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历史小说在当代英国文坛已经复兴。对此，小说家及文学批评家拜厄特（A.S. Byatt）指出：“能够意识到（历史小说）在英国的突然繁荣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当代的历史小说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充满了文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持此观点的还有英国著名学者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他认为，“20世纪末英国小说重要的主题便是回归历史”。[2]此复兴趋势在统计数据中得以更清晰地展现。根据相关研究，截止到2009年，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曼布克奖[3]43部获奖小说中有15部为历史小说。[4]其中首部获奖小说《给某事一个交代》（Something to Answer for，1969）以及历史上唯一的“失落的曼布克奖”（The Lost Man Booker Prize）[5]均情归历史小说。
不过，令人困惑的是，面对历史小说的卷土重来，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呈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以“英国历史小说”（British Historical Novel）为篇名核心词的精确匹配对象仅为个位数；[6]国外硕博论文库（PQDT）相应的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当然，这只是非常粗略的搜索结果，我们不能排除在其他数据库存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单部历史小说研究或者冠之以其他名称的相关研究，但以篇名核心词搜索的文章数量在以上两大重要数据库的严重不足至少可以表明英国历史小说文类辨识度的低微以及文类整体性研究在批评界的冷遇。这种现状正是本书进行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研究的起点。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
如前所述，英国历史小说丰富的创作与匮乏的整体性批评之间的反差足以引起评论界的深刻反思：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当代英国历史小说整体性批评如此贫瘠？本书认为，当代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历史小说文类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相关研究理论的系统性断裂是导致当代英国历史小说整体性研究缺失的几大重要原因。
一 当代英国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
在当代英国，“过去”（the past）不断成为英国文化的审美目标（aestheticized object）。[7]书写历史、重述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文学现象。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英国当代最具号召力的小说家，如麦克尤恩（Ian McEwan）、巴恩斯（Julian Barnes）、拜厄特（又译拜雅特，A.S.Byatt）、拉什迪（又译鲁西迪，Salman Rushdie）、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其作品对历史题材均有涉及。通过历史文本，作家或追忆往昔盛世的繁荣景象，或反思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间疾苦，或追溯国家民族身份的起源、重塑帝国归来的信心，或清算殖民时期遗落的诸种不公，或找寻当代英国走出社会困境的可能等。历史已经成为当代英国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
当然，这种现象同当代英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密不可分。二战以来，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从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到6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直至20世纪末的香港，各殖民地接连从英国手中夺回领土和主权。这让强盛百年的大英帝国已近强弩之末，逐渐沦落到依附于美国，落后于德国、法国等国的地位。而伴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其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进入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状况日趋紧张。战后工党推行的以“福利国家”和国有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战后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很多负面问题。比如，劳资纠纷并未真正缓解，社会阶层关系日趋紧张，贫富悬殊依然明显存在。[8]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的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多年积攒的经济诟病暴露无遗。通货膨胀、失业率倍增、贸易逆差、海外市场的萎缩等诸多经济低迷现象，无一不把英国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另外，战后移民潮的到来、女性运动浪潮高涨、种族问题激化、民族矛盾持续不止、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使英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人们不明白，20世纪20年代鲍德温首相还在发表演说，骄傲地解释英格兰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伟大的原因，但是为何仅仅几十年之后英国就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一下跨入了日薄西山的低谷。[9]这种局势的深刻动荡让英国人产生了无法弥补的心理落差，更无法对昔日帝国的辉煌轻易忘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政府对“回归维多利亚价值观”的呼唤，更让追忆历史成为当代英国文坛的重要主题。
与此同时，当代西方文学以及史学理论的发展也吸引作家以崭新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记述历史。比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提出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历史真实是语言的建构”，以及怀特（Hayden White）持有的“元历史”（metahistory）概念等许多较有影响的理论话语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历史书写理念，也激发了人们重述过去的欲望。因此，无论是当代英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还是文史理论的重要成果，都吸引了众多小说家介入历史领域。当历史成为小说创作普遍的取材对象时，这一曾经具有鲜明特点、独立于其他小说类别之外的文类题材的轮廓特征逐渐模糊，创作规约逐渐丧失效力，犹如涓涓细流融入大海，不见踪影，难以区分。
二 历史小说文类概念的模糊不清
也许正是由于英国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研究者时常将注意力放在当代历史话语的运作方式上，以此探讨历史文本性与虚构性的特征，这就必然会导致历史小说文类的独特性被忽视。不过，从根本上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历史小说文类概念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本身既存的模糊性。
模糊性来自文类的划分。对一种文学类别进行确认在文学行为中并非易事，因为文类规约的确定方式和文类本身的历时性演变过程都有可能引起争议。目前，视历史小说为小说亚文类是文学界比较普遍的做法，但这并不代表在批评实践过程中确定该小说文类属性时就不会遇到问题，因为不同的划分标准会导致不同的划分结果。[10]比如，从内容上可以把戏剧划分为悲剧、喜剧，从形式上可以把诗歌分为十四行诗和叙事诗，从形态和内容的双重考虑上可以把小说分为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而文类界定的困难在于“混合文类”的存在，比如，不同的文类却可能拥有同样的文本特征，很难通过表面的形式确定其文类属性。另外，文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还会造成文类之间的一些相互交叉重叠和借用。这就造成了某一文类的划分和界定并不是唯一的，同一文本可同属不同的文类。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很少有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会在一部作品中从一而终地使用同一种文类规约，文本中时常会出现文类交叉重叠的现象。
