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诗的萌生

第一编 诗的萌生

第一章 起源

在远古时候,没有单纯的文学,更不会有单纯的诗。常常是歌与舞混合在一起,载歌载舞,这里有音乐、舞蹈,还有原始的诗(歌词)。在那时,文学与艺术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说诗的起源,实际上包含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总体中。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一直为大家所关心,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深入探讨。而且,这不仅是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所关心的事,也为历史学家、人文学家等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心。由于这个问题为各方面的学者关注,进行深入研究的历来不乏其人,因此众说纷纭、学派林立。尽管如此,我们把这些学说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五种说法,即:起源于祭祀与宗教活动说,起源于娱乐游戏说,起源于模仿说,起源于神话说与起源于劳动说。下面,我们来分别辨别一下谁是谁非。

一、起源于祭祀与宗教活动说

在中国,不少人喜欢引用汉代学者王充的话来证明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宗教、巫术及祭祀。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说:“上古之神,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在中国诗中,最早的诗是《诗经》中的《颂》,这是王室对祖先祭祀的颂词。其中《周颂》最早,为西周初的作品,是公元前11世纪时的产物,这就成了主张“诗起源于祭祀”说的物证。西方许多学者则把原始巫术与原始宗教作为同一体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史前人类有过受巫术统治的时代,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就是出于巫术的动机而创作出来的。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尽然。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原始岩画来说,诚然有一部分与宗教巫术有关,但并非都有关系,也有单纯摹画先民的生活起居或简单的一兽一物。根据艺术发展由简到繁的规律来看,那些单画一物的岩画,应该比具有宗教巫术内容的画要早得多。具体到诗来看,今天我们看到的记载在古籍上的诗,都是后人记下来的。《风》、《雅》中作者难道就没有比《颂》的作者更早的,谁能说清?而且口头文学都早于有文字记载的文学,诗的起源应该早于文字的诞生。那些文字诞生以前的诗,到文字产生时,有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因此,此说实在是靠不住。

二、起源于娱乐、游戏说

在中国,成书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在《古乐篇》中有这样的记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有人据此证明歌舞以及文学艺术起源于游戏。在西方,德国大作家席勒根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一切游戏”属于“快适的艺术,或者是美的艺术”的论点,引申说,人们为发泄剩馀的精力“企图创造一个自由的形式”,从“物质的游戏,进入审美的游戏”,这就产生了艺术和诗。这说法,其实漏洞不少。首先,葛天氏是古代传说中的部落,是否确实存在,已是问题,葛天氏之乐只是传闻,并不可靠。其次,《吕氏春秋》成书时,中国古代的诗、乐、舞都已具有一定水平,距离原始的诗、乐、舞的产生,已有几千年了,因此这里描述的只是战国末年人想象中的原始乐、舞,不能据此说明歌、舞等文学艺术的起源。至于席勒所说,疑点更多。首先,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先民不可能有多少“剩馀精力”需要发泄。其次,照席勒的说法,艺术和诗是在游戏中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发泄剩馀精力”,从“物质的游戏,进入审美的游戏”,这种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诗和艺术的创作,当然不是起源,而是起源以后的创作活动。起源时,人们对诗和艺术还没有认识,创作只是在无意中进行的。

三、起源于模仿说

在我国,有人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鞳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认为这足以证明诗歌、音乐、舞蹈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但是,我们看到,显然是已经有了“乐”以后,帝尧才会“命质为乐”;同样,显然已经有了磬,听到过磬声,才能“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其实,这根本不能说明音乐的起源,只能说明已经有了音乐之后的一次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很明显,模仿鸣禽类的啼鸣,只能是简单地摹声,这样既成不了歌也成不了诗,只能成为口技一类东西。请允许我套用一句马克思的话:最蹩脚的诗人与歌唱家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天鹅、黄莺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在歌唱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曲谣构思完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有这样一句话:“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四、起源于神话说

在中国,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与西汉时期,而当时在楚国民间早已流传《九歌》、《九辩》。如果说这是夏启时候的音乐,那么应该存在于宫中,流行于中原地区。事实上,中原各国的宫廷里与中原各国的民间,却并无此曲此歌。显而易见,应是先有《九歌》、《九辩》流行于楚国,然后才有写《山海经》的人写下这一条,而且《九歌》、《九辩》也决非原始乐曲与歌词,不是音乐诗歌的起源。在西方,因为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神宙斯跟记忆女神生了九个统称为缪斯的女儿,她们掌管着文艺和科学,其中第六位名叫埃拉托的女儿掌抒情诗,第九位名卡利俄珀的专管史诗,因此说诗产生于神话。且不说神话是纯属虚构的,即使是实有其事,也必然是先有了诗,然后才有专职掌管诗的女神啊!而且凡事凡物都是先有具体事物然后才有名称,在诗诞生之前,也就不可能有诗这个名称,更不可能分成“抒情诗”、“史诗”。有诗这个名称,而且还有专职掌管者,这只能在诗产生以后。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神话都不是诗的源头。

五、起源于劳动说

这在中国当前是最普遍最时髦的说法,不少人还竭力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论点,企图拉着大旗当虎皮,借以把自己的说法打造成不刊之论。

