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说种种

1.朱家父子

朱说(悦)是谁?就是范仲淹,准确点说,是青年范仲淹。怎么回事?请往下看。

范仲淹的生父名叫范墉,在范仲淹两岁时去世,遗存稀薄,所以想写《范家父子》无以成篇。

《山东通志》载:“朱文翰,字苑文,淄州长山人。端拱二年(989)进士。历任平江府(今苏州市)推官、秘阁校理、户部郎中、淄州长史等职。范文正公之继父。”

《宋史》范仲淹本传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范章,一九九八年写过一篇题为《谢太夫人传略》,披露曰:“谢太夫人,范文正公之母。公元九八九年生公。九九〇年公父病逝于武宁军(徐州)掌书记官任,太夫人扶柩南归,葬于天平山祖茔,居苏守义。九九三年义满,贫无所依,再适平江府(苏州)推官长山朱文翰,公亦至朱门,姓朱名说(悦)。文翰先配初氏遗一子,太夫人又生二子,共四子。文翰先逝,皆归太夫人教养。……一〇一七年,太夫人命公复姓。”

综合上引资料可以大致知道:范仲淹两岁时丧父,四岁时随母改嫁至山东省淄州长山县(今邹平县长山镇)朱家,名叫朱说(悦)。此名使用了二十五年,至宋真宗天禧元年,即公元一〇一七年复姓归宗,这才正式称为范仲淹,时年二十九岁。算一算,范仲淹与继父朱文翰维系父子关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也就是说,范仲淹从一个懵懂幼儿成为一名青年官员,那是继父朱文翰看着长大、辛苦养育并一手栽培的。那么,写一段《朱家父子》,理应大有说头。

关于朱文翰,存世的可靠史料不多,仅见于《山东通志》《长山县志》《朱氏族谱》等,而且记述极为简略。世人多无后眼。那时有人料到其继子范仲淹日后将是一个传世名人,必定会大记特记朱文翰。不过,要说朱文翰与范仲淹有缘,说朱文翰对范仲淹的成长、读书、立志、成功大有影响,还是有史可查、有迹可觅的,褒一个“父子情深”,亦不为过。

对于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来说,公元九八九年很有意思。这年阳春三月时光,朝廷春闱大比,朱文翰高中进士。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这一年共中式进士一百八十六名,“前两名陈尧叟、曾会至授光禄丞、直史馆。第三名姚揆以下,皆授防御、州府推官”。由此知道朱文翰得授平江府推官是可信的。到了这年的灿灿仲秋,农历八月初二日,范仲淹在徐州呱呱坠地。一升一生,春秋相望,竟在同年,不也稀奇乎?

《长山县志》载:朱文翰在平江府推官任期之后,“台试馆职,授秘阁校理”。不料多年之后,他的继子范仲淹也得到了这个职位。秘阁,是中国宫廷藏书之处。自晋、南朝宋至隋、唐,皆设有秘阁藏书,北宋沿唐制设三馆,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到了大宋朝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时,新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总名为崇文院。就在范仲淹出生前一年,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选三馆善本图书及书画等入藏,藏书最为完备。设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秘阁校理这个八品、从八品的小京官,虽说与州府推官品级差不多,但能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工作,那地位可就大不一样了。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在王安石“元丰改制”之前,三馆及秘阁,由“首相、副相领之”,四局设官,谓“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检讨、校理、校勘”,品级虽低,“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所以,父子俩能到这一步,已然进入名流之列。不过,现在也有人认为,朱文翰尚不足称“名流”,做秘阁校理有待商榷。那就是考据家的事了。

