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微尘
美和死亡
翻开沉重的历史书，随时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巨人，为了追求真理献出自己的青春、鲜血和生命，因此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人们赞美他，怀念他，还把他的名字铭刻到坚固的丰碑上。世上也还有另一种人，如醉似痴地沉浸在对美的追求，用语言、声音、光和颜色，以至形体……创造美的世界。他们对大自然蕴藏的丰富的美，呈现出来的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美特别敏感，尽情发掘。美是人性的升华，是文明的高扬，也是灵魂的自由吟唱，与自然天国的拥抱。他们热爱生命，渴望达到美的极致。他们不能容忍庸俗、丑陋和污秽，他们憎恨虚伪、恶浊和暴虐。他们总是有太多的幻想，希望世界都是一片美好。自然美、人也美；生活美，心灵也美……他们把美的创造传给世人，让世界沐浴在美的光耀中。
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被贫穷追逐，被暴政扼杀，被世俗歧视，也为对于美的执着追求而疲惫，受尽折磨。他们好像比较脆弱，容易折断。这样的人，需要更多的呵护和爱。
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有一首小诗唱吟“我为美而死”，与“为真理而死”是一回事。当我读到胡风、雪峰、荃麟、绀弩、荒煤、春元、傅雷、黄宗江、杨宪益、罗孚、吴小如、言慧珠、蒋孔阳……的书和故事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狄金森的诗。他们都是那么痴情于理想和美，一生孜孜以求，直到迎来死亡。这样的历史引起我的沉思，激励着我去叙写这样的主题，也警策我去爱美、追求美，一定不要和庸俗、丑恶、卑劣、暴虐妥协。
在我们的社会里，背着沉重的实用文化历史包袱，殉国、殉道、殉君……似乎很多，备受颂扬；对于美的认知和献身，终身与美厮守相伴，为美而死的，颇有人在，只是不大为人注意而已。
在这个重视实利和物质的年代，为美而呼唤吟唱，恐怕会贻笑大方了！
2001年2月
如烟如尘忆旧梦
《新民晚报》2007年7月22日“记忆”版登了我写的《洁泯：质本洁来还洁去》，图片说明中把几位评论家陈骏涛和王愚、刘锡诚和白烨写反了，当发现错误时已来不及更正。借此谨向读者和这几位老友郑重地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张照片摄于1985年1月初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京西宾馆，记不得是哪位摄影师摄的，也记不得是谁招呼人们到荒煤房间里聚合聊天的，想起来当是偶然的随意的巧合。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张照片，却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之后似也没有机会再有这样的聚合；其中三位年长者王春元、荒煤、洁泯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看见他们当初那样欢快灿烂的笑容，真令人伤感，也引起我更多的联想。
我想起最早认识荒煤的情景。那是1978年末，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不久，我的领导孔罗荪叫我去看看荒煤，说：“他对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很有想法，思考很久，想找个人聊聊，你去吧！”
那时荒煤刚从重庆调回北京不久，家眷未到，六十五岁老人单身住在东单北方旅馆，这是一间有点年头的小旅馆。在他的房间里除了床桌椅外，我们两个人几乎只容“促膝”而谈了。但那天主要是听他谈。他讲了对“四人帮”文艺谬论的看法，还进一步谈到对近几十年流行的文艺理论的思考，特别提到“人情”“人性”的问题，这在那时还是一个十分犯忌的禁区，但他却想得很多，也是他后来许多年在文章中、电影创作和领导工作中经常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看着这位老前辈那种专注虔诚的沉思和倾谈，心想多少老同志正等着官复原职呢，他怎么却一门心思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想着文艺复兴的问题；我又想到他早年做过地下秘密工作，也上前线当过战地记者；他当过副部长、副市长这样的高官；三十年代坐过几个月国民党的监狱，“文革”时又坐了七年的监狱，来北京之前他正被贬谪在当过副市长的重庆市的图书馆书库里做了三年抄卡片的活，现在他满脑子想的是文艺理论……我又想到他长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而他的丰富曲折的传奇性经历几乎就像一部生动的电影似的。一种肃然崇敬的情感在我心中升起：这是一位多么执着忠诚可敬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啊！
过了一些日子，他正主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常来我们编辑部，主动找冯牧商量工作，研究《文学评论》和《文艺报》怎么配合作战，消除“文革”带来的灾难和影响，推动新的文艺创作健康发展。有时还和王春元等一起来，召集我们几个编辑谢永旺、刘锡诚、阎纲等研究。我也是在这时认识了春元，一见如故，视他为兄长。我们清理了很多流行几十年的谬论，诸如：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个阶级一种典型，革命英雄绝对通体光明，只许歌颂不许批评，只许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许写真实讲真话，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人情，文艺创作听从长官意志说了算，等等。我们很奇怪这些谬论本不复杂，应该是很容易识破的，为什么能通行无阻多年。春元是个睿智敏锐的人，对事物常有独到见解，他就一针见血地说：“那还不是因为权势者的需要和支持，否则一文不值。”
我们就是在这个解放思想、反思历史的特殊时期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荒煤又忙着电影领导工作，却仍坚持写作，连续出版了近十种理论批评和散文著作。春元在文研所主持文艺理论室，和钱中文一起主编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影响很大。那本风行一时的韦勒克和沃论著的《文学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上万字的中译本前言就是出于春元之手，极见学术功力。他们有了新著就惠赠给我学习。还从各个方面关照帮助我进步，我铭记在心。这些故事说来话长，只好从略了。
1980年8月，全国高校文艺理论会议在庐山举行。参加者成百上千，荒煤是主要领导者。这张照片里的朋友大多参加了。有一天，又是春元，领着缪俊杰、秦晋、我等几个人逃会去爬五老峰，在云雾缭绕的峰顶，数步之间只闻人声不见人面。但犹未尽兴，又翻山越岭曲曲折折走了数十里山径到观瀑亭看三叠泉，领略一千多年前李白、白居易在此流连结庐的情景，发思古之幽情。那时旅游事业还未开发，我们用脚力一路走去，在细雨迷蒙中观赏着翠绿苍黛的山景野趣，可谓匡庐道中，目不暇接。其实我们也都已四五十岁了，却豪兴不减，从早走到下午归来毫无疲惫困累之感。沿途没有商贩，碰上一位老乡提着一篮茶叶蛋，春元买了几个分我们一人一枚充饥，竟是最佳美味了。他却幽幽地说：“要是能在这里有一间小屋读书做学问，生平足矣！”我取笑他说：“你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啊！”
这些往事已如梦幻而遥不可及，但想起曾经有过的朴实奋进，前辈师友的关爱，还是觉得非常幸运和欣慰的了！
2007年6月
思君不见人空老
那天参加《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谈会后，有一个小的聚餐。我到得晚了一些，看见有一席还有一个空座就坐了下去。恰好坐在邵荃麟女儿小琴旁边，左边是姚锡佩、胡风女儿张晓风、周扬的长子周艾若以及荃麟的侄子、女婿。小琴右边是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几乎都已是满头银发或谢顶的古稀老人。尽管他们大多我都认识，有的还是交往很密的好朋友，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坐错了位子。因为除了我和姚锡佩，他们的父辈都是三十年代左翼大作家。如今碰在一起，就很自然地讲起当年父辈许多往事，互相之间的关系等，虽说是点滴花絮，却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他们交谈讲得很热闹，我听得很入神。冯夏熊说到他父亲的性子比较急，用现在的话就是“犟”“倔”“耿直”，荃麟的性子比较能“忍”。所以两个老朋友在一起，遇到麻烦荃麟总会劝说雪峰戒怒忍耐。当年反胡风，周扬要雪峰写批判文章，雪峰不写，周扬没办法，就叫林默涵写。后来林默涵和何其芳写的两篇就成为批胡的权威的代表性文章。雪峰宁可不讨这个好。反右时周扬要他按周的旨意写鲁迅《答徐懋庸》一文的附注，冯雪峰开始不肯，荃麟就劝说他借此争取保住党籍。雪峰听从照写了，后来还是被开除出党。邵照样与他来往，冯仍然是邵家的座上客。我想这与他们两位老人家当年的友谊非同一般有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雪峰两次与党失去联系后在恢复组织关系过程中，荃麟都给予关注和帮助。周扬深知他们的情谊，批雪峰时，就要荃麟出场发言作为对冯的重点批判。荃麟只得奉命但并不按照当时定的“三十年一贯反党”的调子说话，却专门讲雪峰的“个人主义”：“在每一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他个人往往是消沉的……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几乎不可理解的事。”“雪峰在文艺问题上，只是从艺术的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出发，从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不能不陷入于唯心主义。”同时他又赶紧声明：“我并不是说，雪峰对于革命完全没有感情，或甚至不赞成。这样说法也是不实事求是的。”这样的批判当然使周扬、刘白羽大为不满，倒是郭小川觉得他的发言很好。
晓风说近来翻阅她父母的日记，发现抗战时在桂林，邵荃麟到胡家竟有三十多次之多，可见往来频密。反胡风时邵荃麟也写了批判文章，但胡风“文革”后在回忆录里却明确地说：“过去在上海、桂林时，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聂绀弩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33年就和胡风一起在日本同时被捕入狱后又一起被驱逐回国，两人情谊也是极深。1966年胡风坐了十年牢后刚刚被作为监外执行放了出来，第一个上门去看望他的就是聂绀弩。聂自己也是从北大荒劳改回来不久，却完全不避嫌疑，放声诗赠胡风、冯雪峰许多首，极为感人。如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挽雪峰“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挽荃麟，说到他生前对聂的关照，但是“提携种种皆无益，世人不许狂夫狂……”六十年代初，人们正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时，“谁家有酒备客尝？”食物极端匮缺，十室九空，聂来看望邵，荃麟知聂嗜酒，还是设法找来一杯酒，让他一饮而尽，点滴不剩。聂解渴而感动，“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邵还塞了两包中华烟说：“我事非尽我安排。”聂完全理解邵满腔热血想为同志朋友纾解困境却又无能为力，说他“骨瘦嶙峋”的身子，虽想“支撑天地颤巍巍，天下事岂尔可为？”有人误读说成是邵冷淡聂，全理解错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联想当年曹雪芹在槐园遇到朋友敦诚，风雨淋涔、朝寒袭袂之际，“雪芹酒渴如狂”，敦诚就将自己的佩刀解下典质换酒来喝，使“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敦诚也作歌酬唱，他们“大笑称快，击石作歌声琅琅”。古今诗人那样狂傲睨世的浪漫情怀是多么相像，但聂邵的情境似乎更为悲凉！
