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本緒論主要由以下幾方面組成，即《楚辭》校證學術史回顧；選題的主要内容及學術意義；研究思路與研究材料以及研究方法。
一、《楚辭》校證學術史回顧
《楚辭》研究，自漢代以來，即吸引了衆多學者的參與。至於今日，更是學術界尤其是“先秦文學”研究界的熱點。因歷代成果衆多，爲論述方便起見，特分爲以下這樣幾個時期以作述評。即兩漢六朝時期；隋唐至於清末時期；民國時期；1949年以來時期。
（一）兩漢六朝時期
《楚辭》研究，漢代即已方興未艾。據史籍所載，漢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即最早開始了《楚辭》的研究。劉安之後，劉向、揚雄等曾對《天問》等《楚辭》作品作過注釋研究；其後班固、賈逵曾有《離騷經》章句等。但這些著述大都已散逸。今天兩漢著述能比較完整見到的則是王逸《楚辭章句》。王逸距屈原時代較近，且其本爲楚人，故其注釋常常能以楚地方言注之，并且或許其曾爲校書郎、侍中之故，能閲讀到當時他能見到的很多《楚辭》著述，其《楚辭章句》當是儘量吸收了這方面的成果。如其中引“或曰”之説多近六十條。而某些訓釋雖未交代來源，但比較相關載籍則尚可揣測。如《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而據《説文·女部》“嬃”字條許慎引賈逵説“楚人謂姊爲嬃”。[1]是王逸或本於賈逵之《離騷經》章句。因此我們認爲王逸的《楚辭章句》應當是吸收了兩漢《楚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王逸《章句》之後，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或有論述之作，但今天見來比較多的是典籍中的間或引用以及評價。如《顔氏家訓·音辭》《文心雕龍·辨騷》等。而語言訓釋、校勘考證之作則以胡小石輯郭璞楚辭注爲代表。[2]郭璞注《山海經》等所引《楚辭》往往與今日傳本有異，據之可以考訂文字、詞句，并可以窺見此時期《楚辭》之傳本。
（二）隋唐至於清末時期
隋唐之際今天能够見到有益於校勘訓釋的則是敦煌發現隋釋智鶱之《楚辭音》殘卷。按《隋書·經籍志》載：“隋時有釋道鶱，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鶱公之音。”[3]是智鶱善爲“楚聲”之載。《楚辭音》以音訓爲主，游國恩《楚辭講録》計爲“音訓共二百八十條，其中正文音訓一百八十四條，注文音訓九十六條”。[4]其次亦間涉及《楚辭》異文及訓釋。如《離騷》“望崦嵫而勿迫”之“崦嵫”，殘卷作“奄兹”。智鶱引《山海經》等典籍證“奄兹”當作“崦嵫”。[5]凡此皆可爲《楚辭》校證之一途。
李唐時期柳宗元作《天對》及其自注，可主要用爲《天問》校勘之助。如《天問》：“鬿堆焉處？”王逸注：“鬿堆，奇獸也。”而據柳宗元《天對》“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及自注“堆，當爲雀，王逸注誤”云云，是知“鬿堆”當爲“鬿雀”之誤無疑。[6]
而南唐王勉《楚辭釋文》一書所録異文最多，反切與義訓則較少。因此《釋文》主要功績之一即考釋異文。如《天問》“曜靈安藏”之“藏”字，《釋文》作“臧”。姜亮夫以爲“臧，正字；藏，後起俗字也”。[7]
唐代以降，宋代尤其是南宋爲王逸以後《楚辭》研究的另一高峰。其中則以洪興祖《楚辭補注》以及朱熹《楚辭集注》爲代表。《楚辭補注》主要是就《楚辭章句》所作的進一步校勘疏證。由於洪氏曾得蘇軾等多家《楚辭》校本參校，因此可以説《楚辭補注》也是一部集宋代《楚辭》研究的大成之作。如其中《楚辭考異》所引文字版本異同或即録自蘇軾等校本。并且由於《楚辭補注》之故，得以保存南唐王勉《楚辭釋文》。因此《楚辭補注》與《楚辭章句》可謂雙峰並峙。而朱熹《楚辭集注》於文字訓詁則以簡約見長。如謂“攝提”爲“星名”[8]等皆可自立其説。其《楚辭辯證》多就《楚辭》疑難辨析，亦多有可取之處。
唐宋以降，元代爲《楚辭》研究的沉悶期。至於明清《楚辭》研究則又大放異彩。有明一代校勘訓釋的代表性著述則有汪瑗《楚辭集解》、王夫之《楚辭通釋》等。汪瑗《集解》於詞語訓釋多有可取之處。如釋《離騷》“夏康娱以自縱”句謂“康娱，猶言逸豫也”，[9]則糾正過去學者以“夏康”連讀之誤而導夫戴震先路；王夫之《楚辭通釋》於詞語訓釋多取平易中正之説，然其中亦多有可資參考者。如王氏釋《離騷》“謇朝誶而夕替”之“替”謂“讒毁也”；釋“汝何博謇而好脩兮”之“博”爲“猶言過”[10]，也皆較舊義爲長。
清代是兩漢以來傳統小學大放異彩的時期，其中反映在《楚辭》研究上則有戴震《屈原賦注》、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等。戴震《屈原賦注》言必有據而簡約精審。如釋《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之“申旦”爲“達旦。申者，引而至之謂”；釋《悲回風》“魚葺鱗以自别兮”之“葺”爲“言其鱗次”等，皆可深味。蔣驥《山帶閣注》雖於作家生平事跡、作品創作時地最見功力，然其中於詞語訓釋亦有可取處。如謂《抽思》“何回極之浮浮”之“回極”爲“天極回旋之樞軸”説即爲聞一多《九章解詁》所本。至於其所附《餘論》二卷，性質則近於朱熹《集注》之《辯證》，考辨疑難，駁斥舊義，亦時有新義。此外清人的學術筆記中也保存有大量相關《楚辭》研究之内容。如徐文靖《管城碩記》卷十四至十七、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下》、孫詒讓《札迻》卷十二《〈楚辭〉王逸注》等都爲專門的《楚辭》札記，其中所論不乏精彩之處。如王念孫論《九歎·逢紛》“行叩誠而不阿兮”之“叩誠”爲“款誠”等，皆勝舊義。另外，清人筆記中除了專門的《楚辭》札記外，還有大量的《楚辭》心得散見於各種著述中。如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經義述聞》等。其中如王氏《疏證》闡釋詞義，多引《楚辭》以例證。如對《抽思》“悲秋風之動容兮”之“動容”以及《惜往日》“妬佳冶之芬芳兮”之“佳”等都有精闢闡釋，[11]可供《楚辭》研習者利用。
（三）民國時期
