大胜。撒尿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无数的病毒尸骨顺流而下。

走出卫生间再环视这模糊空寂的房间，我长嘘一口气，得让自己振作起来。

一天后，感冒好多了，视力似乎也恢复了一些。我站在窗前努力往远处看，测试视力的恢复程度，好像也没恢复。我必须接受视力下降的事实。

可如何接受？

不断给自己打强心针，一针又一针，扎得自己体无完肤。但我的世界依然模糊，在公交车站，不再像以往一样追着车看是几路，我微笑着问身边的姑娘：

“能帮我看下来的车是几路吗？我视力不好，谢谢。”

天气就像跟我过不去似的，总是阴沉沉的，还下起了小雨。我撑着伞走在天桥上，每一阵冷风都像是要把我赶回被窝。路过乞丐时，我跟平时一样无视。他没有双臂，头顶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跪着，在风雨里瑟瑟发抖。

下天桥时又一阵冷风把我吹了回去，我掏出兜里所有的硬币扔在乞丐头顶的塑料盆里，叮当作响。我们互不相看，我转身就走了。

比起他此刻的痛苦，我不过如此。不论他是不是有意在阴冷的雨天出来乞讨，这份敬业精神也值得给这几个零钱。

走进偌大的国际商贸城，仿佛瞬间被淹没。因为网店的冲击，线下实体店越来越不景气，我忍不住自问：

“还有必要继续走下去吗？”

我不想问自己这个问题，却一直忍不住。

向前走，一直都有路，但没有方向，无所事事。我只是不停地走，走到头就拐弯，面无表情，整整一天，右脚掌起了一个手指甲盖大小的水泡。晚上家人发来视频，如往常一样嬉笑闲谈，我该如何跟他们说这糟糕的一切？我必须喝点酒，用以麻醉这新伤的痛。

朋友刘大屁股听说我感冒了，请我泡了个挺贵的澡，那里面餐厅和各种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很享受。泡完澡，用过餐后，我们在休息大厅一人躺在一个沙发球上休息。

“啊……舒服多了。”

我发自灵魂深处地呼出一口气，仿佛把压抑很久的气都喷了出来。

“去年跟你来过之后我就喜欢上泡澡了。”刘大屁股轻轻地笑着说，他就是这样淡淡的性格。

“以后泡不起喽。穷啦。”

“穷了一会儿再上楼多吃点。”他开玩笑地说。

套票包括自助餐，随便吃，各种山珍海味，非常好，我们刚才都吃到十二分饱才罢休。

“行。消化消化，咱俩再去整一顿。”我一脸认真地说。

这次因为刚吃完，所以他笑着瞥了我一眼。

“你瞅啥？你看我吃就行，你可别再胖了。以后别穿衬衫了，扣子挣开别把人眼睛给崩瞎了。”我抓了一把他的胸说，也挺软。

“去死。”他下意识地捂着胸说。

我们也不总是聊天，他看他的手机，我享受此刻的舒服。关于我的窘境他也不提，提了有什么用呢？舒服完，他就开车把我送了回去。

我不能在困境的泥潭里无谓地挣扎，想想自己还能干什么，什么都行，只要别胡思乱想。

最终我搞了一点散货准备去摆地摊。

夜市在我住处不远，我买了一辆蓝色的拉货小板车，在家人群里开玩笑说今天提了一辆车，配了一个龇牙表情。

他们知道我在胡说八道，没人回复。

我把货从三楼扛下来，累得满头大汗。我微微弯腰拉着四轮小板车走向夜市，实心小轱辘不停地撞击水泥地，发出巨响，周围的声音中数它嗓门大。我心想，你喊什么喊，再喊一脚给你踹哑喽！搞得大家好像都在看我。

