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园林的跨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身份的建构
翟 炼(1)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其物质形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目前，在海外的中国园林已达50余座，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和大洋洲的共计17个国家。这些海外的中国园林建造动机不尽相同，且风格各异，功能多样，如何理解和定位海外中国园林对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影响与意义，今后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展现国家形象？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关键词】 改革开放、海外中国园林、国家形象、文化身份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园林的跨文化传播是其中重要一例。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探索新航路和地理大发现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透过利玛窦等人对东方的描绘，以及罕见的瓷器、丝绸等物品，欧洲人对东方的好奇之心与日俱增。17世纪末至18世纪，伴随着欧洲贵族阶层掀起的“中国风”（Chinoiserie），欧洲兴建了数座中国式的园林，它们与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工艺品一道深刻影响了当时欧洲的艺术和园林风格。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引发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诞生，强大的工业力量和军事实力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展露无遗。在这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迷恋与幻想烟消云散，“中国园林”也逐渐被西方人淡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对苏州园林有过短暂的研究和修缮提议，之后的10年“文革”使其再度蒙尘。这一局面的转折发生在中美建交之后，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造的“明轩”开创了中国“园林外交”新局面，在此之后，中国园林艺术以多种途径和方式传播于世界各地。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各地的园林修缮、复建保护也日益完备，与之一道臻于完善的是风景区、城市绿化带的建设发展。另外，新兴的独立建筑师群体也日渐热衷探讨以“园林”为主题的艺术策展和建筑创作，并逐步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由此，“中国园林”这个词语在当代呈现出复杂性与多义性，它不再仅仅指代皇家园林、苏州园林等传统文化遗产，而是成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物质载体而一再被创造和传播。它可以作为展品参与国际展览，可以作为礼物在友好城市间交换，也可以成为动物园、植物园、世界公园的一部分被参观和消费。
如何理解和定位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中国园林对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影响与意义，今后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呈现国家形象？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一、海外中国园林跨文化传播概况
目前在海外的中国园林已达50余座，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和大洋洲共17个国家。这些海外的中国园林建造动机不尽相同，形式风格各有差异，使用功能也多种多样，下面从空间与时间分布、建造动机、造园风格与造园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空间与时间分布
在空间分布上，改革开放后建造的海外中国园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其中欧洲、亚洲和美洲是主要分布大洲，对应的德国、日本和美国是三大洲里中国园林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见图1）。
图1 各洲主要国家中国园林建成时间分布图
从整体看，海外中国园林的建造可以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一是1980—1985年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海外中国园林的建造；二是1985—2000年经历造园高峰期；三是2000年之后造园活动的减弱。这三个时间点与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家政治外交策略的转变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局势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决定了海外造园的动机与分布：1972年中美建交，1978年改革开放后，“明轩”以介绍中国文化的室内展品的形象呈现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开海外造园之先河，继而中国园林从室内走向室外，从博物馆走到国际园林展；1985—2000年，中国广泛开展与欧洲和日本的城市外交活动，园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功能使其成为友好城市间开展合作往来的重要项目；2000年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市场化程度加深，海外造园动机呈现政治性、商业性和个人表达并举的新局面。