从这一点出发，本书的研究对象——英国历史小说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说19世纪传统的历史小说具有足以辨认的文类特征，如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相当长的时间距离，那么当代英国小说中历史书写的丰富和文类交叉重叠情况的频繁出现则从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历史小说文类独立的文本特征，致使针对文类的相关研究泛化为针对历史话语的使用研究，从而割裂了历史小说文类的整体性研究。
另外，英国历史小说文类本身在历时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使当代历史小说同传统文本之间产生很大的差异。若非以发展性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便很容易造成学界对文类演变过程认识的不足。这也是英国历史小说文类概念模糊，从而致使文类研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 历史小说文类研究理论的系统性断裂
若研究再往前推进一步，导致历史小说文类概念模糊的主要原因便确凿无疑地落在研究理论的匮乏上。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历史小说研究领域里存在两种理论对立的现象。一方面，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传统历史小说理论家对文类规约的阐释在当代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从而影响了评论者对当代新发生的历史小说文类属性的判断；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文本性和虚构性的阐释虽然为研究当代历史小说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有利视角，但其很难对传统历史小说做出解释。两种理论一经相遇便尴尬地割裂了历史小说文类的整体性发展，从而导致相关研究的缺失。对此，本书认为，为了恢复历史小说的整体性研究，研究采纳的理想理论应为：既要注重文本的历时性演变，又要避免忽略在此过程中文类规约的传承，从而实现连续性、辩证性研究的目的。
综上所述，当代英国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离散了评论界对历史小说文类研究的聚焦，文类概念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模糊现象和相关研究理论的系统性断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鉴于以上分析，本书提出从文类演变的角度，对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嬗变过程进行研究，以期恢复文类概念的清晰度以及弥补整体性研究的缺失。
第二节 英国历史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早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历史小说诞生不久，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如1859年刊登在《本特利氏杂志》（Bentley's Miscellany）上的《历史的和说教的：历史小说》（Of Novels， Historical and Didactic： The Historical Novel），1887年刊登在《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上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等。但这些论述主要是介绍性的，或透露作者创作时的细节问题，或描述某几部历史小说的文本特征，如尼尔德（Jonathan Nield）的《最佳历史小说和故事导引》（Guide to the Best Historical Novels and Tales， 1902）等，尚未达到“历史小说批评”的层面。而真正出现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系统性的批评研究，还是20世纪的事情。
弗莱希曼（Avrom Fleishman）指出，最早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的批评来自1932年沃波尔（Hugh Walpole）的《自司各特之后的英格兰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ngland since Sir Walter Scott）一文。[11]在文章中，作者关注了司各特之后（post-Scott）英国历史小说的发展，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简单的传奇小说家时代”（Simple Romancers， 1830～1840）、“严肃的维多利亚时代”（Serious Victorians， 1840～1870）、“真正的浪漫精神时代”（Real Romantic Spirit， 1870～1910），以及“现代的现实主义时代”（Modern Realism， 1910～1930）。对此，本书认为，这篇文章是否为最早的历史小说批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呈现了西方历史小说批评所具有的典型的共时性特征。换言之，在早期直至目前的西方历史小说批评中，大部分如上述研究一样，是共时性研究。“分阶段”“分类型”的研究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整体性”“历时性”的研究。[12]鉴于此，本书将目前西方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划分成三个部分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1.司各特之前历史小说的研究
目前，有两大观点已经广泛为西方历史小说研究领域接受：第一，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之先河；第二，真正的欧洲历史小说是19世纪的产物。这两个观点经过几代人提出、论证之后，被很多历史小说研究者采用，成为他们进一步论述的前提。然而，被广泛接受并不意味着它们从未受到过质疑。目前出现的针对19世纪之前的历史小说研究就是很好的证明。比如，斯蒂文森（Anne H. Stevens）在《司各特之前的英国历史小说研究》（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before Scott，2010）一书中指出，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就兴起了编年史的热潮，催生了历史小说。可惜的是，由于“司各特对于之后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甚为广泛”，[13]对其之前历史小说的研究颇为稀少。为了进一步详细说明，斯蒂文森概览了1762～1813年英国出版的85部历史小说，并分析了历史小说文类经过模仿和实验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同斯蒂文森一样，麦斯威尔（Richard Mexwell）也提出历史小说比普遍认为其产生的年代要久远得多。在《欧洲历史小说1650～1950》（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2009）一书中，麦斯威尔将17世纪的法国视为欧洲历史小说最初的发源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众多小说，其中文本涉猎范围之广成为此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14]不过虽说如此，麦斯威尔并没有否认司各特对历史小说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在此书的第一部分“时间的洪流：司各特对历史小说的改造”（Inundations of Time： Scott's Re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al Novel）以及论文《时间的洪流：论司各特的原创性》（Inundations of Time： A Definition of Scott's Originality， 2001）中，麦斯威尔都明确强调了司各特对欧洲历史小说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司各特对情节和人物类型的描写对后来的历史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当然，针对19世纪之前的历史小说研究也并非都是为了证明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第一人”。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结合、历史书写的真实与虚构以及历史观的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主题。