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众神的愤怒
在军营里，夜晚的光阴属于狂欢的年轻士兵，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则属于逐渐凋零的老兵，他们默默地拨动着记忆的灰烬，等待着新一天的来临。而此时正是躁动不安的灵魂在地上四处游荡的时候，它们会去纠缠那些懊悔过去、恐惧未来的人们。成吉思汗已经六十岁了，他的一生有很多记忆值得细细品味，也有很多记忆值得深深懊悔。
1222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成吉思汗还在外出征战。他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战事。现在，在他的指导下，他的一个儿子正在伊朗北部作战，另外两个儿子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花剌子模汗国作战，还有一个儿子在阿富汗的山谷作战。他的将军们在前往进攻俄罗斯在欧洲的薄弱地带的路上，逐步扫荡高加索山脉。他一生东征西讨，征服和毁灭的城市和国家难以计数。
波斯编年史家术兹札尼说：“据信得过的人说，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体魄健壮，胡须稀少，长着一双猫眼，精力充沛，明察秋毫，天资聪慧，料事如神。”对他的敌人来说，他“令人胆寒。他是一个屠夫，公正，果敢；他摧毁敌人，无畏，嗜血，残忍”。[7]敌人一看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武士的外貌，立刻就会感到恐惧。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扎克(Kirakos of Gandzak)写道：“他们的样子就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可怕。”南宋使者赵珙记述：“其面橫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行状颇丑。”[8]这位特使惊讶地发现，大汗并不像皇帝一样蓄发，而是留着和其他士兵一样的独特发型：剃光头顶，只在额头上留着一撮刘海，以保护灵魂，两条辫子搭在双肩上。[9]这种发型非常怪异，但对控制虱子很有作用。到了晚年，他稀疏的长胡子已经灰白了。
与其他人相比，成吉思汗的一生成就卓著。虽然出生在蒙古草原上一个偏僻的地方，家世并不显赫，但他逐渐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不是王子，也不是有权有势的大家族的继承人。不仅如此，他和他的母亲还曾被部落驱逐，在草原自生自灭。然而在四十五岁时，他却完全控制了有着近百万人口的游牧草原部落。他的早年生活局限于蒙古高原，但此时他决定对外征战，开疆扩土。在征服邻近的西伯利亚、中国西北部地区以及天山脚下的西辽后，他着手进攻花剌子模汗国，该汗国统治着从里海到阿富汗的大部分中亚地区。他的军队继续西进，准备入侵伊拉克、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南部。
在他的指挥下，只有十万人的蒙古大军击败了百万敌军，并征服了数以亿计的人口。他的一位后裔尹湛纳希自豪地写道，成吉思汗“甚至征服了人们从未听说过的土地”。他的帝国“扩张到了世界上的人们从未踏足过的遥远的角落”。他“征服了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奇妙国度”。[10]他所征服的土地和人口比罗马帝国整个历史时期所有皇帝所征服的还要多。他把敌人埋葬在飞驰的蒙古战马卷起的冲天烟尘里。
他身上综合了猎人的智慧和牧人的机敏。猎人知道如何追踪猎物，而牧人则知道如何巧妙地引导着山羊、绵羊、牛、马、牦牛和骆驼长途跋涉，保护它们免受野兽和天灾的袭击。他的军队行进的速度和技巧令人称奇，许多观察家一再将之比作风暴、洪水或其他来势凶猛的灾难。攻城拔寨就像他的战马践踏花草一样轻而易举。他摧毁敌军，并把成千上万的人迁往他方，就像把他的牧群迁往一个新牧场那样轻松自如。对他的手下败军，他会迅速决定他们的生死，就像在冬季开始时决定应该屠宰哪些动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蒙古人的入侵范围之广难以想象。在大约七十五年间，成吉思汗和他的直系后裔曾与众多国家的军队交战，这些地方的领土面积相当于四十个现代国家的大小。从1209年他发动第一次入侵开始，直到13世纪末他的孙子忽必烈去世为止，蒙古人成功入侵过的地方包括了现在的俄罗斯、中国、韩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匈牙利、希腊(色雷斯)、阿尔巴尼亚北部、波兰、缅甸以及几个较小的地区(如中国西藏和克什米尔等)。他们还收到了一些王国的进贡，这些王国便是如今的越南、泰国和柬埔寨。他们的战线从布达佩斯到首尔，绵延五千多英里，差不多相当于从河内到布达佩斯的距离。