辛亥以後，西學東漸，《楚辭》文獻研究則出現了一批新生力量。其中劉師培、陸侃如、劉永濟、游國恩、聞一多等都有高品質的論著問世。
劉師培是較早有意識從事《楚辭》考校的學者，據其《楚辭考異·題詞》所謂“辛亥正月劉師培題”，[12]是其《楚辭考異》成書較早。而該書也頗有特點，其録《楚辭》異文，多不引相關《楚辭》專書，而側重於它書對《楚辭》之注引，即主要是從傳統的古書注及類書等典籍中著録，收集範圍擴大到了學術筆記、詩話等類别。雖然所列異文，未稱完備，然首創之功，誠不可没。而後來之學者也多有取材於劉氏者。此外，其所下案語也多有可取，如《天問》“胡維嗜不同味”，洪興祖引一本作“胡維嗜欲同味”，劉師培《考異》曰：“據注文審之，當作嗜欲同味，不字誤。”[13]劉説是。如劉永濟即謂：“劉氏以叔師章句正本文，知不字誤衍，與一本同，兹從之。”而陸侃如所謂：“王逸注云，‘何特與衆人同嗜欲’，則古本當無‘不’字。”[14]其説與劉氏同。
陸侃如也堪爲《楚辭》研究之大家，早在1923年陸氏即有《屈原評傳》《宋玉評傳》等著述問世，而其所附《屈賦校勘記》《宋玉賦校勘記》等對屈宋賦皆有所訂正。[15]如陸氏校《橘頌》“類可任兮”條，謂“王逸注云，‘可任以道而事用之’，則古本當作‘可任道’。無‘可’字則於義欠妥，無‘道’字則失韻”之説即爲聞一多《校補》“當從一本作‘類任道兮’，道與醜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王《注》曰‘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也’，是王本尚不誤。朱本，元本亦作‘類任道兮’”説先導。[16]而其所總結的《楚辭》部分行文規律也爲校讀《楚辭》之梁津，後游國恩撰《楚辭校讀舉例》即多有稱引。[17]
劉永濟也爲著作豐富之《楚辭》研究大家。劉氏此時期著有《離騷通箋》《九歌通箋》《天問通箋》《九章通箋》等，後統一收入《屈賦通箋》出版。劉氏《楚辭》研究功力甚深，所下論斷亦時多新解。其研究成果多爲當時及後世學者所取。如聞一多《校補》徵引學者凡34人，引用其學術意見凡53次。而其中直接引用劉永濟意見者達6次，爲諸家之冠。如聞氏論《離騷》“固時俗之工巧兮”與《河伯》“日將暮兮悵忘歸”等皆據劉説。[18]
游國恩爲二十世紀《楚辭》研究的“集大成者”。游氏畢生精力即主要集中於《楚辭》研究，對“楚辭學”發展貢獻至巨。其著述計有《楚辭概論》《讀騷論微初集》《楚辭論文集》《楚辭講録》《離騷纂義》《天問纂義》等。[19]在此時期相關文字校勘訓釋之作多存於《讀騷論微初集》。如疏證《天問》“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以及“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20]等，都是融文字訓釋與古史疏證爲一體的力作。而游氏後來主編之《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其輯録材料則不僅爲一時之冠，且其所下按語亦非泛泛之談，啓迪後人多矣。
而聞一多則堪稱楚辭研究之巨擘。聞氏學貫中西，學術視野異常開闊，其於楚辭研究相關成果有《楚辭校補》《天問疏證》《九歌解詁 九章解詁》等。[21]而成書於此時期之《楚辭校補》則堪稱《楚辭》校勘的經典之作。觀聞氏之《校補》，其特點大致如次：首先，聞氏具有深厚的傳統小學功底，特别於乾嘉諸子校勘訓詁之學瞭若指掌。其所論材料或引自前人、或每與前人暗合、或受前人啓發而及楚辭之治學。其次，聞氏善用民俗材料、田野考古等校勘疏證《楚辭》，如校《天問》“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等，皆爲傳統校勘所不逮。再次，聞氏作爲卓有成就的詩人，其“文心”體驗則絶非普通研究者可相提並論。如聞氏校《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等皆可謂善於體會文心之例。此外，聞氏往往善於利用語法、文例等總結《楚辭》作品本身的規律以進行作品的校讀。如校《離騷》“時亦猶其未央”，《湘夫人》“鳥萃兮蘋中”，《天問》“鯪魚何所”等都是從具體的校勘中總結出《楚辭》本身的行文特點。[22]最後，闻氏爲學虚怀若谷，凡與其相關之學術成果聞氏皆廣采博納。如檢閲《校補》所作，其論述中直接稱引諸家及其學説者具體情況可如下表所示：
據上表，其引用學者凡34人，引用其學術意見達53次。其所徵引，或補充其所不足，或發揮其精義。而凡此種種，使得聞氏的《校補》成爲楚辭學術史乃至古典學術校勘史上的典範之作。
上述諸家之外，胡小石、劉盼遂等此時期也都有高品質的《楚辭》著述問世。如胡小石《〈楚辭〉郭注義徵》[23]從傳世文獻中輯録出郭璞《楚辭注》，也爲《楚辭》文獻校勘之一途。雖然其輯録偶有失誤，但總的説其輯佚郭注爲後學利用郭注及以此爲基礎而研究此時期楚辭學者提供了極大便利。
（四）1949年以來時期
建國後，《楚辭》文獻研究較之建國前幾十年的成就有所不逮。舉其要者，有王泗原《離騷語文疏解》，[24]陸侃如、高亨、黄孝紓《楚辭選》，[25]姜亮夫《屈原賦校注》，[26]馬茂元《楚辭選》，[27]劉永濟《屈賦音注詳解 屈賦釋詞》，[28]朱季海《楚辭解故》[29]等。而劉永濟、姜亮夫、朱季海則堪爲代表。
劉永濟早年即有《屈賦通箋》著作問世，而其《屈賦音注詳解 屈賦釋詞》雖首版於1983年，然實可視爲文革前劉氏《楚辭》之總結性著作。其注《楚辭》，皆先定音，然後釋義，每下一義，皆深思熟慮，不强作解人。其《屈賦釋詞》分“釋虚詞”“釋詞彙”等，“釋詞彙”又分爲“單用詞”“複用詞”，“複用詞”又分爲“聯綿詞”“重疊詞”等，分類詳盡，且時多精義。
姜亮夫《屈原賦校注》爲姜氏早年《楚辭》研究之代表性著作。姜氏曾留學法國，後又於清華園隨王國維、趙元任等大師遊，也是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其一生業績主要體現於“楚辭學”。姜氏自謂一生治學“以語言及歷史爲中心”。[30]其《屈原賦校注》即體現了這一宗旨。《校注》並及校和注，如其論《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之“耿介”爲“耿光”等，皆可備一説。[31]
