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将《原道》列为第一篇，首先谈论文章与道的关系。刘勰认为文章的本源乃是至高无上的“道”。所谓“原道”，即以道为本源的意思。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文章的本源。
我国古人的思维习惯，凡论述某一事物时，总喜欢推原极本，究其初始。又常有附会天人之际、天人合一的倾向。先秦的道家学派，始创以“道”为宇宙初始、又为万物本体、万物存在和发展之依据的学说，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极大。魏晋玄学倡言名教与自然合一，更密切地将此“道”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联系在一起。经过玄学的洗礼，就更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凡论一事物，往往从形而上的、玄妙的本体谈起。正如三国魏的著名玄学家王弼《老子指略》所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故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内；明侯王孤寡之义，而从道一以宣其始。”因此，刘勰论文章首先推原于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上，早在西汉时代，陆贾著《新语》，便以《道基》为其首篇；《淮南子》也以《原道》为全书发端。晋代葛洪著《抱朴子内篇》，首为《畅玄》，玄便是道。刘勰撰《文心雕龙》，原以写作学术著作自居，从其全书结构也能看出前代学术著述的影响，以《原道》发端也是此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吧。
那么，落实到具体的文章写作上，刘勰为什么要高谈其“道”呢？文章写作与作为宇宙本体之“道”有何关系呢？这正是我们读《原道》篇时应该深思的问题。
一、万物之文皆道之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讲解］ 这是《原道》篇的第一段。在这一段中，刘勰开宗明义，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意思是说，“文”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说天地万物无不有“文”，文与天地并生，与天地同在，乃是“道之文”。为什么是“道之文”呢？因为道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是万物之本原，是万物之所以如此的根本依据。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而它本身又无形质、无音声，不可把捉，无从究诘，它就体现在万物之中，因此万物的属性也就是道的属性。“文”既是天地万物的属性，那么也就是道的属性。“道”是那么伟大，那么“文”当然也就很了不起了。
既然天地皆文，那么与天地并立，而且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气”的人，也就当然有文，必然有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即本然如此之理，亦即当然之理、必然之理的意思。
在说了天地皆文、因此人亦必然有文之后，刘勰又说一切动物植物，以至林籁泉石，莫不“自然”成文；无识之物尚且如此，作为“有心之器”的人，岂能无文？刘勰再次强调人必有文。
总之，刘勰运用道家学说，从“文”之本原的角度，论证了“人文”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那么所谓“文”是什么呢？从刘勰所说的“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以及动物的毛色、植物的花朵以至于大自然中那些悦耳的音响来看，所谓文就是一切事物的美。“文”字本义指线条或色彩交错，引而申之，凡物之文采、物之美丽，都可称为文。而所谓“人文”，从广义说，指人类社会的文明、文化，包括礼乐制度等等；就狭义言，指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即文章（文字原与图画同样以线条交错而成）。刘勰的目的，最终是要论定文章是道的表现，因此他这里所说“人文”最终是指文章。用今天的眼光看，文章与天地万物的色彩、线条、音响似乎牵扯不到一块儿，但从古人的思维逻辑而言，既然都是“文”，那就成为一个系列了。关于这一点，下面还会讲到。
这一段的文笔非常优美。刘勰用了诗一般的、富于形象性的语言，热情地赞颂“文”的美丽。刘勰生活在骈文高度发展的时代，《文心雕龙》全书也用骈文写成。骈文首先讲究对偶，还讲究词藻富丽、典故运用恰当和声律的和谐悦耳。这是我们祖先将我们的汉语、汉字之美发挥到极致而形成的一种文体。骈文的这些要素刘勰都运用得很纯熟。我们这里仅就这一段中的用典举两个例子作一点简单的说明。我们知道，古代文人大多读书甚博，腹笥甚富，他们觉得在文章中运用典故，既可以显得词藻丰富，又可以做到言简意赅，表现婉曲而意蕴深沉，还可以表现自己的才学。但是，若用得不好，又容易产生晦涩难读、表现不明朗的弊病。因此要掌握分寸，特别是要做到如沈约所说的“易见事”（见《颜氏家训·文章》），即所运用的典故要让读者易于了解。沈约与刘勰是同时代人。当时北朝文人邢卲佩服沈约，其中一点就是沈约写文章能做到“用事不使人觉”（同上），即用典故好像没用一样，即使不知道那个典故的读者也一样能看懂。刘勰的这段文字就有这样的优点。它几乎句句用典，运用典故来构造成为句子，但却明白流畅，即便不知其出处也不妨碍对文意的理解。当然最好能逐步多知道一些，以理解得更准确、更深入。比如“玄黄色杂”一句，从字面上看就是天玄地黄、色彩不同的意思，其实它来自《周易·坤·文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色也，天玄而地黄。”又暗含着《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曰文”之意。知道了这些出处，就感到刘勰措辞真是巧妙，这四个字是与要着重论述的“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再进一步，我们该知道这个“杂”字并非今日所谓杂乱、混杂之意。“杂”，小篆作“