蒙古人的征服战争也遭遇过失败，这也许正显示了他们的野心之大、征服的范围之广。他们在维也纳郊外曾打过败仗，在西方，蒙古军队受到了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的阻击；而在东方，蒙古军队被日本军队击败过；在南方，则遭到爪哇王国(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打击。除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作战之外，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做到在如此漫长的战线上同时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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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吉思汗横空出世，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众神涌现、宗教统治世界的时代。从太平洋上的日本到大西洋上的爱尔兰，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回荡着宣礼员宣召祈祷的声音、教堂里悠扬的钟声、僧人的诵经声，以及朝圣者的吟唱。艺术、文学、建筑和哲学无不着力表现宗教虔诚的主题，无论是在中国的宋朝首都、巴格达的哈里发宫廷、罗马教廷、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宫殿，还是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德里苏丹的堡垒、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的清真寺。在宗教的黄金时代，在东亚和东南亚，又高又细的宝塔不断拔地而起；而在穆斯林世界，宣礼塔则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欧洲，大教堂冲天的尖塔星罗棋布。它们把人类的思想提升到天堂，它们是宗教胜利的标志，宣告着新的宗教权力似乎将处于永恒的统治地位。
宗教战胜了世俗生活。牧师、喇嘛、僧侣、毛拉[1]控制了历法，为相互争斗的对手划界设限，并收缴税款。他们掌握着法院，安插狱吏，建立大学，开办医院，管理酿酒厂、银行、妓院和酷刑室。他们奢侈地花着贫富不一的信徒们自愿和被迫的捐款，攀上了艺术、文学、音乐和建筑的历史高峰。通过书法作品中真主的话语、山上和寺庙中的佛像和壁画以及描绘耶稣生活场景的画作，艺术已成为灌输宗教思想的工具。
许多组织宗教的领导者声称自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但他们却傲慢地忽视上帝的意志，违反他们自己在经文里写下的精神，专注于他们最喜欢的事情——聚敛财富，惩罚违反他们随意制定的有关膳食和性的法律的人们，建造规模宏大的建筑，设计奇特的服装仪式，不厌其烦地为经文应如何断句、印刷用什么颜色而争来吵去。当皇帝软弱、国王年迈、贵族忙于狩猎或吟诗作对时，宗教就变得愈发强大。
在欧洲，教皇自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国王和异教徒。在穆斯林世界，摇摇欲坠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作为世俗的皇帝和穆罕默德的神圣继承者，仍在巴格达统治着这片土地，而帝国境内大大小小的毛拉则在城镇和乡村强制性贯彻安拉的话语。在伊朗的山地活跃着阿萨辛教派，这个邪恶的教派是什叶派的狂热崇拜者，他们不断骚扰穆斯林、基督徒和异教徒，不时出来刺杀任何批评他们或拒绝他们强硬进贡要求的统治者。
宗教的盛行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繁荣。每一个教派都在忙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与其他教派激烈竞争，每种宗教都声称自己是神在人间唯一的代言人。三场激进的宗教运动——基督教、佛教和新兴伊斯兰教的追随者相互激烈厮杀，试图主宰世界。一些佛教教派的僧侣发明了武术，而基督徒和穆斯林则组织了大批圣战士，致力于传播他们的神的话语，在地上建立他们的神之国度。相互竞争的宗教控制了历史并声称掌握着未来。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和仪式，保证能带来永恒的和平，并声称自己掌握着唯一的灵魂救赎之路。
宗教并没有创造艺术、慈悲和美的理想王国，却使世界充满了仇怨。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战争大都是因欲望和贪婪这些简单粗暴的人类情感而引起的，而世界宗教的兴起却鼓励仇恨并杀戮无辜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敬拜神的方式不一样。由宗教引起的战争或以宗教之名进行的战争是对世界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如今，以相互竞争的神的名义而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过了贪婪、嫉妒和种族，成了暴力之源，而事实证明这些引战者是贪得无厌的。一场冲突刚刚平息，有信仰的人便轻易地找到另一个借口发动战争迫害非信徒、异教徒和其他异端分子，或者任何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以和平和怜悯的神的名义，虔诚的宗教信徒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施暴，或用酷刑、抢夺、击打、致盲、强奸、火烧、水淹、受饿、肢解等血腥的手段，或通过奴役残害他人。只要有人对宗教产生了真正的威胁，那么从杀婴到种族灭绝，任何一种惩罚就会变得不算过分，也不算邪恶。这样的杀人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一个得到准许的杀手将得到永恒奖赏的圣礼。
就在精神混乱和暴虐盛行的13世纪，一支可怕的军队骑着毛发蓬乱的战马，突然从冰封的北方地平线冲杀下来，冲进寺庙、清真寺、修道院、堡垒、宫殿和教堂。从未有一支军队行动如此迅速，刹那间便跨越大洲。蒙古军队只有骑兵，没有步兵，也没有辎重车延缓行程，因此他们可以连续骑行几天。行军途中他们不断变换坐骑，如果需要，可以在马背上吃饭睡觉，而不用停下来扎营或生火做饭。蒙古人似乎从天而降，杀进处于交战中的诸国，宣称自己是神的惩罚，并声称要打破君王的统治权力，利用它们为人类服务，恢复上天的意志，执行上天的命令。