朱季海爲章太炎之高足，朱氏於傳統小學造詣甚深。其《楚辭解故》及《續編》雖首版於1963年，然實爲其幾十年覃思積慮之作。《解故》“根據荆楚、淮楚之間的方言、風土、習俗等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從校勘、訓詁、謡俗、名物、音韻五個方面，作了比較全面的探索”。[32]作者對其中有關謡俗與名物，多據楚語以定之，[33]所下論斷亦頗見功力。如校《卜居》“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之“哫訾”爲“忸怩”，校《漁父》“寧赴湘流”之“湘”爲“常”等皆是精義紛呈，[34]堪稱傑作。
“文革”期間，所出版的“楚辭學”著作乏善可陳。“文革”結束後，一批老學者積數十年之力的《楚辭》書稿或遺著得以出版。如譚介甫《屈賦新編》、林庚《天問論箋》、姜亮夫《楚辭通故》、湯炳正《屈賦新探》與《楚辭類稿》、孫作雲《天問研究》、于省吾《澤螺居楚辭新證》、詹安泰《離騷箋疏》、何劍熏《楚辭新詁》、徐仁甫《楚辭别解》、陳子展《楚辭直解》、蔣天樞《楚辭校釋》、王泗原《楚辭校釋》等。[35]
譚介甫《屈賦新編》是上揭著作中出版相對較早且影響較大者，該著“對屈原的生平史實、屈作各篇的寫作年代、作品的章節錯簡等都作了考訂”。而其中於文本之校訂言之鑿鑿，或非定論，然其視野開闊而立論亦多新穎可喜。誠如學者所評“譚氏之研究方法雖有可議之處，但在文本的校正方面頗有值得參考的價值”。[36]
湯炳正亦系章太炎高足，其《屈賦新探》《楚辭類稿》爲其代表性著作。觀湯氏《楚辭》研究，大體皆以傳統小學爲根基而不廢考古發現之新材料。其所論常常是微觀與宏觀結合，由微觀入手，而能引申出大的問題。如湯氏《類稿》這部“札記”類專著，涉及到《楚辭》文獻研究的方方面面，其於文字校勘疏證也比比皆是，且精義紛呈，字字璣珠。如謂“拂日”即“曊日”等皆自成一説。而《屈賦新探》釋“左徒與登徒”及“顧菟在腹”等也皆由文字考辨入手而涉及楚國官職、神話傳説等大的問題。[37]總之，湯氏所論皆信而有徵，而其研究方法、撰寫體例也足可爲後來者之典範。
于省吾精於古文字學，其撰《澤螺居楚辭新證》公開張揚以“同一時代或時代相近的地下所發現的文字和文物與典籍相證發”。[38]《新證》一書創獲甚多，如其依據金文通例，釋《離騷》“朕皇考曰伯庸”之“朕”爲“我的”，“欲遠集而無所止兮”之“‘之’字本作‘止’”；而謂《大招》“醢豚苦狗”之“苦”爲“枯”，“苦狗者，言殺狗刳其胸腹，使之枯乾，以爲乾肉”等皆勝舊義。[39]
林庚《天問論箋》融注釋考辨、詩文翻譯、歷史議論爲一爐，爲《天問》研究的力作。如對“射鞠”和“播降”等詞語的訓釋疏證皆超邁前修。[40]孫作雲《天問研究》也爲《天問》研究不可多得的名作。孫氏精于史學，其作《天問研究》立足於歷史闡釋，但其文字考辨也頗見功力。如校“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爲“授履天下，又使摯代之”等皆可深味。[41]
姜亮夫《楚辭通故》洋洋二百餘萬言，分爲“詞部、史部、地部”等，列條目三千六百條左右，涉獵範圍甚廣，遍及歷史、哲學、考古、文化等領域。資料翔實，亦時有新義。如謂《哀時命》“下合矩矱於虞唐”之“虞唐”爲“唐虞”之倒，《九歎·惜賢》“心隱惻而不置”之“隱惻”爲“惻隱”，謂《九思·悼亂》“鸇鷂兮軒軒”之“軒”爲“騫之借”等皆勝舊義。[42]總之，《楚辭通故》可視爲一部大型的《楚辭》工具書。但縱觀姜先生之楚辭研究，雖其功甚巨，但其弊也夥。如其代表性著作《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楚辭通故》《楚辭學論文集》等都存在著大量引用古今學者之説而不予説明之現象，如其《二招校注》之校文部分，幾乎全部本於聞一多《校補》之《二招》部分；而其《楚辭學論文集》所載《爲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一文則全本於岑仲勉《周金文所見之吉凶宜忌日》一文。此文雖與校證稍遠，但鑒於姜先生此文有很大影響，我們録之以窺一斑。
離騷：惟庚寅吾以降
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爲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之“庚寅當爲戰國時楚民間慣用之吉宜日”章謂周金中以干支記日者，於二百七十三器中分配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28 36 12 95 12 38 16 13 12
十二支分配在二百六十九器中爲：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 11 33 32 5 19 28 12 17 14 16 90
并謂：“依上兩表之分配計之，以丁亥爲最多，其次則曰庚寅。庚凡三十八見，寅凡三十三見，皆佔最高數次之第二位，則其爲民俗所最重要之吉日，僅次於丁亥矣。”“屈子所以言庚寅日降爲内美者，吉宜之日生，與周金所傳全可調遂。故《離騷》此語，非泛泛之言生之日也。”[43]後來之學者論“庚寅日”爲吉祥之日者多折中於夫子。然論者似乎都未注意到歷史學者岑仲勉氏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東方雜志》1946年5月所刊之《周金文所見之吉凶宜忌日》一文。今中華書局出版岑氏《兩周文史論叢》一書即載有該文。岑氏謂“以金文之紀日者循十干及六十甲子次序”，其十干分配之數如下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28 36 12 95 12 11 38 16 13 12
又謂：“除去不著支之四器外，十二支之分配如下表。”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 11 33 32 5 19 28 12 17 14 16 90
岑氏在此基礎上謂：“丁亥之外，乙亥獨多，計十六例。”“庚占三十八例，尤其是庚寅，獨佔十五例，居乙亥之次。”“亥之外寅爲獨多，占三十三例，豈取‘寅’有敬恭之義歟？”[44]
是據其刊佈時間來看，岑仲勉當是較早注意到典籍多言“庚寅日”這一特殊現象的學者。總之，姜先生的楚辭學著作大多存在着這一難以令人理解之現象。
