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的家庭和童年
如某个智者所说，如果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被真实地叙述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传记的亲戚和挚友也许就不会对这一结果过度失望了。我想这个故事至少会让了解我的一部分人感兴趣，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励我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了这样一本自传，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那个智者的观点。当然，法官讲述的故事被证明能给他的朋友带来无穷乐趣，并且还能够继续影响到他的家族后世，使得他们能过上一种美好的生活。不仅如此，超出了他的想象，它被归入最受欢迎的作品。这本书包含了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是为了他的家人而创作。同样的，我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在我的可靠的、真实的人民和朋友当中，对那些我可以自由自在与之交谈的人，他们会感到即便是琐屑的事件也不会完全剥夺掉他们的兴趣。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房屋的阁楼里，房屋座落在摩迪（moodi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房子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说：“具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友好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引起了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因为他的机智幽默、亲切的天性和勤奋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 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14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老人的图画：“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时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嗯，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大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短暂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察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是正确的，我的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能分解烦恼，并且始终掌握微笑着生活的能力，我拥有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这些很可能都是从我那快乐地化装逗笑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的。我以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它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于是，那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他多少有一点哲人的味道的话，人们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们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再自责。因为那总是残留下来，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
“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座右铭是很早以前就在生活中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对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训诫，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1]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作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Register）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它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想其中最显著的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思维与技术》（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激进政党的左翼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在美国，不止一个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就为了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是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记述重大事件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当这一恭维来自于一个曾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的《格拉斯哥报》的记者，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夸奖能使我更加快乐了。那个通讯记者如此写道，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当我见到讲台上这位‘莫里森的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起来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27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冲出了房间，当过了一会儿回来时，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觉得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地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的原因。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时时刻刻都在被得到证实，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有其他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我的外祖父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奢华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有一匹小型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妈妈。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是其他人所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可以说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讲到这一事实：“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祖先们，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哪里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刺激和形成小孩不同的潜在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的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11世纪（1070年）由国王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的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出生时所在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的城堡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的旁边，而在不远的周围，则埋葬着许多皇室亲属。当小孩儿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盘踞在港湾往北3英里处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视角转向南面，爱丁堡便出现在视野中，当向北远眺的时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丹佛姆林作为苏格兰的宗教中心和国家首都时代的辉煌。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儿童便能得到优先的发展。从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他吸收进了诗情和浪漫气息；当他放目四望的时候，他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滋润。这些就变成了儿童们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实的。到生活中稍后更迟的阶段，当他遭遇到工作中严酷的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它们会在其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且给他们以影响，提升他们的思想、装扮他们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触动着他们并且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他们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下，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意的影响一定也遍及他们两个。
当我的父亲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纺纱机占据着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苏格兰民居的共同风格。这里正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时候。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查找着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那块他们得到了允诺的土地。
当时，我记得堂兄乔治·多德（Dod）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在一座小镇中被包围起来，在同业公会所中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事情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被后窗上的一阵紧急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的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士兵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外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这样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幻想杀死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服务国家的需要，因此我的行为便也是一种英雄之举。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们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他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2]
他也不能够容忍，
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
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早就享有盛誉——作为也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人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聚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3]科布登[4]和布赖特[5]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地、单方向地听听而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变革势不可免。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人们所订阅。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的令人激动。
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地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会议。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作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是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史密斯所在的凯尼山村的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与之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
