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盐谷温
——国民文学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创建
赵京华
一 国民文学时代之“文学”历史主义研究的发生
在西方，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学上之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渐趋落潮，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亦逐渐定型。因此，福柯说“文学”的确立不过是19世纪后期发生的事情。而同样是诞生于19世纪的以进化论和实证科学为根基的历史主义思潮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导致了对文学加以规范化的国别文学史的大量产生。这种崭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意在通过回顾文学的历史以寻找“国民”的心声，从而凝聚作为民族国家之主体的国民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后期已然进入一个“国民文学”的时代，而文学史书写的兴起和发展乃是适应这个时代要求必然发生的一种学术制度构建。
这种文学史制度建构发源于欧洲，正如现代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西方一样。它的源头大概在德国作家赫尔德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心声》（1779）之中，赫尔德主张从诗歌与民族、地理、历史之间的关联入手来研究文学史。这预示了泰纳种族、时代、环境三位一体之国民文学史的诞生。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9）是一部典型的寻找民族或国民精神认同的文学史叙述，他强调一个种族具有天生和遗传的倾向，这些倾向因民族的差异而不同，它体现在民族世代传承的伟大文学中，成为一国国民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标记。而时代精神和地理环境则是铸成这种文学民族性的另外两个原因或外部压力。到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1890），则更明确地把民族文学视为“国民性的文学”，坚信“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
。
以国民文学的视野来观察文学的历史，要求建立一套全新的阐释架构。它试图颠覆以往分散的、文言的，以帝王将相、绅士淑女为主体的文学叙述，重新建立起以一个核心民族尤其是代表该民族大多数的平民之口语化文学创作为核心的，即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所谓国民文学史。这种口语白话文学对抗文言古典文学的方式，也可以称为对以往雅与俗文学关系的价值颠倒。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那么，它传入欧洲以外地区如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阅读周氏兄弟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的文章，便可注意到他们已经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史著作，如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等，并且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史背后民族精神的兴亡和国民意识的凝聚。
日本和中国同样在19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列强向全球扩张的冲击，而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1870年代前后日本开始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建构的历程。如果说，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而于1880年代前后其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基本成型，伴随着征兵和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制度的确立以及“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而迎来了国民时代学术文化的大发展，那么，中国也是在稍后的时期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雏形，从而推动了五四新时代思想学术的兴起。仅就文学史这一编撰体制的建立而言，在日本，与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日本文学史》《国民性十论》（1907）和津田左右吉的《文学上所见国民思想的研究》（1916）等有关日本文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汉学家有关中国文学的历史著作，如笹川临风的《支那文学史》（1899），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1904），狩野直喜的《支那文学史》（1908年讲）、《支那小说史》（1916年讲）、《支那戏曲史》（1917）等。这中间，中日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一二十年落差导致了下面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即中国有关本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先一步实现了学术之现代转型的日本汉学（支那学）之有关努力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并于20世纪初在彼此影响相互切磋之中共同建构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体制。我们需要打破以往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比较视野下“日本影响中国”这一单线的观察视角，而看到交互影响的历史复杂性，并建立起在世界和东亚范围内观察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建构过程的复线视角。
以中日之间有关元曲及明代以降的通俗文学研究为例，王国维的存在便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宋元戏曲史》的单行本虽出版于1915年（商务印书馆），但王国维的元曲研究早在1907年便已开始，1911年至1916年他寓居京都期间，更与日本汉学家多有交流，甚至对京都学派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先来看同时代的读者傅斯年，其在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文章中，是如何敏锐地道出了此类全新的文学专史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这便是，发现和书写历史上的“新文学”即“国民文学”或曰“俗文学”，以呼唤时代文学的发展；同时参照中外文学的历史，根据文学史自身的“体制”撰写“科学的文学史”。傅斯年说：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有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
傅斯年所言《宋元戏曲史》之划时代意义，正道出了20世纪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而要求科学的国民文学史之出现的时代趋势。而在历史主义之科学态度和建构国民文学史这一全新的意识上，王国维与日本汉学家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们达到了一致的契合。他寓居京都期间与日本同行的多方面交流，则象征性地呈现了20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建构中国现代“科学的文学史”之壮丽的景观。例如，盐谷温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5章讲到戏曲研究时，就提到日本学者着其先鞭而开创研究俗文学（国民文学）的新时代，中国学者王国维则出手不凡而给日本以重大影响的事实。