比如，齐默尔曼（Everett Zimmerman）的《小说的边界：历史和18世纪的英国小说》（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 History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Novel， 1996）以笛福（Daniel Defoe）、菲尔丁（Henry Fielding）、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等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为样本，探讨了英国小说和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其中还援引了洛克（John Locke）、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吉本（Edward Giben）等18世纪重要思想家的理论来讨论18世纪的小说创作对司各特小说的影响。再比如，奥特（Monika Otter）的《12世纪英国历史书写中的虚构和指涉》（Inventions： Fiction and Referentiality in Twelfth-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1996）探讨了英国中世纪拉丁语历史书写中的虚构。奥特认为，虽然历史小说在12世纪的英国尚未成形，但在罗曼司等虚构的文学形式中，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虚构和自我指涉等技巧。这些研究在探究历史小说的成因和内部理论问题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2.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
针对19世纪历史小说的研究基本上都将司各特视为欧洲历史小说的开创者，并以此为立论基础。这部分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论著当属卢卡奇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1937）一书。这部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论著自20世纪60年代被译成英文以来，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说开启了西方历史小说批评的新时代。卢卡奇明确指出，英国真正的历史小说始于司各特的《威弗利》（又译《威弗莱》）系列小说。换言之，在拿破仑战败（1815）之前，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历史小说。那些17、18世纪所谓的历史小说（so-called historical novels），只是在“主题和服饰上是‘历史的’，而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还停留在作者所处的时代”，[15]并不具有某一历史时代的特殊性。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意识到历史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历史小说的形成与资产阶级历史意识的兴起密不可分，而司各特正是传达这一意识的典型代表。卢卡奇赞赏了司各特在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所保持的客观性：“司各特既不属于狂热的运动派，也不属于悲观愤怒的保守派。他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彻底了解整个英国的发展过程，以便从两个极端之中找寻一条中间道路（a middle way）。”[16]由此，卢卡奇认为，历史小说家可以抛开个人意识形态的偏见来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
卢卡奇对于司各特文学地位的论证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同时他的论述也饱受争议。其中广受诟病的一点就是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导致的批评视角的独断化。已经不止一人指出，卢卡奇在称赞司各特客观性的同时，自己却没能避免主观意识形态的过多浸入。[17]也有人指出，卢卡奇对于现实主义手法的强调让他忽视了很多不满足此条件的小说家，比如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艾略特（George Eliot）等。[18]虽说如此，卢卡奇对于欧洲历史小说的论述，特别是他提出的“历史小说的经典形式”还是颇值得本书在分析传统历史小说时借鉴的。
另外一部重要论著当属弗莱希曼的《英国历史小说：从瓦尔特·司各特到弗吉尼亚·伍尔夫》（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1971）。同卢卡奇的涉猎范围之广不同，弗莱希曼将视角集中在英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上，系统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哈代（Thomas Hardy）、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伍尔夫（又译伍尔莱，Virginia Woolf）等人的历史小说创作。作者不仅关注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特征，而且承认了伍尔夫等人对历史小说的创造性实验，给历史小说的定义增添了新的内涵，也让历史小说的批评视角变得更加广阔。这或许是该书最大的创新和价值所在。
还有一部分研究属于司各特影响研究的范畴。其中一些关注了司各特对于本国（英国）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探讨了司各特之后英国历史小说的继承、发展与革新。比如桑德斯（Andrew Leonard Sanders）在《维多利亚历史小说：1840～1880》（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1979）中就聚焦了司各特去世后50年之内的历史小说。桑德斯认为，这些小说或多或少受到了司各特的影响，但1852年出版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是偏离《威弗利》小说形式最为明显的历史小说。萨克雷在书中并不将历史视为“绘制好的河流”（charted stream），[19]而是将其视为“缓慢前行的流水和旋涡”。[20]但萨克雷对司各特的真正挑战则是“选择了一位自传式的叙述者，一位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只能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事物的叙述者”。[21]邓肯（Ian Duncan）的《司各特的影子》（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 2007）则关注了1802～1832年苏格兰小说的发展。邓肯认为，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展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正因为这样，司各特将国家、民族的历史生活同小说这一文类结合起来，开创了苏格兰小说的新时代。
肖（Harry E. Shaw）的《历史小说的形式：司各特爵士以及他的继承者》（The Forms of Historical Fiction： Sir Walter Scott and His Successors， 1983）则以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历史小说为参照物，考察了司各特之后的历史小说书写状况。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标准历史小说”（standard historical novel）的概念，并将历史在小说中的使用划分为三种情况，即“作为牧歌的历史”（history as pastoral）、“作为戏剧来源的历史”（history as a source of drama），以及“作为主题的历史”（history as subject）。该书因提出这一概念而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对历史小说定义内涵进行讨论的佳作。其中对于“标准历史小说”所隐含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个人特殊性和群体普遍性的关系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较重要的还有奥瑞尔（Harold Orel）的《从司各特到萨巴蒂尼：针对文类态度的改变1814～1920》（The Historical Novel from Scott to Sabatini：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a Literary Genre 1814-1920， 1995）。在书中，奥瑞尔考察了司各特之后欧洲历史小说的变迁，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历史小说复兴的原因，为历史小说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
