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
围绕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1]
长谷部刚（日本，关西大学文学系）
摘要：日本著名音乐学家林谦三（Hayashi Kenzo，1899～1976年）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只有中文版，而没有日文原著。所以在日本很少人认识它的学术价值。由笔者组织的“隋唐乐府文学研究小组”调查林谦三旧宅发现未公开的手稿《唐乐调的渊源》，得知林谦三在1936年出版了《隋唐燕乐调研究》后又重新用日文撰写了有关内容。
关键词：林谦三 《隋唐燕乐调研究》
作者简介：长谷部刚，男，1970年生，日本东京人。1996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师从松浦友久教授。2000年于早稻田大学读完博士课程。现为日本关西大学文学系教授、硕士导师、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专业方面为唐代诗歌研究。主要论文有《从“连章组诗”的视点看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接受与展开》（载《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二期）、《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载《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四期）、《初盛唐至中唐间“古乐府”概念衍变刍论》（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四辑）等。
一
林谦三（Hayashi Kenzo，1899～1976年）是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雕刻家，其1936年所著《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经过郭沫若的翻译在上海出版（详情后述）。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解读研究《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阳明文库藏〈五弦谱〉》。战后，进行正仓院藏乐器调查，1950年因“东洋古代乐器研究及正仓院乐器复元”获得了“朝日奖”，并被奈良教育大学聘为教授。1957年在中国出版《敦煌琵琶谱的研究》（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62年，在中国出版《东亚乐器考》（音乐出版社），1964年在日本出版《正仓院乐器研究》（风间书房），1969年出版《雅乐——古乐谱的解读》（音乐之友社），1973年出版《东亚乐器考》日文版（河合乐谱）。通过《隋唐燕乐调研究》《敦煌琵琶谱的研究》《东亚乐器考》三部著作，林谦三在中国的声誉远远高于在日本的知名度。距《东亚乐器考》日文版出版11年前已有中文版，这足以说明以上事实。
二
1928年林谦三在东京的东洋文库认识郭沫若。[2]郭沫若因被国民党通缉，从中国亡命到日本，为了搜集有关甲骨文与金石文的研究资料经常去东洋文库。当时，林谦三也在东洋文库搜集研究资料，专心研究东洋古典音乐，过了一段时间后，林谦三的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但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学者，无法发表有关东洋古典音乐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听到林谦三的悲叹，劝说他在中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帮助他找中国的出版社，主动承担将林谦三的日文草稿翻译成中文。这就是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隋唐燕乐调研究》。按照林谦三的回忆[3]，郭沫若为了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暂时中断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1年8月发表的《海涛》[4]里，郭沫若描写了日本滞留期间的许多事情，但是有关与林谦三的交流，以及《隋唐燕乐调研究》的翻译工作，连一句话也没有言及。
《隋唐燕乐调研究》这本书，原来虽是用日文写的，但从来没有在日本出版过。在中国受到专家们的重视，有1955年重印版，1986年7月收录于《燕乐三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仍然保持着它的学术价值。
刘崇德、徐文武在《燕乐声乐化与词体的产生》中引用过林谦三的研究：
敦煌琵琶谱是我国仅见的唐代乐谱，其中记录乐曲节拍的符号有两种：“□”与“、”。日本学者林谦三根据对日本所存我国唐乐古谱记载的拍号考证，认为“□”是太鼓拍子，意即演奏乐曲时击打太鼓之处所用的符号。[5]
以上引用林谦三的研究观点出自“（日）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但是这个注解其实不对，应该是“（日）林谦三：《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第51页，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年”。刘、徐的这篇论文引用《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却误以为是《隋唐燕乐调研究》，也许是因为中国专家一提到“林谦三”首先想到的是《隋唐燕乐调研究》这个书名。
