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为的来日与梁启超
梁启超自己经常谈到他来到日本后接触新思想，“脑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又以他来日一年后写下的《夏威夷游记》里说得最清楚，“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在其他文章中他也说，“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还需注意的是，这一巨大变化与其从康有为思想中独立有着复杂的关系。
第二讲在介绍梁启超来日以后的事情时，为免麻烦尽量没有涉及康有为。然而，就在梁启超逃亡日本，在全新的环境中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开展政治活动时，康有为也来到了日本。康有为比梁启超晚四天，也就是10月25日来到了东京。政变发生前，康有为奉光绪帝之命离开北京，在英国的保护下逃过追兵的抓捕，在香港又通过宫崎寅藏等人的帮助来到了日本。到达东京新桥站时，跟随他的是中西正树。
康有为到达东京后，首先要做的依然是拯救皇帝，于是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挥下开始行动。《日本外交文书》中收录了一封题为《奉诏求救文》的档案，里面称掌握政权的西太后为“伪临朝那拉氏”，细数其十宗罪，对日本大行“秦廷之哭”。毋庸赘言，此举与梁启超根据国际形势寻求帮助的性质完全不同，不单构想单薄，且多次使用“先帝之遗妾”“淫乱之宫妾”“伪主”“牝朝”等粗俗用语，两相呼应，以至于让帮助他的人都会心生厌恶。
《奉诏求救文》中收录了光绪帝写给康有为的密诏、谭嗣同写给康梁二人的绝笔等七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已经被黄彰健通过细致的考证查明是伪造的，但是作为康有为以假乱真进行宣传的计谋此处将作一阐述。
谭嗣同写给康梁二人的绝笔（《奉诏求救文》中收录的第三、第四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是在没有署名的《清国殉难六士传》（《知新报》第75册，1898年12月23日）一文中。该“传”的标题下面有两行小注，“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日本东京报”指的是在东京发行的报纸《日本》，11月27日该报刊登有《清国殉难六士传》；而且注明了此文是对上海《亚东时报》所载文章的“摘译”。原文就是《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刊登的逸史氏（山根虎之助）的《六士传》。《亚东时报》的文章是文言文，《日本》把它翻译成训读体提供给了读者〔见图3.1〕。
图3.1 《清国殉难六士传》之谭嗣同部分（《日本》1898年11月27日、28日）
在上海发表的文言体传记，到东京被翻译成日语文章，然后再经过其他人之手翻译成汉语，发表在澳门康梁派的杂志上。问题就在这后半部分，即从东京到澳门的这一阶段。《知新报》上的文章，正如其小注上所说，基本是从《日本》翻译而来。但是这篇新翻译的文章里却不但有故意偷换字句的内容，如把谭嗣同写成是康有为的弟子等，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康梁二人新伪造的谭嗣同写给他们二人的绝命书掺加了进去。声明此文出自东京的报纸，是希望以此赋予这份伪造的史料一种客观性。补充一句，《奉诏求救文》中收录的第五、第六篇文章来自《知新报》第73册的铁冶生来稿《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其中使用首段部分引自新加坡《天南新报》所刊内容（未见）。
然后是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此文作为《戊戌政变记》中的一篇发表以后（《清议报》第4册，1899年1月22日），九卷本和八卷本的《戊戌政变记》以及各种版本的《饮冰室文集》都收录了同样内容的文章，一直以来被看作谭嗣同传记的标准版。这份清议报版《谭嗣同传》的最大特色是以下两点：把谭嗣同评价为继承和发扬康有为学说的人；并且，把谭嗣同描写成一位与梁启超肝胆相照的学友。但有意思的是，其中完全没有提到前面所说的写给康梁二人的绝命书。梁启超在为自己的好友写传记的时候，竟然只字不提写给自己的遗书，这一态度很奇妙。
清议报版的《谭嗣同传》，通过把可以称作“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描写成自己的门下，从而把康有为推到了维新运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拥有至高价值的皇帝密诏进一步增强了康有为的这一光辉，自不待言。类似这种通过伪造史料保证自己的优势地位而打压对手的手段，或许适应于宫廷内部的权谋。梁启超虽然也致函大隈首相等人，开展各方面运动，但在性质上明显不同于康有为之所为。这个时候，梁启超在态度上虽然并不积极，但他也没有办法违背康有为的指挥。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专集二十二，第150页。
梁启超：《三十自述》，文集十一，第18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4年，第739页。
黄彰健：《康有为衣带密诏辨伪》，见《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9、5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