我怎么就不能摆地摊了？不高级又怎么样？调整了一下心态，好像也没什么人看我。

找到位置，开始叫卖，进入状态后，心情也越来越舒畅，我的小摊人气很可以。这有什么难的？能干就饿不着。

第二天起床眼前一片狼藉，无所事事，不如收拾一下房间。果然，收拾完心情又好了一点。

第二天我就和旁边摊位的摊主成了朋友，相互照应，有说有笑。人流熙熙攘攘，我看不清所有人的表情，但我能感受到多数人在这一刻是幸福的，那个抱着毛绒玩具的女孩，和那个手捧臭豆腐的小伙，还有追着孙子的阿姨。这就是夜市的魅力吧，用很小的东西换一小段幸福感，此刻没有遥远的召唤。

摆摊儿让我感觉心情好了许多。

元旦那天，窗外有人放烟花，五彩缤纷，我突然想起了幕遥，我们又快一年没联系了。上一次联系也只是一句问候。

思虑再三，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你能遇到对的人，这便是我最大的期许。

过了一会儿，她回了过来：

你能对我释然便是我最大的期许。

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了。

原定的义乌发展计划就这样放弃了，回东北老家后就快过年了。外地回来的朋友得喝酒，王大咧和冷不准现在过得都不错。王大咧结婚了，冷不准快要结婚了，我这辈子肯定是没戏了，我越来越坚定自己的单身主义。

他们得知我现在的视力情况都很难过。

唉！喝完酒啥都说，说完我还得安慰他们。

“反正又没瞎，我都不愁，你们愁啥？来，整一杯。”我嘿嘿地笑着端起酒杯。

“你还得去检查检查，不可能治不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真有点接受不了。没想到你现在眼睛这么严重。”王大咧愁眉苦脸地说。

“那以后咋办呢？”冷不准也愁眉苦脸的。

“以后咋办是以后的事儿，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没你们想的那么糟糕，还不至于啥也干不了。想多了没用，抓紧挣钱是正事儿。挣钱都不是眼前的事儿，眼前喝酒就行了。”

我笑着又抓起酒杯往嘴里倒了一杯啤酒。

我的眼病说来话长，听我慢慢道来。

小时候在村里见到戴眼镜的人，我就觉得人家有文化，散发着知识的味道，不像我身边人的那股土汗味，很羡慕，似乎眼镜就是有文化的标配。可那年头一副眼镜换头猪，所以戴眼镜成了我的梦想。

初三我终于因为看不清黑板，梦想成真地戴上了第一副眼镜。

戴上眼镜后，又发现戴眼镜是一件有点麻烦的事，我又梦想着戴不戴眼镜都一样就好了。随着视力一点点下降，戴不戴眼镜果然都一样，都看不清，梦想又一次成真。

第一次在县医院没检查出任何毛病，我妈以为我磨人，不懂事。医院这么奢侈的地方哪能说来就来？我不服气，可检查单的数据摆在那儿，大夫也说得清清楚楚，我没病，没法犟。反正不算严重，我认了。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也确实能磨人。青春期爆发时，思想就像核聚变，整天乱七八糟的想法不停地往出冒，我控制不住。

没多久，我又天天磨我妈去医院检查脑袋，疼得受不了，有时候动作都不敢幅度过大，不小心跳一下，几乎都能震晕过去。都这程度了，我妈还以为我磨人，被我磨得受不了才又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头上贴了几根电线，机器一开嗷嗷地叫，把我和我妈吓一跳，以为要爆炸。

我也不怕震动了，紧忙从床上往下跳，但被大夫一把按倒，估计他怕我把脑袋上的电线挣断了。大夫说机器声音越大说明病情越严重，我的脑痉挛相当严重。我妈让大夫说心疼了，伤心地摸摸我的脑袋。

医生最后的结论是我想得太多，思想太复杂。

在医院领了药，一瓶40元，开两瓶。我妈心疼地瞥了我一眼说：

“小孩不大，想那么多没用的干啥？”

我承认我从小就是一个思想复杂的人，想得多，后来的抑郁当然跟这个脱不了干系。

几年后，我陪大爷去市里医院住院，顺便又查了查眼睛。结果还是啥毛病都没查出来，跟近视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过市里的大夫建议我去大城市看看，说这里设备有限。