与中国相反，在日本林谦三凭借《正仓院乐器研究》《雅乐—古乐谱的解读》《东亚乐器考》三部著作而出名，而中文版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反而默默无闻。目前笔者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2012～2014年），组织“隋唐乐府文学研究小组”对于隋唐燕乐与乐府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推动这项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研究小组屡次参考《隋唐燕乐调研究》，再次发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对于因没有日文版而在日本不为人知，不禁感到遗憾。2010年12月，在林谦三遗族的同意之下，查看他的书房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草稿。据其遗族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草稿以及藏书等，遭到美军的空袭而化成灰烬。所以由此可知：这部分草稿是战后重写的。这些草稿大部分未出版，但笔者仔细考察后，认为每一篇都有各自的学术价值。其中有：
1.《唐乐调的渊源》
2.《隋唐代乐调的调性问题》
3.《关于南诏奉诏乐》
4.《唐代雅乐概说》
5.《唐代歌词的问题》
6.《唐立坐二部伎的乐曲》
7.《贞观四部乐》
8.《异性调的移调》
9.《异调同曲的移调》
10.《唐代破阵乐考》
上列第一的《唐乐调的渊源》，从内容上来看，同《隋唐燕乐调研究》大体上一致，原稿第一页上写着：“东亚乐器考附录富山房”。可知林谦三1936年出版中文版《隋唐燕乐调研究》以后，以《唐乐调的渊源》的题目重新写出《隋唐燕乐调研究》的核心内容，计划由富山房出版《东亚乐器考》，并且将《唐乐调的渊源》作为附录。按照《林谦三先生年谱·业绩目录》，1945年林谦三不得不放弃出版《东亚乐器考》的计划。1973年《东亚乐器考》终于由河合乐谱出版，但是1973年版的《东亚乐器考》并没有附上《唐乐调的渊源》。实际上谁也不知道《隋唐燕乐调研究》日文版的存在，直到我们研究小组在林谦三旧宅里发现《唐乐调的渊源》。
三
1956年4月14日，林谦三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录制题为《郭沫若先生与我的〈隋唐燕乐调研究〉》的节目，16日由日本国际广播电台向中国大陆播送，17日播送汉语版。他说道：
此书（引用者注：《隋唐燕乐调研究》）是1936年11月发行出版的。通过此书，我在日本学术界迈出第一步，而且遇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知己。此书是二十年前的著作，有不少地方需要修改。但是对我来说，也是第一个充满雄心之作，还有很多地方源自郭沫若先生的协力，可以说是一本难忘的，使人怀念的书。
节目中，林谦三认为《隋唐燕乐调研究》有不少地方需要修改，但是既然战后并没有《隋唐燕乐调研究》的日文修订版，我们也只好通过未公开的《唐乐调的渊源》去探究林谦三更改自己的论点的过程。下面（四）举个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
四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诸乐》：
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
太蔟宫时号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以下省略……
太蔟商，时号大食调：《破阵乐》，《大定乐》，《英雄乐》，…以下省略……
太蔟羽，时号般涉调：《太和万寿乐》，《天统九胜乐》，……以下省略……
太蔟角：《大同乐》，《六合来庭》，《安平乐》，《戎服来宾》，《安公子》，《红蓝花》。
林钟宫，时号道调：《道曲》，《垂拱乐》，《万国欢》，……以下省略……
林钟商，时号小食调：《天地大宝》，《迎天欢心乐》，《太平乐》，《破阵乐》，《五更转》，《圣明乐》，《卷白云》，《凌波神》，《九成乐》，《泛龙舟》，…以下省略……
林钟羽，时号平调：《火凤》，《真火凤》，《急火凤舞》，…以下省略……
林钟角调：《红蓝花》，《绿沉杯》，《赤白桃李花》，《大白纻》，《堂堂》，《十二时》，《天下兵》改为《荷来苏》。
黄钟宫：《封山乐》。
黄钟商：时号越调：《破阵乐》，《天授乐》，《无为》，《倾杯乐》，……以下省略……
黄钟羽：时号黄钟调：《火凤》，《急火凤》，《春杨柳》……以下省略……
中吕商：时号双调：《破阵乐》，《太平乐》，《倾杯乐》…以下省略……
南吕商：时号水调：《破阵乐》，《九野欢》，《泛金波》……以下省略……
就此，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附录五《述〈唐会要〉天宝乐曲》写道：
对于《唐会要》所载天宝十三年改名乐曲加以一瞥时，其中有胡部新声，有立坐部伎，有道调、法曲，诸乐均使用着渊源于龟兹乐调的俗乐调，足见唐代中的胡乐之压倒胜利。
林谦三还关注《唐会要》所载的乐曲之中的一两首与日本所传的唐乐曲同名，并进一步研究指出：
四、清乐
《堂堂》：林钟角。《羯鼓录》以《堂堂》为太簇商。《泛龙舟》：《会要》列于小食调，日本所传乃水调，盖后来之误变。
《万岁乐》（大）在清乐中，日本所传入于平调。
日本所传《玉树后庭花》（越）亦清乐曲名，但《会要》未见。