当时席间谈论的点滴往事，使我有了不能抑制的浮想，除了信意补述的上述一些故事，我还想到这些身世坎坷的前辈老人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政治上都是有极老资历的老革命：邵荃麟是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早期共产党人，如不是因为大吐血，他将去莫斯科作为党的六大代表参加会议；冯雪峰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聂绀弩出身黄埔军校二期，一生经历跌宕奇异，先后因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三年半，后又被诬陷现行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胡风虽然脱了党，但在思想文化界始终是有大影响的著名左翼作家。他们都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秘密活动，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彼此常有交集互助，生死相扶，荣辱与共的患难之交；他们都受过深度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渊博精湛的艺术学养，又各有出色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们常常是既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文创作，又翻译外国作品从事理论研究，都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印迹；他们是秘密的党人，更是从事文化学术活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文人，以写作为生。虽然有的1949年后做了一段时间的“官”，但却是难为了他们。如上面说到，邵荃麟想保住冯雪峰党籍结果没有做到；丁玲被打成右派后，邵荃麟想让丁仍然留在北京写作，工资待遇基本不变，也同样未能实现。当时邵荃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却是个弱势第一把手，做不了主。雪峰先后任过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把手，也因“书生气十足”，当领导事事碰壁，较早就被打了下来。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以后不久，他们先先后后都不适应新的政治生活而遭遇了不幸：都曾被发动裹挟去参与整肃批判多年挚友同志。现在有的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当时的特殊环境，较多责难他们的顺从。其实也有挣扎，也有尽可能的互相关照扶持，稍后自身也未能幸免于难，多数还有过缧绁之灾，以至晚景凄凉，或惨死狱中。他们始终是忠于革命事业忠于组织的呀！邵荃麟直到生命终点，在失去自由患着重病身陷“牛棚”时，还在苦苦追问自己。他问难友黄秋耘说：“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以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他和冯雪峰等都是带着这样苦恼和困惑离开这个世界的。周艾若对他父亲周扬的前期多有批判。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有弑父情结。”他笑而不答，接着他会说：“我为他‘文革’后的表现感到高兴，赞美。他有这样的变化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看来，这些前辈总是知识分子，所以喜欢思考，习惯于寻找事物的来龙去脉，追索历史真相。
现在，从这些后辈们身上我明显感觉到：曾经的批来斗去也未能割断他们几代人之间的亲如血脉的联系；在很长时期里，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始终在抵抗和扫除阴霾和邪恶。聂绀弩唯一的女儿在“文革”快完时自杀，老夫妇伤心可想而知，他写信对小琴说：“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你来，总想哭，这信是含泪写的。为你父母么？为我自己老了么？说不清。”他还说过，他曾热爱过雪峰、丁玲的文章，也从“荃麟那里感到过同志间的感情的温暖”；但“觉得真正高出于我的，却只有一个胡风”。这就是他们之间那种非常深沉的思想、文化、感情、友谊、心灵间的融和相印，却未必说得清说得尽。
小琴说，他们这一代人有时还常聚会聊天，包括前几年已经辞世的田汉之子田大畏、鲁迅之子海婴，都会兴致勃勃参与其中。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说法，他们好像都沾了一点边。“文革”时，他们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即“黑二代”，现在我想称他们是“文二代”。文学家们的基因和友谊在他们身上延续而无任何纠结。他们在一起总是谈得很起劲畅快，其乐融融，怡怡然于一室。他们为父辈未了的遗愿在努力补缀，整理出版遗稿诸如全集、文选、专著，晓风已经整理出版了胡风著作多种。这次出版的《邵荃麟全集》（八卷本）主要就是小琴等收集编纂的。冯雪峰等的著作也都在进行收集整理，将不断有成果问世。这些曾经被批判成可怕的撒旦式的文字，重新被发现被认识其重要宝贵的历史价值，似乎正在努力解答邵荃麟最后之问。那些不可一世的大批判文字和各种各样的恶名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又想起聂绀弩的诗句：“杜若洲边无杜若，陶然亭畔且陶然。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历史无情，终究会显示其真实面貌和应有的公正。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张晓风、邵济安、冯夏熊诸友的教正，谨此鸣谢。
2014年9月18日改定
美的殉道者——关于傅雷的断想
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副睿智深邃的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矻矻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太唯美了，太理想化了，他就显得很孤独，也很痛苦，与世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最后，也是为了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他曾对儿子傅聪说，作为音乐家，“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巴哈、贝多芬、肖邦，等等”。其实，这话正是他夫子自道，他自己就是把艺术奉为上帝。所以，他教育傅聪要把学问、艺术、真理看得一样重要，都要放在人生的第一位。真或善，不一定兼有美，而美，一定是又真又善。他曾说：“这是我至今没有变过的原则。”
显然，他也接受了米开朗基罗承袭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觉得真正美的极致是不可能存在于尘世的，只有在理想的世界中才能找到。艺术家有可能认识它。傅雷把艺术看得如此崇高、圣洁、美好，艺术家就必得怀着一颗像宗教家那样虔诚的心，哲学家那样形而上的思想，才能创造出真正达到“超然象外”“浑朴天成”“化入妙境”境地的艺术作品。
他自己无论写作理论批评文章，还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苛求到旁人看来有点不合情理的地步，这正是他那颗虔诚热爱艺术之心的自然流露和体现。如翻译家罗新璋所说，他“是以虔敬的心情来译这部书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其实，他还“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因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其“广博浩瀚的境界……的确像长江大河”。可见他对艺术美是何等崇敬热诚。就如那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我看来是具有开拓性经典意义的美术简史性质的论著，把美术历史知识，美术家的心灵活动，美术作品的深邃和神韵，娓娓叙写得那样流畅生动，本身就是一部极佳的艺术品。但当年在上海美专教课时作为讲义用过，在刊物上发表过一小部分外，他却“秘藏”了数十年，连傅聪、傅敏兄弟都从未听说过。傅敏推论是由于他以为少作，是“不成熟的文字”而“束之高阁”。其心之诚，其意之严，由此可见。还有《罗丹艺术论》这样一部经典著作，他在年轻时就曾译完全书，根本就没有与世人见过面。就是说，他从事译事时常常是不带功利目的的。至于那几部名著的翻译，他时时觉得有许多不满意处，哪怕百十万字的译文，都下决心，充分研究琢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译，甚至迂执到把旧译付之一炬而不愿留存于世。如大家所知道的《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翻译就是如此，尽管他已经“煞费苦心”，却“仍未满意”。因为他追求的是译出“风格”来，达到“神似”，这又何其难也！同样，他把那些粗制滥造、“损害艺术品的行为”，“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对“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
一般人以为只有创作才算是艺术，这是世俗的皮相之见。优秀的文学艺术批评和翻译作品本身也是艺术品。中国许多诗话、画论，都是用诗一样的形象的语言表述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欣赏的优美境界，达到情理并茂。如傅雷指出的那样，翻译就像音乐中的歌唱家、演奏家，戏剧舞台上的演员，虽然都有所本，俗谓“二度创作”，但各自都是独立的艺术创造。批评家、翻译家都要像搞创作的人一样进入角色，用自己的心灵、感情与原作融成一体，创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灵动的新的艺术世界。傅雷说他翻译《幻灭》时：“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目前可谓经常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他又说：“翻译之难，比起演奏家之演绎往昔大师之杰作，实在不遑多让。”因此，他要求“翻译应当像绘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傅雷在文学艺术批评和翻译等文化领域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和广泛的影响已为世人公认，笔者在拙文《傅雷的艺术人生》中也有所介绍，这里就从略不赘述了。但想再一次强调的是：他的著译实绩充分说明，与那些搬弄艺术教条术语的评论文字相比，与那些艰涩平庸、词不达意的译文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品格。因为他从事批评、翻译时，是一种心灵的自然流泻，是发自灵魂深处纯朴的人性的昭示，那么富有性灵，甚至力求臻于脱尽尘世烟火的纯美。他最赞赏的是汉魏文人，《世说新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是超凡入圣的，把人的本性的美最充分发掘展示。也许这种美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他经常说：“艺术之境界无穷……”“有史以来多少世代的人的追求，无非是perfection（完美），但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所以perfection（完美）像水中月，镜中花，始终可望而不可即。”话虽这么说，但他却是坚持不懈地向着这样的境界努力，这正是他醉心追求的。
所以，他既是美的创造者，又是美的布道者。当你看到他那执着痴情地诠释那些文学、绘画、音乐的艺术美的时候，很自然地会觉得他真像一位忠诚虔敬的美神代言人，只是布的是美的福音，而不是圣经里的教义。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曾动情地吟唱过“我为美而死”的歌，认为这和“为真理而死都是一回事；我们是弟兄两个”。傅雷一生献身于美，追求美，最终玉碎，也是以身殉于美。在他给内弟的遗书里，明确无误地说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当时暴力迫害的恐怖情景：最不能容忍的是，人的尊严和人格被践踏蹂躏，人的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辩白的权利统统像一块破布给扔弃了！这时的傅雷，要不在暴虐的鞭子下自责自辱、自轻自贱地苟活着，要不挺着胸膛走向死亡。傅雷曾经非常明白地宣称：“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也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尊严是人性美的重要体现，绝对是傅雷一生做人遵循的准则，是为他生平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文革”来了，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他就已存牺牲决心。
面对美的世界的毁灭，美的消失，他连过去赖以为生，相以为伴，可以躲避外面风雨的艺术角落都已不复存在；何况傅雷对美和自由理想的执着、痴情的追求本身就是超前的，不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容忍的。就像茨威格那样，因为看到欧洲陷于法西斯纳粹的黑暗魔掌下，艺术美和自由被扼杀，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傅雷则更是直接面临暴力的淫威下，只有用自己的躯体、生命作抗衡，作挑战，给予最后的一击。这不只是为一己的，而是对人类的尊严和人格的维护和捍卫，其抗议声是要永存于历史的。那时，当人们私下口口相传这个消息时，曾引发过多么强烈的深深的震撼和思索：“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与世无忤，与人无争’的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都不被容于世？”不要小看这个疑问，它在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成了承担痛苦的象征。所以我说傅雷是美的殉道者；还借罗曼·罗兰对英雄的解释，认为傅雷是一位真正的文化英雄。
我每读傅雷遗书，都使自己的灵魂震撼战栗：在那样残暴恐怖的情况下，他还能这么冷静细致，把后事一一交代，不欠这个世界一分，真个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傅雷不只执拗耿介，而且一尘不染地清清爽爽地走了，以他一生追求的美好形象离开——不！是永远留存给了这个世界。
2007年8月
言慧珠：“我要演戏”
一、美
2007年上海戏校举办了言慧珠京昆表演艺术研讨会，就像沉睡在地下多年的珍宝被发掘，拂拭去了尘土污秽，现出了她美丽的本来面貌，仍然那样璀璨耀目，惊艳世人。研讨会上有位专家杨明说得好：言慧珠是“中国百年京昆艺坛独一无二的维纳斯女神”，是“中国京昆艺坛美的象征”。这样美好的比喻和崇高的评价，对言慧珠来说是一点不过分的，非常准确的。