”，是形声字，从衣，集声。其本义乃衣服上“五采相合”之意（见《说文·衣部》），引申为不同的色彩相配合的意思。“夫玄黄者，天地之杂色也”，深青色的天，土黄色的地，互相映衬，那便是天地的文采，多么美丽！“物相杂曰文”，也就是必须是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线条、不同的事物互相配合，才能称之为文，若是单一的，就不是“文”了，因此古人早有“物一无文”之说（《国语·郑语》载史伯语）。这里体现了古人求异、求多样统一的美学思想。如果我们知道刘勰这里所用典故及有关的知识，便会发生联想，感到其意蕴丰厚。又如“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从字面上说，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合而为三（是谓三才），亦即人与天地并立之意。而如果知道《礼记·中庸》有“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之句，便会有进一步的理解。《中庸》说的是圣人。圣人造福于万物，犹如赞助天地的化生一般，故可与天地并立。刘勰这里说“唯人参之”，是有这样的思想背景的；他这么说，与下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相呼应的，他是以圣人之文作为人文的典范的。
［备参］
（一）文之为德也大矣 意谓“文”作为一种“德”，是很了不起的。为，作为。德，指事物的禀性、特性。“某某之为德”不等于“某某之德”。这个句式的重点在某某，而不在“德”；它不是要陈述某某的禀性如何，而是表示某某作为一种存在，这存在是通过其“德”（即其禀性）体现出来的。“文之为德也大矣”，就是“文这种东西很伟大、很了不起”之意。刘勰用这么一个感叹句领起全篇。
（二）自然 本段两次出现“自然”：“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又“……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这里的“自然”不是今日所谓“大自然”之意，而是“自己便是这样”、“本来就是如此”之意，亦即非关某种外力作用、不知其所以然而必然如此之意。“自然”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道的根本性质便是自然，或者竟可说自然便是道。宇宙万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道的体现、道的作用。在魏晋玄学家的阐释中，此种作用，便表现于无任何外力的干涉而万物自己如此、本然如此。西晋郭象云：“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自己如此）者也。”（《庄子·逍遥游》注）又云：“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庄子·齐物论》注）刘勰深受此种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万物之所以美丽有文，人之所以有文，都是本来如此、非关外力、不知所以然而然的。他所谓“道之文”，正是这样的意思。道就是自然，而不是什么造物主。下文说到“神理”，指一种无可解释、非关人力的必然性；“自然”也就是“神理”。
二、儒家六经——人文之典范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讲解］ 这是《原道》篇的第二段。
此段承接上文“有心之器，其无文乎”，首先述说“人文”的发端，也就是“易象”的产生。然后叙述儒家六经逐步形成的过程。刘勰认为六经既是人文的典范，又是产生时代最早的文章著述，因而以六经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人文的代表加以论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也就是人文来自于道的意思。太极这个概念见之于《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指天地）。”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与道家所说的道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一”时便说：“惟初大极（即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认为太极就是天地万物未生时的状态，也就是道尚未产生出天地万物时的状态。这说法反映了汉代学者关于宇宙生成的看法。魏晋玄学家则将道和太极都解释为“无”，即无形无声、不可捉搦、无从言说却支配万物的本体。总之在人们的观念中，太极即道。因此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与上文说文都是“道之文”意思相差不多。不过因为他这里要论说儒家经典《易经》的发生，故用了《易》中的概念。刘勰认为人文最初的表现，乃是庖牺（即伏羲）之制作易象，即作八卦、六十四卦。那时还没有文字。后来周文王作卦爻辞（即“繇辞炳耀”之繇辞），孔子作《十翼》（“乾坤两位，独制《文言》”的《文言》，即《十翼》之一），《周易》最终完成。因此说“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周易》虽完成于春秋时代的孔子，但就最初的产生而言，却是时代最早的。
在述说《周易》之后，刘勰又说到神农、黄帝、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时代的“人文”，这些“文”大体上都体现、记载于儒家经典之中。这些经典最终由孔子整理完成，孔子是“金声而玉振之”的“集大成”的人物。
