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日楼诗学渊源及诗学品质管窥
沈曾植（有《海日楼诗》）是清末民初同光体诗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公认的浙派领袖人物。在诗学成就上，即便在同光体诗人群体内部大概也很少有人敢与之争锋。《石遗室诗话》开篇就说：“丙戌（即1886年）在都门，始知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1]可见，现在流传甚广的“同光体”一词从一开始就是与沈曾植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几位最有影响的诗论家那里，沈曾植是一位非常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
陈衍虽然鼓吹“同光体”不遗余力，又将沈曾植视为生涩奥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可是，从《石遗室诗话》的整体论述来看，在陈衍心中，沈曾植是排在陈三立之后的，当然更在郑孝胥之下。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称沈曾植为“天暗星青面兽杨志”，赞语云：“十八般武艺高强，有时误走黄泥岗。”又云：“惟喜用僻典，间取佛书，使人知其宝而莫名其器。”[2]虽无直接褒贬之语，但是，“有时误走黄泥岗”暗含着沈曾植以学人而作诗人并非当行本色之意，或许还有婉讽其参与张勋复辟之意，可见，汪国垣在内心深处并不欣赏沈曾植之诗。有趣的是，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竟然沿用了汪国垣的说法，仍称沈曾植为“青面兽杨志”，而钱氏对沈曾植之诗却推崇备至。当然，钱仲联认同的是汪国垣的“十八般武艺高强”的评价，即从通博的角度来看待沈曾植，并没有看出或忽略了“有时误走黄泥岗”一语中的戏谑意味。钱仲联曾花费巨大的心力校注沈曾植诗集，为后人解读沈曾植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即《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而且，他至少两次给予沈曾植以极高的评价。钱氏曾在《梦苕庵诗话》中说：
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散原之诗巉险，其失也琐碎；海藏之诗精洁，其失也窘束。学者肖其所短以相夸尚，此诗道之所以日下。惟乙庵先生诗，博大沉郁，八代唐宋，熔入一炉，为继其乡钱箨石以后一大家，可以药近人浅薄之病。[3]
钱氏又在《海日楼诗注》自序中如此评价沈曾植：
一代大家，千祀定论。秀水演派，上溯朱钱；并世标宗，平揖陈郑。观其早入樊南，晚耽双井，不薄李何之体，期沟唐宋之陲，则如竹垞；搯擢肝肠，难昌黎之一字，冥搜幽怪，蹑东野之畸踪，则如箨石。然前者法物斑斓，或致疑于赝鼎；后者解衣盤礴，或献诮为荒伧。公乃经训菑畬，玄关融液。与风骚为推激，脱陶谢之枝梧。截短取长，后来居上矣。籀园西江天马，蹴踏九皋，锻思冥茫，而难辞破碎；夜起沧浪别才，高视左海，自成馨逸，而微失囚拘。盖一徒挹拍黄陈，单提祖印，一但刿鉥王柳，取径险峰。孰如公括囊八代，安立三关，具如来之相好，为广大之教主乎？[4]
在这两段话中，钱仲联都有意将沈曾植与陈三立（散原、籀园）和郑孝胥（海藏、夜起）做了比照，并且得出陈、郑都不如沈曾植的结论，甚至有沈曾植乃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的意味。这一论断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仲联的诗学旨趣在此暴露无遗，同时，经由钱氏的概括，沈曾植诗学的特征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钱仲联之所以如此看重沈曾植，是因为沈“博大沉郁”、熔八代唐宋于一炉。
几乎所有对沈曾植诗学的评论都会为沈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博学而惊叹不已。汪国垣说：“寐叟诗，初学涪皤。陈石遗在武昌，劝其诵法宛陵，诗境益拓。劬书嗜古，淹博绝伦。晚年出入杜、梅、王、苏、黄间，不名一家，沈博深厚，斯其独到也。惟喜用僻典，间取佛书，使人知其宝而莫名其器。散原尝语予：‘子培诗多不解，只恨无人作郑笺耳。’予谓并世能胜此任者，只有李证刚，散原为首肯者再。”[5]汪国垣这段话中指出了沈曾植的诗学发源于黄庭坚、梅尧臣、杜甫、王安石、苏轼等人，又指出他喜用僻典和援引佛书的特点。其实，同光诗人大多都曾向上述诸公学习过，但沈曾植的诗学风格与其他人大异其趣，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沈氏的学养远远超过宋诗诗学的畛囿。钱仲联在《沈曾植集校注·前言》中说：“沈氏的学人之诗，表现在其诗的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表现在腹笥便便，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奥僻奇伟、沈郁盤硬的风格，与同时的江西派陈三立、闽派郑孝胥、陈衍的‘同光体’大异其趣。”沈曾植诗功的“家底”在这段话中被和盘托出。沈曾植之博学，令本已十分博学的同光诗人们瞠目结舌。客观地讲，沈曾植学问之渊博，不仅令同侪如陈三立、郑孝胥等人难以望其项背，恐怕是古人，如老杜、东坡、山谷等，也未必是其敌手。沈曾植的诗歌，不仅令同代的大诗人陈三立“对之气敛而神肃”，也令当时和后来的大学者都为之束手。王国维说他的诗“晦涩难解”，张尔田说“睨之背芒，慓不敢近”，注家钱仲联也自称“望洋兴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钱仲联说沈曾植“与风骚为推激，脱陶谢之枝梧，截短取长，后来居上矣”“八代唐宋，熔入一炉”，并非矜夸失实之词，在这个意义上，说沈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并不为过。