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起，在中国戏剧电影文艺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言慧珠。她美丽，出奇的美丽；她演戏，“才气过人，七窍玲珑”，被誉为“梅派演员中的佼佼者”，人称“小梅兰芳”“女梅兰芳”。她视表演艺术如生命。她执拗地追求完美，无论演戏，还是生活，都希望达到美的极致。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她真的像希腊神话里的美神阿弗洛蒂（罗马人称她维纳斯）那样吸引着世人，为世人所赞美喜爱。
就是那位杨明先生，年轻时只要有机会就场场不落地观看言慧珠的戏，还说第一次见到舞台下的言慧珠时，她的“那股美的风韵，令我定神屏息不敢正视”。她的好友，著名记者剧作家许寅（思言）用曹植描写洛神的词来形容她的美丽，说她“一进门便能给人一身光彩的印象”。她的女学生们如后来成为杰出昆曲艺术家的张洵澎说她，“不仅戏演得好，也是风姿绝伦的美女，谁见了她都会被她的容貌美和气质美所倾倒所折服”，为之“迷恋不已”。当时的美少女、后来也是杰出昆曲艺术家梁谷音也说她，“如仙似神，如梦似幻，美煞迷煞，看得头晕目眩，小小灵魂出窍！”几十年后，当他们记述这位美丽的言校长时，仍然抑制不住那份激动。这使我想起汉代乐府诗《陌上桑》描写美女秦罗敷那样，人们见了都为之痴狂忘情。因为她，实在太美了！一个文明的健康的人都会爱美，崇尚和珍惜美！
言慧珠不是徒有外貌的空壳美人。她的戏也一样演得出色，成为当时京剧舞台最优秀的演员之一，给人们奉献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动人的、难忘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她是一位很有天赋和造诣的表演艺术家，美的创造者。她酷爱表演艺术，只要有戏演，再苦再累再委屈也在所不惜。许多人赞扬她学戏的苦心，到处拜师求教学艺，看前辈演戏随时记录用心揣摩，平日不间断的苦练深思，绘画、文学……都在她关注之中，几乎如痴似醉地把心思都用在艺术追求上。所以，她才华出众，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不仅功夫精湛，还有独创性；不仅琢磨一招一式大胆创新，还能成功改编整本的大戏，如《梁祝》《春香传》《木兰从军》，等等。她写的关于梅兰芳、言菊朋的文章，都显示了她的艺术智慧、修养和感觉的独到、深厚和细密。这一切使她内秀外慧浑成自然一体的美。这就是在许多坤伶争妍斗艳的环境下，言慧珠脱颖而出，成为其中佼佼者的原因。那时她曾被评为“平（京）剧皇后”，就非偶然。
二、美与丑
但是，美最容易为丑所嫉。对女艺人来说，她们的艺术生涯、命运遭际往往更艰难，压力更大些，一般都会遇到两种干扰和伤害，一个是小报娱记们的八卦新闻，以至追逐、骚扰和中伤。阮玲玉就是“人言可畏”的牺牲品。言慧珠因为美艳更不能例外，永远有被制造传播的绯闻等供人们咀嚼。但不同的是，她或不予理睬，或直接戳穿勇敢面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二十多岁的她在上海发表文章《别戴有色眼镜看我》，抨击社会上那些“有闲阶级的人把我们的私生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她斥责男子们把女艺人当作“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又对我们下着极恶毒的批评”。她为自己也为同行姐妹们大声说：“我要呐喊，别戴有色眼镜看我！”她正气凛然地说：“我自己，并且还得鼓足勇气，在艺术之途，努力向前！”甚至说：“我是一个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所以大胆写出。”她就是这样，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试想，有几个女艺术家有这样的思想和胆识。
还有一个是，言慧珠曾指出，那时的女演员常常为男子们欺骗玩弄，或被逼迫厌世玩世而堕落，或草草嫁人，嫁作商人妇，或成弃妇……似乎很少能“逃出这惨痛的定律”。而她却要寻找另一条自强自爱的路：她既强烈地热爱舞台艺术，要作出一番事业；也真诚地追求感情生活中的真爱。但是在“文革”暴力残酷迫害下，作为丈夫的俞振飞如果能够与自己的妻子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真诚地给以开导，鼓励，安慰，温暖，那么言慧珠的悲剧就很可能不会发生。
流言或遇人不淑固然多次对她伤害到“遍体鳞伤”的地步，但她都能勇敢面对，敢爱敢恨，当断即断，不存幻想。这些都不能阻止她对演戏的痴情，舞台才是她的生命所在。她太爱美了，她追求美，追求美的极致，她对艺术美的“之死矢靡它”
的精神实在表现得太淋漓了！这才是言慧珠美的不寻常之处。
三、美的追求
言慧珠一生曾经自杀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因为权贵的强迫威胁，言因“我一个弱女子不能对付这恶劣之环境”，愤而服毒自尽，以生命抗击丑恶的权势，幸为其兄言少朋所救。可见其人之刚烈。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社会上正兴起改造之风。试想，言慧珠从二十出头就大红大紫，挑大梁，自组剧团演得红红火火，博得观众喜爱好评。她不知为什么好端端的演出事业要改造成公私合营？不干！这在当时少有第二人做此以卵击石的“傻事”。今天历史已经证明她是对的，但又有什么用呢！当时的结果是逼得她无法演戏，无戏可演，为了剧团度过年关，长时间在风雪地里站等哀求让他们有个演出机会，可完全不被理会。这对一个热爱舞台生活的年轻当红演员来说，大起大落的落差实在太大，无疑是致命的一击，逼入绝路。她又自杀了！又是言少朋及时救了她。
接着是既不许她谈论此事真相，外界又谣传她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自尽。这一切压在她的身上，这个性高气傲的女人终于不得不进了国营剧团，但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还是演不到戏。到了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她终于站了出来，公开发表文章又一次大声呐喊：“我要演戏！”把这些情况全抖了出来：年薪千元，一年只演了十三天戏。她说：“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不给我戏演，把我搁起来……”“……我在发霉！”
在这之前，戏剧界老前辈老领导田汉就曾连续发表过两篇文章呼吁：《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对这些年话剧电影戏曲等部门许多有才华的演员长时间没有戏演，投闲置散；许多戏曲老艺人的生活无着，潦倒窘困等，作了热诚的呼吁；说在一次演员座谈会上，听到好些女演员为浪费青春年华而“像孩子似的痛哭”。他说：“这样的不应该流的眼泪今天在这里那里还是有人在流着……”为此，他后来遭到猛烈的批判。巴金也说：“上海拥有全国最好的演员，但是这几年就没有几个能够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演员总要演戏，不演戏就不叫演员；一个演员几年不演戏，领导上不在乎，但是对国家对演员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严重和普遍。
但是，“文革”前后，笔者曾不止一次听到过文艺界某领导对这些意见痛加怒斥：“为民请命，是封建社会对统治者斗争的做法，现在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你要请命你向谁请命？这是很反动的？……”田汉差一点被打成右派。那么像言慧珠为自己呼吁不更是反了吗？当年笔者还是个学生，在报上看到这些文章激动愤慨莫名，后来也为此作了多次检讨：听信右派言论，思想右倾。许多读者纷纷写信支持言慧珠，这就更激怒了当事者。言是个心地率直、思想单纯，把世人都看成菩萨心肠，仁厚君子，可以讲道理，说真心话的。哪里想到，响应党的号召鸣放才讲了点实情，竟成了“右派”的罪状，由此遭到迎头痛击，朋友熟人都加入其中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反右运动后期周扬大文中说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成了名言，言慧珠就是一个典型。她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但她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她不知怎么检讨？最后，许寅悄悄地帮她捉刀写了“深刻”检查，从幼儿时起检讨到现在，自责自辱，才算得到宽大免戴“右派”帽子。
这次经历，对言慧珠无异是人生前所未有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她的“我要演戏”是对戏剧艺术真诚热爱的呼声，也是绝无仅有的抗击不合理体制的正义之声，在中国戏剧史上必然要留下一笔的。想当年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问题，但又有谁敢这样呼唤的呢？只有这个执着追求美的不识时务的女人说出了人们心底的要求。她不就为了要演戏吗？这算什么罪呢？
四、美的毁灭
严格地说来，这十多年言慧珠一路走来，是很艰难的，磕磕碰碰的。即使从那时起，她被安排到上海戏曲学校当副校长，基本上离开了舞台。固然，在戏校执教也是很重要的岗位。但是作为演员，她才三十七岁，正是艺术上成熟，在舞台上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她以前就说过，认为女演员应像男子一样，坚持在表演事业上有更大的成绩。言慧珠本来就视舞台为生命和归宿，现在却离开舞台中心被边缘化了，淡出舞台了！尽管期间有过少数几次，如访欧访港演出《游园惊梦》《墙头马上》等又一次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但都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因为文化外交的政治需要，才起用了她。即使这样，有些人还悻悻地声称下不为例，不许她再有下次。六十年代京戏现代戏大行其道时，她还幻想有演出机会，热诚地排演了《芦荡火种》《松骨峰》等，但还是被包括江青等人打压而夭折。一个演员长年累月不在舞台演出，一再受到排斥打压，投闲置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更痛苦的呢？
她儿子言清卿说：“从她的内心来说，是不太情愿当行政领导的，她一心想演戏。”“对于她痴情的舞台艺术是拼足了她的全部心血的。”“没有戏演，没有机会上舞台，是妈妈的心之最痛。”言慧珠的嫂子、演员张少楼说：“在她的生活中，处处是艺，时时是戏……”拜师梅兰芳后，更是“如痴如醉……”。她的学生梁谷音说她“与戏共存亡，与艺共命运，给自己定下了人生最高目标，做个京剧之最”。言慧珠说自己迷恋舞台：“迷得让你乐而为它去死。”这么多的人众口一词，说到她的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演戏，就是艺术，就是美。
现在，言慧珠却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不让演戏，反右噩梦时时缠着她，六十年代后上演的恐怖的阶级斗争到了“文革”，大字报、大批判、暴力批斗、人身侮辱、抄家洗劫……全加到她头上。她本是个与政治完全不搭界的人，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她不过就是想演戏，这样一个人生最起码的要求都完全绝望了，她苦苦当作命根子的美的追求都被彻底毁灭了，人的起码的尊严荡然无存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966年9月11日言慧珠自缢去世。一个星期前，9月3日凌晨，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被暴力抄家凌辱迫害之后，夫妇双双自尽。我觉得言慧珠的死与傅雷有点相像。傅雷在“文革”前夕，就对朋友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说明他们的死并非一时冲动。傅雷从五七年打成右派不服，翻译书稿不让出版，他就关在书斋里与书画音乐文学为伍，即使贫病交加，他也照样遨游浸淫其中，这是他保留的最后一个美的角落，现在也都给彻底摧毁了。这正是言慧珠和傅雷的共同处：一样都是美的创造者，也是美的殉道者，都殉于美的理想，为美而死，成了“文革”最早的一批殉难者。
据说，梅兰芳曾对这位女弟子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恩师的话显然是觉得言慧珠的本色与单纯美丽、热情善良的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十分相像，才有这样的鼓励。艾丝美拉达是雨果笔下美的象征，但为有权有势、丑恶卑鄙的神父、贵族所摧残毁灭。梅兰芳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女弟子也会是这样的命运。
世上有这样一种人，用语言、声音、光和颜色以及形体……创造美的世界，就像言慧珠用自己的戏曲表演呈献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美是人性的升华，是文明的高扬，也是灵魂的自由吟唱，与自然天国的倾心拥抱。他们热爱生命，渴望达到美的极致，终身与美厮守相伴。他们有太多的幻想，希望世界总是一片美好。一个和平文明健康的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民族一定是爱美的，不仅珍爱博物馆里的艺术品，还更爱有鲜活生命的美的人，美的事物。我想起戴安娜的死，英国以至全世界都为她一掬无限痛惜之泪，人们是为英国玫瑰的不幸凋落而悲伤，几乎年年都有人会怀念哀悼她。而我们却无力保护我们所爱的美，甚至不能表示一点哀惜。也有玫瑰之喻的言慧珠，死了却还要被泼脏水。这是多么悲哀的历史啊！
欧洲中世纪时，希腊、罗马艺术中的维纳斯也曾被视为“异教的女妖”而遭焚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一位美丽的带着几分迷惘哀怨的女神在爱琴海上升起，象征着美神的再生，把美又重新带回到人间。我想，人们对言慧珠的追念似乎也正具有这样美好的深刻的意义。