在这一段的叙述中，刘勰仍然强调人文是“道之文”。他说：“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相传伏羲时黄河中有龙出现，献图，八卦就是伏羲根据那图画成的。又相传禹时洛水有神龟负书而出，即《洪范》九畴，也就是九类治天下之大法。《尚书》中有《洪范》篇，叙箕子向周武王述此九畴之事。刘勰举出这两个传说，意在作为例子，说明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乃是“神理”的体现。“神理”是什么？神理就是道。道的存在、道的发挥作用是必然如此但却无法言说、不可把捉的，是“玄之又玄”、神妙莫测的，因此称之为神理。《河图》、《洛书》之说，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古人相信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勰也曾沿袭旧说，说过《河图》、《洛书》的出现是“天命”，但其所谓“天命”，与“神道”并提（《正纬》云“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其所谓神道，即本段“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的“神理”。既说“谁其尸之”，则表现他并不认为这是造物主有意的启示、安排，而认为是不可究诘的道的体现，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的存在。这与汉代天人感应之说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说这是旧瓶装新酒，在旧时的说法、旧时的语汇中注入了新的含义，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也反映了古人思维的进步。［备参］
（一）《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意谓《易》之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两卦有《文言》。因《乾》、《坤》最为重要，其他诸卦皆从《乾》、《坤》出，故特制《文言》以阐释之。文有文饰意。孔颖达《正义》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文饰卦下之言也。”这里所谓文饰，实际上就是阐释、阐发之意，而又具有运用文采的含意。《文言》中较多用韵及对偶之处，《文心雕龙·丽辞》曾言及之，清人阮元《文言说》、《文韵说》特地加以阐发，可参看。又，“言之文也，天地之心”二句，可谓有多重含义。第一，《乾》、《坤》两卦，分别代表天地，故刘勰将阐发此两卦意义的文辞称为天地之心。第二，从字面上看，“言之文也，天地之心”，是说对言辞加以文饰，这是天经地义，是天地间的要义。而《文言》多用韵及对偶，正是文饰言辞的典范。第三，上一段曾说人是“天地之心”（系用《礼记·礼运》语），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意谓有人必有言，有言则人文彰显。这里又说修饰言辞是“天地之心”。合而观之，知刘勰强调言辞的重要，又强调言辞须加修饰。
（二）业峻鸿绩 即“业峻绩鸿”。乃故意错综其辞，以避免单调，给人变化参差的感觉。又如《宗经》云《春秋》“婉章志晦”，即“婉章晦志”，也是其例。古人早有其例。如《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楚辞·九歌》：“吉日兮辰良。”均是。参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第十六章《错综》、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八篇《错综》。峻、鸿，大。
三、道、圣、文三者的关系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讲解］ 这是《原道》篇的最后一段，是全篇的总结。这总结就是指明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最后强调文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发挥治理国家、制作典法、鼓动天下的作用，乃是由于这“文”乃是“道之文”的缘故。在这里圣人是道与文的中间一环。由于圣人是以道为本原、精研其道而后制定法则、进行教化并撰成经典的，因此这些经典（法则、教化均包含于经典中）当然是“明道”、体现道的。通过这样的总结，既归纳全篇，又开启下文《征圣》、《宗经》两篇。
上文已经说过，关于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道的学说原来主要是由道家建立的。儒家也讲道，但重在讲形而下的运用于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治国平天下、教化万民之道。刘勰这里把这两种道统一起来了。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以创立于魏晋时的玄学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意味。玄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道合一。刘勰的论述正反映了玄学的这个特点。
在论述完毕之后，刘勰以八句四言韵语“赞曰”结束全文。《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都有这样的赞，以概括一篇之大意。赞不是赞美之义，而是助、明之义。帮助彰显文意，故谓之赞。［备参］