此外，徐仁甫《楚辭别解》亦時有新義，如謂《大招》“出若雲只”爲“士若雲只”即勝舊義。[45]而何劍熏《新詁》則爲其幾十年研治《楚辭》的力作。該書也爲札記體類專著，但其中於文字考辨甚見功力。觀何氏治學，大致承聞一多《楚辭》研究之方法。即以語言文字爲根本，而輔之以民俗，如釋《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即爲此類；[46]此外，聞氏囿於歷史原因，很多出土材料未能見到而加以利用，何氏則充分關注出土材料，如釋《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即受益於銀雀山所出《孫子兵法》簡策。[47]而蔣天樞《楚辭校釋》僅就屈宋作品予以校理，其篇目序次以《釋文》本爲準的，其文字則“參校明正德黄省曾刊《章句》本、嘉靖豫章夫容館刊《章句》本、及汲古閣合刊《章句補注》本”。[48]蔣先生爲陳寅恪之高足，其《校釋》一書取材詳博而審慎，每有所論，皆信而有徵，非泛泛者可比。而王泗原早年即有《離騷語文疏解》著作問世，其《校釋》則可以看作是王氏於《楚辭》研究之總結。王氏《校釋》一書其主要成績則是對《楚辭》所載“屈宋”以外作品皆予以充分的關注。過去學者對“屈宋”以外作品整理者少，雖然聞一多、徐仁甫、何劍熏等皆有札記所及，然不如王氏全面系統。王氏是書詳細有加，并時有精義，如謂《九歎·遠逝》“垂明月之玄珠”之“玄，同懸。古玄字本是懸系之象。‘懸珠’也見漢書東方朔傳。珠懸則光明周徹，古云垂。語本李斯‘垂明月之珠’”[49]等即可備一説。
而改革開放以來，《楚辭》學界也湧現了一大批新人。其於《楚辭》文獻研究也成果突出。如郭在貽《〈楚辭〉解詁》，蕭兵《楚辭新探》，金開誠等《屈原集校注》，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屈騷探幽》，崔富章、李大明主編《楚辭集校集釋》，黄靈庚《楚辭異文辯證》《楚辭章句疏證》《楚辭與簡帛文獻》等即爲其中代表。[50]
金開誠本爲游國恩助手，其領銜的《屈原集校注》博納衆説、提要鉤玄，或出已見，時有新義，亦可補游氏《離騷纂義》《天問纂義》之所未備。趙逵夫先生楚辭文獻考辨功力頗深，所作結論皆以堅實的文獻考辨爲基礎，常見人之所見，而發人之所未發。如謂《離騷》“伯庸”爲“句亶王熊伯庸”之説，雖然段熙仲、李嘉言先生即曾先後指出，[51]而趙逵夫先生《屈氏先世與句亶王熊伯庸》一文，則融舊學新知爲一爐，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以更加嚴密詳細的手段考證《離騷》之“伯庸”即《史記·楚世家》所載句亶王熊伯庸這一結論迄今仍爲人所津津樂道。[52]而《屈騷探幽·〈離騷〉辨證》札記四十一條皆爲精審獨到之作。論者譽爲“頗有朱熹、蔣驥治學之遺風”。[53]
崔富章、李大明主編之《楚辭集校集釋》堪爲近些年來《楚辭》文獻校勘疏證的集大成之作。雖然成於衆手，或時有優劣之别，但總的來説，瑕不掩瑜。其引述取材基本忠實於原著，其編撰體例也頗有利於《楚辭》研習者的按圖索驥。
黄靈庚幾十年來猶致力於《楚辭》異文的考辨和《章句》的疏證。其成果大致集中於《楚辭異文辯證》《楚辭章句疏證》《楚辭與簡帛文獻》等。《楚辭與簡帛文獻》一書爲黄先生最近所出，該書踵武王國維所倡之“二重證據法”，以出土簡帛文獻與楚辭相印證，爲楚辭研究中之第一部全面利用簡帛文獻研究楚辭的學術專著。該書所涉楚辭内容較爲全面也頗爲深厚，其中於《楚辭》文字也多有所訂正，但此部分多是將《楚辭》中之文字與簡牘中之文字一一比附而得出相應結論。如謂《離騷》“繼之以日夜”，秦簡作“夜以接日”等皆是。[54]屈原等之創作文字原貌究竟如何在目前尚無確切文獻出土以前，王逸所傳《楚辭》文本仍當是我們研究的起點，而不能概以今日所見之簡帛文獻而定《楚辭》中之某字爲簡帛之某字。如上所舉《睡虎地墓竹簡·爲吏之道》雖然有“夜以椄（接）日”語，但并不能就此證明《離騷》“繼之以日夜”就應當作“夜以接日”。此外，是書第一章以外的部分内容多有與第一章内容大量重複者，此或爲黄先生未嘗留意。而黄先生《疏證》一書則專就王逸注疏證，用力甚勤，堪爲王注之功臣。《辯證》一書則於《楚辭》異文收集宏富，堪爲一時之冠。且其校語也多切中肯絮。并且難得的是《辯證》一書對《楚辭》所載漢人作品也都予以如屈賦作品一般同等重視，如《惜誓》“眩白黑之美惡”句，一本“眩”下有“於”字。黄先生謂：“王逸注曰‘眩於白黑，不能知人善惡之情也’。王本有“於”字。此猶《懷沙》‘變白以爲黑’也。《韻補》卷五‘石’條引眩下有於字。”[55]黄先生所言甚是，揣情度理，王注本有“於”字，而黄先生再援引北宋末吴棫《韻補》以證，是更具説服力。此外如《招隱士》“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骩”句，一本無“林木”二字，黄先生於此也是旁徵博引，援引諸例以證當有“林木”二字方是。[56]凡此種種，皆其勝義。但觀其《辯證》一書，雖成就突出，但也有若干欠缺之處。如徵引前人學説未予説明或未能探本溯源者等等。[57]而其中《辯證》一書在學術批評的態度上尤其值得學者反思。如黄先生對於《辯證》一書非常自信，不僅謂“凡《楚辭》正文有異文者必皆校之”“《楚辭》異文至此得稱完備”。而於前修時賢之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也偏離了學術討論的範圍。如《辯證》“簫鍾兮瑶簴”條下謂“豈聞氏未嘗見乎”；“既含睇兮又宜笑”之“睇”字下謂“劉既誤在前，姜氏蹈襲其後，誠‘宜笑’之事也”；“菟”字條下謂程嘉哲“《天問新注》誤同姜校，蓋剿其文襲其誤而不自知也”；“該秉季德”條下謂“然後人一歸諸觀堂，何也”。此外如“寧溘死”句下謂“蓋姜氏誤作《御覽》者也，其粗鄙竟至此”等批評之語可謂欠妥。[58]姜亮夫所著《屈原賦校注》凡有錯訛處，《辯證》必一一指摘。黄先生於該書《自序》謂姜書之訛“必以正之”，但遺憾和不解的是其參考文獻明明列有《重訂屈原賦校注》，但《辯證》於論述指摘中幾乎未引是書，而對於其已有研究成果也常視而不見。[59]如《天問》“帝乃降觀”之“乃”字條及《哀郢》“方仲春而東遷”條等皆如此。[60]并且如前所引“誠‘宜笑’之事”“粗鄙竟至此”的話語似也不是學者正常的批評態度。