2009年9月
遥祭梁羽生
正月初一夜，我刚刚打开电脑浏览网上新闻，“梁羽生在澳病逝”的一条消息撞入眼帘，吃了一惊，我都不敢相信，就紧张地哀伤地打电话给香港、悉尼，得知梁先生是在1月22日故去的，家人不愿张扬，低调处理善后，所以晚了几天才传开。据梁先生秘书杨健思女士电告：前几天她刚刚去悉尼看望过先生，还挺安好的，只是神情稍有点委顿。健思离去时，他还用英文说：“我要死了！”没想到一言成谶，才过几天，他真的静静地悄悄地远行了！他是在昏睡了几天后，安静地离去的。
我默默地坐到深夜，流着泪，想着梁先生对我的关爱和友谊。
梁羽生先生因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写了35部作品，以及大量诗词文史随笔，名扬天下。1987年，他移居悉尼养病，除了悉心修订旧作外，过着几乎是隐居的生活。他的一生，除当过报馆编辑外，就是从事著述，从不曾涉足官场商场；只喜欢谈文论艺，吟诗填词，擅于博弈和对联，是个著名的棋手棋论家，也是个擅作对联研究楹联的专家。为人随和恳切，哪怕初次见面，只要一谈起棋艺对联写作诗词等，他就会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以至废寝忘食，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由此想到1993年4月初，梁先生偕太太作为嘉宾应邀到北京参加第三届世界象棋比赛的观赛活动。我到他下榻的国际饭店看望，说起他已有多年未来北京，而梁太太还是三十多年前新婚蜜月旅行来过。也就是那次，他独自跑到棋社与人对弈鏖战不休，直到深夜回来，才发现把新娘一个人丢在宾馆，因为他彻底忘了这回事。当我们笑着讲这件陈年往事时，梁先生又说了一件金应熙的类似的轶事。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追随陈寅恪时间最长的入室弟子，曾是梁的老师，两人意气相投，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交。梁曾写过一篇长达四五万字专论金应熙的文章，对金有极高评价。金也是大棋迷。传说“文革”后，金曾应邀到某机关作报告，会散后，金在街上见有人下棋，不仅观战且蹲下去参战了。民警过来撵逐，踢了他一脚，再一看，这不是刚才作报告的专家吗？梁先生说得我们抚掌大笑。这与梁先生自己不拘小节不是异曲同工吗？但都很说明他们的性情。
我最早拜识梁先生是在1984年10月。在新华社欢迎巴金访问香港举行的作家座谈会上，他和巴老因为抗战时在桂林见过而叙旧，说的年份不一样，两人记性又特别好，所以引得大家都笑了。过了两个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我也在会上，就去他住室拜访，畅谈甚欢。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作家代表会议，说明一向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派武侠小说得到了正统文坛的认同。他很高兴。从这以后，也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在文学史教材里占有一席地位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当时梁先生还谈到他的著作在内地被肆意盗版翻印，作者权益不受尊重。他很是不解和不满。我听了感到很羞愧，觉得我们内地某些出版人太少职业道德，为此想挽回一些影响，就自告奋勇说：如果梁先生信任的话，我愿代你去交涉催讨应有的权益和稿费。梁先生欣然就委托我办此事。那时我不知此中厉害，以为梁先生大名和我自己出面理应顺利解决，哪知对方推脱不理，我再三再四又是信又是电话，都无效果。有一家省级大出版社，每次电话过去，都推说领导不在家或不回应。时间长了，我忍无可忍，就给国家出版局局长写了信，马上有了回音，并将给我的复信作为公文发到该出版社，对方才老老实实解决了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不认道理只认官。还有一家出版社盗印了《白发魔女传》七十万册，至少赚了七十万元吧！他们写信给梁先生道歉，梁先生就心软说：“这些出版社可能真有困难，就放宽一点，象征性地付给一些就算了。”此言一出，对方就寄了二千元应付了事。后来我收了这些稿费积攒起来，梁先生却一文不取，嘱我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学研究所。那时文学馆刚刚正式创办一年多，经济很困难，除了巴金外，梁先生的稿费可能是最早的一笔捐款了。馆长杨犁收到时都感动得不知怎么处理好。我早就听说梁先生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如今有了更深的直接的体会！他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计较钱财。
因此，那些日子里，我和梁先生通讯很频繁。有时也讨论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梁先生说他自己真正的兴趣和专长还是在文史方面。武侠小说的创作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发生的。但也因此，他把自己深厚的文史方面的学养充分发挥，融入在小说创作里面。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梁羽生武侠小说里的历史氛围和特定的人文环境描写，看到那些有着浓厚古风的精美的诗词，都是别的武侠小说里不易看到的，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之一。但是，武侠小说的广泛流行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青年人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内容。梁先生寄给我一首诗，说：“上帝死了/侠士死了……/因为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因为他们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如侠士之敢于傲视世界。”我想这大概是理解梁氏小说的一把钥匙。就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现在，梁羽生则说“侠士死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和依靠那样的“侠士”；但是，侠士的襟怀，自己的幻想，傲视世界……依然活着，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可由此看到梁先生的某些襟怀和品格。
同样，梁先生创作的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如白发魔女、金世遗、张丹枫、卓一航等，既是武功卓绝的英雄侠士，又是与世俗礼教相悖、不受正邪教规门户束缚、自由狂放的隐逸名士；既是平凡的俊男靓女，又是执着追求友情、亲情、爱情，闪耀着人性人情的心灵美的光辉，善良智慧的超人……这是梁先生的理想主义的寄托吧！他很早就对自己有过评论，说他“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作品中，“擅长写名士型的侠客”。我在与梁先生交往中，或读他的作品时，常常会不断印证这样的印象：他似乎更像《世说新语》里的某些人物，颇有点魏晋名士的遗风，现在社会还能有几人？
有一次，梁先生读到我的一篇小文，讲到有几位汉学家不知怎么翻译“武侠小说”这个词，有说译成“打斗”，有说“功夫”。梁先生不以为然，在信中说：这样理解，就成了“有武无侠，也表现不出小说所应具备的文学质素”。他认为与西方文学中相当的词应是“骑士文学”（Romance of chivalry）。然后他将两者的异同做了比较，说：“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因此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还有许多缺点，我还是觉得他们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这固然是梁先生的文学观，但更表现了他的思想性情的倾向。同时，我觉得现在影视剧中一些所谓“打斗片”“功夫片”的作者可以从梁先生意见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于是，我愈来愈对梁先生有了兴趣，有了想写梁先生传的念头。我大致上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开始收集有关他的资料。非常感谢梁先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特别是已故的刘文良先生给我的鼎力帮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把这件事搁下了，一搁就没有再拿起来。那时也有出版社闻讯来约我写他的主要作品故事集，我没有接受。我还是想写传，不想放弃，但终于没有写成，也因此长期心存愧疚，至今未对梁先生表示过歉意。梁先生却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他的宽厚谅解，但总觉得欠了他一份心债。
就在1993年他来北京后，我写了一篇名为《梁羽生印象》。他说写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并转告他太太读后感：“……不只是表面印象，倒像是出于一个对你颇为了解的老朋友之手呢！”我却感到惶恐，说要写传，结果只有这样一篇小文想塞责，不仅不见怪反多鼓励，甚至非常诚恳地婉转安慰我说：“但若说要写一部书（关于他的），恐怕是不值得浪费朋友精力的。千万不要只是为了你我的友情去做一件‘价值较低’的工作。”这样的真诚善意，真使我无地自容。想到上述他处理盗版一事时也是如此。诸如此类的例子还不少。譬如，有一位也算他的“熟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外面代他收盗版书的稿费。他知道了，除了让这位先生不要这样做，还特别对我说“我不想责怪他的过分热心……”，叮嘱我不要去责备他。我听了，觉得梁先生实在厚道得近乎天真了。
前些年，梁先生在悉尼，回香港，回广西时，都曾多次约我去晤叙，我又因种种缘故未能成行，一直感到遗憾，但总以为还有机会去看望他，没有想到永远不再可能了，至今为之痛悔。
现在，斯人已逝，中国又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一位有着深厚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情操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但他将长久活在中国文学青史中。借此文，我们以一瓣心香深切祭悼远在澳大利亚已经长眠的梁先生。
2009年2月3日
他留下的绝笔
黄宗江师离世已是两年多了，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的前前后后情景，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不去……
三年前的新年伊始，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不像平时那样说话直截了当说个没完，而是有点断断续续，有点忧郁低沉，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后，问我看到他在晚报上发的文章了没有，我说看见了，你还在热情地呼唤人性。他说：“这大概是我的绝笔了……”
我很意外有点吃惊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他含含糊糊地似乎说老了，说时间不多了……总之，他的情绪很少会这样颓唐。因为他失聪，电话里没有也不便深谈。我就说近期去看望他再细说，他说：“好。”
我却因杂事耽搁到6月初才去他的寓所。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和平时一样，他仍然还是那样开心，健谈，爽朗，只是耳聋得厉害了，腿脚好像不大灵便了。他说：“你文章中说我有‘情结’，这会我就连写了几篇都是谈我的情结的。你看……”说着站起身，有点艰难地走到桌边，从凌乱的书堆中找出几篇打印稿给我带回去看。
几年前，我读了他的文集《我的坦白书》后曾写过一篇小文，其中说：“读到最后一页，他说：‘情未了尚虚，事未艾则实。’读下去还是对戏剧舞台留恋之情结深入骨髓，情不自禁，而这一个‘情’字怎生了得……”他这回却想起来用了这“情结”两个字做文章。回去细看，有《读黄宗英〈百衲衣〉——我的‘小妹’情结》《观焦晃〈钦差大臣〉追思——我的话剧情结》《观何冀平〈曙色紫禁城〉绮思——我的京剧情结》，是否还有别的关于“情结”的文章，我没问他。让我感到惊心的是他写的另一篇稿《夜读抄》，在文末尾注说“庚寅春晚年九旬或可封笔矣”。这正好与他一月份打电话给我说的话和情绪相印证。因此，与以往读他的文章常感欢乐不同，这时却不免带着几分沉重的心情。
他在这篇《夜读抄》中，引述（或他说的“抄”）了政治人物和学者的某些重要论述，也简单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说：“我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出生于五四前后，我们受的言教与身教，使我们憧憬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我们所处的旧社会使我们失望而又失望，很自然地寄希望于新兴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于是，“……步步紧跟。但不但跟不上，还动辄得咎……”他还谈到自己创作的描写一位共产党员英雄人物的心血之作，但是，年复一年，这些作品未能面世。
说到没有面世的作品，宗江师又何止一部。即使他的传世名著如《柳堡的故事》，当时也是备受争议和批判的。他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到越南丛林战地生活采访后写出的《南方啊南方》就被当作资、修的代表作封杀狠批。他遗下的未发表未上演或未拍摄的作品还有许多。故有书《佚剧卷》，有文《弃妇吟》，收的都是这类作品。