“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
“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
“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
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获胜。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成现实。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要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心胸狭隘，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着整洁的衣服。
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自己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主动要求的意向。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行，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我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能出发去学校。二十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她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如何将它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最值得尊敬的老夫人也无能为力。在此我荣膺“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因于我。
因为我早上的这一任务，让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子中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早在我10岁时，对父母来说，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找到一种满足感。很快，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与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 pet），当我穿过街道的时候，他们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它也阻止了我由衷地向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反应。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欠了太多的感激。除了承认这一点，在他的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必须在纺纱店里整天不懈地工作，极少有闲暇顾及我。姨父是大街上的一家店主，不似父亲这样要整个地将自己拴在店中。在我开学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他的死给了我深深的打击，因为他把我和他儿子乔治的陪伴看做为最大的安慰。对于怎样教育儿童，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记得他是怎样给我们教授英国历史的：想象每一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地方活动，做着他所熟知的那些动作。因此，在我看来国王至今还坐在壁炉前书写着马格纳纸剂，而维多利亚皇后坐在门后边，把她的孩子们抱在膝上。
这是值得嘉许的，他非常完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君主名单。甚至几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6]的牧师会礼堂里还能找出它上面有所遗漏。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个小礼拜堂的某块石片上，我读到了一段话，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经不在这了。从我坐在姨父膝盖上学到的历史知识得知，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跟他说，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的话，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如雷鸣般响起的大不列颠的炮声。我们估计克伦威尔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已无须我在此多着笔墨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苏格兰早期历史的所有知识都是姨父教给我的：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还有失明的亨瑞的历史，斯科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福格森。可以说，在那时，伯恩斯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条对苏格兰的偏见（或者是爱国心）的血脉，热血奔腾不止，它将随我生命的终止而停息。当然，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便开始郁郁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的话对我总是富有疗效。
“不完全如此，如果苏格兰向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会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并铺开去吗？”
噢，不可以的，对一颗受伤的小小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乳香。接着，英格兰更大的人口数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样的，我又去了姨父那里。
“是啊，7：1，但是在班诺克本[7]一战中，那个比例还要大得多。”
于是我的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那么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大。
这是对事实的某种注解：战争繁殖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的某次战斗播下种子，于是，交战过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传统的敌人。美国人和苏格兰人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阅读着华盛顿和瓦尔的故事成长，他们还读到黑森人受雇来屠杀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好的，但和它作战的英格兰却非常恶毒——这种偏见只有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消失，有些甚至还会一直逗留不散。
劳德姨父告诉我说，从那时候起，在他把人们带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就会常常向他们保证说他可以将“多德”（“Dod”，乔治·劳德的昵称）和我弄哭，但只要他愿意，又可以让我们哈哈大笑；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握紧小拳头扭打在一起，但马上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和歌唱的影响下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促使我们两颗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必定是我们彻底地失落，他讲的故事往往不会脱离他的把握，毫无疑问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斯科特给他的“帽子和拐杖”。一个英雄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啊！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夜晚和时光，我和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和“奈格”（Naig），我们总是在一个家庭之中。年幼的时候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甚于“卡内基”。因此便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任何其他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位于镇子底部的摩迪街的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沿着修道院的可怕的墓地伸展，那里一片黑暗，没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梅门（May Gate）。当我需要回家时，姨父便会故意使坏问我将走哪一条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华莱士会怎样选择”时，我总是回答说要走修道院那边。对于那条可以顺着梅门的灯光而行的路的诱惑，我从未向他屈服过，每想到此，我心里便会升起一种满足感。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且总是提心吊胆地穿过修道院的拱门，我努力一路吹着口哨壮胆。我想着如果华莱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险时会怎样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着沉稳的步子。
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一个平民，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格雷厄姆先生是紧跟着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物。苏格兰男孩强烈的爱国心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直到死亡。如果有人来研究我的勇气——我所拥有的最主要的东西，我肯定那最终的分析会发现它来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英雄永远是男孩的力量之源。
当我来到美国，发现其他国家假装他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这给我带来了某种悲痛。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感到不解和悲伤，即便是今天，一个甚少旅行的苏格兰人依然会有这种感受。这需要更长的年岁和更广泛的知识来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英雄、罗曼史，它的传统和成就。但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在很多年以后也找不到理由来减弱他所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估价，甚至是它在地球上那些更大的国家中的地位。他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提升他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女像他们一样决不玷污自己的出生地。
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个新的地方决不只是一个居住地的时候，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苏格兰的。正像彼得斯堡市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在加拿大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那里很适合旅游，但他不会居住在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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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古伯特（1763？——1835年），英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改革家，因作品文集《乡村漫游》（1830年）闻名，该文集揭示了工业革命引起农村生活的恶化。
[2] 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前85～前42年），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后来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中，在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
[3] 戴维·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经验。他的作品包括《人性论》（1739——1740年）和《政治论》（1752年）。
[4] 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政治家，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与支持者，保护贸易主义的反对者。
[5] 约翰·布赖特（1811——1889年），英国政治家和著名演说家，是反谷物法联盟的一个奠基人（1839年）。
[6] 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名人墓地。
[7] 班诺克本，苏格兰中部一镇，位于格拉斯哥东北偏北的班诺克河畔，该河为福斯河的一个支流。1314年6月23日，布鲁斯的罗伯特在此打败了爱德华二世领导下的英国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