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成吉思汗、托马斯·杰斐逊与上帝

在178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坐在洛桑的自家花园洋房里，即将完成他的罗马帝国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卷。该书共六卷，包括170位皇帝，跨越25个朝代，时间跨度长达1500多年，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从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开始，直到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为止。吉本对帝国和皇帝的理解比古往今来任何学者都要深刻得多。

在这个为期15年的研究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不仅仅沉湎于过去，也在展望未来。他的注意力从地中海的帝国越过大西洋，转向新成立的美国，这个注定要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国家。吉本被权力与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的奇特关系所吸引，因此他密切关注着美国社会关于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进行的热烈讨论。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书，而一些年轻的美国反叛者也曾在此就读。吉本认为他们的理想过于激进，要付诸实践将非常困难。哲学家有时冥想着理想的宗教自由，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执行法律以确保宗教自由。而美国人在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决心要赋予公民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

吉本在欧洲大陆接受过教育，也做过国会议员，因此他对权力和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仅用理智来探索世界上的宗教，也用心灵去感受它们的存在。他曾是一位天主教徒、新教徒和自然神论者。在他的关于罗马帝国和欧洲形成的历史巨著里，他细致地描述了宗教的兴衰以及宗教迫害，他发现其中很少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在穷其一生地研究之后，他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在政治与上帝的问题上，只有一位帝王出类拔萃，与众不同，那就是成吉思汗。

在他研究生涯的早期，当他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前几卷时，吉本和同时代人一样，对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抱有偏见，对他们的野蛮行径深恶痛绝，对他们的领袖有些轻蔑，其中包括匈奴的阿提拉和成吉思汗(他称之为“增吉思”)。当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学者以后，他越来越多地从这些所谓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他们比欧洲文明的统治者更加值得尊敬的地方。他写道，罗马皇帝“充满激情但无德行”，批评他们缺乏政治和精神领袖的素养。[1]他对罗马人荒唐的残酷行径进行了反思，他们首先迫害基督徒，然后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迫害其他所有人。

在对西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吉本得出结论，欧洲并不是一个实行宗教自由的好榜样。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章，他大胆地宣称：“但成吉思汗的宗教最值得我们惊奇和赞赏。”他解释道，在蒙古人的营地，不同的宗教“自由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们遵守“大札撒”，即大法，那么成吉思汗就尊重所有“最敌对教派的先知和教宗”的权利。相比之下，欧洲历史上经常上演的一幕是，宗教狂热分子“用残酷的手段捍卫谬论”。“这些人可能会对这个所谓的野蛮人的做法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早就明白了哲学上的教训，并按照他的法律，建立了一个有着纯粹信仰和完美宽容精神的制度”。

但是很少有欧洲学者有机会对吉本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他的所有著作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被禁了。天主教会把他的名字和书名印在梵蒂冈的《禁书名单索引》上，阅读或印刷他的书是一种罪恶，在许多国家甚至属于犯罪行为。他的思想太激进了，因此他的书一直列在教会的禁书名单上，直到1966年才解禁。

吉本在讨论成吉思汗的生平时，插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小注解，他把成吉思汗与欧洲哲学思想中的宽容联系起来，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把这位帝王和刚刚出现的美国的宗教自由联系起来。吉本写道：“成吉思汗的宗教法律和洛克先生的思想有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他还具体列举了约翰·洛克在卡罗来纳州宪法中所设想的乌托邦愿景，那是洛克在1669年受他的雇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之托而设计的，其目的是治理新获得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南部的北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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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撰写关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时首次读到吉本的精彩论述的。吉本著作中的那个小脚注只是这部150万字的巨著里大约8000个脚注中的一个，但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吉本是唯一一位把成吉思汗与我的故乡南卡罗来纳州联系起来的历史学家。他的说法令人激动，但也令人难以置信。尽管我很愿意相信吉本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即使对我这个成吉思汗的崇拜者和蒙古文化的爱好者来说，似乎也显得过于牵强。1206年建立的蒙古帝国和近六百年后建立的美国会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呢？我没有发现其他学者把这个想法当回事。但是，哪怕只有一丝联系，我也不愿忽略。为了解决这个疑惑，也为了获得心灵上的安宁，我决定去寻找证据来支持或反驳吉本的观点。难道美国宪法中为人珍视的关于西式宗教自由的法律真的起源于亚洲？难道它不仅仅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遗产，也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中世纪勇士的遗产？[2]

我当时没料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将耗去我十二年的光阴。这本书是我受吉本的一个脚注启发而撰写的，可是我花费的时间几乎和他完成六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长。