他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原因想到封笔。他是为了国事忧心忧思以至忧愤。像他那样耄耋高龄以至还有年近期颐的许多老前辈仍在为国家民族的进步和未来思考、忧虑、建言、呼唤……他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以人为本的社会的期待，其心之执着、真诚、痛切，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从来坚持不懈，如今面对很不如人意的现实，自己又已暮年，不免忧心如焚以至焦虑失望；但经过自我调整，又强打精神振作起来，希望人们“以求更多的共识、共促、共进”。所以他虽说要封笔，其实又怎能放下这写了一辈子的笔，很快就又连续写了那么多篇，情绪似乎也变得乐观了，那不灭的热情又点燃了起来，如写小妹黄宗英时勉励自己要“朝闻道夕尚未死，继续笔下纵横”，“渐感到自己体温尚存，心态开朗，再次握笔迄今。深感这人间的亲人、爱人、友人，这人民与人类的人与事是写不尽的，仍有我们可写的，不论是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大事，乃至风花雪月，鸡鸭猫狗”。还在文末尾注中说“2010春寒转暖”，寓意显然是与前封笔之说相呼应的。到了观焦晃演出的文章中更是热情洋溢地说：“我仍感到幸运幸福的是，比我年轻近二十岁的，最好的男演员焦晃还能活蹦乱跳，在舞台上。活下去吧！演下去吧！我们幸存在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时代！”在观何冀平剧作的文章末了说“曙色可转彩霞满天！拭目以待！”他又恢复了一贯的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开朗姿态。
在我与宗江师相交多年中，常觉得他像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他与朋友无论熟悉还是初识陌生的在一起，一样纵横评说天下，嬉笑怒骂，直言不讳，坦率天真善良无邪得像个儿童。他女儿说他为人处世的格言是“事无不可对人言”；梁信说他是“襟怀坦白”“肺腑透明”；我说他是“坦荡荡的真君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看他的著作涉及文坛、菊坛、剧坛、影坛中的师友、知交之多之广就知此言不虚。环顾今日文坛，这样单纯仁厚的人还有多少！
宗江师辞世之后，我看见网上传说他“一生总和浪漫的爱情难解难分”。他确是个性情中人，浪漫想象丰富，对谁都充满爱心。谁敢这么公然说“我爱女演员”！他写了许多有关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演员的文章，他确实怜香惜玉，但纯白无邪。他太爱才爱美爱艺术。你看他写李媛媛之死，真的是满怀深情的痛惜。有一次谈到一位优秀的戏曲女演员婚后长期没有演出，他叹息而憾惜很久，像是谈自己亲人的委屈似的。他年轻时有过几次失败的恋爱。与阮若珊谈婚论嫁，开始时阮不相信英俊潇洒的宗江会真心爱上她这个带着两个孩子比他年长的离婚女人。婚后看见宗江爱女儿如己出，出门一个扛在肩上，一手牵着另一个，让阮好感动，就这样恩爱一辈子。说“难解难分”是指这个倒也是事实。
宗江师晚年有过一次恋史。他鳏居多年，三个女儿都自立门户了，虽常来照顾看望他，毕竟有点落寞。有一次，我一进门他就兴奋地似说似唱：“这次真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然后讲他的恋爱近史。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虽然相爱却未能如愿，他不免有点沮丧。尽管他是个爽朗的人，好像很快恢复了正常，但埋在心里的那团情岂能轻易消失。这次在写黄宗英的文中，他提到此事狠狠地自责说：“吾妹知我一生感情生活，我一向可说宁人负我未负人的，却在自己最后的黄昏做了一个负心之人，悔歉无极，了无生趣，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抑郁症……”
他对戏剧舞台痴爱迷恋之深更是难以言说。他常津津乐道中学时代就上了舞台的轶事，直至前些年还在红氍毹上一显身手。他在戏剧电影创作演出中的贡献众所周知，但他从不以大师专家等自诩，只是自称“戏痴”“艺人”，“念念不忘舞台”“‘从艺’是自己工作与生活的核心”，称他们兄妹几个是“卖艺人家”（又称“卖艺黄家”）。他爱戏如命，一生痴情不改。那份真诚到他最后写焦晃的时候依然炙热感人，但又长叹“别说了……俱往矣！”使人听到了其中的沧桑和无奈。
宗江师终于离去了。他的家人捧着他的遗像是一幅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李白诗）气概的照片，如人们说的与他性格极为传神，希望他带着欢笑走好。是也，说得一点不错。然而，这个爱人、爱美、爱艺术、爱国家的情结痴狂至极的艺人作家又有多少留恋和不舍，忧心和遗憾。也许，这两者都是。
2011年1月
追思吴小如师
半个月前即四月二十五日，收到北大教授吴小如师著的《莎斋诗剩》，是刚刚出版的、被《诗刊》评为“2013年度子曰诗人奖”的一本旧体诗集，当即打电话给吴小如师致谢并问候，先生说：“身体还好，老样子！”我听了放心不少，还说：“老样子就好，说明您身体还是很稳定。请多多保重，过几天来看您。”他总是体贴别人，声音低沉还有点吃力地说：“等天气好一点（不阴霾）再来吧！”
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半个月后五月十二日早上，北大陈熙中教授电话告知吴先生于昨晚逝世，惊讶之余哀痛且不敢相信。次日即赴吴宅吊唁哀悼，在那陈旧简陋的书房里向小如师遗像致最后的敬意和叩拜。
就在这几天里，吴先生的面影一直在我的眼前浮现，他那瘦癯病弱的样子使人心痛。这几年我不时去看望他。四年前他因脑梗落下了病，整天只能坐在沙发上不良于行，显得很疲惫的样子，连上医院都很困难。因为住在三层楼，上下不便，只能由常来看望他的好心学生替他去医生那里取点常用药。他太太已逝，子女有早逝的，有住外地的，只剩他独自过日子。他的工资有一半多付给了保姆，日常生活只能依靠保姆照料。但我每次与他聊天时，他总是愈说精神愈好。往往过了吃饭时间，保姆进屋催了好几次我才能离去。我们说社会上的事，说学校里的事，说写作上的事……都是小如师感兴趣的题目。有时我也很害怕把他累着，不敢多留，但他却说不妨事，依然兴致勃勃，谈得很热烈。有一次，我对他说：“您好好保重，我们都要多活几年，要看到中国改革有进步……”他眼睛忽然闪亮，兴奋起来说：“是的，我们要看到中国进步……”临走时，还要问：“还有什么书没有给过你？”让我带走他新出版的著作。
因为我和小如师已是近一个甲子的师生情谊，早就不拘小节了。这些年我去看望他时，总带点小东西，开始是葡萄酒，他很高兴收下了。去年开始，他把带去的酒和曲奇饼干坚决要我带回，最后只剩两桶茶叶，他像小孩一样抱在胸前笑着说：“这个我要，可以留下。”我还听他关照来访的年轻弟子，叫她把别人送来的水果统统带走。我开始以为他是客气，后来才知道他因吞咽困难，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了。他每天吃的三顿饭，都是保姆把它打成糊糊。有一次，保姆煎了红烧鱼，端来给他看，煎得金红色的样子很新鲜诱人，但也只能打成糊糊。他一向健谈，说话有劲。前一两年虽说精神渐渐疲弱，但说着说着又中气很足。到今年初声音就有点含糊气衰力乏了，听力也失聪了，我说话要附在他耳朵边才能听清。这时交流就有点困难了。我就这样看着小如师一点一点衰弱下去，像一盏油灯的光亮慢慢地暗淡下来，看着他“蜡炬成灰泪始干”，心里像是被折磨成碎片，也不知说什么话才能安慰他。而他又特别明白，有时会说：“我现在是坐以待毙！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当年我听冰心老人也是这么说，不过老太太是很轻松的调侃，说：“这‘毙’也还是‘币’！”小如师说的时候，却让我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吴小如先生大概是上世纪以来极少数较晚离去的一位国学大师，师友们都认同说他是最后一位训诂学家、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现在他也归于道山，冷清寂寞的学界什么时候还将出现这样博古通今、学识造诣深厚渊博的大学者呢？他遗留给后人数十部学术著作，如《古文精读举隅》《古典诗词札丛》以及笺注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是一笔重要难得的文化财富，谁甘于淡泊来承续此绝学呢？2012年，他九十寿辰之际，就新出版了十几部各种文体的学术研究文化随笔、书法艺术的著作，这是一般学人不能望其项背的。
他一而再地声明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从不与书坛交往，更不展览书法作品，只是“爱好”，在朋友弟子中流传。八十岁后，挥毫书写了大量佳作显示了他的书法艺术进入了化境，成为当代书界一大家，为有心人建馆珍藏。他的书法尤其是楷书被认为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妩媚娟秀且又内敛雄劲，雍容端丽而气度不凡。当年他的老师俞平伯就赞称：“点翰轻妙，意惬骞腾，致足赏也。”今人范敬宜称：“笔墨儒雅倜傥，俨然晋唐风范，为之倾倒。”但是，他自己始终谦称：“断不敢以书法家自命。”
他的戏曲研究如《戏曲文录》《看戏一得》等多部著作所涉京戏历史发展、表演艺术、重要流派、掌故资料极为丰富，独具慧眼，道他人所未道，可称为独步菊坛的稀罕之作。京剧界演员名家们对他极为推崇。但他也是说，自己不过是个“戏迷”“票友”，曾有“大半生看戏生涯”因而有“一得”。
他教文学史，既能讲通史，也讲断代史；他研究古代文学，既重诗文的字义考据训诂，又对文本揆情度理；他术业主攻古典，却还评赏废名、张爱玲等众多的现当代作家作品，论述剀切，别有新意。他一生执教四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但仍自称是一个“教书匠”；他的嗜好就是教书讲课。八十七岁高龄时，应弟子谷曙光教授之请主动设帐课徒，每星期或半月一次，历时半年，讲授杜诗共十五讲。连孔夫子教学生都要收束脩，他却当义工，这等事如今中国社会恐怕绝无仅有的了；即使听讲者只有三位，他同样讲得“神采飞扬”，让那几位高徒像是得了“艺术享受，謦欬珠玉，启人心智……徜徉在杜诗的艺术世界里”。后来谷曙光和刘宁两位学者听完课整理成书出版即是二十四万字的《吴小如讲杜诗》。之前他的《吴小如讲孟子》则被已成教授的弟子誉为“《孟子》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书稿出版后同样备受好评，常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当作重要参考书。就这样直到脑梗病发，瘫坐终日从此无力再写字教课，才告别了他终生喜爱的教学和学术生涯。
吴小如先生曾师从朱经畲、俞平伯、废名等众多的大师名家，学养深厚渊博，所作的学术贡献卓越，早已为学界公认了解，毋须笔者在此胪列赘说。至于小如师之所以对各种美誉头衔敬谢不敏，一方面固然是对学术的敬畏和尊重，不轻易自许，对浮华世界的蜗角虚名看得淡淡的。另一方面是对现今学界不良之风的厌恶，不与那些不学无术、欺世盗名者为伍。他的旧体诗作中，就有许多抒发这种狂放之情：“姹紫嫣红真国色，晴窗晓日自生香。但求尺幅怡心目，冷对孳孳名利场。”“中关闹市不成村，劫后时惊魇后魂。认命争如遵命秀，孱头幸有白头存。余生惟剩书生气，旧梦空留春梦恨。又是秋风吹病骨，夕阳何惧近黄昏。”“明灯苦茗几春秋，咄咄休休咄未休。江海余生欣有寄，一瓶一钵一风流。”
我曾听学弟刘煊教授说，当年杨晦先生曾赞扬吴小如是中文系干活最勤、出力最多的教师（大意）。那时小如师还是三十多岁的讲师。杨先生德高望重、耿直忠厚，曾任中文系主任十多年，作这样的评价说明他看重小如师。“文革”时，造反派揪斗反动学术权威，把还是讲师的小如师也打入牛棚就因为把他错当了教授。干活多、有学问常常会成了罪过而不受待见。前些日子，另一位学弟孙绍振教授写了一篇要摇醒中文系的文章，就是因小如师而引起的。
那天吊唁时，我站在小如师的书房里，打量周围如用“茅椽蓬牖”几个字来形容其简陋荒芜似也不为过。幸他生前心胸豁达，全不在意，如他诗云：“晚岁逃名隐朝市，抒怀寄兴入诗词……清夜扪心时自问，蹉跎栗六竞何为……残年倘得献余热，鞠躬尽瘁不敢辞。”好像在回答我：“何陋之有！”但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我们对小如师实在愧疚，愧疚难言！
2014年5月
怆然而涕下——送宪益远行
从杨宪益葬礼回来，枯坐冥思，心里理不出一个思绪，竟怪怪地想，如果宪益还能说话，又将怎么嘲讽调侃自己，会不会打油戏诗“告别世界不开会，闲来无事且干杯”……
11月23日上午十点，范玮丽来电话：“杨老今天早晨走了！”尽管我已经有了预感，但还是感到惊怵和哀伤：怎么那么快！就这样殁了！……
因为，三天前，我刚和范玮丽、赵学龄相约到煤炭总医院去探望过宪益。那天，他躺在病床，脸上系着两条管子，呼吸很困难，声音像拉风箱似的，据说有时响得连走廊里都能听到。但他仍然意识清晰敏快，见到我们，嘴角强绽出一丝平日惯有的那种轻柔的俏皮的笑意。
我因为有点感冒，不敢太靠近他，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玮丽一直坐在床边紧握着他的左手，一边说话安慰他。他似乎感到很温暖，有点平静了。看着他正在经受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煎熬，我觉得造化作弄人，平日那么潇洒轻松，仙风道骨，如今却给病折磨得由不得自己了。一种异常的辛酸和痛楚在啮噬着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又是漾着那样的笑，慢慢地抬起左手轻轻地摆动向我们示意再见。哪想这竟是与他最后的诀别。
我真有些痛悔，为什么前些年不多去看望他？今年春节后，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小金丝胡同。我已多年没有见到他。赵学龄是他们家三代的老朋友，与他常来常往，几次对我说，“他常常问起你”。我很惭愧，这次真心诚意去问候他。他坐在小沙发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毛线开衫，气色挺好，脸比往常还丰满白皙了些，仍然那样悠闲淡定地吸着香烟。五年前，因为淋巴腺癌动了手术，术后恢复得很好。现在他终于放下喝了一辈子的酒，但每天还吸几支烟。这使我大为惊讶。赵学龄说：“他不在乎，没事！你看他还是那样精神十足。”在那个幽静的客厅里，没有客人时，他就一个人静静地幽思遐想，让时光悄悄地从他身边流逝。