相对于同时代的诗人甚至是以往所有的诗人，沈曾植最大的特点是，他能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通过运用高密度、高精度的典掌，大大地拓展了思想表达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在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之中，沈曾植诗歌的思想性表达已经达到了极限状态。沿着杜诗、宋诗和早期同光诗派所开掘的“以才学为诗”的路径，他一意孤行，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在清末民初的宏阔背景之下，也许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最为充分地表达传统士大夫阶层在历史转型期的复杂心态。读沈曾植的诗作，经常会觉得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已经被急速膨胀的思想质料所充满，似乎快要接近即将爆炸的临界点。沈曾植已经打破了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适度平衡，使有限的方块字背上了沉甸甸的思想包袱。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成功突破，也可以说这正是他诗学的缺陷。成功的是，他终于将博杂的思想塞进了古典诗歌的包裹之中。缺憾在于，他的诗歌由此而变得难以索解，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韵文文本，从而大大地影响了流播的范围，最终也必将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席位。他不仅好用僻典，而且，还不喜欢走寻常的用典套路。夏承焘说，寐叟用典多不取原义，而别有所指，即使尽得其出处，而本意终不可知[6]。凡是接触过沈曾植诗歌的诗人和学者，没有不说解读之难的。可想而知，随着古典诗学的式微，阅读沈曾植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
不过，沈曾植诗歌还是形成了特殊的美学风格。张尔田有一段话，以极其夸张古奥的语言概括了沈曾植诗学的风格：
公诗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而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輗而以辞为辖。如调黄钟，左韶右濩；如朝明堂，尧醲舜醺。谲往诡今，蹠瘁攓窳，上薄霄雿，下游无垠，挬拔劖露，耸踔欹立。其绳切物状，如眇得视，如跛得践；其蛰扶敻迈，如寒厉肤，煦以温燠，如溽大酷，扇以凉凊；其幽咽骚屑，缮性鞫情，鞾如孤葩，空壑自嫮，土视粉黛；其严听尊瞻，醨化可醇，君都臣俞，父熙子暭，如涖廉陛，指挥暬御，如踞蟋座，天龙海众，膜拜礼赞，贲贲赫赫，睨之背芒，慓不敢近。（张尔田《寐叟乙卯稿后序》）[7]
张尔田的描述非常形象，而且其文字本身也颇能得沈曾植诗学之神韵，可是仍然难以捉摸。笔者拟用十六字来概括沈诗的艺术特点：古怪斑斓，奥衍沉博，枯涩苍凉，外冷内热。
陈三立《海日楼诗集跋》云：“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籙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沈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因为他形象地表达了一般读者面对沈曾植诗歌时的第一印象。陈衍说，曾经在读沈曾植诗作之时与沈“相对怪笑”。事实上，沈曾植正是要用僻典怪字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读沈曾植诗，如一个不懂古物的人进入了古董行，又如一名小学生在参观博物馆，只觉得古怪斑斓，头晕目眩，不知摆设的是何代何年的物品，也不懂它们为何要摆设在这里，觉得这些东西光怪陆离、高深莫测、不可亲近，但又不敢轻狂造次地表达与它们的隔膜，只好屏神敛气，默默走过了事。这大概是一般人阅读沈曾植集的直观印象。兹举一例为证：
王良方挟策，龙尾如窥帘。皂帽千岁鹤，丹书比目鳒。瑶章百朋贲，玉水一壶甜。绳枢方结约，壬遁避符钤。愿子流霞醉，匪余门律严。（《和闇伯枉过寓庐之作》）[8]