看来,父子俩天生有奇缘,而血缘不是问题。事实亦如此,就朱文翰对继子“既加养育,复勤训导”的恩情,或者范仲淹对继父的回报,其父子亲情,绝对超过许多血缘父子。

2.打开眼界

朱文翰一生为官,都待过什么地方?史料记载多不详、不确。除却平江和京都汴梁(今开封市)外,根据朱文翰三十世孙朱鸿林的《范仲淹与邹平》记述,朱文翰“后被贬出京,曾知宿州、池州、安乡等地,又摄河中府事。景德元年(1004),出为淄州长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迁平江刺史,宋朝刺史已为虚衔,可不必到任,这时朱文翰也已年迈多病,因而便解组归田了”。这么说来,他还涉足过家乡山东之外的安徽、湖南、山西等地。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规定:官吏三十月为一任,有四个任期。朱文翰为官二十年,宦游这些个地方倒是可能的。这里想说的是,不管他跑过哪些地方,大都带着继子范仲淹一同“宦游”。也就是说,范仲淹有幸跟着继父朱文翰游历天下,眼前异地山河,别样风光,心中触景生情,万般感受,在一个人记性最好、求知欲最旺盛的青少年时期,无形中增广见识,开阔眼界与胸怀,于铸造性情人格至为重要。

世人从来拍案惊奇,范仲淹一次也没有去过岳阳楼,何以能写出绝唱《岳阳楼记》?也许从他儿时的安乡经历中,可以品出丝丝缕缕。朱文翰曾经宦游湖南安乡县,至今虽然还有人予以质疑,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均认定属实。笔者前不久在安乡县大海捞针,终于访到民间学者周仲元老先生,刚一见面,望九老人激动难耐:“谁说范仲淹没来过安乡?我研究了大半辈子啦!”说着,老人极潇洒地亮出一本自己写的书——《陶然集》。他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广征博引,探幽烛微,正论反驳,把范仲淹在安乡讲了个不容置疑。

周老先生的认定大致是: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学童朱说随同继父朱文翰来到安乡。继父公务繁忙,安排继子寄读于兴国观村学,交由司马道士照顾,约三年后随“朱知县卸任而去”。将近二十年后,朱说中进士,做了官,奏请朝廷复姓归宗,改名范仲淹。此等大新闻传到安乡时,官民一体欢喜,司马道士和朱说学友尤其高兴,就将兴国观村学改为“范仲淹读书堂”,又画像又题字,以此激励在读学童。

你若问真有此事吗,立马有钦差大臣范处义作证。范处义是范仲淹嫡裔,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秋九月”,以“持节荆湖北道,环湖之十有五州”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安乡巡视,在知县刘愚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范仲淹读书堂”,“确认无误,捐资重修,次年修复,由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周老先生发问:“作为钦差大臣,他不考证确切,敢随便冒认先祖遗迹读书堂吗?那可是欺君亵祖不忠不孝之大罪!”

安乡,汉唐古邑也,位于洞庭湖区西北部,与“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的岳阳,同样守着“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想想吧,一个天性聪颖早慧的朱说,几年间就守在那里,每日的湖光水色,朝晕夕阴,日星隐曜,樯倾楫摧,气象万千……他能不入心浸神,无形中成为一种“生活”沉积吗?日后成了范仲淹,再凭借坎坷一生的生命感悟,写出“悲怆”式的《岳阳楼记》,当不足称奇。《岳阳楼记》到底写出了什么?后面将有专章述及。

如此看来,继父朱文翰把范仲淹带来安乡,对日后撰写《岳阳楼记》大有裨益;带他“宦游”全国各地,对他长成一腔家国胸怀居功非小!

3.在继父身边读书

读书,对青少年读书人来说,自是必修第一课程。

考察范仲淹青少年时期读书经历,大致分两种情况:二十岁之前,是在继父“复勤训导”下读书求知;二十岁之后至科举成名前,则全凭自觉苦读。

这里先说在继父朱文翰身边读书的情况。

宋真宗作为皇帝,虽然用不着通过考试求功名,可也懂得读书之重要,一首《励学篇》,比他的皇帝名头还传得广远。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朱文翰在真宗朝科甲成名,一生为官,自然深知书的妙处,这才对继子“复勤训导”,使他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可惜这方面的史载几近阙如,颇难给朱文翰的这份功劳作注,只能从一些传说中找找旁证而已。

青阳“读山”。安徽青阳县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南倚黄山,北枕长江,山灵水秀,气候宜人。唐代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文人墨客揽胜吟唱,在此留踪留名。据说朱文翰知青阳时,范仲淹随任在城东长山读书,后人把长山改称“读山”。范仲淹逝世一百七十七年后的南宋绍定二年(1229),当地人修建了范文正公祠堂,当时的池州太守丁黼,写了《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