他还是那样关切地问我在写些什么，研究些什么。我却老想着他的过分寂静，问他：“现在来看望你的朋友多吗？”八十年代他们家成了文化界的沙龙，常常高朋满座，酒酣耳热，热闹非凡。所以我才这样问。他说：“不来了！”我记不得他什么时候生过气，但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听到了一点落寞不快的感觉。因为我不喜欢热闹，如今听说这里冷清了，我又知道他爱朋友，所以说：“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一直耽搁到这时才来，他已病倒了！
我是1960年底从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文学》做编辑的。从这时起，我和宪益在一起共事了七八年，我们的办公室总是相邻或对门，经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文革”时，他被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四年我们才暌隔不见了。宪益脾气好，没有架子，编辑部里谁都没大没小地称他“宪益”或“老杨”。从年长、学问来说，他当然是我的老师、前辈，因为他的亲和率性，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数十年里我因工作有机缘认识许多老一辈文化名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但像宪益那样，真正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把权势钱财当粪土，宠辱不惊，安危不计，从心底自然而然地不把这些当一回事，只此一人矣！以后如有机会我希望对读者讲讲他的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说法是诚实的，一点不夸张的。
当然，他也不是出世之人，爱妻戴乃迭先逝，就使他伤痛到自己的生命也“感觉到头了”。他看重朋友，当作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了近些年，如他所说：朋友中“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很少见面了！”这是他最后岁月里落寞的原因之一。幸而，有小女儿杨炽、外甥女赵蘅常伴在身边。还有一个范玮丽，三年前从国外回来，因为从年轻时就仰慕敬重戴乃迭和杨宪益，用流行的话说，是他们的忠实的“粉丝”，每周都来看望他一两次，陪伴他，与他聊天，关心他的生活，亲切真诚如若自家的晚辈，也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温馨。
他不是有什么出世思想。所以，他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进步，对别人非常关注忧心。记得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说自己，“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息息相关。”借用此话形容宪益完全贴切吻合。不过他的这番热心却未必为人理解，还常受到莫名的挫折。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传说在全中国，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只有三个人：周作人、杨宪益、罗念生。那时上面正想组织人翻译荷马史诗，宪益就担当了其中的重头著作《奥德修纪》《阿里斯多芬喜剧》等许多种。我至今保存他赠我的这些书和《牧歌》（维吉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中翻外方面的成绩更是无人可及的。他和戴乃迭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大量发表在几十年间陆续不断印行的《中国文学》杂志，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聊斋》，到龚自珍，直到鲁迅（暂不说其他现当代作品），在这二三千年文学发展历史中，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乎有关的代表性经典作家作品相当系统地都翻译成了英文，而且达到了这样高的语言文学水平。这是世界上任何别的翻译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试想，如果把他们的这些译作编纂一起就是一部浩瀚如海的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精粹大全》，如果编印一套英文版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文全集》将会多达四五十卷都不止。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助于他们夫妇的劳动，将会在英语世界读者中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敢不揣冒昧地说他们是绝无仅有的翻译文化巨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想到这里，我为杨宪益、戴乃迭不禁怆然而涕下。
2009年12月
罗孚的传奇人生
一
新年刚过，得悉罗孚九十二岁华诞时，他的家人和旧部为他庆贺寿宴甚为热闹，出席的亲友多达二百余人，成为近期香港文化新闻界的一大盛事。想到不久前，他的小儿子罗海雷新著《我的父亲罗孚》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1年十大好书，内地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口气出版了罗孚著的《北京十年》《燕山诗话》《西窗小品》《文苑缤纷》等七种散文随笔集，真可说是多喜临门。也因此引起我对这位颇具传奇性的文化老人的一些联想。
罗孚虽在香港生活、工作，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文化圈里也是名闻遐迩的。他曾担任过《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是位著作甚丰、阅历深而交游广的著名老报人、专栏作家。后来因为所谓美国间谍案引起波澜更为人知晓。稍后又因在京城度过十年“休假式的”假释期，与文化界诸友好名士往还唱和，过得不完全自由的自由和潇洒。若称过往那些大起大落的遭遇为“传奇”实不为过。如今有了海雷的书，虽说是写他父亲的传记，其实是以罗孚生平为经，以香港有关的历史变迁为纬，交织融合成一体，从中不仅可以较深地了解这位老报人曾经的沧桑岁月，还能透视《大公报》和香港左派的政治、文化、新闻的某些曲折、丰富、跌宕的历史身影，使这部传记有了更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价值。
书中写到《大公报》在桂林、重庆、香港等不同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创造过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的辉煌业绩，还曾有过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杰出的报人，对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历史的进程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名字都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作者在书中却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轶事，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罗孚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受到熏陶成长起来的。他从1940年桂林时期加入《大公报》，整整在此工作了四十一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副总编辑兼《晚报》总编辑，从副刊编辑、记者进而兼任中共在港的文化宣传、统战、情报等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物。他也因此与好几代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交往成朋友，这对他为人和学识修养品性都有所熏陶濡染和深远影响。从早期受益于杨刚的领导，与前辈柳亚子的交往，一直到后来与聂绀弩、范用、黄苗子、吴祖光、黄永玉、杨宪益等大批文化人成为情深义重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前，从他与台湾徐复观交往十年，因统战出发最终双方都化政敌为友；在香港既与政见不同的文化新闻界人士强悍论战，又是一笑泯恩仇以同行相视而友善等，凡此书中都有叙写，且有这些名人大家的大量书画墨宝作插图，见证了这样的历史，也使这本书平添了浓重的文化艺术韵味。
罗海雷并不因为为自己父亲作传而讳言他的缺失。罗孚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性组织性都极强的文化战士，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美化，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包括曾为同事后成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因此被对手评论为“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连罗海雷都认为他有时“左气逼人”。在写作文字上如此，在行动上有时也“左”得惊人。“文革”时，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狂热到不仅他的孩子，甚至连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当然他还做了大量关于团结海外华人的工作，包括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访华团，那时正是中国闭关孤立，亟待打开国门的时候。他又是一位有学养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老报人特有的新闻敏感性，擅于捕捉瞬间即逝的最有价值的新闻，深谙读者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他创办的《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他是发表连载小说《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的推手，更是主导梁羽生、金庸写武侠小说而成就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新文体的最早倡导者。他还是热心发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溥仪的《我的后半生》、曹聚仁的《文坛感旧录》以及张作霖传记等大批有影响作品的主事者。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诚的党的战士和杰出的有丰富历练的新闻工作者交融成一体的老报人形象，在待人处世方面更以他的善良真诚谦和为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所接受和尊重，使他活跃驰骋在香港文化新闻界，达到“文化生涯的一个高峰期”。没有想到，随即又步《大公报》许多前贤的后尘，四十一年功名尘与土，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宿命。
二
我最早看到罗孚是在1979年文代会期间。那时人大礼堂开会时许多厅堂都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我看见一群与众不同的穿着鲜丽说着“鸟语”（粤语，开个玩笑）的人们正在寻找什么似的。其中一位美艳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梦吗？那无疑是香港代表团，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领队，个头不高却很谦和稳重颇有派头，他们都在问他长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指挥着大家。我旁边有朋友就告诉我：“那是罗承勋（即罗孚）。”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罗海雷所说，那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为众人所知。
