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朗州、连州时期(805—820)

一、朗州、连州时期
(805—820)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禹锡即出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弱冠即有文名,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800),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徐泗濠节度使,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至扬州幕任掌书记。贞元十八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今陕西省渭南县)主簿,次年迁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重用王叔文实行政治革新。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旧唐书·刘禹锡传》)。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他为实现辅时济世之志而废寝忘食,操劳不辍。这次政治革新的目的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王夫之《读通鉴论》)实行的主要措施有打击宦官、抑制藩镇、惩处贪官、进用贤能、减免赋税、削减盐价、限制五坊、禁止宫市、放还宫女等等。“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在宦官、藩镇的联合反扑下,永贞元年(805)八月,以顺宗的“内禅”,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为标志,仅持续了一百多天的革新运动便宣告彻底失败。随即,宪宗大兴问罪之师,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陈谏、凌准、韩晔、程异、韦执谊等革新集团的成员纷纷放逐出京。刘禹锡始贬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既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旧唐书》本传),因而,他在朗州忍受着孤独和寂寞,艰难地生活了十年。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终得与柳宗元等人一起承召回京。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以“桃花”借喻朝廷中窃踞高位的新贵,“语含讥刺,执政不悦”(《旧唐书》本传),不数日,众人又被贬谪远方。刘禹锡原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刺史,播州是当时有名的“恶处”(《因话录》卷一),十分荒凉。柳宗元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他考虑到刘禹锡的母亲年迈,不便前往,向朝廷要求以柳易播,显示了崇高的友谊。因裴度力请,宪宗才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刘、柳结伴同行。到达衡阳以后,两人才依依惜别。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母亲去世,同年,挚友柳宗元亦卒于柳州。此后,他以丁母忧而居洛阳,直到穆宗即位,才得除夔州刺史。

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自道当时的创作情形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久居遐荒之地,他便追踪前贤,潜心于诗文创作,用笔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怨愤。在贬居朗州期间,诗人用力最勤的是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而以《聚蚊谣》、《百舌吟》为代表。这些讽刺诗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对迫害革新志士的保守势力予以冷嘲热讽。寓犀利于婉曲之中,或托物以讽,或借事而刺,作品每每抓住事物最富象征意义和讽刺意味的一点生发开去,加以集中刻画,因形传神。又能化冷峻为幽默,以诙谐的语言表达严肃的思想主题,并通过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将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可憎之处攫入笔端,使被讽刺者感到胆颤心惊,让正义的读者产生共鸣。

贬居连州时期,最具特色的是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而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刘禹锡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是匠心独运、颇见功力的。诗人将淮西及淄青大捷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加以表现,巧妙运用以虚衬实、以小见大、化浓为淡的艺术辩证法,以夸张之笔渲染平藩将士的声威,以空灵之笔描摹叛区人民的欢欣,以精警之笔揭示平藩之捷的意义;既讴歌现实的胜利,又展示理想的画图,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史笔与浪漫主义诗笔的高度统一。

“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刘禹锡不仅对政敌报以凛如秋霜般的蔑视,而且对自己的政治节操进行了坚如砥石般的捍卫,这种“冷峻”的特色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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