顺便一说,滕子京墓居然在青阳城东新河镇光荣村金鸡岭下。他是洛阳人,为何要安葬于此?根据一些史料说,范仲淹中进士后,曾偕同榜好友滕子京到自己读过书的地方游玩怀旧,滕子京一下就喜爱上此地的山水之美。滕子京后来被贬为池州榷酤期间,又邀好友范仲淹到池州游玩,二人上九华、游秋蒲,再览贵池、青阳风光。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滕子京所著《九华新录》《九华图》为证。就是在这次游历中,滕子京流露出百年之后希望魂归青阳的愿望,并把年迈的父亲和滕氏家族陆续迁入青阳。庆历七年(1047),五十八岁的滕子京病逝,家人遵其嘱,将他安葬青阳。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范仲淹所作《宋滕子京墓志铭》:“诸子奉之丧,以某年月日,葬于青阳邑东十里之金龟原,而乞铭于余……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云云。

秋口读书。景德元年(1004),继父朱文翰调回故乡做官,出任淄州长史。十六岁的少年郎范仲淹依然跟随继父,被安排在秋口读书。据说李丛昕先生实地考察过,秋口又名秋谷,古属益都县颜神镇,今属淄博市博山区颜神镇。这颜神镇可大有来头,与景芝、张秋并称“山东三大古镇”。其得名与凤凰山下的孝妇河直接相关,孝妇河又连着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说是齐地孝妇颜文姜年轻守寡,依然孝敬公婆,精心侍奉,每天远道挑来甜水,不以三九严寒、盛夏酷暑而中断。终于感动上天,将灵泉生于她的住室。然而婆婆不善,见她不再挑水,却天天有水,心生怀疑,找借口将儿媳打发出门,进房探秘,无意间揭去灵泉上的盖儿,泉水喷涌而出,流成孝妇河。唐天宝年间,有人建起一座颜文姜祠,称为“孝妇庙”。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考证说她是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代,从此被朝廷封为“顺德夫人”,赐额曰“灵泉庙”。哈,挺神乎其神的。不过颜神古镇有件事千真万确:《颜神镇志》是中国最早的镇志,也是山东三部古镇志之一,所谓“镇之有志,自颜神始也”

范仲淹的秋口读书处已不可觅,但有一座范仲淹祠,坐落于东关外、荆山下。可令人迷惑的是,山东省情网中的山东省情资料库在此表述道:“相传颜神镇是范母谢氏的娘家。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故去,随母改嫁到今邹平朱氏家中。因在朱家常受虐待,遂来颜神荆山寺读书。后人钦佩他的政绩和节操,便在他时常驻足的泉边建祠祀之。范公祠山门北向,是一组以范泉为中心的古代建筑群。二进院落,建筑二十余间,布局合宜,错落有致。范泉位于院落中心,泉池长六点七米,宽五点四米,深二点六米,青石砌壁,周护石栏,东栏板上刻篆书‘范泉’二字。泉自底涌,水流分三股流出。池北有范公祠、范公亭。池西有石影壁,中间正面镌‘山高水长’四字,系明天启五年(1625)淄川名士张中发书。范公祠依山势构筑,始建年代无考。”这可就语惊四座了,且与继父朱文翰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有何真凭实据。不过既是“相传”,那就不好说了,宁肯信范仲淹是跟着继父读书来这里。

再来最后一个“传说”。传说范仲淹在秋口读书时,有一天,与几个学友外出散步,走进一座寺庙,求签问卜者甚众,说是灵得很。已然长成青年朱说的范仲淹,对自己前程很用心,便求签问卜:

“我日后能做宰相吗?”

签答:“不能。”

再问:“那我能做良医吗?”