（二）建造动机
海外园林的建造动机大致可分为三类（见图2）。
第一类是基于国家、城市间外交友好关系的园林建造。此类园林大部分是因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城市之间开展贸易合作的同时，为了纪念城市之间的友谊而建造。如1993年昆明市为表达对瑞士苏黎世市协助修建水利工程的感谢在苏黎世修建的“中国园”。
图2 各洲中国园林造园动机与时间关系图
第二类是参加国际园艺博览会的中国园林，主要分布于欧洲。18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兴起了收藏植物的风尚，而航海业的发展以及启蒙运动推动了对植物研究的深入，建立了植物研究协会。法国大革命后，中产阶级兴起，众多历史园林对公众开放，供大众使用的公园数量不断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园艺展览活动开始出现，1809年，比利时举办了首次园林展，促成园林展览的初步观念。两次世界大战让园林展的举办暂时中止，20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率先重新开始举办园艺博览会；之后，荷兰、英国等国家也相继举办园林展，邀请世界各国参加。欧洲以外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相继举办多次国际园林展。中国园林自1983年参展德国慕尼黑国际园艺展并获得大奖之后，又相继参加了多次国际园林展，如1984年参加英国利物浦国际园林节的“燕秀园”，1993年参加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园林博览会的“清音园”等。
第三类是国外邀请或自行造园。具体包括国外植物园和公园以介绍世界园林体系为目的的邀建；海外华人自行筹建的中国园林；国外企业以经营为目的的邀建等。如1985年加拿大温哥华华人协会邀请苏州园林局建造的“逸园”，2004年法国巴黎建筑师自行筹建的“怡黎园”等。
（三）造园风格与机构
在造园风格上，江南园林是海外园林的主要风格。不同国家的中国园林风格有所差异：德国除了江南园林风格之外还有多种中国地方性园林风格；而在日本，江南园林风格与北方园林风格的中国园林数量相当；美国则几乎全部是江南园林风格。
与此同时，造园机构也在发生改变。1970—1985年，随着“明轩”的成功而建立的园林设计机构，成为之后海外造园活动的重要阵地；1985—2000年，这一阶段是海外造园的高峰阶段，也是国内园林设计院的活动高峰期，地方性园林设计院广泛参与了海外造园活动；2000年以后，国有大型园林设计机构面临转型困境，江苏地区私营古建企业和大量独立建筑师事务所兴起，重新分配市场份额。
二、海外中国园林跨文化传播图景
以上分析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园林传播海外的基本概况。具体到每一座园林，由于造园动机、客观条件、历史因素的不同，园林的面貌和建成后的效果差异极大。有的园林已然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的园林却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深受欢迎。计成在《园冶》的《兴造论》一篇中指出，人才和资金是造园的关键：“匪得其人，兼之惜费，则前功并弃。”当资金和时间极为有限时，海外造园会面临设计要求的不断修改；当资金和时间相对充裕，不同国家的建筑规范又成为限制设计的主要因素；当时间、资金都充裕，建筑规范相对宽松，设计者的创造力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实现设计创新。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潜园”便是在时间、资金和建筑规范不再成为主要限制因素时，设计者的创造力得以较大施展的造园案例。在造园过程中，海外华人和外国友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园林建成之后，由于西方人对中国园林文字与文化含义存在认知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外园林对于文化身份塑造的认同感。笔者认为，这一认知差异可以通过园林设计水平和意境的呈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和弥补。
（一）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潜园”
“潜园”的建造缘起于中德校际之间的友好往来。1979年，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德文化往来，同济大学成为中德交流合作的窗口，与德国诸多高校建立了兄弟友好关系，波鸿鲁尔大学便是其中之一。鉴于鲁尔大学校领导对中国园林的热爱，以及波鸿市政府和当地储蓄银行文化基金会的资助，1987年，两校共同商议在鲁尔大学校园内建造一处中国园林。“潜园”的主要设计者和施工指导为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张振山、龙永龄、郑孝正等教授，主体建筑由无锡园林古建公司承建，在当地德国工程师配合下共同施工。1990年5月正式建造，同年11月29日建成并举行揭幕仪式。
设计者的人文情怀结合现场环境促成了“潜园”的立意。鲁尔大学将园址确定在教学楼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由于周围是高层林立的教学楼，如何使游人避免高楼的视觉干扰是设计伊始首先要处理的问题。设计者们联想到为避秦时乱的“桃花源”，《桃花源记》的作者是陶潜，“潜园”因此得名。“桃花源”的基调也为园林的立意找到了依据：建筑造型简朴素雅，徽州民居格调，布局遵循自然，力图做到“集远古之风韵，寓淡泊之情怀”。
1. 园林设计
“潜园”的平面布局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园林的主体，围绕中心水面展开；主院以南是入口的前奏，由进厅、大门、长方形水池及粉墙组成过渡景观；主院北侧是待建的二期工程（见图3）。
图3 “潜园”平面图
入口设计和围墙处理是“潜园”设计的一大亮点。入口处色彩简明，从瑞士运购的黑色石板浮架水上，与白墙相得益彰，营造出宁静清雅的氛围；围墙的处理也颇为精妙，围墙、连廊以及假山三者时而分离，时而相连，连廊和假山破墙而出又蜿蜒复入，营造了别样的空间体验。为了显示山之高，采用压低围墙的手法反衬山之雄伟，而围墙的压低也使得园外的树林景致进入园内。（见图4、图5、图6、图7）
图4 “潜园”模型
图5 “潜园”入口（作者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