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
人们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常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或者说，以《青年杂志》的问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标志。当然，这是文学史家的概括说法，即使“五四”运动发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后四年（即1919年），即使这个杂志创刊时并没有“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文学史家完全可以作出这种概括和判断。事实上，这个概括和判断很是流行，因为它在“本质”上符合历史的实际。
顾名思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当然是出现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那么，“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是何人何时创立的呢？查了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笔者都没有找到答案。我并无“考据癖”，再说也没有条件去作考证，退而求其次，只想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当时的著名人物中，是谁最早采用“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的。
据鲁迅的文章，最早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的不是《新青年》阵营中人，他于1925年写的《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现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
鲁迅1926年写的《写在〈坟〉后面》中也有一段话：“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鲁迅接着又说这些“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的人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
从上述鲁迅的两篇文章，可知“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是由原先反对白话文，嘲骂《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只是“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和“早已二次转舵”云云，究竟指谁？不甚明了。《鲁迅全集》于此处也无注释。我曾疑指章士钊，但与“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不合。究属何人，尚待方家揭示。
按章士钊在“五四”运动后，曾于长沙、南京、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讲演，他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即据在杭州的讲演内容“撮其概略”而成，发表在1923年8月21～22日的上海《新闻报》上。这是一篇著名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所谓“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的怪说即见于此篇。当年胡适和鲁迅都有驳斥文章。
章士钊文中说：“愚昨以杭州暑期学校之招，讲演本题……吾友胡敦复同游湖上，闻愚说而善之，以为可与天下人共见。迩来愚在长沙、南京、上海、北京等处，为此说者屡矣。久思笔述，因循未就。今因敦复之请，为撮其概略于兹，全文拟在《东方杂志》布刊之也。”[1]
章士钊文中说“为此说者屡矣”，那么他在上海的讲演也应有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他在上海环球学生会做过讲演，那是在1919年9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后的四个月，《东方杂志》于是年11月出版的第16卷第11号上曾发表他的讲演稿，题为《新时代之青年》，文中对“近日学生及团体之运动”持肯定态度，并有条件地肯定了白话文运动：“友人胡君适之，提倡白话，反对古典文学，在一定范围以内，其说无可驳者。”文中不止一次申明他不是守旧派，“决非助守旧者张目”，而是主张“逐渐变化之理想”，也即“新旧调和论”，并且希望青年“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而已”。但文中未见“新文化运动”字样。后来他在1925年又把《新时代之青年》一文“略加增削”，改题《新旧》，发表在《甲寅》第1卷第8号上。这篇文章中倒是有“新文化运动”之言，文中说：“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区区之意无所变更，今日所见思想横决文笔恶滥诸征，数年前即已频频忠告。”文中又说，那篇《新时代之青年》，“讹夺颇多，未免迷误读者”，言下之意，是说该文系他人整理而成，或是说经人作过修改，所以他要“略加增削”。那么，他在1919年的讲演中或许早已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但就“文本”着眼，在《新时代之青年》一文中确实找不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
倒是陈独秀反驳《新时代之青年》的文章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那是在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发表三个月以后，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披露《调和论与旧道德》，文中曾引用《新时代之青年》中的话，可见矛头之一是针对章士钊的。陈文一开头就说：“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这是我见到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最早采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的“文本”，时间是在“五四”运动发生那年的12月份。接着，陈独秀于1920年初披露《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见《大公报》1920年1月11～12日），又于同年4月初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后文劈头就说：“‘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名称开始流行，陈独秀企图赋予它一种明确的内涵。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还引用蔡元培说的“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的话。经考索，这句话出自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年12月l日《晨报副镌》），文中说：“所以我很望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陈独秀引用时加了一个“新”字，大既在他看来，蔡元培所说“文化运动”即是“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蔡文所作的描绘——“解放呵！改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这描绘与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中的叙述是一致的：“今日论坛上有最新之二名词，曰改造，曰解放……上海最近所出之杂志，亦有以自由、解放等字标为旗帜者。”按诸史实，这正是“五四”运动后不久出现的情况。
1921年，鲁迅的文章中也有“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见《知识即罪恶》，该文是采用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起首一段云：“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知识来了。”
郭沫若1921年6月14日写的《致郑振铎》信中也有“新文化运动”语：“我国近年来新文化运动勃兴，一般青年都很蓬蓬朴朴，努力向上，这是很可乐观的了。”同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汉信中还提到成仿吾在1920年给他的信中的话：“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以上均见《郭沫若书信集》）可见，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十分流行。
到了1924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发表的《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所说明，他认为“五四”运动的“优点”之一是“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对旧思想以重大打击”。这里“随之而起”云云，当不是意谓“五四”运动以后才有文化运动，实际上应是说“五四”政治运动使早已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继续推进和深化。
胡适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办50周年而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长文中，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作了阐说，他说：“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胡适所说的两大“关系”，实际上也是说“五四”运动推进了新文学运动。胡适此处所说“新文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同义语。因此，从时间上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胡适是阐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第一人。
这时也有人反对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那就是“学衡派”的主将吴宓。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吴宓，并不反对“五四”运动，这有他的文字为证，他在1922年第4期《学衡》上发表的《论新文化运动》中说：“五四运动与女子解放，此亦时会所趋。至于李纯之自杀损资，陈嘉庚之毁家兴学，皆个人之义举。今论者必欲以此种种均归美于新文化运动，亦可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矣。”
吴宓这个态度，相拟于章士钊，章氏抨击新文化运动是一以贯之的，但在上述《新时代之青年》一文中，他确实说过“近日学生及团体之运动”关系“至为重大”的话，只是到了“略加增削”的《新旧》一文中，这段文字被删去了，因为那时他已自言“作吏”，也就是当了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了。
同样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梁漱溟倒不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割裂开来，他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所谓“五四而来”，似也不是规定新文化运动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因为他又说过：“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他们几位”是继上文“《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而来的，即指陈独秀等人。文中还有“近三四年来，如陈仲甫（今按：陈独秀字仲甫）等几位先生全持此种论调”之言。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据1921年济南讲演记录稿，参酌1920年北大讲演记录稿编纂而成的。所以文中所说“提倡了四五年”云云，当指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前的“提倡”。事实上，梁氏在谈到“文化运动”时，不止一次引用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的这篇著名文章正是在1916年发表的。那么，梁氏的“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笼统说法。
胡适晚年不喜欢文化运动这个说法，他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说：“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作‘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事实上，“新思潮运动”是他自己起的名，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7卷1号。陈独秀于次年1月1日《新青年》披露的《自杀论》中也用过这个名称。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有“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和“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话语，所谓“两三年”，当指1917年以来的“两三年”，那年他和陈独秀披露“文学革命”发难文章。到了1930年，他在《胡适文选自序》中回顾《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时，却又用了“新文化运动”字样，有“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之言。此外，1929年他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文章呢！
（原载《学林漫录》1999年总第14辑）
[1] 此文在1925年《甲寅》第1卷第9号重新发表时，“全文拟在《东方杂志》布刊之也”句改作“其详当俟异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