像这样的诗作在沈曾植集中比比皆是。即便读过钱仲联的注释，仍然觉得难以索解。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指向一个甚至多个偏僻的典故。整首诗由这样的字词堆积而成，如同一个摆放着古物的博物馆展厅。但是，沈曾植偏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和感受。所以，要理解他，必须逐一对每个词语进行“知识考古”。等一具具“文物”慢慢被清理出来之后，整篇诗歌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被发掘出来。于是，这又牵涉到沈曾植的另一种诗学风格——奥衍沉博。前文已述，沈曾植诗学的特点是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尽可能地装入更多的思想内容。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云：“曾植为文如周诰、殷盤，诘屈聱牙。诗亦爱艰深，薄平易。”[9]事实上，沈曾植经常跨越诗与文的界限，在诗歌篇幅中展开长篇的论述，古体尤其如此。他将严沧浪所说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宋人诗法发挥到了极点。学术和思想被浓缩在典掌之中，而高密度高精度的典掌所造成的直接艺术效果就是奥衍沉博。前引五古为短制，奥衍沉博的特征还不甚明显，再举一首长篇为例：
鬼目化为芝，苦蕒生平虑。石印三郎字填朱，天玺封发九州都。唇齿已亡鼎足势，封禅忽侈妖言余。吴人好谶复好书，归命骄笔齐人如。国山属建历山象，妙选正尔名无虚。休明书源史阙流，得非远祖中郎乎？当年避怨适吴会，顾侯从学琴书俱。江南笔髓有系统，譬犹易说荀为虞。我尝精察兼拟似，证之篆势论奇觚。扬波振撆状明白，短身纾体情揅摹。从悬衡编各翾跂，不方不圆眇斜趋。诘屈诚非研桑计，棼缊或会苍沮初。兹非斤权诏版体，亦异三体传经儒。傥复斯文采斯喜，所谓古今杂形欤！散盤盂鼎象分布，元初延光变形模。周铭钟彝汉铭石，要从九派寻崐墟。中郎篆沈赤水珠，冥求象罔悬踌躇。休明焕然隆准在，排空騄耳开通途。叶侯新论朱育摅，我感奇字窥关枢。荒荒海日暾瓜庐，上规姚姒旁梵佉。百二十体纷爬梳，道有因增无破除。因指见月悟有藉，卮言存为通人储。（《刘葱石参议天发神谶碑》）[10]
在这首诗中，沈曾植动用渊博的学识，考察了《天发神谶碑》的书者，同时，还厘清了江南书法的系统，由论书法进而论及文化之道，提出了“道有因增无破除”的思想。可以说，这是一首学术和文化思想含量很高的诗歌，也可以说是一篇诗体的书法史学术小论文。思想上的“奥”、“衍”、“沉”、“博”，使得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具有“奥衍沉博”的特点。同时，只要肯花功夫，几乎每一首诗歌都可以无限解读下去，阐释过程中也有其“奥”、“衍”、“沉”、“博”。
枯涩苍凉是沈曾植后期诗歌的艺术特点，而且，越到晚年，这种特点越明显。沈曾植进入中年之后便开始耽于佛理。仕途的不顺利大概也迫使他越来越沉溺于佛学和玄学的精神世界之中[11]。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复辟无望的情况下，多数时候他的心境是灰暗悲怆的。尤其是张勋复辟失败之后，他的心境日益枯寂苍凉。进入晚年，家中多故，自身又多病绵缠，也非常影响他的心绪。与日积增的痛苦使他的生命越来越丧失活力。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枯涩苍凉的诗歌风格。由于沈曾植近四分之三的诗歌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创作的，所以，这也基本上是他整部诗集的特征。他的许多诗歌，都如枯笔狼毫在发黄的旧纸上留下的飞白，又如入定老僧吐出的讷讷禅语，读过之后让人万念俱灰。比如，《和甘卿漫兴韵》其二云：
尸陀林外老僧残，心骨春来一倍寒。北斗阑干凄夜色，南山澒洞剧忧端。禺中尽有回戈望，井上须知倒戟难。切切单丝悲寡女，落花飞絮卧江干。[12]
相对于陈三立和陈曾寿等人，沈曾植的个性比较沉郁悲观。在痛苦和打击面前，陈三立可以飞扬跋扈，陈曾寿可以缠绵凄恻，而沈曾植则易于沉陷入深深的自哀自遣之中。陈曾寿三弟说：“乙师高年多感，每事机不顺，无所措手，辄涕泗横颐，满座凄惶，不能仰视。”（《丁巳复辟记》）从这个描述之中，可以看出沈曾植的个性。沈曾植消解痛苦最惯常的办法是以佛学自慰，但是佛学知识的丰富并不能真正消解他内心的苦痛。所以，耽于佛理并没有使他走向空明澹定（如陈曾寿那样），而是使他走向了枯涩苍凉。究其根原，大概还是因为他的尘根和执念太深。
但是，沈的尘根和执念与一己之通达得失无关，他念念不忘的是超越小我的大我，即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沈曾植其人，外面是一块冰，内心却是一团火。他之所以那么寒寂苍凉，恰恰是因为内心太过炽热，也就是说，他对国家和清王朝爱得太深沉。在沈曾植身上，存在着最典型的儒释互补的两极结构，其中，儒家处于支配的地位，但是，儒家的因素埋藏得比较深隐。观其一生，政治热情从来没有消褪过，但它基本处于蛰伏状态之中，苍凉就是政治热情蛰伏之时所表露出来的性状。只有在特定时刻，炽热的天下关怀才会喷薄而出，并且不计后果。1917年沈曾植在张勋复辟中孤注一掷的表现就是最明显的事例。当政治热情遭到惨痛的打击之后，他又立刻内转，回归佛老。所以，他的心境一直处在冷热交替的状态之中。张尔田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有“其蛰扶敻迈，如寒厉肤，煦以温燠，如溽大酷，扇以凉凊”之语。还是以上面所举的那首诗为例。这首诗总体感觉是冷色的，但“北斗阑干”和“回戈望”等词的存在说明沈曾植的“心火”并未熄灭。亢奋与颓唐，热情与绝望，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内在相联的情绪并存于沈曾植的诗歌之中，也是其诗歌中独特的美学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