（一）问数乎蓍龟 数，注家或释为规律，或释为命运、定数。那当然也不算错，但若体会刘勰的原意，这里的“数”应释为数字，指决定卦爻之象的数字。若只说是规律，显得较泛。按周易与数字密切相关。筮法建筑于数的基础上，分布蓍草时由所得之数决定爻象，数变则爻位卦象随之而变。故“问数乎蓍龟”，即用蓍草或龟甲进行占问（实际上后世主要用蓍草）。卜筮是为了从卦象、繇辞中得到启发和指导，从而知道该如何行事。而卦象、繇辞何以能指示人事，那是不可解释的，只能说是“道”、“神理”的体现。故“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也就是为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数”在这里关系重大，是与“道”、“神理”联系着的。
（二）赞 将篇章之后文字名之曰赞，始于班固《汉书》，但乃散体文字，无韵。其《汉书·叙传》中载各篇大意，倒是四言韵语，却并未称之为赞。至范晔《后汉书》各篇后的赞，乃为四言韵语。又汉晋以来，常有为人物图像等作赞者，郭璞还曾作《尔雅图赞》、《山海经图赞》，均为四言韵语。《文心雕龙》有赞，受史书和图赞的影响。南朝风气，颇重视史书各篇后的赞。范晔自诩“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其《后汉书》论赞曾别出单行（见《隋书·经籍志》）。又昭明《文选》，不收史书，却收录史书的赞、论、序、述（即上述《汉书·叙传》中的四言韵语）。南朝人之所以重视赞，是因为赞富有文采，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沉思翰藻之作（见《文选序》）。刘勰每篇作赞，自是此种风气下的产物。从达意的角度说，设赞似嫌多余，故唐人刘知幾讥范晔为“矜炫文彩”（《史通·论赞》）。但从欣赏角度言，却为南朝人所爱。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亦曾称班固《汉书》“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刘勰生活在非常重视藻采之美的骈文时代，其文章审美趣味、观念总的说来是与时代风气一致的，即就每篇设赞而言，亦可见一斑。
四、本讲小结
（一）刘勰论文道关系，今日读来，似觉新奇。但实际上并非他的凭空创造。
以道为宇宙本体，为万事万物之原和存在的依据，此种思想，如上文所述，由来已久，在刘勰时代，早已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论述问题的出发点。此种关于“道”的学说虽创自道家，但也注入儒家思想，为士人所普遍接受。甚至佛学东来，佛家所谓真如、实相、法身、菩提等，即宇宙真理，也都被理解成这个“道”。刘勰既是儒家信徒，又信仰佛教，他便说过：“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灭惑论》）不难看出，刘勰对“菩提”的描绘，所谓“空玄无形”、“寂灭无心”，所谓“莫见其极”、“靡识其然”，但却无处不在，与万物呼应，在冥冥中主宰一切，起着伟大的功用，是与《老子》中对那玄之又玄的“道”的描绘相当一致的。刘勰所谓“幽数潜会，莫见其极”的“幽数”，其实也就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说的“神理”。学界曾讨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是什么道，是道家之道，还是儒家之道，还是佛家之道。其实从宇宙本体的角度说，在刘勰头脑中，在当时许多士人的头脑中，三家的“道”是同一回事。而在《原道》篇中，是将这宇宙本体之道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统一起来的，后者是前者在人类社会的体现，而此种体现经由圣人之手完成而撰述为“文”、“文章”，即儒家经典。
刘勰将人文与道直接联系，早有先例。《韩非子·解老》已说：“圣人得之（道）以成文章。”这里“文章”还是广义的，可理解为文化、各种制度等等，不仅指著作，但也包括著作。至于将天地万物之“文”与“人文”并列，也早见之于《周易》。《周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系辞下》则说“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云云，就是说圣人依据天地万物之“文”制成卦象，于是“神明之德”乃体现于易卦之中，亦即体现于“人文”。《周易》中的思想资料，是最容易被用来发挥天人合一、天地之文与人文相联系、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思想的。《河图》、《洛书》之说也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因此《周易》与《老》、《庄》被并列为“三玄”，为魏晋以来探讨宇宙本体与人生关系的论者所津津乐道，实非偶然。王充《论衡·书解》云：“龙鳞有文……凤羽五色。……上天多文（指日月星辰，亦即《周易·贲·彖》所谓‘刚柔交错’）而后土多理（山川地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即将天地龙凤之文与圣贤之文并列，以天地万物之有文论证圣贤人文之必然性。王充还特意提到《河图》、《洛书》之类，说“瑞应符命，莫非文者”，将《河图》、《洛书》视为“文”的表现。其结论是“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以万物有文论证人文的重要。三国秦宓也说：“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试将《文心雕龙·原道》“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之语与秦宓所说相比较，便觉何其相似。王充、秦宓都以文人著述比附于天地万物之文，以论证写作文章著述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刘勰用心实与之相同。与刘勰同时或略后的论者也多作此论。如梁代萧统《文选序》引《贲·彖》“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之语和伏羲作卦、造书契之说以证明“文之时义远矣”。又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又萧纲《昭明太子集序》、《答张缵谢示集书》，都是同一机杼。
