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受命远航

第二章 受命远航

一、睦邻友好政策

元朝末年的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明王朝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丝织、棉纺、制瓷、造船等手工行业也有很大提高。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明朝建国后,鉴于元朝统治者对外武力扩张的教训,朱元璋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向周边各国遣使通好,周边各国每年往来中国的使臣频繁不断。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颁布了《皇明祖训》,按地理方位,列出周边15个“不征之国”:东北方向的朝鲜,正东偏北的日本,正南偏东的大小琉球,西南方向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瓜哇(今印尼爪哇)、湓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地区,又称“彭亨”)、白花(今印尼爪哇岛西部,又称“百花国”)、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北部,马六甲海峡西口)、浡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和西洋顼理(今印度南端)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明朝来往密切,基本上都处于明朝人认为的东洋范围,位于今天东北亚和东南亚一带。周边国家将强大的明王朝当作可以信赖的宗主国,当遭遇外来入侵或与邻国发生纠纷冲突时,它们经常请求明朝廷帮助斡旋调停,明朝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影响力。

明初,面对东南沿海的反明武装和倭寇的不断袭扰,明朝廷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对外贸易由官方“朝贡贸易”所垄断。朱元璋认为,民间商船出海进行海外贸易,有可能与沿海的反明势力和倭寇相勾结,只有切断它们与国内的联络,才能杜绝这些危险因素。倭寇是指13—16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他们不仅劫掠海上商船,还袭扰沿海内陆城乡居民。早期的海盗主要是一些日本失意武士和浪人,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百姓习惯将他们称作“倭寇”。明后期,“大抵真倭十之三”,一些中国人和朝鲜人也加入到日本海盗集团,助纣为虐,从事走私贸易和劫掠活动。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关闭了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三处市舶司(明朝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洪武十四年(1381),因日本拒绝向明朝廷称臣纳贡,朱元璋决定停止与日本等国的朝贡贸易,并进一步强化“海禁政策”,禁止沿海民间商船、海船出海,甚至连福建沿海运送食盐的船只也予以禁止,禁止沿海居民修造两桅以上的海船。从此,除了少数特许的海外朝贡船只外,中外海上贸易几乎断绝,民间商船更不能出海经商了。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多以“天朝上国”自居。因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低,多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明初,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成为维系中国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政治上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意义。藩属的各国向明廷“称藩纳贡”,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中国皇帝赐予它们印玺、大统历和财物等。与周边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一直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为维护宗主国的尊严,显示大中华的富有和宽宏大度,不惜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牺牲以换取周边小国政治上的藩属和“臣服”,对周边各国的赏赐之物远远超过他们朝贡物品的实际价值。周边各国在对华朝贡贸易中获利颇丰,所以朝贡贸易十分积极,经常提前朝贡,其朝贡人员和船只也常常逾越规定之数,使明朝廷不胜其繁。久而久之,明朝廷便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船只、人数严加限制。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逐步赢得周边各国的信任,其间尽管也发生了朝鲜、爪哇、日本、三佛齐等国扣留、凌辱、甚至杀害明朝使臣的恶性事件,但总体而言,明朝与周边各国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朱棣登上皇位后,改变了父皇朱元璋时实行的海禁政策,对内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对外执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向海外各国遣使通好。通过朝贡贸易和遣使、封赏等形式与周边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各国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朱棣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遣使出访和迎送各国使节来华访问,是永乐年间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根据《明实录》统计,在洪武朝31年间遣使57次,永乐朝22年间即多达61次,明朝使节遍及东、西洋各国。同时,海外各国纷纷遣使来华,据不完全统计,洪武朝31年间来华使节183次,平均每年来使6次;而永乐22年间各国来使多达318次,平均每年来使14.5次,其中满剌加来使15次,苏门答剌来使12次,爪哇来使15次,浡泥来使8次。永乐年间,每年各国来华使节络绎不绝,永乐十四年(1416)和永乐十七年(1419)甚至出现了海外17国和19国使节同时来华朝贡的壮观场面,人数最多时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永乐年间,海外来华使节之多、使团规模之大、人数之众,不仅在明代,乃至在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永乐年间,明朝廷遣使各国通好,郑和成为明成祖朱棣倚重的主要使臣。经过靖难战争的考验,郑和的思想更加成熟稳健,组织协调的领导能力深得朱棣的信任,先后奉朱棣之命出访日本、暹罗等国,出色地完成了朝廷赋予的外交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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