签答:“不能。”

十七岁的少年郎不免有点郁闷,但内心却是不大服气,决心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不实现“不做良相即做良医”的抱负,绝不罢休。

景德四年(1007),年老多病的朱文翰辞官回家。此时,十九岁的青年学子朱说尚难展翅单飞,只好退守家中自学。顺便说一下,朱家祖宅并不在有些人说的什么朱家庄,而是河南村,现在改为范公庄。《朱氏家谱序》说得清楚:“我朱氏世居长邑,北宋以前不可得而详也,故尊刺史公为始祖。”“吾族根柢于陵,非迁发可比。……自北宋刺史公居孝河南。旧有族谱,缘世代递更,兵燹相循,遂失落无传……惟世居河南者,尚可追溯原委。”村名河南者,盖因位于孝妇河南岸也。笔者不久前进村实地考察,虽已改为范公庄,但在村学斑驳旧门牌上,依稀可辨“河南村”三字,拍照存记。

4.关中游学

且说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退守田园,在家里读书自学。

宋代自神宗以后,为了鼓励官员按期“致仕”,给予种种礼遇和优待,一度准予领取全俸,但之前的宋真宗时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就算朱文翰可以领到全俸,一个中下级官员又能领到多少?所以养家过日子就得从新考量。据朱鸿林先生记述:“那时朱家兄弟姐妹多,都还年幼,继父又年老多病,家庭开支很大,日子一天天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只顾读书,不问家计艰辛,别人不说什么,亲生母亲谢氏估计就有点坐不住了。她先和儿子说好,又与朱文翰商量,托人在长山县城找了一份差事,让范仲淹去一家店铺当学徒。范仲淹倒是很听话,不料刚干过一个月工夫,他就背着铺盖卷回来了,说是掌柜的太奸猾,自己干不了这种骗人勾当,还是想回来读书。谢氏母亲当然作难。但继父朱文翰出面说:“说儿是个聪明好学、志趣不凡的孩子,不要勉强他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么多孩子,就他有出息,就让他读书吧!”这段话出自朱鸿林先生笔下,不知所据何来,听起来似乎有点作者自拟的味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朱文翰必是看准继子是个读书的苗子,日后可成大器,愿意着意栽培,不然他不会置亲生儿子于不顾,一直把继子带在自己身边。

说话间又过去两年,皇上都换了新年号,叫作“大中祥符”,范仲淹也长到二十岁,是“弱冠之年”了。《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这就是说,二十岁了,得行“冠礼”,以示成年,不过体犹未壮,还比较嫩,故称“弱”;冠,指代成年,要在宗庙中行加冠的礼数。冠礼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为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赐上一个非常贴切美好的“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男子汉。朱文翰是否为继子举办了加冠仪式,已不可考,但此时却爆出一个重大家庭议题倒是真的:继子要去游学关中!这是范仲淹自己的主意吗?为什么要走出书斋外出游历?为什么要首选关中?是继父朱文翰的主意吗?继父朱文翰态度如何?母亲谢氏又作何反应……一切的细节已然无从谈起。可考的史实是:大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青年范仲淹琴剑在身,怀揣继父给的少量盘缠,孤姿英发,奔上通往关中的大道。

以长安(今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古来号称“四塞之国,八百里秦川”。与以前的洛阳、北京、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在这里建立丰、镐两京,从此,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二百多年,大宋之前已有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均建都西安,可谓“秦州自古帝王都”也!对此,勤于读书的范仲淹不会不知道,估计连所谓“关中八景”,什么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桥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之类,他都能如数家珍了。作为学子文人,也许他更看重关中一带的名士辈出,代不绝书,尤其前朝大唐盛世,有多少风云人物关中留迹啊!这可能就是青年范仲淹要把平生游学第一站选在关中的原因吧?

《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令陕西发廪赈粜,旱故也。”今年春天才“发廪赈粜”,可见旱灾至少在去年就相当严重了。可巧,青年范仲淹就是去年进关中的。也许老天爷有意安排吧,让未来的国家栋梁臣子范仲淹长长见识,亲眼看看什么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吧。

范仲淹的这次关中之行,总共用时半年多。朱鸿林先生是这样赞美他这位半个先祖的:“在关中,他拜访了学识渊博、正气凛然的著名学者王衮,并与王衮的儿子王镐结为好友;在关中,他还与王镐一块拜访了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崔遵度,并跟他学习了琴艺;后来,他又结识一个叫周德宝的学者,和一个叫屈元应的道士,他们都是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朋友多了,他们朝夕相处,一块赋诗吟咏,一块弹琴长啸,一块切磋学问;他们相邀为伴,游览了关中的山川美景,名胜古迹……大半年的游学经历,他变了,特别是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这种表述虽多是出乎写作者的想象,但总算还有些历史依据,所提到的这几位人物,大都有据可考。

王衮,北宋医家。山西太原人。曾任官吏,后潜心医学,并留心方书,搜集医方七千余种,从中辑选五百余种,编成《博济方》,刊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个人方书。不清楚的是,范仲淹后来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倒是写到王衮乃王镐之父,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且“慷慨有英气,善为唐律诗”,却只字未提其潜心医学,著有传世之《博济方》,不知何故。难道是写墓表时《博济方》尚未刊出吗?