上天曾派出过许多使者来到世间：孔子、佛陀、耶稣、摩西、琐罗亚斯德、摩尼、穆罕默德以及许多不太知名的先知。他们的经文用波斯语、梵语、汉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亚拉姆语以及其他现已消失的语言记录下来。这些经文一开始都引起过人们巨大的热情，但是很快便被滥用，不再被重视。成吉思汗并没有宣讲从上天领受的新经文，也不打算建立一个新教会。他相信上天启示的经文已经足够多了，每个人基本上都知道是非对错。相反，他着手惩罚那些恣意妄为的国家，引导现有宗教履行其帮助人类顺服神的旨意的使命。如果劝诫、奉承和贿赂都不足以说服有组织的宗教当局以及以宗教名义行使权力的统治者，他会用鞭子击打他们，强迫他们回头，使他们重回道德之路。
成吉思汗重视所有宗教里包含的道德真理，他只是不信任那些自称拥有宗教权柄但却往往滥用其权柄的人。他让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处决和囚禁了一些人。对一般大众，他承诺，只要他们履行自己对社会和上天的职责，他们就会获得自由和财政支持。
成吉思汗的军队最初完全是由蒙古人组成的，但它很快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联军。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钦察人和奥塞梯人走下高加索山脉加入了联军，来自中亚地区几十个不同民族部落的突厥人也加入了联军。中国工程师组装了可怕的战争机器，用它可以击穿城墙，并改变整个河流的走向，而中国医生则负责包扎伤员。来自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来自萨克森的矿工，甚至还有一名英国贵族叛逃加入了这支国际联军。一位阿拉伯作家描述这支军队就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11]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子们继续他们针对腐败的宗教和政治机构的战争。1257年，他们粉碎了阿萨辛教派，摧毁了他们在叙利亚深山中戒备森严的巢穴，并把他们的头目送到蒙古处决。然后，蒙古人策马奔向巴格达去制裁哈里发。
巴格达于1258年陷落，阿拉伯人漫长而逐渐暗淡的黄金时代终于结束了，但蒙古骑兵并没有止步。在那个世纪余下的几十年里，他们继续扩大他们的帝国。他们摧毁了基辅及其宏伟的大教堂，从而摧毁了东正教斯拉夫世界的文化中心。他们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西藏，并击败了武艺精湛的高丽武僧。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战场上，他们一举摧毁了发誓把自己的财富和生命献给教会的基督教圣殿骑士团的势力。蒙古人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诺言，并杀死了他们的领袖——西里西亚的亨利公爵，剩下的俘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矿井和哈萨克斯坦的山区。
蒙古人一路扫荡到大马士革，接受基督教十字军领袖博希蒙德六世(他是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伯爵)的投降，然后向西推进到与埃及接壤的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占领了中国南部，并染指东南亚，轻易地征服了大理的白族王国，这个王国的国王总是放弃世俗权力，想要成为一名僧侣。他们还占领了缅甸的蒲甘，那里的国王挥霍大量财富建造佛塔，而不是构筑防御工事。[2]
蒙古人针对宗教中心发起攻击，一是因为它们保护与蒙古人为敌的当权者，二是因为那里藏着成堆的宝藏。他们抢劫寺庙和宗教古迹，把抢到的黄金和白银切割或熔化以作新的用途。他们只带走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剩下无用的东西全部毁掉。从基辅大教堂到巴格达清真寺，蒙古人对宗教建筑的处置和对华丽宫殿或日常市场的处理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把依靠宗教搜刮的大量财富归回商业流通之中。这些财富成为他们振兴丝绸之路、打开国际贸易网络的第一笔资金。他们建造旅馆，设立银行，以便于客商自由旅行；他们镇压土匪和海盗，建造桥梁，清理港口，降低税率，并试图引进一个全球性货币系统。成千上万的商人，包括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和叔叔，很快踏上了蒙古人的道路，从欧洲来到亚洲，又从亚洲返回欧洲。他们打破了狂热宗教的控制，从而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时代。
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汗宣告：“仰赖神的美德，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一切都赐予我们了。如果没有神的命令，人能做什么呢？”[12]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贵由汗的继承者蒙哥汗告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在天上只有一个永恒的神，在地上只有一位君主成吉思汗。”蒙古人认为上天把权力赐给他信赖的人，借他的口向世人说话，并把这项使命委托给了成吉思汗，以保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享有幸福平安”。[13]