而此種批評態度在黄先生最近所出《楚辭與簡帛文獻》一書中仍一以貫之，如批評高正“如果不是故意譁衆取寵、搞新聞‘炒作’，則顯得十分輕率了”；[61]而討論《楚辭》篇次問題時黄先生批評湯炳正也謂“湯先生的結論僅僅以五代時期王勉《楚辭釋文》的目録篇次爲基礎，没有其他文獻材料得以支撑，未免有些脆弱、單薄。《楚辭釋文》的目録是否即是劉向、王逸《楚辭》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斷語”；[62]而討論“狐”字條時黄先生又謂“湯氏與鄙説不謀而合”。[63]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且黄先生《楚辭與簡帛文獻》一書以其近出而對於之前所稱許的如湯炳正、郭在貽、趙逵夫等先生的同一研究成果往往又持否定之態度。[64]雖然，學者的認識是不斷進步的，昨日之是爲今日之非也未可奇，但其變化之大則引人深思。比較而言，則胡文英《屈騷指掌·凡例》所言“其有是者，無論前賢時彦，必表其名，不肯竊美”；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録》所謂“易地以處，紀氏必優於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爲《提要》決也”；劉永濟《屈騷釋詞·序》所言“我研究的結果是否能避免本文所説的過失，我還不敢保證。晉陸士衡《豪士賦》序有‘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之論，正可作我今日的藥石”等前儒時賢之言或許對於我們未嘗不是一種啓迪和風範。[65]并且，倘以黄先生之標準而質之《辯證》，則《辯證》一書也有未備處。如《辯證》“躐”字條、“會朝争盟”條、“咍”字條，桂馥《札樸》卷一、卷三分别有所討論，以《辯證》行文特點揣測，黄先生似未注意《札樸》之相關論述。而“匊芳椒兮成堂”條、“穆王巧梅”條，鄧廷楨《雙硯齋筆記》卷五、卷二也有專門論述，而《辯證》似也未嘗注意。[66]由此可見，黄先生《辯證》一書也還有許多可待改進之處。但其批評之態度與方法則值得我們後來學者以反思。[67]
而近些年來，相應的學位論文則有馬駿鷹《王逸〈楚辭章句〉文獻研究》，[68]黄建榮《〈楚辭〉古代注本研究》，[69]葛文傑《王逸〈楚辭章句〉訓詁研究》，[70]張麗萍《〈楚辭章句〉和〈楚辭補注〉訓詁比較》，[71]徐廣才《考古發現與〈楚辭〉校讀》，[72]代生《考古發現與楚辭研究——以古史、神話及傳説爲中心的考察》，[73]朱佩弦《洪興祖〈楚辭補注〉研究》[74]等。這些研究生對於《楚辭》文獻的關注，也表明青年學者開始漸漸的加入到了《楚辭》文獻研究的隊伍，爲楚辭研究注入了年輕新鮮的血液。
二、選題的主要内容及學術意義
（一）選題的主要内容
1. 《楚辭》文本的校證。《楚辭》文本的校證是本文集中論述的主體和重中之重。《楚辭》一書向無善本，歷代以來《楚辭》文本頗多歧異，衆多學者針對此已作了很多工夫，本文擬在前修時賢研究的基礎上，對《楚辭》文本的相關問題尤其是校勘方面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2. 《楚辭》文本校證相關學術史的梳理。我們在校證《楚辭》的過程中，學習和瀏覽了古今部分學者的部分研究成果，發現很多時候學者們對於同一問題常常有類似之看法，但同樣很多時候，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們囿於主客觀條件所限，常常忽略了其他學者對於同一内容之近似意見。有鑒於此，我們擬就目力所及，對一些較有影響的舊説陳列己見，以見學術之傳承。此部分内容我們雖然少有發明，但希望通過此項工作，能對《楚辭》校證的學術史有所裨益。當然，囿於自身學力所限，我們在校證過程中，也常犯下“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之毛病，則請批評指正。
3. 通過對《楚辭》文本的校證及其學術史的梳理，試圖對《楚辭》異文的主要表現形式及其生成原因，校勘《楚辭》異文的原則與方法以及其校記的撰寫法則作出一些規律性的總結。
（二）選題的學術意義
據上述歷代及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楚辭文獻學的研究仍然有很多可以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因爲自漢代以來《楚辭》文獻校證雖然成果突出，蔚爲大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楚辭》校證的研究還没有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總的來説，就已刊佈的研究成果而言，數量多，但精品少。尤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文章其結論或材料多見於歷代尤其是清人學術筆記，但作者或不自知而以爲新説，或知其所以而諱言其所出；此外，就所涉及的《楚辭》内容而言，很多論述大多集中在傳統的“屈原賦”篇目上，而對於《楚辭》所載漢人作品關注尤其不够，并且少有精到論述。因此，此方面的選題及工作仍有其積極的意義。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技術層面而言，我們有許多可資借鑒利用的科學輔助手段，如電腦檢索等。此外，二十世紀以來，地下出土的文物資料越來越多，過去的學者在這方面雖然多有創獲，但由於受時代條件的限制，如發掘報告及文字考釋的滯後等，因此他們的研究仍還留有足够的空間可供開拓。因此，我們在立足文本的基礎上，利用好相關的文獻資料和合理使用好科學輔助手段，可以得出一些有益於楚辭研究的新的結論。同時也能發掘出一些有益於楚辭研究的新的材料，對於楚辭學術史的一些重要問題也能予以重新判斷。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材料以及研究方法
（一）在研究思路上，筆者本着“楚辭研究，書内與書外相結合”的思想，在充分吸收楚辭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儘量利用最早的原始文獻和訓詁材料以與《楚辭》文本及王逸注相佐證。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楚辭》之原貌。此外，儘量發掘或提供過去不太爲人所熟悉的有利於楚辭研究的散見材料以爲研究之一途。