吉本认识到，欧洲思想界和社会大众都强烈地渴望宗教自由，但哲学家、理想主义者、宗教异议人士以及政客们对如何就此进行立法各执己见，充满分歧。人们是否必须首先信仰上帝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呢？是否需要设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国教呢？宗教自由是个人权利，还是只限于已经设立的教会呢？个人是否可以拒绝隶属于任何宗教，但仍然当一个公民呢？当时大多数有关宗教宽容的立法尝试，涉及的主要是少数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他们称所有信徒为一个共同体，但并没有真正考虑个人的信仰自由是不是属于任何宗教团体。

受吉本的启发，我在最初几年仔细阅读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以及他的雇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的相关著作，同时也研究了卡罗来纳州基本法，这部宪法的手稿原件保存在距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3]在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建立的这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式，赋予了少数教派成员一些公民权利，但也对他们设置了许多新的限制，同时这部基本法承认英格兰教会为官方唯一真正的宗教。该草案只允许教会享有有限的宗教宽容，而不允许个人享有真正的宗教自由，甚至规定只有那些支持政府的宗派才能享有宗教宽容。尽管这与成吉思汗总体的宗教宽容原则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我并没有发现具体的证据说明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启发了后人的灵感——没有相似的措辞或推论，甚至连一条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细小线索都没有。

我不太情愿地放弃了这种想法，即洛克曾受过成吉思汗所制定的法律的启发，或我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也曾受到过这种思想的影响。然而更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美国的开国元勋是否曾经了解过成吉思汗的《大扎撒》，如果他们了解，他们是否借鉴过？于是我把注意力从洛克身上转移到美国开国元勋们身上。很快，一个发现使我深受鼓舞，玛莎·华盛顿曾送给她的丈夫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记小说——《成吉思汗：一个鞑靼人的身世》(Zingis:A Tartarian History)，这本书由安娜·德·拉·罗杰·圭尔汗创作，于1691年在法国出版，第二年便被译成英文。[4]乔治·华盛顿把这本书藏在他的弗农山庄图书馆里，直到现在仍在那里。

我以为挖到了黄金，但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令人沮丧的是，虽然这本书已经躺在华盛顿的图书馆中三百多年了，但我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经读过它。乔治·华盛顿从未提到过这本书，在他的公文或信件中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成吉思汗。我以为自己快找到答案了，但迟迟未至的证据让我害怕自己只是在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

几年之后，我的乐观情绪再次高涨起来。我偶然发现的证据表明，在查尔斯顿和波士顿之间往来的美国商人曾经进口并出售过关于这位蒙古领袖的书。除了乔治·华盛顿图书馆收藏的那本小说外，18世纪在美国殖民地最流行的书是《成吉思汗大帝传：古代蒙古人和鞑靼人的第一位帝王》(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aguls and Tartars)，这部权威性的长篇传记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于1710年出版。作为法国文化的鉴赏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为推广这本书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在他的报纸上刊登广告，通过在费城的邮局邮购渠道，将其分销到整个美洲殖民地。

那么，18世纪70年代谁买过这些关于成吉思汗的书？谁对他产生过兴趣？那些书又怎么样了？我再次一头扎进富兰克林的大量文献和著作中，我希望能寻找某种微妙的证据，能直接证明成吉思汗有关宗教宽容的法律曾经启发过美国的国父们，从而促使他们做出赋予美国这个新生国家所有公民信仰自由的决定。当时的美国人和成吉思汗一样，正试图创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国家。18世纪的美国学者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史，因此急于从一潭死水般的西方思想之外寻找政府和司法的模式。为了寻找更好的模式，他们广泛阅读，并对成吉思汗这位来自亚洲的领导者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尽管富兰克林对世界上所有话题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线索证明他的思想和蒙古人有联系。

最后，我终于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发现了关键的线索。《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购买了许多本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杰斐逊买了许多这本传记的法文原版书，并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他还送了一本给他的孙女——科妮莉亚·杰斐逊·伦道夫，作为她十七岁的生日礼物，并在书上题词，鼓励她好好研读这本书。[1]他留下了两本成吉思汗传记，一本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另一本存放在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而这两个图书馆都是托马斯·杰斐逊创立的。直到1795年5月26日，杰弗逊还写信给巴黎书商让·弗朗索瓦·福楼乐，想要再订购一本成吉思汗传记，并要求这本书要“包装精良，最好用皮革包装，或者干脆用海豹皮做封面”。[5]