几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的敌人及这些敌人的后裔一直认为他与神为敌。在他死后，人们只记得他的征服和破坏，不承认他取得的所有成就。书籍、戏剧、歌曲和电影描写了他强大的军队，但他们的胜利通常被描绘为肆意盲目的破坏，他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们焚毁书籍，把人耳装进麻袋，把人头垒成金字塔。如果说成吉思汗在历史中发挥过任何作用的话，他的作用也只是上天的惩罚——他是上帝抽向世人的鞭子。
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看法与外国人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蒙古人一直视成吉思汗为精神和信仰上的导师，和菩萨、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蒙哥汗不只把他看作蒙古民族的奠基人，还把他视作“甜美可敬的天子”[3]。神的诫命很简单：每个国家都必须服从蒙古人。蒙古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给路易九世的一封信中解释道，只有投降蒙古人，地球上那些“用四肢走路”和“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灵才能享有和平。[14]
我们对成吉思汗早年生活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一部叫作《蒙古秘史》的史书，这部书是在他去世两年后写成的。可能是蒙古大法官失吉忽秃忽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这位蒙古帝国缔造者的资料。成吉思汗的话语具有某种力量，因为他征服了世界，所以人们认为控制他话语的人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魔力。这本书写成之后便被当作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宝藏严加看管，并且很快就被锁起来了。这份手稿属于皇室，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甚至经常为此彼此猜忌，只有在必要时，比如当一位皇室成员需要带上一本踏上征程时，才允许复制。本书原稿是用畏吾儿蒙古字写成的，属于汗室，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甚至经常为此彼此提防，只在必要时，例如当王室成员需要带上一本踏上新的征程时才允许复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用蒙古字写成的原稿丢失了，但在十九世纪，发现了一个用汉字标注蒙古语音的复杂的副本；用了近一个世纪才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和蒙古语。
谁拥有一本《蒙古秘史》，谁就拥有权力，因为人们认为，这本书和成吉思汗的灵魂相通，谁拥有它，谁就能威慑对手和外敌。这本书的拥有者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抽取一句话或一个故事来支持自己当时想要采取的策略，只有幸运地拥有一个副本的远亲才可能提出异议。因此要辨别究竟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有人一时心血来潮编造出来的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个传世的版本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后来又有人故意进行了删改，出于某种政治考量，书中不利于某些人的部分消失了，也有人又加进了新的内容。
这些相互交叉重叠的不同版本最终形成了几本不同的书，在中国叫作《圣武亲征录》，在蒙古叫作《蒙古秘史》(在波斯的伊儿汗国叫作《蒙古黄金史》)。一般而言，成吉思汗的话语、智慧、法律和训词是因蒙古词语“札撒”(Yasa)的各种变形而广为人知。札撒的意思是法令、命令或法律，它会写成 Ikh Yasa， Yasa-nama， yasa-yi-buzurg， as-Si-yasa， yasaq， zasag，或 jasaq。
当成吉思汗离开蒙古开始他的征途之后，他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很多语言的史料对他都有记载，包括汉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等，这些史料反映了穆斯林、基督徒、儒士、佛教徒、道士和犹太人各自不同的观点。这是史无前例的，之前很少有一个人受到过如此广泛的从不同文化视角投射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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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征服敌人，掳掠了他们的城市，并控制他们的市场之后，成吉思汗开始思考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所宣称的信仰是否符合。那些宗教权威们一直习惯于发号施令决定他人的罪与罚、生或死，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正在接受一个非信徒的审判。成吉思汗对刚刚征服的城市布哈拉的领袖大喊：“你们犯了大罪。”他解释说，“你们中间的大人物犯了这些罪……如果你问我这样说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因为我就是上天的惩罚。如果你没有犯下大罪，上天不会给你这样的惩罚。”[15]