诗歌起源于劳动的论据之一是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的几句话:“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论据之二是引用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论》中的几句话:“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论据之三是引用鲁迅在《门外文谈》里的几句话:“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如果我们从“劳动创造人”这个根本出发,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这种说法,谁能不同意!语言都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诗,当然无疑是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这样说,似乎振振有词,合情合理。不错,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归于劳动。语言确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但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不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交流用的语言与成为诗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上述说法不足以证明文学艺术是在劳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普列汉诺夫的话,只是说明产生的先后问题,没有涉及源流问题。何况早产生的事物未必就是后产生的事物的源头,譬如在中国,诗歌的产生先于小说,难道能说小说起源于诗歌吗?至于鲁迅这段话,首先是出于一篇杂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其次,在这里说的抬木头齐呼“杭育杭育”,是根据想象而设的一个假设,并非在远古实有其事;再次,鲁迅在这里不是严肃论证,而是充满调侃意味。其实鲁迅说的“大家抬木头”云云,是根据他那时的情况说的,原始人恐怕不存在这情况,用石刀石斧只能砍伐些小树小枝,绝对砍不下大树,砍伐大树,要等发明了锯以后才有可能,而且原始人不盖高楼大厦,要太大的木头也没有用。等到大家抬木头喊“杭育杭育”的时候,原始诗歌在这之前恐怕早已诞生了。还有人举《淮南子·道应训》中的话:“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用以进一步印证鲁迅的话,认为这是艺术起源于劳动的有力证据。这段记载确实与鲁迅的话有十分相似之处,我想鲁迅的话也许是受这段话的启发后写出来的。但是细心的读者别忘了这前面的“今”字,这是说“举重劝力之歌”是发生在作者写书时。《淮南子》成书于西汉中期,这时《诗经》、《楚辞》早已诞生,这呼“邪许”的“举重劝力之歌”,能说是原始起源时的诗歌吗?其实,《淮南子》在这里只是记述了当时一些民谣的产生情况,并不是在说明诗歌的起源。

六、对文学艺术起源的五种流行说法辨析

我在前边一一做了否定,那么,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究竟起源于什么?在述说诗歌起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先民的生活情况吧!在远古时代,到处是幽幽森林,莽莽荒原,地广人稀。人们按部落分居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华夏大地上,部落当数以千计,经过几度兼并,在西周初尚有“诸侯国”(实际上是部落)800多个。部落之间,起初除了战争,平时很少来往,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约就是指这时的实际情况说的,远处的更不用说了。古代交通不便,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山川阻隔,信息难通,如果起先甲部落出现了一首民歌,其他部落很难知道,因此不能把这定为诗歌的源头。也许就在这时候,乙部落也产生了一首民歌,同样也不为其他部落知道,当然也不能认定这是诗歌的源头。就《诗经》而言,是从很多地方采集来的,我们不能把《周南》、《召南》与《豳风》、《秦风》看成是出于同一个源头。当然,《诗经》与《楚辞》更不会是同出一源。因此,对诗歌的起源,我们不能泥于一端,只认定一个源头,而应该承认是多源头的。譬如太平洋里的水,你说是从哪里流进来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长江、黄河,是黑龙江、红河,还是哥伦比亚河或科罗拉多河?我说都是,也都不是。这是所有流入太平洋的江河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太平洋里的汹涌澎湃的波涛,单靠一两条河是无济于事的。人类的起源也一样,不能认死一个源头。现在有不少人都认定人类起源于非洲。不错,在非洲发现了最古的人类遗骸,但不能因此认定这就是人类的起源,世界各地的人都由此繁衍而来。古代交通不便,古代人决不能跨越重重阻隔的山川,非洲的先民很难到达亚洲、欧洲,更到不了美洲、大洋洲,此其一。再说从语言、骨骼与遗传因子来看,非洲人与亚洲人、欧洲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光从语言来看,毫无相同之处,因此也不可能是出于同一个源头,此其二。我想其他地方不一定就不存在跟非洲同样远古的人类遗骸,只是开发早的地方,在远古人类活动中,早已遭到了破坏而已。目前那些吵吵闹闹的争论,实在是违反事实本源的。

显然诗歌的起源也一样,应该存在多个源头,不应执著一点、泥于一端。也许在差不多时期,有人打猎归来,提着大量猎物,高高兴兴地唱着:“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另有人躺在林子旁边,看到仙鹤在林荫处起舞和鸣,不由得想起了心爱的人儿,于是唱起了:“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同时有个女孩,失恋了,在忧伤地唱着:“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也许就在那个晚上,有人走出洞穴,看到满天星斗,皓月当空,星月之光照在身上,感到很兴奋,于是高兴地哼着:“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还有很多别的情况,都可能产生诗歌,但是喊几声“杭育杭育”是不可能成为诗的源头的,因为照这样说,那么,有几个人一起上山,突然遇到大雨,雨大路滑,他们都从小山上滚下来,其中有一人痛得直喊“哎唷,哎唷”,于是别人也跟着喊“哎唷,哎唷”,难道这也成了文学,创建了“哎唷,哎唷”派什么的,我想总不能说“诗歌起源于跌跤”吧!同样,我们不能把鲁迅的一句调侃的话,拿来当理论根据。

关于诗的产生,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因情而生,随意而发”,一个人有了激情,就有了诗的灵感,把它变化成一个意念,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成了诗。真挚的、纯洁的感情是诗的灵魂。

既然如此,那么,热烈的情感不只是在劳动中才能产生,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可能激发出热情,都可能由此产生诗。尤其是男女两情相悦,更容易激发热情。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看到的民歌中大部分是情歌。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主张诗歌起源于爱情。我认为热烈情感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随处都有,随时都有,这些情感用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就成了诗。因此,对诗歌的起源,任何执著一点、泥于一端的说法都是机械的,不真实的。诗歌的起源应该是多源头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我前边说的“因情而生,随意而发”这八个字,即诗发端于情,成于意,情与意是不可分割的二位一体,二者不可缺一。

我国诗歌产生的时间,应该在西周以前。由于当时文字还没有形成,最早的诗歌只靠口头流传,年深日久后也就湮没无闻了。今天我们见到的,无论是《诗经》里的诗,还是散见于其他古籍中的歌谣,都已经不是最古老的源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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