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对其他国家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比如，莫斯利（William W. Moseley）的《智利历史小说的起源》（Origi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Chile， 1958）描述了司各特历史小说在智利的接受情况，沃尔什（Catherine Henry Walsh）的《历史小说中的崇高：司各特和吉尔·伊·卡拉斯科》（The Sublime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Scott and Gily Carrasco， 1990）分析了司各特对于西班牙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施密特（Peter Schmidt）的《瓦尔特·司各特、殖民地理论以及新南方文学》（Walter Scott，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New South Literature， 2003）论证了司各特对于美国南方文化的重要性等。
3.20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
如前所述，历史小说在当代英国复兴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以来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冲击赋予了历史小说文类创新和实验的成分。首先是针对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思潮下历史小说的研究。相对于二战后历史小说的大量涌现，20世纪初并没有太多历史小说问世。究其原因，这个时期的作家在历史怀疑论和艺术自足性的影响下将历史视为梦魇，较少涉及历史文本。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历史小说研究比较匮乏。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选择了“曲线救国”的研究策略——从现代主义诗人入手分析历史书写。他在《现代主义历史诗学：庞德、艾略特及过去的意识》（The Modernist Poetics of History： Pound， Eliot， and the Sense of the Past， 1987）一书中以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T.S. Eliot）和詹姆斯（Henry James）三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为样本，探讨了现代主义语境下历史撰述的特点。根巴赫的研究价值在于他十分重视20世纪早期哲学家的思想对于诗人书写历史的影响，而其中精妙的诗歌赏析也丰富了文学对于历史意义的解析。同根巴赫一样，威廉（Louise Blakeney William）也在《历史中的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文学、政治和过去》（Modernism and the Ideology of History ：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Past ， 2002）中关注了叶芝（Willian Butler Yeats）、庞德、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以及福特（Ford Madox Ford）、劳伦斯（D.H. Lawrence）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其中，威廉以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视角密切关注了历史的所指——历史意义的生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历史的发展线路等主题，并指出这些现代主义者虽然在19世纪历史观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但他们已经对历史进步观提出了质疑，历史中蕴含的政治因素也昭然若揭。
欧莫利（Seamus O'Malley）的博士论文《我们如何书写历史？——约瑟夫·康拉德、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丽贝卡·韦斯特的现代主义历史撰述》（“How Shall We Write History？”The Modernist Historiography of Joseph Conrad， Ford Madox Ford and Rebecca West， 2011）则是为数不多的关注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研究之一。他在文中专门探讨了康拉德、福特、韦斯特三位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历史创作，力图弥补受詹姆逊（又译詹明信）“现代性危机”影响导致的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研究的空缺。欧莫利详细论证了三位小说家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对历史的兴趣，确认了三人在历史小说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有力反驳了现代主义时期英国历史小说缺失的判断。
虽然以上几部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研究的不足，但对于丰富的战后历史小说研究来说，还是显得捉襟见肘。战后逐渐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注入了崭新的思维活力，使其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在文本形式上都展现了新的面貌，成为后现代评论家话语理论实践的重要基地。在这些评论中，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在1988年哈琴（Linda Huthcheon）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出版之前，针对后现代语境下的（英国）历史小说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太大进展。即便有一些相关专著出版，其研究方式依然摆脱不了前人的影响，创新方面略欠缺。比如，尼尔·麦克尤恩（Neil McEwan）将弗莱希曼研究的结论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在其博士论文《英国小说家的历史小说研究1953～1983》（Perspective in Historical Fiction by British Writers 1953-1983， 1984）以及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今日英国历史小说研究》（Perspective in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Today， 1987）一书中关注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英国历史小说创作。虽然作者在书中意识到20世纪以来历史小说在历史真实性问题认识上的改变，也对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小说之死”和“过去之死”做出了反驳，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论述过程稍显薄弱。而柯沃特（David Cowart）的《历史和当代小说》（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 1989）以及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的《时间的痕迹：战后英国小说中的历史和政治》（Traces of Another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1990）几乎和哈琴的著作同一时间出版，似乎并没有受到哈琴的影响。柯沃特和斯坎伦都意识到了后现代语境下宏大历史遭受的质疑和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新的文本形式，前者将“展现未来的小说”划入历史小说的范畴，而后者则提出了“当代怀疑历史小说”（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novel）的概念。即便如此，有评论者还是认为二者“忽略了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也“没有检验该文类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22]
真正实现系统论述当代历史小说同后现代语境关系的还是哈琴的著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该书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历史小说的研究面貌。特别是哈琴提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23]使之后的相关研究几乎就没有撇开对这一术语的讨论。所谓“历史编纂元小说”是指那些“著名的、广为人知的小说。它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同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24]哈琴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矛盾性、坚定不移的历史性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性”。[25]虽然哈琴这一术语同历史小说之间关系的认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但这无疑是对詹姆逊认为的后现代主义无历史性以及卢卡奇等人认为的“历史小说在当代已经消亡”的有力驳斥。