他停下来让译员翻译他的话，然后告诉人们有关他“与上天亲密交流”的事，宣称“他从上天那里获得灵感和权柄，统治地球上的所有王国”。[16]正如他让被打败的领袖对误导他们的社会负责一样，他也让宗教领袖对自己及其追随者的行为负责。他对经文的准确性和先知的真实性不感兴趣，他也不管他们相信什么。他只根据他们的行为作出判断。
成吉思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人们怎么把他和其他征服者作比较，他对此也不感兴趣。他更多的是把自己成功的优势当作一个沉重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他正在履行上天赋予他的使命，他在向他的臣民尽他应尽的职责。徜徉在阿富汗宜人的气候里，他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不再思索作战计划的细节，因为他现在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凭借实力轻松取胜。他很喜欢阿富汗高纬度山谷清爽的气候和肥沃的平原，而他的注意力也从过去和现在转向未来。如果他去世了，会发生什么？他的家庭将如何？他的蒙古百姓将如何？他伟大的帝国将何去何从？
成吉思汗坦率地承认，自己突出的优点并不多，但他有能力发现周围最优秀的人才并激励他们。作为一个武士，他并不像他的弟弟合撒儿那样孔武有力；作为战略家，他不像速不台那样出类拔萃；他没有妻子孛儿帖那样果断，也不像母亲诃额仑那样坚定。然而他承认他们的优秀品质，并将其吸收。他最亲密的谋士都是他的蒙古同胞，尤其是他的妻子和将军们，但当他走出蒙古大草原，进入南方民族的定居地后，他马上便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当地寻找有技能的人为他服务。每当征服一个城市之后，他就会下令全面清查当地人口资源，包括他们拥有的本领。因此，他从中国招募了工程师、文员和医生，从穆斯林国家招募了会计师、审计师和金匠。
成吉思汗的晚年生活在阿富汗度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想请教有学问的人，听听人类文明中拥有最渊博知识的人的高见。他召见最优秀的穆斯林和中国学者与他会面。他从新征服的领土上请来了毛拉，也从中国宁静的道观里请来了道士，让他们长途跋涉来到阿富汗仍然烟雾缭绕的城市，听他们讲论自己的宗教信仰，问一问他们有何建议。
成吉思汗最初对宗教机构和定居文明深表怀疑。他怀疑那些拥有宏大寺院、财富和盛大场面的大宗教可能是一场骗局。然而，他想要听听这些奇怪的宗教组织的领袖们有什么话说。13世纪著作等身的学者、编年史家把·赫卜烈思写道，成吉思汗曾召见“智慧的主人”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朗读他们的圣书，让他们当着他的面讨论他们的宗教，并互相辩论。[17]僧侣、祭司、占星师、魔术师、先知、炼金术士、占卜者、圣人、算命先生和江湖术士往往要长途跋涉好几个月，渡过最宽的河，爬过最高的山峰，穿过最遥远的边界，才能到达他的游牧营地。
他一次只和一位自封的神人谈话，听他们的教导，质疑他们的做法，审查他们的成就，并稽查他们的道德。他仔细检阅他的帝国境内所有著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儒教以及其他较小的世界性宗派。他白天作战，那些智者会在晚上见他，讨论道教和穆斯林神学、生命的意义、命运，还有天堂和尘世的关系，战争、暴力、和平、法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成吉思汗一生都是一个战士，为权力和统治地位而战，但他也是一个人，竭力寻求并理解精神的作用。这些历史上最奇怪的哲学论辩是以阿富汗的血腥战场为背景的，其影响在今天仍然以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回响在世界各地。
成吉思汗的这种追寻开始于许多年前，在蒙古最神圣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上。
[1]毛拉，即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编者注
[2]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为耶利米·卡尔亭的《蒙古人》一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他们处死了哈里发，洗劫了巴格达，正如他们袭劫俄罗斯和匈牙利城一样。他们彻底摧毁了胆敢奋起抵抗他们的突厥部落，他们在对付欧洲的任何抵抗时也是如此……他们征服了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蒙古王朝。他们的后裔征服了印度，同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伟大的蒙古帝国。以同样的方式，波斯也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一举击溃了俄国人，他们的马蹄践踏着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他们一战便粉碎了马扎尔人，使匈牙利浴血千里，迫使匈牙利国王仓皇出逃。他们占领了波兰，摧毁了德国北部西里西亚的骑士军团。”
[3]“甜美可敬”似乎是摩尼教概念，耶稣是甜美的。在一首摩尼教诗篇中这样写道：“品尝可知主甜美，基督是真理之道；听道之人有永生。我品尝甜美，主的真理最甜美。品尝可知主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