总之，刘勰论文，从形而上的“道”说起，原有其学术传统、时代风气方面的背景，并非个人独创。不过他毕竟比别人说得更明确，更完整，更井井有条，也更有文采、更动人。今日读来，也就使人颇感到具有哲学、美学的意味了。
（二）《文心雕龙》以《原道》发端的实际意义。
刘勰从“道”开始论文，是否以此道贯穿全书去论述具体的写作法则呢？其实并非如此。全书论文体、论各项写作法则，都谈得很切实，都是就文章本身的规律而论，是从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少有将那些论述、那些具体法则上升、联系到作为宇宙本体之“道”的（不是完全没有，但很少）。那么，他从“道”论起，其意图何在呢？清人纪昀曾评《原道》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说“首揭文体之尊”是对的，但将刘勰所说的文原于道，与“文以载道”并提，则容易使人误会刘勰与后世古文家所倡导的一样，要求作文以明道。其实综观《文心》全书，刘勰着重谈的是文章写作艺术、技巧方面的东西。他确实强调征圣、宗经，但乃是偏重于从文章写作、语言风貌方面学习经书，并非强调宣扬儒道或以儒道干预现实生活。总之，恐不宜将《文心雕龙》放在荀子宗经和后世古文家以文明道、文以载道的那个系列中去。纪评又云：“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认为《原道》提倡作文应自然而不雕琢。这怕也是误解。上文说过，《原道》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说宇宙间有了人，就必然有“人文”，“自然”在这儿是本当如此、必然如此之意，与写文章行文自然不雕琢的“自然”不是一个意思。刘勰确实反对过度的雕琢，但他对于对偶、声律、用事等骈文的修辞手法是完全拥护并身体力行的，他甚至主张作者用字时要考虑笔画的多寡搭配，以免看上去太稀疏或黑压压一片，给人的视觉印象不美（见《练字》篇）。在刘勰看来，用人工雕琢的方法以达到文辞美丽的效果，是天经地义的。这与后世论者所谓自然平易、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的自然是很不一样的。总之，若说设《原道》一篇的目的是标举行文自然，不见得符合事实。
那么，刘勰论文从《原道》发端，究竟有何意图呢？我们认为大约有以下三点。
第一，借以抬高文章的地位。既然人文出于至高无上的道而与天地之文并列，而且始于圣人之手，则其地位当然崇高。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原道》所举人文为圣人著述、儒家经典，但后人所作各种文章既与经典同属人文，则地位也是很高的。《文心雕龙》全书所论，远远不止于圣人之文，主要倒是后世各种文章，既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公家应用之文，也包括一般的抒情写景之作。因此，高谈“道之文”，其实具有为各种文章、为文学创作占地步的作用。
第二，是为了强调文辞修饰的重要。既然天地万物都“郁然有采”，十分美丽，那么人文，即文章，也应该富于文采。在刘勰看来，“文”、“文章”的含义，既是指连缀文字而成的篇章，又是指鲜明美丽的文采，二者合二而一。因此《文心雕龙·情采》篇一上来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视文采的时代，文辞修饰，所谓“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是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文心》全书专论修辞之美的篇目甚多，它本身五十篇每篇都是写得很美的骈文。刘勰的确反对过分的雕华，但决不是不重视雕饰。
第三，是为了提出征圣、宗经的主张。既然“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之文（六经）是道的完美体现，那么征圣、宗经当然是天经地义之事。征圣落实于宗经，宗经的目的主要是要人们以经书的文风、经书的写作法则为典范，这也具有针砭时弊、纠正当时不良文风的用意。这一意图，是刘勰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辨骚》是《文心雕龙》的第五篇，也就是“文之枢纽”部分的最后一篇。本篇以大部分篇幅追述汉代人们对于《楚辞》的评价并加以折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刘勰的用意并非作《楚辞》论，而是要在充分肯定《楚辞》成就的基础上，总结“文之枢纽”五篇所论，提出自己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思想。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这里“骚”不是仅指屈原所作《离骚》，而是代指《楚辞》。在本篇中，提到的作品除《离骚》外，还有屈原的《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宋玉的《九辩》、《招魂》，以至汉代拟作王褒《九怀》以下诸篇。在《物色》篇中，所说《离骚》或《骚》，也是将《九歌》和《楚辞》中的汉代作品都包括在内的。这种称法，汉晋已然。如《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条郑玄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湘夫人》为《九歌》篇名，而郑玄称为《离骚》。晋代郭璞注《尔雅》和《山海经》，曾引用《楚辞》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还引王逸的《九叹》，而都称为《离骚》。还有“离骚天问”、“离骚九歌”的提法，如注《山海经·北山经》“其兽多兕牦牛”时说：“或作朴牛。朴牛见‘离骚天问’。”又注《中山经》“帝之二女”时说：“‘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可见郭璞是以《离骚》代指《楚辞》的。这一习惯说法为后人所袭用，唐宋时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