这病不催人，不是突然出问题的，视力一点点地下降，几乎每天都一样。那时候我的烦恼那么多，死的心都有，一点点看不清算个屁。之后的几年，我得了抑郁症，跟看清相比，活着显然更重要。

我以为眼病就会这么平稳下去，但在一次长期熬夜写作的过程中突然严重起来。好几次开车都差点出意外。有一次，开着开着，眼前突然出现一辆摩托车，我心头一震，吓得不敢再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从那以后，我几乎不再碰方向盘。

家人以为我是真的不喜欢开车，他们不知道我眼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只是有时候会忽然惊讶地问：“这你也看不清？”

我也很惊讶地问：“这你也能看清？”

我不但看不清，还看不全眼前的事物，比如墙上一排五个字，乍一看四个，眼珠一转，哦，五个。

时间久了，我爸以为我不会开车。有一次，我爸开车带我回乡下老家。

“你开呀？”我爸说。

“不开。”

“咋的呢？开车得练，你不练啥时候能开好啊？”

“不练，我笨，怕要你们命。”

“你开吧，练练。你现在眼睛啥样啊？对面来车能不能看清啊？”

“那能，就是模糊。”

我开了，其实我挺喜欢开车的。

“这不也行吗？我一直以为你不会开呢。”我爸拿出驾校教练的架势说。

“你们就是心理上对我没有安全感，当年送货不也天天开吗？”

不料话音未落，“哐当”一声，车子掠过一个小坑，震得我俩都吓一跳。

我把车停在路边。

“你没看着？”我爸问我。

“嗯，真没看着。你开吧，以后跟这玩意儿告别了。”

“没事，你慢点呢？”

“眼睛坏了，你倒信着我了，不开！”我气愤地开门下车，气自己连小坑都看不到。

“不开，那驾驶证不白考了吗？”

我爸又问。

“哎妈呀！你还惦记证呢？我要命！”

无期徒刑

在眼病给生活造成一定不便后，我又去了省城最权威的眼科医院做了检查。终于查出来了，果然有病，我清白了，一直都没撒谎，同时也绝望了。

医生也没见过这种病症，据说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眼底黄斑病变。没有治疗办法，只会逐渐恶化，会不会导致失明不好说。

我蒙了，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那你不给我开点药啥的吗？手术也不行？”

“吃药不起作用，手术也不行。”老专家摇着头说。

“那就这么完了？”

“那我给你开两瓶眼药水吧。但是眼药水不起治疗作用，只能缓解。”

我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待散瞳药性消失，脑袋里只有“认命”和“不认命”两种争执。

我想爆炸却没有力气。

旁边一个男人的号哭和女人的安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几乎同步做了所有检查，他是突然失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在我之后也被判了绝症。

真正绝望的哭声谁听了都难受，他的痛苦淹没了我的愤怒。我试图安慰自己没他那么惨，但一想到迟早要面对这种绝望，强忍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发不可收拾。我不停地擦眼泪，不停地擦，手忙脚乱，不想被别人看到。可眼泪终究止不住，就像星空变黑的速度，止不住了。

大姐不服这个结果，非要带我再去检查一次，我不想被大夫再一次判刑，不愿去。最后大姐拿着我的检查结果亲自去了医院才服气。

我能用什么方式来接受这个结果？喝酒呗！

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喝着喝着，我就哭了。我努力让自己看清别人能看清的，可就是无能为力。

我醉了，坐在自己店里二楼的墙角，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拿着眼药水往流着泪的眼睛里狂挤。但眼药水全被眼泪冲了出来，我把眼药水奋力扔了出去，随便往哪儿砸。我得用双手拦住泪水，就把酒瓶也撇了，然后身体像泪水一样顺着墙角往下溜，躺在地上用手臂盖住眼睛浑身颤抖，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那几天晚上我枯萎得就像要死了一样。我跟大姐决定合伙把检查结果隐瞒下来，怕爸妈受不了这个结果，所以白天还要强撑着打起精神。