（二）在材料的選擇和運用上，首先以《楚辭》文本及王逸注以及歷代重要的相關《楚辭》校勘、疏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爲根本。在此基礎上，合理的利用好以下幾方面材料：
1. 先秦兩漢原典及魏晉南北朝的重要典籍，找出能與楚辭相佐證的材料。
2. 儘量借鑒兩漢至唐的重要訓詁材料。尤其是兩漢與王逸時代相近的訓詁成果。以其時代相近之故，庶幾能與王逸注相印證。其次則兩漢以降至於唐人的重要訓詁成果。
3. 清儒以來對於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等重要典籍的校勘疏證成果。
4. 歷代重要的學術筆記及歷代重要的小學類著述。歷代很多重要的學術筆記大多言簡意賅，雖然很多議論并非專爲楚辭立論，但其中所論多有可供借鑒之處。如王念孫《讀書雜志》等。而歷代重要的小學類著述如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等可資取材的地方也很多，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將儘量利用，或其論述雖少有發明，但至少給學者提供便利之材料和資訊。
5. 考古、民俗和方言材料。本文的寫作，也將盡可能利用出土材料和中國尤其是南方的民俗材料以及方言材料以爲校勘疏證之一途。
（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傳統研究如由文字、音韻、訓詁入手及“三重證據法”等基礎上，又利用新的技術手段，如電腦檢索、網絡利用等，在充分吸收前修時賢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尤其注意楚辭之外的相關材料及其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先秦兩漢及中古文獻，考古成果和古今學術成果予以實證。同時謹慎的從文學本身的角度進行言之有理的校勘。凡此體現作者綜合考辯材料與文學感悟相結合而予以校理之方法。希望藉以解決以往楚辭研究中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試圖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楚辭》之原貌。
[1]段玉裁《説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07年，1073頁。
[2]胡小石《〈楚辭〉郭注義徵》，詳氏著《胡小石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6—76頁。
[3]魏徵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1056頁。另，“鶱”原誤爲“騫”，今徑改。
[4]游國恩《楚辭講録》，游國恩著，游寶諒編《游國恩楚辭著作集》，中華書局，2008年，第四卷，209頁。
[5]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77頁。
[6]洪興祖《楚辭補注》，52頁引。而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40頁）内容與此略有區别，今據洪《補》。
[7]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406頁。
[8]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3頁。
[9]汪瑗《楚辭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61頁。
[10]王夫之《楚辭通釋》，《續修四庫全書》本，1302册，192頁、194頁。
[11]A. 戴震《屈原賦注》，中華書局，1999年，60頁、66頁；B.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22頁；C. 聞一多《九章解詁》，見《聞一多全集》第五卷《楚辭編·樂府詩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673頁；D. 徐文靖《管城碩記》，中華書局，1998年，251—311頁；E. 王念孫《讀書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645—2663頁；F. 孫詒讓《札迻》，中華書局，1989年，391—402頁；G. 王念孫《廣雅疏證》，中華書局，1985年，129頁、82頁。
[12]劉師培《劉申叔遺書·楚辭考異》，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35頁。另，後所注《考異》頁碼皆指在該書中的位置。
[13]劉師培《考異》，1145頁。
[14]A. 劉永濟《屈賦通箋》，見氏著《屈賦通箋 箋屈餘義》本，中華書局，2007年，125頁。另，後所注《通箋》頁碼皆指在該書中的位置；B. 陸侃如《屈賦校勘記》，見氏著《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23頁。
[15]以上著述今收入陸侃如著《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310—325頁；516—520頁。
[16]A. 陸侃如《屈賦校勘記》，見氏著《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310；B. 聞一多《楚辭校補》，巴蜀書社，2002年，88—89頁。此外，顧炎武《唐韻正》“醜”字條引此也作“類任道兮”（見氏著《音學五書》，中華書局，1982年，362頁）；王念孫《古韻譜》“道醜”條也指出《橘頌》“無道字者非”。（《續修四庫全書》本，245册，567頁。）
