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0年春天，我毕业后在悉尼的一家公司上班。每周四天，朝九晚六，大部分时间待在市中心乔治大街的石砌建筑物里，傍晚坐火车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暗了，街道两旁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映出房屋窗棂上朴素的雕饰，万籁俱静。在澳洲待久了，会觉得这片大陆有种逼人沉静下来的力量。

周末，我固定去家附近的长老会教堂拉小提琴，乐队成员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学生。教会的礼拜音乐大多平实短小，难度不大，也没有复杂的弓法，只用来伴奏；到了复活节和圣诞节，我们才会专门排练一些曲子。拉了大约一年后，教会改用电子乐队伴奏，我坐在下面当听众。

悉尼是一座以享乐著称的城市，而在它活力四射的表面下，某些朴素、单纯的古老信仰就这么栩栩如生地活着，让悉尼人有能力听清内心细小的声音。沾染上了他们热情和保守兼具的性格，练琴成为我孑然一人身处异国时抵抗孤独的解药。这点在我来北京后也没有改变。

我喜欢北京。它躁动包容、变幻莫测、充满勃勃生机，同时赋予了在它体内游弋的人一种敏锐的嗅觉，能够在人群中迅速发现同类。如果说悉尼执着于让人听见内心声音的话，北京则强行把我从“壳”里揪出来，直面复杂有趣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里，我渐渐体会到小提琴在我身上发生的化学作用：它让一切坚硬的事物更易吸收，也让我在某些边缘处得以坚守。

从悉尼到北京的经历像某种催化剂，让人滋生出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它扣动了写作的扳机。

这本书以“琴”为题。琴之所以“切肤”，是因为它渗透到了我人生的各个方面，不仅止于习琴体悟和聆乐感受。除了第一部分谈论音乐之外，接下来几章我写了悉尼生活、异国旅行和故乡漫游的经历，这可能是它与其他专门讨论音乐的书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在这本书里，我想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程度，不在于抵达了哪里，而来自于感受力和同情心。在纽约迷宫一般的地铁里，在印度瓦拉纳西漫长的雨季，在台湾花莲东部的无人海域，当最初的新奇感和视觉冲击退潮后，陌生之域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学会独处，以及如何在纷繁的感受中辨识出内心的偏见；而同情心，不仅指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的能力，还有抵达“无情之物”的能力，比如一幅画，一座桥，一首曲子。在这个意义上，坐在家里听一首音乐的短短五分钟和跨越大陆的漫长旅途相比，体验的深度和广度毫无差别。

我还穿插着写下了几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和身边的人。一开始我被他们打动，来自于某种类似的经历和心理状态，在实用层面上，好的作家会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一种反刍，他们是更深广的世界地图，读得越多，越能把整个人类联结起来。不只如此，我在他们那里看到了人性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美好，无数次被他们的坦诚和善意深深感动。当我消沉萎靡，困惑踟蹰，虚荣心作祟的时候，只要捧起他们的书读上一页，就能得到无穷的动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重复阅读，我获得的更深的一点感触是：我们需要有和时代“脱节”的能力和勇气。如果你无时无刻不在警惕、害怕自己落伍，害怕自己不懂新一代的新语言，那么你将最终丧失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一点已经被太多作家证实，比如坚持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忠于书写北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科尔姆·托宾，以及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给中国画家们讲唐宋文学和文艺复兴的木心。事实上，在各自迥异的语境里，他们无一不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完全有能力引领某种当时最风行的“潮流”，但是他们主动选择游荡于精神的边境，因为离中心越远，离内心就越近。这是他们坚持与时代用自己的方式沟通的秘密，这是这些人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事。

我从五岁开始学琴，期间经历过多次中断，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父母也和当时绝大多数家长一样，抱着“陶冶情操，培养气质”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在没有太多压力的状态下，我基本算是掌握了一门业余爱好，熟练而不求甚解，贪恋炫技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直到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重温之前考级的谱子，那些曾让我不屑的简单的巴赫练习曲和维瓦尔第奏鸣曲突然间褪去了社交情趣，裸露出沉思默想的气质和无限深情。我尝试破译他们在音乐这门最抽象的语言之中隐藏的东西，以自己的方式。

我相信，在看似孤立的音乐和文学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其他任何和人类有关的活动一样，这些点和面最终将连成一片，彼此照亮，相互启发，使我们不断地完整和充盈。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父母，以及给予我源源不断信心和动力的策划人高姐，设计师吴一婷，也感谢在策划、编辑、校对方面付出了巨大心血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们。能够遇见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

雅楠

201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