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进了大学

就这样进了大学

高一时我就给自己设计了前途:学文科,当律师。看过很多香港连续剧,戴假发、穿法袍的大律师让我无限神往,在法庭上闲庭信步,侃侃而谈,能把死人说活,能把稻草说成金条,我想我要有这种能力就好了。其实我是一个胆小的乡下少年,念高中之前,四十里外的县城都没去过几次,见到陌生人第一反应是躲起来;可能正是因为我的僻远和羞怯,让我向往自信和挥洒,暗暗祈求一夜之间神灵附体,有了应付复杂世界的本领和口才。在我看来,律师就是神灵附体的典范。高三时填高考志愿,一溜到底几乎都是法律,到最末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说,若是真到这一步才被录取,那我看法律不法律意思也不大了,就念中文吧,继续一块儿玩。朋友前一年考进了那所大学的中文系。我说好,趾高气扬地填了中文,我想不至于就堕落到那个境界。然后,一头钻进了中文系。

大二的一个早上,我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早餐,遇到系里一位精研《易经》的老师。该老师脑门光洁敞亮,据说算命测字看相皆擅长,一说一个准。聊及怎么进了这个大学的中文系,该老师歪头看了看我,说:“你幸亏来了,要复读一年你连这个学校也考不上。”

“我有那么笨吗?”

该老师说:“要笨你早走第一志愿了。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了。”

第一志愿我报的是南京大学的法律系。我听不出他是不是在夸我,那顿早饭我没有抢着替老师付钱。不管头脑出了什么问题,我确定无疑进了中文系。父亲对我进中文系没任何不满,父亲说,挺好,去吧。可是,我去中文系干什么呢?

我真不知道去中文系干吗,也不知道去了中文系能干吗。从没想过法律之外的事,虽然我在高二时就开始写小说,高三在一个书法作业本的背面写了整整一本诗。我只是写小说和诗歌,写小说和诗跟中文系有什么关系呢?父母已经开始帮我收拾行李了,姑妈送了我一个行李箱,祖父给我生活费时,嘱咐我千万别在嘴头上克扣自己,还有,要舍得买书。

大学在两百多里外的隔壁城市,不通火车,只有长途汽车。我不记得当年是如何坐上长途汽车的。车站在县城,去县城要先到镇上,这中间的折腾可能就得换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我记得的是,坐在哐啷哐啷的破旧长途汽车里,汽油味让我犯晕。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通,或者已经通了但长途车不愿走,它要穿过一个个村镇和小城沿途带客,多挣一点。上下车的乘客拎着头朝下的鸡鸭鹅,也有的抱着兔子和其他小畜,我坐在窗边,把车窗开到最大,让8月蓬勃的草木气息涌进车里,以便抵御汽油之外更加浓郁的乡村集市的气息。

半个车里都是午后火热的阳光,我有点晕车。父亲让我盯着窗外看,看得越远越好。我最终是往高处看,头一次发现异乡的白杨树如此之高,清峻细瘦地直往天上钻。我的故乡也到处是杨树,为什么它们都粗壮低矮,还是我忙得没来得及抬起头来看?我把路边的每一棵白杨树都从根儿看到梢儿,然后就在阳光里昏昏然睡着了。醒来出了一身汗,胃里舒服多了,晕车的感觉没了。这是我十八年来最长的一次长途车经历,及时地找到了治疗晕车的良方,就是上了车先睡一觉,醒来百无禁忌。

以后的很多年里,听很多同学和朋友讲述了他们去大学之路,不管路长路短,他们通常浮想联翩,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了无数种设想。我也看过很多此类文章,看过后就惭愧,我好像在那个午后的长途汽车上,对此行的终点无动于衷,我对我的大学没有好奇。对我来说,就是高中生活结束了,我得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待几年。如此而已。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对中文系,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我觉得坐了很久,起码一个下午。后来寒暑假往返,同一班车,我发现其实就是三四个小时。反正那天到了终点站,天已然傍晚。高我一级的朋友在车站接我,他让我也早点到,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成了那一届中文系第一个报到的新生。那天晚上,朋友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他们宿舍里住,我记不得说了些什么,第二天一早,醒来就看见父亲已经收拾好了,他得赶早班车回家。一天也只有那一班车去我的故乡。

因为早了好几天报到,我整天跟在朋友屁股后头,他去哪我去哪。他在中文系学生会任职,负责宣传,那两天正在为迎接新生做各种准备,我帮着打下手。因为从小学书法,字拿得出手,写写画画的事一天之后就全堆我头上了,我写了标语写牌子,写了宣言又写了祝福。我在学生会写字的时候,系领导去视察迎新工作,很奇怪他竟然不知道中文系还有字写得这么好的学生。领导问,你是学生会哪个部门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学生会有哪些部门。旁边秘书处的秘书长说,咱们秘书处的。开学一周后,我果然就进了学生会秘书处。

报到那两天,我像老生一样跟着忙活,接了一个新生又一个新生。第一天晚上回到我自己的宿舍,累得躺下来就不想起来。快熄灯时,室友问:“学长,你怎么还不走?”

“走不动了,”我说,“跟你一样,我的大学也刚刚开始。”

2016年8月29日,知春里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