[17]游國恩《楚辭校讀舉例》，見《游國恩楚辭論著集》第四卷，228頁、236頁。
[18]詳聞一多《校補》，7頁、34頁。
[19]以上著述見游國恩著，游寶諒編《游國恩楚辭論著集》（全四卷）。
[20]游國恩《讀騷論微初集》，見《游國恩楚辭論著集》第三卷，383—386頁、388—397頁。
[21]聞一多《天問疏證》，三聯書店，1980年。
[22]以上聞氏關於“何肆犬體”“女嬃之嬋媛”“時亦猶其未央”“鳥萃兮蘋中”“鯪魚何所”等句之論述見其《校補》50—51頁、8—9頁、19頁、26頁、44—45頁。
[23]胡小石《〈楚辭〉郭注義徵》，詳氏著《胡小石論文集》，26—76頁。
[24]王泗原《離騷語文疏解》，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
[25]陸侃如等《楚辭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26]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首版。本文據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重訂屈原賦校注》。
[27]馬茂元《楚辭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28]劉永濟《屈賦音注詳解 屈賦釋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首版。本文據中華書局2007年重版本。
[29]朱季海《楚辭解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首版，本文據該社2011年重版本。
[30]姜亮夫《楚辭通故》（一）之《自叙》，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頁。
[31]姜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15頁。
[32]詳《楚辭解故·出版説明》，1頁。
[33]楊建忠《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所附録《〈楚辭解故〉楚語詞表》（323—367頁）對《解故》所謂楚語進行了詳盡統計，可資參考。
[34]朱季海《解故》，162頁、164頁。
[35]A. 譚介甫《屈賦新編》，中華書局，1978年；B. 林庚《天問論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首版。本文據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林庚楚辭研究兩種》之《天問論箋》本；C. 姜亮夫《楚辭通故》，齊魯書社1985年首版，本文據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重版本；D. 湯炳正《屈賦新探》，齊魯書社，1984年；湯炳正《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年；E. 孫作雲《天問研究》，中華書局1989年首版，本文據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孫作雲文集》之《〈楚辭〉研究》本；F. 于省吾《澤螺居楚辭新證》，見氏著《澤螺居詩經新證 澤螺居楚辭新證》，中華書局1982年首版，本文據該社2003年再版本；G. 詹安泰《離騷箋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H. 何劍熏《楚辭新詁》，巴蜀書社，1993年。何氏《新詁》是吴賢哲先生在何氏《楚辭拾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基礎上所整理；J. 徐仁甫《楚辭别解》，載氏著《古詩别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K. 陳子展《楚辭直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L. 蔣天樞《楚辭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M. 王泗原《楚辭校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36]關於譚介甫《新編》内容之介紹據該書中華書局之出版説明。而學者之評價乃某匿名專家評審筆者申請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楚辭〉校證》書稿時建議參閲譚著時所作評語。在此，謹向該專家表示誠摯的謝意。
[37]A. 湯炳正《楚辭類稿》，200頁；B. 湯炳正《屈賦新探》，48—57頁，261—270頁。
[38]于省吾《澤螺居楚辭新證》，見《澤螺居詩經新證 澤螺居楚辭新證》本，154頁。其後所注《新證》頁碼皆指在該書中的位置。
[39]于省吾《新證》，157頁、168頁、197—198頁。
[40]林庚《天問論箋》，見氏著《林庚楚辭研究兩種》，203—204頁。
[41]孫作雲《天問研究》，見氏著《孫作雲文集》之《〈楚辭〉研究》本，682—683頁。
[42]引文見姜亮夫《通故》（二）8頁，《通故》（四）578—579頁、347頁。
[43]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83—84頁。
[44]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中華書局，2004年，163—167頁。
[45]徐仁甫《楚辭别解》，載氏著《古詩别解》，49頁。另，後所注《楚辭别解》頁碼皆指在該著作中的位置。
[46]何劍熏《新詁》，53—58頁。
[47]參周建忠《出土文獻·傳統文獻·學術史——論楚辭研究與楚文化研究的關係與出路》，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68頁。