大姐是医科大学的老师，四处咨询也听不到一点希望。背地里她肯定也没少流泪，从她说命运对我不公就知道。

我一直努力假装这件事没发生，因为每天都一样，看不到变化。直到2016年，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在用一号字体打字。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一个人去北京再做个全面检查，期待医生说点不一样的。

医院很大，有点像市场的感觉。测视力的时候排着一条很长的队伍，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

“我两只眼睛都只能看清第一排。”我用挡板反复调换，确保我说得千真万确。

“下一个。”女大夫冷漠地在纸上写下结果说。

检查结果跟上次一样，我永远都希望那个专家能对我别那么冷漠，因为那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我知道我的后面还有很多人排着队，我知道她的工作非常繁重疲劳。所以我也只是希望而已，别那么冷漠，这是我千里迢迢赶来的最后一线希望。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无奈地问。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会逐渐恶化，不排除致盲的可能性。回去多注意保养吧。来！下一个，把单子给我。”

刚滴完散瞳，什么也看不清，但我能感受到她不好意思用手把我拨开，绕过我接过下一个患者的单子。她素质很好，其实人挺不错。

“哦。”我极其不舍地让开位置。大脑很迟钝，挑不出任何恰当情绪应对此情此景。

那是一种即便做好了心理准备也不想承受的失落。我默默地往后退，下一个病人紧接着顶上。我只是让开了，不想走，几分钟就把我搞定啦？可不走又不知道问什么。以为她还会跟我说点什么，大老远来的就为了这一句话吗？

“谢谢你，大夫，那我……就走了呗。”

她没有回答，继续忙碌，可能是没听到。我确定了我无关紧要之后就小心翼翼地拎起地上的双肩包，试探着推开排队的人，我怕踩到他们的脚。

我站在医院的门口抽烟，等待视力逐渐恢复，一想到以后很有可能就和现在一样什么都看不清，甚至更糟，心脏仿佛变成一块铁，沉得走不动路，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想去哪儿。

一个中年人和我一样面色沉痛地抽烟。他不停地叹气，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能感受到他很痛苦。痛苦去吧，与我何干？

“小伙子，你眼睛咋了？”他问我。

“刚滴完散瞳药。”我没看他，懒懒地回答。

“哦。我昨天也滴了，得几个小时才能恢复。”

“嗯。”

“啥病啊？”

“黄斑。”

“严重吗？”

“现在还行，影响不算大。”

“哦，那你这得多少钱啊？”

“两百多块钱。”

“啥？两百多块钱？那挺好，我这得好几万。这破地方，赶上抢钱啦！”

“听口音老乡啊！你咋了？”

“左眼晶体萎缩。唉……”

“就一只呗。”

“一只就够呛啊！你这咋这么两个钱呢？”

“药都不给我开，想花钱花不出去。哼哼。”

和他聊天时，我一直在无力地笑着，主要是嘲笑。

“啥意思啊？”

“治不了呗。”

我等不了几个小时，只想尽快逃离这儿，去五环以外的朋友那儿喝酒。我执意没让他来接我，一路打听摸到了地铁站。

那晚，我们俩都喝得烂醉，我没说我的眼病，说了他也帮不上忙。倒是他哭个稀碎，因为在北京混太难了，压力太大了。

眼睛有病，我不说一般人也看不出来。只是路上见人不打招呼了，总发生尴尬。很多顾客在路上遇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是谁，就笑，笑出一副很熟的样子。

眼病是我的生理缺陷，它给我的生活造成很多障碍，不过远没有抑郁症对我的生活打击大。

小时候，我的心理问题还不算严重，充其量是思想复杂，被老师封个“歪理邪说”的诨号，青春期时被大夫评为“想太多”的孩子。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梦想不俗。非清华不上，成为超有钱的人，当巨大的官，顶级艺术家，有完美的老婆，等等。

但这些梦想一个都没实现，而且还因为左冲右撞的折腾，越来越焦虑、迷茫，以至于最后得了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