清乐在盛唐时代甚为衰微，《通典》云：“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叛》《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开元中，有歌工李郎子……自郎子亡后，清乐之歌阙焉。又闻清乐，唯雅歌一曲，辞典而音雅。……”疑其乐曲中有移入于胡乐调而残存者，《会要》所载诸曲其传至日本者，大率即此类。若然，则清乐亦不能不说是已经舍弃了它的固有之律，而与法曲、道调等同用了俗乐调的。
关于清乐调之移入，当成为问题的是选择的乐调之种类。清乐本来是南朝旧乐，受胡乐之影响比较地少。因而中国古来之宫调应该是于清乐最有关系的，但其实际的情形不明。后人或以清商三调（平调、清调、瑟调）[6]拟诸晋荀勗之三调（正声、下徵、清角）。[7]此三调之调首为宫，即是宫调。但北朝所传，平调、瑟调虽以宫为主，清调则以商为主。[8]又据郑译所言，隋初清乐黄钟宫以仲吕为变徵而不以蕤宾。[9]然则清商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时，则为仲吕均之徵调，又当时雅乐同样以林钟为调首时，则为仲吕均之商调。清乐曲中《泛龙舟》为龟兹乐工白明达所造，则隋代清乐已自由使用龟兹调亦未可知。
清乐曲是否在隋朝已经受到龟兹调的影响？林谦三在这里只提出其可能性，没有断言。
到了未公开的草稿《唐乐调的渊源》，他的见解更加鲜明了。其中，《苏祗婆七调与印度乐调之关系》里写道：
通过苏祗婆调在隋初引起乐议的七调理论，随着胡乐流行，与其先后，为俗乐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依靠唐代所传的，或日本所传的六朝末期以及隋朝时期的乐曲，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例如：《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这三首乐曲虽然称为“南朝系清乐”，但是有可能受到龟兹乐调的影响。
林谦三还加以注解阐明了以上的见解：
日本所传《玉树后庭花》列于“一越调”，《泛龙舟》列于“水调”，《唐会要》将《堂堂》列于“林钟角”，日本《五弦谱》所载的《韦卿堂堂》属于“黄钟角”。这种乐调不能认为是原来的清乐之调。
与1936年的《隋唐燕乐调研究》相比，林谦三在《唐乐调的渊源》上以更加肯定的态度主张清乐中的几首乐曲已经属于龟兹调。这是有依据的。
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为了参加抗日战争回到中国。此后林谦三开始单独着手解读日本《五弦谱》以及《敦煌琵琶谱》，花了十年多的时间解读完两种弦乐器谱，其最终成果见于1969年出版的《雅乐——古乐谱的解读》，还有1965年发表的密纹唱片《天平[10]·平安时代的音乐——根据古乐谱的解读》（日本哥伦比亚唱片）。例如，《唐乐调的渊源》涉及日本《五弦谱》所载的《韦卿堂堂》，这是因为林谦三在完成《唐乐调的渊源》之前，已经开始研究《五弦谱》所载的《韦卿堂堂》。
在1965年的《天平·平安时代的音乐——根据古乐谱的解读》，林谦三将《韦卿堂堂》翻为五线谱，并且试图为李贺的《堂堂》[11]配乐。
林谦三在唱片附录的《解说》中指出：
1.《韦卿堂堂》的“韦卿”可能是像初唐的太常少卿“韦万石”那样的人物。
2.《韦卿堂堂》属于“黄钟角”调。
3.《韦卿堂堂》一共有六帖，每一帖的乐曲旋律都相似（上一页的为第一帖）。
4.《韦卿堂堂》可以作为四拍，也可以作为八拍演奏。八拍的乐曲适合配八句诗，例如李贺的《堂堂》。那时候，七言句末有一拍的休止。
通过林谦三的解读及复原工作，我们可以了解：南朝以来的“清乐”到了隋唐时期受到胡乐（龟兹乐）的影响，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演变。同时发现他未公开的草稿《唐乐调的渊源》的学术价值。
五
因为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没有日文版，所以这部书在日本不为人知。我们“隋唐乐府文学研究小组”正在进行相关的翻译工作，准备将来在日本出版，届时还会附上《唐乐调的渊源》等未公开的草稿。
同时，我们研究小组相信：《唐乐调的渊源》等未公开的草稿，以及《雅乐——古乐谱的解读》《正仓院乐器研究》等还没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也一定会为中国乐府学界做出巨大贡献。
[1]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隋唐乐府文学的综合性研究》（研究代表者：长谷部刚，课题号码：24320070）的阶段性成果。
[2] 《林谦三先生年谱·业绩目录》（《东洋音乐研究》第24～25号，东洋音乐学会，1968年3～4月）。
[3] 林谦三：《郭沫若》，《文艺春秋》1955年4月号。
[4] 日文版《亡命十年》，冈崎俊夫译，筑摩书房，1953。
[5] 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6] 原注：《通典》一四五云：“平调、清调、瑟调皆用周房中遗声也。汉代谓之三调。”
[7] 原注：荀勗三调见本论第六章。《燕乐考源》云：“唐之俗乐有二：一曰清乐，即魏晋以来之清商三调也。三调者清调也，平调也，侧调也。龟兹乐入中国以前，梁陈之俗乐如此。……荀勗之正声、下徵、清角，亦祗三调也。”
[8] 原注《魏书》一○九《乐志》：神龟二年陈仲儒所言云：“……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宮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9] 原注《隋书音乐志》云：“译与蘷具云：‘按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黃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
[10] 天平：日本·奈良时代的年号，公元729～749年。
[11] 《乐府诗集》第79卷，中华书局，1979，第1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