[48]蔣天樞《楚辭校釋·凡例》，1頁。
[49]王泗原《校釋》，412頁。
[50]A. 郭在貽《〈楚辭〉解詁》，見氏著《訓詁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15頁；B. 蕭兵《楚辭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C. 金開誠等《屈原集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D. 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屈騷探幽》，巴蜀書社，2004年；E. 崔富章、李大明主編《楚辭集校集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F. 黄靈庚《楚辭異文辯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楚辭章句疏證》，中華書局，2007年；《楚辭與簡帛文獻》，人民出版社，2011年。
[51]A. 段熙仲《楚辭札記》，載《文史哲》，1956年第12期，63—64頁；B. 李嘉言《〈離騷〉校釋》，詳氏著《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9頁。
[52]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1—26頁。
[53]A. 趙逵夫《屈騷探幽》，303—368頁；B. 周建忠、湯漳平主編《楚辭學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53頁。
[54]黄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151頁。
[55]黄靈庚《辯證》，759頁。
[56]黄靈庚《辯證》，773—774頁。
[57]筆者另撰有《黄靈庚〈楚辭異文辯證〉失誤舉隅》（未刊稿）一文逾萬字，故此處不贅。
[58]詳黄靈庚《辯證》，208頁、221頁、246頁、289頁、456頁。
[59]另外，代生《中國大陸20世紀考古發現與〈天問〉研究》（《社會科學評論》，2009年，第2期，121頁）一文也指出黄著存在着類似問題，如代文指出：“……姜亮夫先生把‘順欲’解釋爲‘川谷’，有學者在其《楚辭異文辨證》（2000年9月出版）中批評‘姜氏無端改字，信爲多事’；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根據新出簡帛改正己説，指出‘郭店楚墓竹簡凡言順者皆作川，言欲者皆作谷。’最後卻言‘其（姜亮夫先生）説與余合也，惜其書無證耳。’姜亮夫先生頗具慧眼指出此事，而學者學識不足却妄加批判（郭店楚簡已於1998年公佈），又説‘其説與余合也’，功勞全在自己，‘不足’全在他人，如此態度令人汗顔。”由此而言，黄先生在其它論文中似乎也存在着本著作中徵引他人成果所存在的遺憾也。并且由這些現象看出黄先生似乎於姜氏指責雖多，但其引用化用姜氏而不言其所出者也不少。
[60]詳見黄靈庚《辯證》，287頁、362頁；姜亮夫《校注》，339頁、445頁。
[61]黄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44頁。
[62]黄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46頁。另，黄先生此説最早見其《〈楚辭〉十七卷成書考辯》，載《復旦學報》，2008年第3期，2頁。
[63]黄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139頁。
[64]參見黄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46頁、88頁、102頁、117頁、139頁、276頁等對相關先生的評價與黄先生之前如《〈楚辭〉文獻學百年巡視》等文之評價迥然有别。
[65]A. 胡文英《屈騷指掌·凡例》，見氏著《屈騷指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3頁；B.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録》，見氏著《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8頁；C. 劉永濟《屈騷釋詞·序》，見氏著《屈賦音注詳解 屈賦釋詞》，239頁。
[66]A. 桂馥《札樸》，中華書局，1992年，26頁、113頁；B. 鄧廷楨《雙硯齋筆記》，中華書局，1987年，379頁、117—118頁。
[67]如果從黄先生之批評角度看，則其《楚辭與簡帛文獻》也尚存在或學術上可討論之問題，或技術性之錯誤等。如謂《天問》“犬體”當作“犬豕”條（257頁）則於相應學術史未能探本溯源；而引《離騷》之“三后”爲“三後”（62頁），謂徐復先生爲劉復（363頁）等皆不審。凡此種種，兹不贅。
[68]馬駿鷹《王逸〈楚辭章句〉文獻研究》，浙江師範大學，2002年碩士學位論文。
[69]黄建榮《〈楚辭〉古代注本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
[70]葛文傑《王逸〈楚辭章句〉訓詁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71]張麗萍《〈楚辭章句〉和〈楚辭補注〉訓詁比較》，蘭州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72]徐廣才《考古發現與〈楚辭〉校讀》，吉林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73]代生《考古發現與楚辭研究——以古史、神話及傳説爲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
[74]朱佩弦《洪興祖〈楚辭補注〉研究》，華中師範大學，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