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李炳海
培友博士的新著《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即将付梓，嘱予为之作序。我在欣然应诺之际，也有几分犯难。虽然对宋代诗文有所浏览，但是，对宋代理学却未曾有过钻研，实在不知从何谈起。唯一能加以弥补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喜悦，通读了这部书稿，确实有许多启发和感受，略陈于下，以与培友博士及学术同道交流。
一
这部著作的名称是《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顾名思义，是以两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念为中心展开论述，属于专题研究著作，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专著。它的可贵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成功地进行了专门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关联，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主要涉及两汉经学与文学、魏晋玄学与文学、两宋理学与文学等。其中魏晋玄学与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推出一系列颇有创见的成果。而其他几个领域的研究，却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魏晋玄学与文学的研究，近期亦处于停滞状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少深入的专门研究。无论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是各类社科基金项目，这类课题往往追求覆盖面的广阔、体系的宏大，而忽略个案的专题研究。结果是大而无当、浮泛空疏，所作的论述流于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学术亮点甚少。培友博士的这部著作则别开生面，聚焦于两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至于两宋理学与文学相关的许多其他问题，则暂时搁置，或是必要时略作交代，而不加以扩展。这就使得全书有一以贯之的线索，能够集中力量作深入的探讨。
这部著作总体上属于专题研究的类型，具体到各个章节，也有许多专题研究的内容。从标题上看，第四章是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的专题研究，第五章是两宋理学家文道观之“文”、“道”内涵及其与道器观的矛盾性问题的专题研究，第六章是文道关系思维特征的专题研究，第八章是文道观念与诗学范畴、诗歌品格建构等关系的专题研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把文道观念与诗学实践这个专题拆解成几个小板块，分门别类地加以探讨，从而使得所作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入。然而，这部著作专题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到章的层面为止，而是还在继续深入，落实到许多个案的处理上。即以第八章为例，第一节集中论述朱熹的“气象近道”的理念，第三节集中破解“观物”与理学诗的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等问题，都是专题研究的典范，新见颇多。而在论述朱熹“气象近道”理念一节，又专门以韦应物的诗为例加以阐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部著作专门化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深加工、精加工的过程。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条分缕析，深入开掘，从而避免了论述的浮泛空疏。全书由不同层次的专题研究作支撑，既有牢固的地基，又有可供不断提升的台柱，形成了立体研究的架构，这是非常难得的。
二
冯友兰和金岳霖先生分别是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前者称自己治学路数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后者则称自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概括得颇为精到。对于文学和文化研究而言，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关键是能否运用得恰到好处。
培友博士这部著作以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在具有普通古代文学常识的人看来，理学家的文道观无非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类的命题，涉及的是道统与文统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可是，这部著作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从多个侧面揭示出它的复杂性、丰富性。这在第一章、第四章到第七章体现得特别明显，仅从章节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文道观方面，宋代理学家有的主张“重道轻文”，有的主张“作文害道”，有的主张“文道两分”，还有的主张“调和文道”。在道器观方面同样有多种看法。至于理学家文道观念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也往往出现相背离的现象。上述差异和矛盾不但体现在不同的理学家之间，即使是同一位理学家，他的理论体系，他的观念和创作实践，也往往自相矛盾，无法协调一致。全面揭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是培友博士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之一。
邵雍、周敦颐、程颢、朱熹等都是宋代理学家，这是他们身份的相同之处。可是，他们的文道观及诗学实践却各有特色、不相一致，彼此存在差异。对于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及诗学研究实践，既看到相同之处，把他们与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区别开来，同时，又揭示他们文道观及诗学实践存在的差别，这种兼顾同和异的思维方式，是学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当下的许多学术论著中，经常出现或是求同而忽视异，或是关注差异而忽略一致性的倾向，认识上出现片面、偏执，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总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一门学术功夫，也是辩证思维的具体运用。
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用力颇多，并且取得良好效果，确实展现出众多理学家在文道观及诗学实践方面的不同走向。即以程颢和朱熹为例，两个人的差异就很鲜明。程颢时而强调文以载道，时而又把圣人气象作为道体的表现。而朱熹的道与文的本末之说，倒是比较一贯的。再从诗歌创作来看，朱熹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他的代表作《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阐发的是《孟子·离娄下》心源有本的理念，他的这首诗确实是从道中流出。培友博士这部著作把程颢诗概括为“程颢欲静中体贴天地万物，与人生机打成一片，常常强调以‘吟风弄月’、‘体贴生意’为手段，以诗歌的‘感兴’来求‘道’”，他的理学诗代表作《偶成》、《春日偶成》确实是这种境界。其中《偶成》诗结尾两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虽然是化用《孟子·滕文公下》的句子，但具体取向与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之一明显不同。总之，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亮点颇多，对以往同类著述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
三
这部著作第六章，把宋代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特征概括为正名和归元，得出的结论颇为精到。由这个专题研究的性质所决定，其中有许多正名和归元案例可供探讨，有时二者可以结合在一起加以辨析。