稍后，我又听说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发生巴金的随想录文章被《大公报》擅自删节一事。因原来责编潘际垧即唐琼休假，另一位编辑代班忠实执行上面指示，把有关“文革”的话语统统删去，连“牛”“牛棚”等字样都以为忌讳而砍掉，就像阿Q因为忌讳“癞”，因此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巴老得知后十分生气，就不愿再给《大公报》继续写稿，这时罗孚闻讯就诚恳地对巴老说，以后把随想录文章转到《新晚报》发表吧！保证一字不改。后来唐琼向巴老道歉解释才算平息，文章继续在《大公报》连续刊登。但罗孚的迅快反应和决断说明他作为副总编辑既为《大公报》解围，也显示了他主事的《新晚报》的大气和果断。巴老对我说及此事时对罗孚甚为好感，我也因此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听说了他因“间谍”案而身陷“缧绁”（据说始终没有住过一天监狱，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审）之灾，一时哄传文化界。后来又听说判了十年刑后立即予以假释，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派了保姆照顾，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从我自己经验以及听到看到类似的事太多，因而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过去常有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葫芦案，所以也就不以为意。在罗海雷的书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写，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假释”生活。所以，当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来问我：“罗孚写的稿，我们报纸能不能发。”我一口答应：“可以。”一篇随笔稿就由包立民取来用了一个笔名“史复”发表了。再过一些日子，我自己因写关于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罗孚住的公寓看望并请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里。他还悄悄告诉我：这个院子里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钦犯”。他留我吃饭，我辞谢了。以后偶有电话联系，譬如他问我对聂绀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为聂的诗文编辑文集。他回香港后，我去中文大学做学术访问时也曾去他的新东方台寓所看望过他，见他满屋满桌子都堆满了书报杂志，他正趴在书报缝隙中赶写一篇专栏文章，写完立即发往报社。我还真目睹体验了一把香港作家写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如看到我的文章兴之所至就会写信回应。他写信或寄贺年卡中称我“大兄”，我哪敢当！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我还知道他对许多朋友都这样称呼，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矫情，从我与他不多的交往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为人的谦和亲切，真诚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缘那么好，敌友各方人士对他的人品绝对都是赞赏的。所以当他遭遇灾难羁留京城时，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同情和友谊，那么多的新知旧雨对他伸出了美好温暖的手。罗海雷书中披露的那么多京城顶级文化名人的诗文书画、唱和酬答就是明证。而他自己的生活从此也由绚烂归于平淡，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写了那么多生平从未有过的独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蕴的诗文，结出丰硕的成果——七本随笔集。正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被迫离开《大公报》三十年后，他第一次重新踏进报社大门受到现任领导的隆重欢迎，旧部亲友为他九二华诞盛宴欢聚庆贺，这足以说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当年给三联书店老总范用信中说的：“……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巴金老人当着罗孚面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这些老人给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么宝贵！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导演谢晋生前爱说的一句话：“金杯银杯（指奖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罗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释然了！
2012年5月
怀念蒋先生
在我的书案旁，堆放着两摞高可盈尺厚厚的书。一摞是蒋孔阳先生近二十部单本著作，都是承他生前关心陆续赐赠的，也是我数十年来经常习阅参考的书籍。另一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不久的六卷本《蒋孔阳全集》，翻阅时似乎还飘散出些许墨香为之赏心。看到这样皇皇巨著，心里很自然地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大家！
我不曾亲炙受业于蒋先生，是迟至“文革”后的1978年作为记者采访才曾拜识。说得牵强一点早先好像还有点“渊源”关系，因在1954年我曾慕名报考过复旦大学中文系并被录取，却因患肺结核没有入学。次年改报了别的学校负笈北上，这也就错过了成为蒋先生入室弟子的机会。八十年代我常因公到上海，必到复旦流连终日，中文系诸君许多都是我熟识的好友，酒酣耳热，痛叙畅谈，十分惬意；闲谈时说起此事，蒋先生、老潘（旭澜）、老徐（俊西）等都会热诚地笑着说“丹晨也是我们复旦的人”等许多好话。虽说玩笑，却深深感到复旦师友们的美意和友情。我也一直尊蒋先生为前辈老师，在他面前总是恭恭敬敬的。
所以有这样的情结，也还因为早年爱好文学，就曾读过蒋先生的《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并信服他们的文艺观；五六十年代他们的学术见解受到批判时，我虽只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心里却想不明白……虽不能也不敢公开质疑却积聚在胸，对他们暗暗怀着深深的同情。
1979年初《文艺报》举行全国性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参加的大多是作家、评论家，我和别的同事都建议也邀请一些大学老师与会，并提出北京的严家炎，上海的蒋、钱两位先生参加，主编孔罗荪来自上海，更了解他们的情况而欣然同意。当时开这个会特别有意思：一则人数众多达一百多人；二则会议名字不冠“全国”却邀请了大多数省市作家评论家；三则参加者有好几位头上还顶着各种反动政治帽子未获平反，既包括像刘宾雁、王蒙等，也像蒋、钱先生那样曾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代表人物；四则当时北京正在举行规模很大的理论务虚会，我们这个会有意无意成了文艺界配合呼应的会议，思想相当解放，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重要的问题，给予参加者思想上很大启发和鼓舞。蒋先生、钱先生都在会上发了言，引起人们的注意。蒋先生特别说道：“文艺批评不应设立固定标准，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是有不同创造性，有其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他还指出：“文艺理论批评中许多问题争来争去往往是由于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开国至今三十年，没有一本像样的文艺概论、文学史、西方文学史，即使出了一二本也很简单。”我想正是由于蒋先生早已有了这样的看法，所以后来致力于编著大量基础性的原著选读，如许多部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名著选，对学界搞清楚历来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包括当时为人们热衷的现代派等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和依据。
我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这两位前辈，并对他们非常敬重。会后就曾写信与他们联系，诚邀他们为《文艺报》写稿。蒋先生寄来了《典型问题与文艺创作》，对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典型问题作了明晰深入的阐释，令人信服，后被认为是蒋先生的一篇代表作，产生过较大影响。不久，蒋先生两部积压在出版社十多年不能出版的书稿《德国古典美学》和《近代美学史评述》也先后问世。承蒋先生关照赐赠，《文艺报》很快发文评介。平心而论，我们确实认识到《德国古典美学》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重要理论著作，除了朱光潜先生写过《西方美学史》，像这样国别、特别是德国的古典美学与她的哲学一样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巨大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更由于其艰深在中国学界研究者和译著却还不多。但是，我们也还肤浅，只不过是在“新作短评”栏目里发表了一篇二千字的文章。但这件事却使蒋先生“尤其感动”。他写信给我说：“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对自己的工作不是批评而是鼓励的文字。”稍后我去访见他时，他又一次动情地说了这样的话，我听了既高兴又辛酸。
那是因为我愈是多了解了蒋先生愈有这样的感受。他从1951年从教以来，埋首教学、潜心学术研究、勤奋写作，不断有新的创造和著作，在文艺理论界颇有影响，但到头来总是遭到无理的打击。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1960年在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时，更是被当作重点批判对象。“文革”期间，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劳动改造……虽说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但我看着蒋先生这样忠厚志诚，谦和善良的一介书生，心想：他与世无争，与人相处连个恶声恶语也从不会有，更不会去伤害别人，不会介入政治纷争；他满脑子想的是学问，不倦探索的是理论，钻研的是形而上，面对自然或生活都会从中去发现或感受个中之美，就是他的最大快乐；甚至在他受尽批判之后，反倒乱中偷闲，更加浸沉于美学研究。似乎像他少年时代在家乡时喜欢爬山，当风起之时，松涛怒吼，山鸣谷应，就会引起一种他说不出的心灵震颤，领略自然的色彩与声音的美，激起他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学生曾说：“无论客观生存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他总是念情于学者的斯文和学术的尊严。他努力守护一个读书人的本色，追求读书人的品格、境界和觉醒。”正因为如此，我百思不解的是：那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偌大的世界让读书人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知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概出于这样的心情，1982年我在看望蒋先生以后，写了一篇访问记，用的题目就是蒋先生和他夫人濮之珍先生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蒋孔阳的最佳时期”，他说：“现在确是我的最佳时期……在我们学校、在社会上，读书风气很浓。知识分子都能安心搞自己的专业。过去教员中写文章就像做什么错事一样，常常要受批评……”
那正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之时，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弃旧图新、勇于探索的生气。尽管抱残守缺的现象也很严重，新旧思想交锋也很激烈，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安定的环境，对蒋先生这样专心致志于学术的专家来说真的成了福音，成了最佳时期。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和赞誉；他的门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美学专家；他一系列论著特别是《美学新论》被誉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结”；他对中国古代音乐、绘画、唐诗的艺术美都有自己的独特解析；他主编的《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以及和他的学生朱立元教授共同主持编著的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都成了美学研究教学的基石；他的美学理论集成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大家之说自创天地而蜚声海内外。这一切都已有他的弟子师友多方论述，无须我再赘述。但我每每看着蒋先生的著作时就会觉得中国的美学研究至此堂庑特大，感慨特深。