同时，哈琴的理论也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和补充。比如，韦瑟琳（Elisabeth Wesseling）在《作为预言家的历史书写：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小说的改造》（Writing History as a Prophet： Postmodernist Innov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1991）一书中认为，哈琴的“历史编纂元小说”虽然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政治意图，但没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巴克尔（Patricia A. Barker）的博士论文《当代历史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2005）详细对比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学和以哈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分别对于经典历史小说和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巴克尔反驳了卢卡奇认为的“历史小说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表述历史”，以及哈琴认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是20世纪60年代独有的”的论断，因为早在16世纪末，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Henry V， 1599）以及伍尔夫的《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奥兰多》（Orlando， 1928）等小说就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征。不仅如此，巴克尔还阐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两种情节组织方式：题铭式（epigraphic）和插话式（episodic）。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扩展了哈琴的后现代诗学理论。博卡尔迪（Mariadele Boccardi）在《当代英国历史小说：再现·民族·帝国》（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2009）中也指出，哈琴所谓的自我指涉在最早的历史小说中就已出现，这让她“错失了更好探究后现代小说书写过去的良好时机”，也忽视了对“特殊文学和文化背景下英国历史小说回归的研究”。[26]
当然，围绕后现代语境下针对历史和小说相结合的探讨并非只出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概念，很多后现代理论家都尝试提出过类似的术语，只不过同哈琴的影响力比起来稍显薄弱。比如，麦克海尔（Brain McHale）的“后现代修正主义历史小说”（postmodernist revisionist historical novel）、[27]伊莱亚斯（Amy J. Elias）的元历史罗曼司（metahistorical romance）、[28]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的“当代怀疑历史小说”（the contemporary skeptical historical novel），[29]以及巴克尔的“编纂元小说罗曼司”（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al romance）[30]和“传记元小说”（biographic metafiction）[31]等，都反映了各评论家对后现代小说中历史书写的不同理解，也为本书的研究带来很多启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复兴引起了一些长期关注英国文学的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比如，2005年，曹莉在《历史尚未终结——论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一文中针对这一现象指出了英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两个走向，即历史元小说和后殖民历史重写，并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成因。[32]
杨金才教授2008年和2009年接连在两篇论文《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和《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中指出，当代英国小说家“对过去所采取的态度也因市场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种‘向后’（retro）的文学消费要求”，[33]以及“对历史话题的关注并不亚于二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34]以此来呼吁国内学界对该现象的重视。2010年，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的历史书写与叙事格调”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将国外（英国）历史文学的创作现状大规模引入国内学者的视域。然而，即便如此，国内针对英国历史小说的批评现状看上去也并不十分明朗。除去针对司各特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35]研究者很难发现其他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研究的专著。甚至在一些权威的英国文学史的编著中，也很难寻觅到关于英国历史小说发展的只言片语。对此，笔者认为，之所以较难总结国内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现状，是因为其总体呈现混合研究的态势。所谓混合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将英国历史小说研究同其他小说文类的研究混合在一起，或进行相互间的比较，或混为一谈进行整体性论述，从而未能对英国历史小说进行独立的、系统性的研究。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情况。[36]
1.同中国历史小说研究的混合
目前，中国历史小说研究在国内的成果之丰硕、文本之广泛、程度之深刻，都是西方历史小说研究远不能及的。在众多中国历史小说研究中，有一类就是混合了西方（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特别是司各特小说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时常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小说进行平行比较和影响阐释，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历史小说研究理论，另一方面对西方历史小说创作进行了探讨。比如，易新农早期在《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初探》（1989）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司各特的系列小说为例，比较了不同文化传统下历史小说的兴起、发展和内涵，就是这种混合研究的范例。再比如，孙建忠在《司各特与中国近现代文学》（2008）中探讨了《艾凡赫》等作品对中国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还有张亚的《挂小说的钉子——以司各特为例看中西历史小说》（2010）通过对司各特小说的解读，探讨了中西历史小说在流变中呈现的不同面貌。
相对于以上零散的研究，21世纪初由童庆炳先生等人合著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2011）一书则是探讨中国以及西方历史文学创作的比较全面的著作之一。该书是200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改编重大问题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编委会以近年来国内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呈现繁荣局面为契机，讨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理论中出现的“十大问题”和“八大现象”。[37]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关注了历史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中国当代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与改编以及中外历史题材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下篇的最后三章特别关注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三个方面，[38]分别是“十九世纪历史小说的特征”、 “司各特的叙事模式”以及“二十世纪小说的历史叙述策略”。不过，该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文本上均以中国的历史文学创作为主，针对国外创作的研究在篇幅和内容上只能算作对前者进行补充和丰富，但最后三章的讨论还是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特别是英国传统历史小说整体创作面貌的相关参考。