我小心翼翼地阅读了由杰斐逊收藏过的成吉思汗传记的复印本。这本书强调了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政策，并转载了一个关于宗教自由的蒙古法律文本，佩蒂·德拉·克罗瓦曾强调，这是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成文的法律条文。这本传记指出，蒙古法律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写就的，是为每一种信仰的每个信徒赋予信仰自由的普通法。在1777年，也就是《独立宣言》起草一年后，托马斯·杰斐逊在为他的故乡弗吉尼亚州起草美国第一部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时，把他高尚的言辞写进了法律。他在阅读关于成吉思汗的书时已经接受了宗教自由的思想，还在成吉思汗传记中发现了一个具体的方法——把他对宗教自由的渴望变成法律。宗教自由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不是教会的特权。

蒙古法律禁止任何人“因宗教原因打扰或骚扰任何人”。[6]同样，杰斐逊的法律规定：“人不能……因宗教观点或信仰而受迫害。”成吉思汗的法律坚持“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喜好表达自己信仰的自由”。与此相应，杰斐逊的法律则规定：“所有人应享有表达信仰……以及表达对宗教事务意见的自由。”成吉思汗第一大法和弗吉尼亚法规虽然措辞不同，但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精神相似，其中规定：“国会不得通过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人们自由行使宗教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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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境内生活着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这种情况是以前的帝国从未遇到过的。这些人群包括穆斯林、佛教徒、道士、儒士、琐罗亚斯德教徒、摩尼教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基督徒和各种万物有灵论的信徒。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统治过如此众多的宗教，而自己却不信仰其中的任何一种宗教。这些大宗教又细分为无数教派，相互激烈竞争，经常发生恶斗。成吉思汗一生的最大难题并不是征服部落、城市和国家，而是如何使它们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和谐共存。

我从1997年开始研读《蒙古秘史》，我试图在书中找到所有的情节，分析在蒙古本土、中国和中亚地区所发生的有关事件，并对此作出评估。头一年，我以为用一个夏天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把蒙古人从喀喇昆仑到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全面梳理一遍，然而我用了两个夏天仍未完成。而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靠步行、靠骆驼、靠马匹或乘坐汽车进行研究。开始时是我一个人独自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敬业的蒙古学者和牧民们组成的团队，他们把自己关于当地的独特知识贡献给了这个研究项目。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从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扩展到成吉思汗死后才被蒙古人征服的缅北地区，以及从未被蒙古人征服但与蒙古大汗建立了合作关系的高棉帝国的残余部落。后一阶段的研究远超出了《蒙古秘史》的范围，但它仍是我的研究指南。

蒙古征服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已经在书籍和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和描写，但是成吉思汗作为宗教立法者的作用却鲜为人知。在他的晚年，他延请宗教领袖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营地，旨在使相互仇视、争斗不已并困扰人类的各种宗教实现持久和平。一开始他竭力寻求自己的精神核心，但却逐渐变成了寻求理解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仔细研究了相互争斗的不同宗教派别的法律和属性之后，他相信，只要人们可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杀人或被杀，那么没有任何帝国能够保持稳定。

成吉思汗对现代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我以前的想象，这种认识促使我撰写第二本书。从研究一开始，我便认识到成吉思汗的精神追求以及他处理宗教问题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的重要性，但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与技术创新(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传播)相比，更加难以追踪。我已经花了近二十年时间研究成吉思汗的生平和他的蒙古帝国，现在，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粗浅的研究发现呈现给大家了。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遵照和我相濡以沫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妻子沃克·皮尔斯的吩咐而写的，她觉得我以前的作品忽略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丰富而独特的精神生活。她也给这本书起了书名。在撰写过程中，我曾把手稿读给她听，她对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比我看得更清楚，可惜她却没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完成。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编辑卓伊·德·梅涅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查尔斯顿图书协会的斯蒂芬妮·亨特也帮助我编辑此书，使我获益匪浅。

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在他生活的13世纪是革命性的，而在18世纪，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重新发现了他，因此他的思想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他当时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别无二致。在全球化社会中，宗教多元主义往往会导致极端主义和冲突的发生。如何在信仰自由和宗教狂热行为之间取得平衡？当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摆脱了公民社会的控制并反过来控制了社会，会发生什么？如何防止某种宗教的信徒攻击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如何才能迫使自称唯一真正信仰并互相竞争的宗教在社会中和谐共存？宗教的界限是什么？八百年前，成吉思汗曾竭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今天人们仍在这条路上苦苦求索。

[1]杰斐逊在送给他的孙女科妮莉亚·杰弗逊·伦道夫(1799—1871)的法语版《成吉思汗》一书上题词，作为她的十七岁生日(1816年7月)礼物。这本书后来赠给了弗吉尼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