蒋先生后二十年丰硕的学术成就又一次证明一个自由和平的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创新是多么重要。蒋先生一方面为此兴奋，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或谓“最佳时期”，始终浸沉在读书与学术研究之中。另一方面，他几乎不太注意名声远播带来的荣誉和影响，始终认定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只不过“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做贡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而已。这种平静朴实的生命观是这位美学大家的自我写照。我与他不生活在同一城市，在偶然相处，偶有书信交往中，却深深感受到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大家风范。如他学生描写的那样，有时他显得有点木讷，说话像是喃喃自语，谦和诚恳，从无半点如某些所谓“大师”的张扬争先之意，那种自然流溢的平和真性情像一种磁性的亲和力吸引着周围的师友学生对他的亲近和敬重。
在那些日子里，蒋先生有时到北京开会，我只要得悉总会设法去看望他，即使路远如有一次在万寿路招待所；他也总是记得我，如有一次是请潘凯雄转邀参加的蒋、濮先生在京西宾馆的宴请餐聚。几乎从认识开始，我们之间就不是一般的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蒋先生在信里常会热情地说对我们的忘年交有“知音”之感，有“亲切之感”……我很高兴但也很惶恐。他是前辈长者，我心想成为他的私淑弟子也因学养不及而不够格，更遑论“知音”了；但“亲切”确是如此，也正显出先生对待后学一向都是平等厚爱的。
1990年初，我突然离职。许多师友纷纷写信打电话询问原委，蒋先生是最早来信的一位。他关切地问我这消息：“不知是否是真？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真，对您倒是好事。这样，您可以潜心写作，埋头著述，完成您多年的夙愿。但愿保重身体，自求多福。”我读到这里心中像是在低唤着“知我者蒋先生也”；与蒋先生虽然相隔万里，却是真正了解我关爱我的。我在回信中告诉先生：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解脱，心情异常平静轻松。只是以后许多年由于我的离群索居，与外界很少交往，与蒋先生也因此疏于音问，尽管心里一直惦记着他。
时光荏苒，1999年蒋先生远行仙逝的消息传来时，我感到意外震惊。因为蒋先生享年还只是七十七岁，完全可以再延年益寿的。之前虽听说他住院治疗，以为不会有什么大碍。我总觉得这些年他为学术付出过于辛勤劳累所致，真是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如今社会能有几人！
这样的想法日久成形。2004年在一次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朋友谈天时，说起陈列在馆中的作家书房，都是从事创作的大作家；提议也应关注有创造性贡献的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家，譬如像蒋孔阳先生。这个浅见得到他们积极赞同，并开始着手进行；更得到濮先生无私的支持和帮助。筹备工作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2014年6月，蒋孔阳书房展正式落成揭幕。我仿佛看到蒋先生的形象定格在那里：他静静地独自坐拥书城，嘴角微微轻展着他慈爱的笑容，像是完全醉心在书里了。和煦的阳光抚照着他的丰满的脸庞，他是那样宁静平和，心底却像有一个宽阔的美的世界。我为蒋先生感到欣喜，这将有机会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他，了解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家的生活、工作和为人；也正可借此告慰已经离开我们十六年的蒋先生。
2015年5月
水不在深
我到溧阳去探望渭明。
渭明是我少年时代的挚友。那还是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五个中学生自发地办了一份油印的社会文化刊物《工作》。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在一个跨校的文艺团体里相识的，因为意气相投引为知交，数十年来音信不断。如今故旧凋零，只剩下渭明和我两个，当重新见面时已经成了“鬓发各已苍”的古稀老人了。我们不禁感慨地吟唱起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来抒发人生之变幻。
渭明原是正宗的上海人，家住番禺路张家宅，上辈遗下几处房屋的出租成为他们寡母和兄弟俩的生活来源。他曾就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接触和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些学生运动。上海解放不久，他就热情地考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随后参加苏南土改，就此落户在溧阳，一直在文化、新闻、党史等部门工作、写作。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默默地坚持在专业岗位上，成了这座城市里硕果仅存的最资深的文化老人之一，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当我听到当地宣传部门领导称他是本县文学青年的领路人时，不由心里涌起热浪，对他生出由衷的敬意。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但我们总是保持联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因社会环境、个人处境有什么变化，而影响我们的友情。“文革”期间，我从下放干校三年后回到北京，走访旧有的师友都恍若隔世。我当然因此更牵挂渭明，听说他也正被贬逐在乡下。
1973年夏，我借着到南方出差的机会，特意到溧阳探望他。那时，他在县城文化馆还保留了一间破陋的斗室作为临时栖身之所，紧挨着一座小桥的桥堍边，除了饮用水到院子里的自来水管接取，此外淘米、洗菜、洗衣服……都还是到河边使用浑浊的河水。到了晚上，灯光如豆，昏黄黯淡。县城只有一个十字路口有几家商店，石板铺成的路面，长途汽车站前面的土路，雨后成了泥浆沼泽。人们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在秦始皇时期就开始建县，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时光好像停滞凝固了的钟摆，人们仍然过着近似原始先民的生活。渭明和我就在那个陋室抵足长谈彻夜，感到当时社会种种荒诞恐怖并非我们青少年时代所追求憧憬过的。
次日，我随渭明来到乡下，到他那新筑的农舍和他的太太、岳母、三个孩子欢聚，又住了一宵。这房舍虽简陋，却依傍在水库堤坝边。我们在茂林修竹丛中，高低不平的河堤上散步远眺。那沙河水库虽说“粗服乱头”未经雕饰，却有着天然的妩媚和野趣。我忽然有一种冲动，心想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让我全家落户住在这里，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多么想远离那个荒诞的乱世。
三十年后的新世纪初，我又重访渭明时，溧阳已经彻底改变了昔日苦兮兮的旧貌，一座崭新的现代城市矗立在我眼前：道路四通八达，新的多层住宅小区遍布全市，商店酒楼林立，一些有名的专卖店、快餐店也跻身其中。晚上霓虹灯光依然灿烂，店铺里灯火通明。市内不仅有了好几条公交汽车路线，连出租车也不时从我眼前疾驶而过。渭明告诉我：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建设，乃是不到最近十年的事。我却像看到了海市蜃楼那样的幻象。
这次，渭明还邀我到天目湖一游。这是由早先我曾去过的沙河水库和大溪水库连接成一片后修成的人工湖。有四十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距溧阳县城约八公里。那是一片比西湖大得多，水清得多，湖岸线逶迤曲折得多的秀美山水。远处山峦起伏，湖水漫涌，绵延通幽，伸向那苍茫大山中，给人以神秘感。这里的天是湛蓝湛蓝的，蓝得澄净透明。这里的山是苍翠黛绿的，绿得浓浓郁郁的。这里的空气是纯净新鲜的，新鲜得使人呼吸都舒畅惬意。这里的水更是纯洁清澈，甜丝丝令人迷醉。在当今人们普遍为环境污染困扰的情境下，这里真是难得的一片净水净山净土啊！特别是这浩渺的碧波，据说还保持着天然山泉纯度和矿物成分，达到并超过国家二级水质标准，正滋润养育着溧阳人和土地。我不禁羡慕溧阳人有福生活在这样明净的世界里。
这个天目湖像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绝色丽姝，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开发，渐渐地为世人所知。我想这个江南新秀将是游人洗涤俗念尘虑、净化身心的绝佳游览憩息胜处。看看这天目湖，再看看旁边的渭明，我忽然想起两句不相干的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001年12月
作家的儿女们
（2000年）7月22日，我到八宝山参加了阎荷的葬礼。阎荷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的以前同事阎纲的女儿，不幸被癌症夺取了年轻的生命，仅三十八岁。那天，虽然炎热酷暑，到场的亲友同事颇众，约有一二百人。许多女客泪流满面，哭得眼睛都红了。可见阎荷生前人缘之好，朋友们都爱她，感情很深，才有今日这样哀痛悼惜的场面，尽管她是一个没有任何显赫身份的极普通的工作人员。
我最早看到阎荷时，她只有十六七岁，跟着阎纲参加《文艺报》同事的春游活动。后来也到《文艺报》来工作。七八十年代，《文艺报》先后接受了许多著名作家的子女，如寒风的儿子寒小风、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李健吾的女儿李维永、陈企霞的女儿陈幼京、杨犁的女儿杨海涓、阎纲的女儿阎荷、王蒙的儿子王山……他们大多数都是经历过“文革”的劫难，随着父母吃尽了苦头；正当学习受教育的青春年华时，却失去了进入学校深造的机会。所以现在到《文艺报》来工作，确有照顾之意。也许正因为这样，记得陈幼京将来之前，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的刘锡诚和我都不太想再接受她，觉得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特殊化”之嫌。但是，事实上，这些年轻人的素质都非常好，从不以“名人”之后自居，毫无骄矜之色，却是兢兢业业、努力学习或创作，后来都成了各个岗位的中坚力量，做出很好的贡献，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这些人中，也有遭遇不幸的。如陈幼京还在五六岁时，父亲陈企霞就和胡风、丁玲先后或一起被批判诬陷成了谁都不敢沾边理睬的“妖魔”似的反革命，苦难几乎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到了《文艺报》工作后，表现特别出色，受到周围同事的赞扬。但后来，竟因愤世绝望而自戕。我曾写过一篇怀念介绍她和她的诗作的文章，表示了我对这个年轻生命的哀念。还有臧小平，长年受到病痛的折磨，至今不能正常上班，都是与他们的身世经历有关。现在，阎荷又急匆匆过早地走了，使我不由想起了《文艺报》里这个特殊的群体，令人关怀思念的群体，十分感慨。
记得这些年轻人初来编辑部时，几乎都叫我“叔叔”。我就说，如今都是同事了，不要再叫“叔叔”了。其中只有阎荷，却始终叫我“丹晨叔叔”，从不改口；我呢，也是，她这么大了，即使在办公室，仍还是随着她父母叫她小名“咪咪”。这总是因为她这个人过于重感情之故。九十年代初，我离开了《文艺报》，承蒙同事们不弃，仍然对我十分关心、爱护和帮助。阎荷、臧小平在副刊部工作时，都曾几次打电话、写信，真诚地邀约我、甚至劝说我写稿；王山在评论部工作，也邀我写稿。因为种种原因，很惭愧，我竟一篇也没有写，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意。特别想到阎荷已经走了，再要想弥补这份缺憾也已来不及了。
我常常会想起白居易的一句话：“诗人多蹇。”中国作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们的苦难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经历着坎坷的命运，直到八九十年代才有了转机，和全民族一样，渐渐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快乐而自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而阎荷却在这时匆匆离去，不免使人倍加痛惜。我从葬礼回来后，心情一直沉痛难过，不能释然，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2000年12月
- 见《诗经·柏舟》。
- 《戏剧报》1956年第11期、第7期。引自《田汉文集》第16卷第185—195页。
- 文汇报1957年4月28日记者访谈。引自《巴金全集》第18卷第690—691页。
- 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
- 孔罗荪在五六十年代上海作协担任书记等领导职务。1960年上海作协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观，长达四十九天，蒋孔阳、钱谷融先生是重点批判对象。蒋先生记述说：“事先没有任何招呼，我更缺乏任何政治的敏感，一个早晨，突然就开始了对我的狂风暴雨式的轰击，对我展开了几乎是没有休止的无情的批判。这对我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参见《且说说我自己》）罗荪是当事人很了解蒋、钱先生所受的委屈，所以他会欣然同意。
- 参见《文艺报》编：《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简报》1979年第3期。
- 郑元者：《蒋孔阳先生的最后十年》，参见蒋孔阳《且说说我自己》第3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