2.同西方历史小说研究的混合
毋庸置疑，英国历史小说是西方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出现了一些将英国历史小说同其他国家历史小说（特别是美国）混合起来，以西方历史小说为整体进行讨论的研究论述。比如，高继海在《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2006）一文中将西方历史小说看成一个整体，从小说发展的三个时期全面讨论了历史小说的文类特征。彭青龙的《历史小说的嬗变与文学性特征》（2010）指出西方历史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形态的四个方面，即历史性、时代性、虚构性和寓言性，其中历史性是历史小说的根本性特征。作者通过对西方历史小说整体嬗变的概括，对历史小说批评者提出了文学思想和文学艺术融合统一的要求。赵文书的《再论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以华美历史小说为例》（2012）以华美历史小说为研究样本，着重探讨了后现代历史小说社会意义的产生这一重大问题，强调了历史小说的文学性以及其对大众历史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这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王建平的《美国后现代小说与历史话语》（2012）考察了当代文学与史学理论背景下美国后现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指出后现代作家对重构历史和知识的普遍关切。
3.同后现代小说研究的混合
随着西方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国内学者针对德里达、福柯、詹姆逊、鲍德里亚、哈琴、怀特等人所提出的后现代文史理论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早在世纪之交，国内一批关注西方文论的学者就已经发表一系列的论文和出版一系列的著作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的现状进行引介，掀起了国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关注的热潮。其中，有关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于历史主义的重新阐释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如盛宁的《文本的虚构性与历史的重构——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删节谈起》（1991）、《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1993）、《新历史主义》（1995）、《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1997），王宁的《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2002）、《德里达与结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2005），陈晓明的《历史颓败的寓言——先锋小说的后历史主义倾向》（1991）、《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1991）、《过渡性状态：后当代叙事倾向》（1994）、《历史的误置：关于中国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研究的再思考》（1997），赵一凡的《后现代主义探幽——兼论西方文学应变与发展理论》（1989）、《利奥塔与后现代主义论争》（1990）、《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90）等。这些论作引起了国内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注，也对当时中国先锋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国内后来学者对于当代西方历史文学理论的阐述同后现代主义理论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林庆新的《从后现代历史小说的指涉问题看有关欧美文论》（2004）通过分析历史小说是否已经衰亡这一问题，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史纂元小说与替换史的书写，从而对后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情况做了很好的总结。洪罡的《三张面孔：当代英国元小说中的历史》（2011）针对历史在当代英国元小说中的犹豫、对立和个人化的三张面孔，分析了“历史”在元小说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此外，还有很多针对哈琴后现代诗学的研究，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如杨春的《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2006）、陈后亮的《历史书写元小说：再现事实的政治学、历史观念的文体学》（2010），也有文本分析的实例，如李丹的《从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2010）、翟亚妮的《虚构与真实——从历史元小说角度解读〈福楼拜的鹦鹉〉》（2010）等。
三 问题的提出
文献综述表明，战后英国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历史小说文类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相关研究理论的系统性断裂导致西方（英国）历史小说共时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以及国内相关研究处于“混沌状态”，甚至尚未展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在理论分析中，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整体性始终都没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因而直接引发了学界对历史小说文类历时性发展审视的断层。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历史小说”这一最基本文类概念的考量出现了错位。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研究者们常常只关注本领域的文本特征，割裂了本应连贯、系统的阐述过程。
这种割裂行为的一个后果便是当代研究对于历史小说文类传统的忽视，继而导致文类生命力的减弱。以文类名称为核心关键词的检索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鉴于此，本书将英国历史小说的历时性发展嬗变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明确历史小说的文类特征，注重其发展的整体性、连贯性和演变性，一方面弥补国内外在英国历史小说整体性研究上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文类研究的理论和样式，以期对其他文类的研究起到借鉴和反思作用。
第三节 研究内容、策略及意义
一 研究内容及策略
首先，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目前历史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文类概念的模糊和文类整体性研究的缺失等问题要求本书选取的研究理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强调文类内部机制的独立性和特别性，二是承认文类在历时性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基于此，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的文类理念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诗学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类的演变，它不仅承认文类嬗变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文本形式，而且以“程序”为单位对文类内涵的传承做出了清晰的说明，为当下的研究找到了最佳观测视角，是本书进行文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和研究工具。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对其进行详细阐发。
