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与融会贯通
对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估计可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只能说一个方面。通常说出成果、出人才，我想人才是最关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可喜的现象是出了一批人才，大致上说，是从1981年毕业的研究生开始，不断地涌现出来的。我觉得他们的起点较高，所以成绩卓著。用流行的话来说，有的偏重于“宏观”研究，有的偏重于“微观”研究，都有可喜的成果。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原本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尽可以各专其业，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来瞻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我是十分乐观的。
同事先估计的一样，“方法”问题终于也成为这次会上的话题。近几年来，承有关高校的同志们相邀，不时到各地去讲课，一些年轻同志总是要提出研究方法也即“新方法”问题来询问。我回答时总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题内应有之义；二、要融会贯通，要有鉴别和发展；三、要坚持和发扬好的学风。几年来，说来说去就这三句话，有人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说：变难，也难变。所谓题内应有之义，也就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前人也早有自觉的看法，我不止一次举王国维为例，他在清末发表的《欧罗巴通史序》中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足以相发”，又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过“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的话，在他看来，汉以后佛教输入华夏和清末西学东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重要事件。同时他认为“输入”的思想“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正因为有这个自觉的认识，他在学术研究上探索新路。他用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观点来论说《红楼梦》，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即是一个例子。这篇文章有它的历史地位，但同时给人的感觉是不那么融会贯通，甚至有生硬之嫌。这里顺便说一下，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现在大家都承认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新”，并予以充分估价，却对50年代初的《红楼梦》研究文章估计不足，我认为是不公平的，那时李希凡、蓝翎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用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的批评方法，来论说《红楼梦》，在“红学”的历史上，不也是“新”吗？只要尊重“红学”发展史，是不能不承认的。现在再说王国维，他还写过一篇《屈子文学之精神》，研究王国维的同志认为这是他运用地理社会学方法的别开生面的屈原研究论文。王国维在清末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我曾听何其芳同志说起，郭老在重庆曾向他推荐王国维的著作。当时在延安的周扬同志也托他寻找王国维的著作，那时还无复印机，他亲自用毛笔抄录了一本《人间词话》，托人带到延安给周扬同志。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确实可以看出王国维在吸收西方文化思想上从不那么融会贯通到逐渐融会贯通的过程。
198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约我写文章，我在肯定“五四”时期学人们研究古代文学的重大业绩的同时，也说到了一种“误差”现象，即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提倡的和实践的两者之间有距离，这实际上也涉及融会贯通的问题。事实上，胡适后来也说他“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这是一位学者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较“五四”时代学者早一辈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话，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甚至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这种谦虚精神和严格的自我批评令人肃然起敬。梁启超在晚清学术界是有很大功绩的，我在那篇文章中曾引用郑振铎评论梁启超的话，郑先生认为梁启超“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有几个特点：一是有“迷人的叙述力”，二是有“大气包举的融化力”，三是有“很有根柢的旧学基础”，所以“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人大异”。确实，“融化力”是十分重要的，“根柢”也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不是堆积木，一手推倒，一手重搭，立即出现新架势。学术研究中应当永远提倡取法于上，即使一时达不到高标准，也不宜取法于中，更不必说取法于下了。梁启超的自我批评实际就是提倡高标准，他甚至还说他曾经“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这种高标准的自我批评表现出梁启超对学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实际上又是对后来人的法言忠告。
上面说了梁启超和王国维治学的一些事。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不同，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毫无疑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发展，也就是常说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具有发展观点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有好多条件和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善于有鉴别有分析地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思维科学新成果。就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引进和借鉴西方的一些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不仅在局部上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文学批评手段，而且在全局上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或是它的若干方面的内容。这也是不待言而自明的题内应有之义。
（原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