词至南宋而极盛一时，遂转而为元曲，于中国文学史上放射出灿烂光芒。世上之文学史家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相并称，赞此四者为足以代表时代之所谓“Epoch-making”的大文学。然我国历来虽于汉文和唐诗研究上十分盛行，至宋词元曲研究却付等闲。作为我国之词曲研究者则前有田能村竹田、后仅有先师森槐南博士。……至近年，则中国本国亦曲学勃兴，曲话及杂剧传奇类的刊行不在少数，而吾师长沙叶德辉先生及海宁王国维君则为斯界之泰斗。尤其王氏有《戏曲考源》《曲录》《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之著作。王氏游寓京都以来，我国学界大受其刺激，自狩野君山博士始以至久保田髓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及亡友金井君，均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研究发表卓见，或竟先鞭于名曲之翻译介绍，而呈万马奔腾之盛况。此前，明治三十年笹川临风学士刊行《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在先，后有幸田露伴博士之《元曲选》解说及森川竹磎学士之《词律大成》二十卷，皆为煞费苦心之作。近又有今关天彭氏著《支那戏曲集》。
据此，我们足以肯定地指出：20世纪最初20年乃是中日学者在“国民文学”的崭新观念下共同建构全新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各种文类专史）编撰体制的时代。其中，思想方法上的相互切磋彼此学习和文献资料上的互通有无彼此参照，这样一种学术交流的时代盛况值得我们记忆。同时，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确立过程并思考其思想史意义的时候，或者研究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之际，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应该是我们思考的基点。
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桩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的公案，自1926年初事件发生以来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议论。但在我看来，当年与《语丝》派交恶的陈源教授仅凭道听途说而对鲁迅的诬陷，早在1927年6月君左译出盐谷《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部分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以及孙俍工的全译本于1929年出版之后，已经不攻自破。新世纪以来，虽依然有人借此话题攻击鲁迅，但也出现了一些从学术史和翻译传播的视角做脚踏实地之研究的论文。前者如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察》，后者如牟利锋《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等，都是可贵而有益的学术努力。尤其是鲍文，不仅依据新史料进一步梳理“抄袭”谣言的生成过程与复杂背景，且着力论证了两者在“概论”重文体和“史略”讲变迁的文学史编撰体式上的同异，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注意到，即使是鲍国华的论文也仍然没有摆脱只强调“日本影响中国”的单线思维，在论述鲁迅《史略》盐谷温《概论》之文学史体制上的不同时，并没有结合“民国文学”的时代大背景，来讨论他们如何共同颠覆了以诗文为正宗而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文学观弊端。
鉴于此，我不再纠缠于“抄袭”公案的细节本身，而将从“国民文学”时代中日学者共建全新之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大视野出发，重点讨论鲁迅与盐谷温之间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在确认他们的著作分别于对方国家得到传播而产生影响的情况之际，尤其注意考察《史略》在日本翻译的过程，以立体地呈现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史盛况。与此同时，我还将全面介绍盐谷温作为20世纪日本重要的汉学家其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论，包括其政治立场上的复古之儒教意识形态与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阐明1930年代之后鲁迅何以不再与盐谷温交往并对其有所批评的深层原因。我认为，这样一种既看重其学术上的交往关系又不忘其背后之文化政治的批判性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中日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乃至两国关系史，乃是非常必要的。
二 鲁迅与盐谷温学术交往始末
盐谷温（1878-1962）出生于以史学为家学的一个日本汉学世家，字士健，号节山。早年接受过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承袭盐谷家“素读”（背诵）家法，5岁起始背诵四书五经。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06年始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成为该校“支那文学讲座”科目的最早教员。上任伊始，便得到明治政府海外留学派遣令，于1906年年底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及莱比锡大学学习。在德国时间，曾听讲《老子道德经》《礼记》等课程。但就后来成为其学术志向的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研究而言，盐谷温当时更多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瞿理斯和德国汉学家葛鲁贝分别出版于1901年和1902年的《中国文学史》启发。至此，形成了以德国文献校勘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根基的汉学研究方法，以及将戏曲小说等口语俗文学置于核心位置来观察中国文学历史的“国民文学”观念。
盐谷温获得的海外留学时间为期四年，为了习得中国文化的必要知识，他结束在德国的留学后又于1909年秋转道赴清朝中国，先在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这期间，他遇到王国维并获赠王氏的《戏曲考源》《曲录》等著作，成为他日后完成博士论文《元曲研究》的重要指南。1910年冬赴长沙，拜叶德辉为师学习词曲。在湘期间，他还曾拜见硕学大儒王闿运、王先谦、瞿中唐等。王先谦劝其研究经史，盐谷温则婉拒，表明自己欲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面而志在戏曲小说方面。另，曾深入钻研《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燕子笺》《长生殿》和《桃花扇》等经典曲目，奠定了其后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1912年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后，始在大学开设“支那文学概说”“支那戏曲讲读”等课程。而1917年夏季所做大学公开讲演《支那文学概论》，后整理出版名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乃其传世的学术代表作。1920年，盐谷温以《元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晋升为教授。《东京大学百年史》称：该校中国文学之研究及教育初具规模，乃始于盐谷温。
在盐谷温留学中国发现戏曲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之际，鲁迅也正在默默地“钩沉”古小说材料。我们观其发表于1912年的《〈古小说钩沉〉序》，发现鲁迅在说明“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的趣味喜好同时，也看到了小说之“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的性质。考虑到他留学日本时期已经大量接受西方“国民文学”的思想熏陶，我认为此时的鲁迅已经对中国小说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从20世纪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确立过程来讲，他的小说史观乃至文学史观的体系建构还要等到1920年开始承担北京大学的小说史课程并着手编辑教材之时。换言之，鲁迅与盐谷温治文学史的学术路径虽或有不同，但都是自20世纪初便开始着手，一样在1920年前后推出传世著作，并参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