其次，在确认理论切入点的基础上，本书选取英国历史小说文类为主要研究对象，[39]力求对其整体性的嬗变过程做出系统性阐释。当然，针对小说文本的分析是本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毋庸置疑，文类的嬗变是社会思想文化变迁在文本实践中的具体成像。因此，在进行历史小说文本分析的同时，研究更要注重对“潜文本”的阐释，即要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放入西方文学和史学理论思潮中考察，且对文本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承模式、权利运作方式、文类社会责任等进行揭示和探析，以期梳理出丰满、连续的文类发展路线。
再次，注重社会文本的研究并非意味着对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思想文化无所挑拣的涉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使得当前的研究必须针对历史小说相关的文化理论背景。因此，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等内容是本研究在文本分析之外所要纳入的重要信息。当然，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英国历史小说是西方历史小说的重要分支，以上所涉及的理论基本来自西方相关领域，在涉及国内理论时会做出特别说明。
从次，需要划定具体的研究对象。英国历史小说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文本群，本书无法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历史小说文本，因此需要恰当地确定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另外，文类研究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视角，所以确定具体的研究议题至关重要。而这两项研究任务需要运用文类的相关理论来完成。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历史小说虽然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终归属于文学类别，因此本书在研究中要特别强调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属性，防止将对其的研究同历史研究混淆，从而导致研究方向和目标偏离。
二 研究之意义
首先，本研究选取英国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厘清模糊的文类认知，恢复被割裂的文类发展路线，最终完成连续性、系统性的历史小说文类研究。针对目前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历史小说共时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的状况，本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填补空白的作用。
其次，本研究从文类视角讨论英国历史小说的嬗变，有效地弥补了历史小说理论研究的不足。在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的指导下，研究既承认历史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新发生的文本形式，又注重传统程序的传承和连续，辩证地看待文类内部的发展嬗变，同时也不忽略文本背后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为相关文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
最后，通过文本实践反观理论，本研究对于文类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和补充作用。在研究过程中，实际的文本分析和阐释必定会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研究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文类理念的反方向阐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A.S.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Chatto ＆ Windus Random House， 2000， p.9.
[2]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527.
[3] 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是当今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它是由最初的布克奖（Booker Prize）经2002年更换出版商之后易名而来。作为英国本土奖项，其评选范围只面向英联邦国家、爱尔兰和津巴布韦。因此它的评选已经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风向标，预示英国文坛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4] 刘国清：《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6期，第47页。
[5] 自1971年始，曼布克奖颁发给当年最佳英语小说，取代此前颁发给前一年最佳小说的做法，因此1970年没有当年小说获奖。直到2010年，评奖委员会才将1970年“失落的曼布克奖”颁发给J.G.法雷尔（J.G.Farrell）的《麻烦》（Trouble）。
[6] 数据搜索时间为2018年3月。
[7] Ryan S. Trimm， “Belated Englishness： Nostalgia and Post Imperi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and Film，”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p.1.
[8] 兰道·斯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在《帝国的没落》（The Last of England）一书中引用《经济学家》统计的数据，指出1971年84%的国有资产掌握在7%的人手中，充分说明了当时贫富悬殊现象之严峻。
[9] 1924～1925年，时任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其发表的两篇关于“英国性”的演讲中认为，在海外扩大殖民地是英国民族最突出的典型特征：“在海外领土上寻找家园……建设新的家园，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之所以伟大的地方。”（Tseng Ching Fang， “The Imperial Garden： 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 Doris Lessing， and Tayeb Salih，”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pp：1-2.）
[10] 胡全生：《文类、读者与后现代小说》，《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8年第2期，第295～311页。
[11] Avrom Fleishm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
[12] 当然，这并非代表着整体性研究的完全缺失。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有杰·格鲁特（Jerome de Groot）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2010）一书。该书纵览了自司各特时期到20世纪后现代时期的欧洲历史小说，论述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然而较为遗憾的是，该书的篇幅不长，论述较为简略，在探究历史小说的演变方面也不够翔实，其中英国历史小说部分只是该书所关注的欧洲历史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目标。另外还有一部论著是安东尼·葛拉弗顿（Anthony Grafton）的《历史是什么？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艺术》（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10）。在书中葛拉弗顿探讨了文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他解释了古代诗人如何通过艺术理论生产诗学艺术，并指出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历史艺术。这标志着历史和文学之间开始分化，直到19世纪这一过程得以完成。虽然这部论著也算得上是历史小说的整体性论著，但由于其文本选择的泛化，同本书的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
[13] Anne H. Stevens，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before Scot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
[14] Jonathan Dent， “Rev.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Women's Writing， 2012（3），pp：372-374.