这部著作第八章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宋代理学家所说的气象加以辨析，揭示出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进一步从源头上加以追溯，就会发现气与象连言并非偶然，而是与先秦的道论密切相关。《周易·系辞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的载体是阴阳，而阴阳指的是气。《老子》第四十二章写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冲虚之气，亦即阴阳二气，这是秉持气本元论的理念。《周易·系辞下》又写道：“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里的坤、乾，分别指阴和阳，亦即作为道体的冲虚之气。冲虚之气的显现为象，成形为器。象、器都是由作为道体的阴阳二气所派生，因此，气象连言、道器对称也顺理成章。宋代理学家以气象论道，运用的确实是归元思维，带有正名的性质。
这部著作第四章第一节提到邵雍的如下主张：“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这段话的后半段出自《老子》第五十四章，如何理解《老子》原文的本义，对于阐释邵雍的观物理念至关重要。对于《老子》第五十四章所说的“以天下观天下”，王弼注：“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照此说法，《老子》上述一段话所强调的，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加以审视，后代及当下基本都是作这种解释，带有唯物学派认识论的味道。从《老子》一书整个体系考察，上述解释是一种误读，不符合原文本义。《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指的是内视、自我观照，是收视反听的内里功夫，观照主体和观照对象同为一体，没有主客之分。邵雍的观物理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继承《老子》的学说。这部著作第六章第四节引述邵雍《观物内篇》的如下话语：“人亦物也，一物当兆物。”“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能反观也。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这段话说得很透彻，他是从反观意义上借鉴《老子》的论述，对原文的理解是正确的，远胜诸多注家。沿着这个思路去解释邵雍的理学诗，必定会开辟出新的学术天地，同时也实现了归元和正名。
在宋代理学家中，把文和道相对立的当首推程颐。他认定为文是玩物丧志，作文害道。他的这种看法，如果作追本穷源的探索，很容易从《老子》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论证中找出源头。可是，如果进一步追寻，还会发现这种观念与中土早期佛教的关联。《高僧传》卷七有如下记载：
释僧彻，姓王，本太原晋阳人。……彻年十六入庐山，造见远公。……于是投簪委质，从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波若。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攀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
释僧彻有文才，在他身上先前体现出的是魏晋名士风度。可是，经东晋高僧慧远的一番教诲，他便与咏啸绝缘。把慧远的话语与程颐的文以害道之论相比，二者极其相似。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该部著作进行归元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供拓展。
这部著作第五章第一节提到魏了翁的如下话语：“凡物之相错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这里对于文所下的定义，同样具有归元的性质。《周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郑语》称：“色一无文。”韦昭注：“五色杂，然后成文。”中国古代早期所说的文，指的是不同因素的相互错杂，是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属于广义的文。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把文明、文化都称为文，实际上是向“文”字原始本义的回归，亦属于归元系列，同时也是在正名。总之，宋代理学家在文道观方面归元正名的思维方式，许多有价值的因素有待深入发掘。培友博士这部著作已有较好的开端，也预示着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四
当今是信息网络时代，学术信息的获取已经是轻而易举之事。能否搜集、阅读较为全面的文献资料，已不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障碍。学术研究的成败、学术著作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已由学术资料的获得，转向为对学术信息的处理加工。培友博士此部著作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可供借鉴，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的足迹。
我有幸参加了培友博士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和答辩。当时他的论文是以宋初百年文学总体走势为研究对象，覆盖面很广，直接征引的古代文献多达数百种。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对如此众多的学术信息能否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否具备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的能力。当时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培友博士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所遇到的最大困扰，就在于此。
和当年的博士论文相比，这部著作对学术信息所作的处理，已经摆脱困扰，显示出比较娴熟的技巧。这部著作涉及数量众多的文献，而以宋代理学家的原典居多。尽管如此，作者对密集的学术信息处理得颇为得当，充分地发挥出它们的效应。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关键词的筛选和阐释做得很到位。这部著作全书有它的关键词，各章节及段落也有它们的关键词，总计多达百余个。关键词的选择，体现的是学人的见识。慧眼识珠，才能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有学术价值的关键词语和句子。这部著作所选择的关键词语和句子确实很有代表性，有许多是理学和古代文学核心概念、经典命题，这种选择本身就是高水平学术著作的起点。
近些年来，关键词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已有《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成果问世。但是，把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要编纂词典，而是要对它进行具体深入的阐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
倘若我们是要对中华文化原典进行关键词研究而不是对中华文化进行词汇/术语汇总集释的话，那么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在为诸如“道”、“气”、“仁”等等词语进行原典层面疏证、定义，而是要透过这些词的生成、建构和扩张、变异的历史透视中国文化的隐秘结构。
培友博士这部著作对数量众多的关键词所作的研究，一是进行动态把握，把它们放到历史的生成、流变中加以考察；二是对关键词的内涵、意蕴等进行深入挖掘。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没有流于表面的描述，也没有烦琐的词义考释，而是在揭示隐秘结构方面投放主要精力，因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这部著作由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发端，进而由文道观延伸到诗学实践。论述诗学实践，又依次深入到思维方式、诗学范畴、诗格建构。这部著作以关键词为架构的体系，水到渠成，流转自然，对学术信息所作的加工编排是很成功的。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培友博士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同时也迎来了丰收的喜悦。在我为这部著作书写序言之际，他的另一部著作《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也行将出版。我期待这两部专著能够作为学术双璧同时推出，尽早问世，以飨学人，以慰吾心！
2015年9月1日于北京颐和山庄寓所
- 冯黎明：《关键词研究之“关键技术”》，《粤海风》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