[15]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p.19.
[16]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p.32.
[17]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2； Avrom Fleishm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50； David Cowart，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etc..
[18]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10.
[19]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0]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1]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2] Mariadele Boccardi，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6.
[23] 该术语在国内也被译成“历史书写元小说”“历史元小说”“史纂元小说”“历史编纂元小说”等多种名称。为统一起见，本书统称为“历史编纂元小说”。后文不再标注。
[24]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5.
[25]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p.4.
[26] Mariadele Boccardi，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9.
[27] Brai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7， p.90.
[28] Amy J. Elias， Sublime Desire： History and Post-1960s Fic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6.
[29] Margaret Scanlan， Traces of Another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30]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102.
[31]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144.
[32] 曹莉：《历史尚未终结——论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136～144页。
[33]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第65页。
[34]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外国文学》2009年第6期，第58页。
[35] 我国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司各特作品的译介工作，随后有零星评论作品问世。自1979年之后，对司各特的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并有文美惠的专著《司各特研究》（1982）问世。据吴镝在《我国对沃尔特·司各特研究的初步述评》（2010）一文中的统计，截至2008年，我国共有63篇相关论文问世，其中博士论文1篇（高灵英的《苏格兰民族形象的塑造：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苏格兰历史小说主题研究》），硕士论文11篇（万信琼的《司各特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李晚婷的《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传统道德观微探》等），其余为期刊论文。
[36] 此处只是大致的研究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划分，不排除有例外的存在，如针对某一部历史小说的研究，针对某一位作家的研究等。
[37]童庆炳等：《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其中“十大问题”是指：①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问题；②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异同及其关联问题；③政治视野和美学视野中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问题；④历史题材文学中历史、艺术和时代三向度问题；⑤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重建、隐喻和暗示三层面问题；⑥历史题材文学的艺术理想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问题；⑦历史题材文学的类型及其审美精神问题；⑧历史题材文学中人民取向问题；⑨历史题材文学中封建帝王的评价问题；⑩当前历史题材创作的发展趋势问题。“八大现象”是指：①历史题材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现象；②历史题材文学承载中华民族之根的现象；③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盛世情结”现象；④历史题材文学中的人民性缺失现象；⑤历史题材创作中的“戏说”现象；⑥历史题材文学中历史人物的“翻案”现象；⑦历史题材创作中红色经典的改编现象；⑧历史题材作品的生产与消费现象。
[38] 鉴于书中一些篇章已经成文发表，为避免重复，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再重复提及，如刘洪涛、丹凌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简论》，以及在《楚雄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历史叙述策略》即为本书第31章和第33章内容。
[39] 在阐释之前，仍有一个问题要说明，即“历史小说是否存在”，或者说“历史小说是否独立存在”。这是我们立论的根基。以常理来看，历史小说在许多文学批评场合都被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别，但对此的再次确认并非多此一举，因为的确存在对历史小说作为独立文类的否定。比如，卢卡奇将历史小说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联系起来，视其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支。卢卡奇理论中浸透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过分张扬自不必多言，但他所阐明的历史小说同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不无道理。而到了哈里·肖这里，历史小说甚至沦落为现实主义小说的附庸，因为它“依赖于更广阔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看来，历史小说并不仅仅受到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它本身也在深刻影响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确有着颇深的渊源。然而，一个事实是，自英国小说诞生的那一刻起，现实主义便如影随形，贯穿了英国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照此说来，几乎所有的小说类型都无法摆脱现实主义手法和理念的影响，那么，我们分类别研究的意义何在？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虽然现实主义无论作为风格还是术语，在各个时代的英国文学中都可以觅其影踪，但也应注意到，若将诸如历史小说之类的小说类型都视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支或者附属品，那么必定会忽略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而也正是这些独特性，让历史小说有了成为独立文学的前提。这些独特性同现实主义结合会产生“经典历史小说”（卢卡奇语），同罗曼司结合会产生“历史罗曼司”，同后现代主义结合会产生“历史编纂元小说”。正如杰罗姆·德·格鲁特（Jerome de Groot）所说，“历史写作可以发生在许多虚构的场合：罗曼司的、侦探的、惊悚的、反事实的、恐怖的、文学的、哥特的、后现代的、史诗的、科幻的、神秘的、西方的，以及儿童书籍”。因此，即使历史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有密切的关联，也并不妨碍该文类具有独立的辨识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小说作为独立的文类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