名士王镐,雩县(今河南睢县西北)人氏,这与上文其父为太原人又是一个矛盾,太原是他们的祖籍?王镐善琴,平日里一袭白衣、跨白驴,潇洒来去。他确实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临海(今浙江临海市)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相善,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快意唱和,后来加上范仲淹,四人相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王镐逝世后,范仲淹特别写了一篇《鄠郊友人王君墓表》,内中有几段除史值极高外,文采相当出色,现录而赏之:

君讳镐,字周翰,其先澶渊人也。曾祖鼎,邢台之督邮。祖楷,尚书兵部员外郎。考衮,太子右赞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县君。

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

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几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

噫!予与君别三十七载,风波南北,区区百状。今兹方面,宾客满座,钟鼓在廷,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书曰:有君子焉,生兮云山,葬兮云山,始终不垢兮,其清而贤。

至于“精于篆”的周德宝,“深于《易》”的屈元应,这两位道士的底细不好查实,比起北宋时代的张伯端道士来,他俩肯定名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紫阳真人张伯端可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不过,既然范仲淹与之相交三十多年后还铭记着他们,并在“王君墓表”中特别记出,足见人是真人,本事是真本事。关于屈元应的“深于《易》”,随后还要提到。

比起周、屈二道士,崔遵度的名气就大多了,他字坚白,原籍湖北人氏,后徙山东淄川。范仲淹出生前五年,人家就中进士了,与朱文翰算是同代人。太宗朝为和川主簿,知忠州;真宗朝任太子中允,改太常丞、直史馆,编修两朝国史,累官左司谏。仁宗朝以寿春郡王开府,命为王友,储宫建,加吏部郎中兼左谕德。其实,比官声更响亮的名头是国手音乐家,古琴弹得没人能超过他,且著有《琴笺》,明确提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美学思想,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范仲淹师从崔遵度学琴,那真是找对了人。有一次,范仲淹求琴中三昧,崔只给出八个字,就是上面说的“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经过长久思索,终于理解到如下真谛:“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就是说,琴音激越而不从容,则是急躁所致;和润而不深远,则有取巧之嫌。清静平和,性与琴会,琴人合一,才能生出超凡脱俗的境界。这成了范仲淹终生习琴的要旨。顺便提一下,范仲淹眷恋琴、剑、《易》,一生痴心不改。“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见《斋中偶记》);“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见《明月谣》)。心知琴者,曰真知琴也!范仲淹达到这个境界了。同事朱长文对范仲淹的琴艺特别敬慕,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见朱长文《琴史》)对于范仲淹的“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陆游也有史评,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范履霜”是范仲淹的外号。“履霜”,本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霜乃冰兆,故寓意防患未然,晓以自警。总的说来,这位崔遵度不仅使范仲淹的关中之行收获颇丰,其琴论、琴心,更成了范仲淹一辈子消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依笔者看来,读书有两种:读书本之书,可增广知识无穷,谓之小读书;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人生之书,可开拓胸襟、铸造灵魂,谓之大读书。二者不可偏废,合则成功,受用不知其可。青年范仲淹身体力行,成功在望也!

5.澧泉寺苦读

苦读,对于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算什么,谁不苦读啊!在范仲淹之前不是就有匡衡凿壁偷光、孙敬悬梁刺股、车胤囊萤、祖逖闻鸡起舞等等苦读、苦学的人物故事吗?只是每个人的苦读情况各有不同而已。范仲淹之苦读,且已然跻身中国古代一流苦读故事的,就数“划粥断齑”了。

北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范仲淹“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南宋人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一字不落加以转载。这段话最早可能出自彭乘的《墨客挥犀》,因为作者是现场聆听者:“庆历中,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可以视为“划粥断齑”本事。穷苦学生范仲淹和学友刘某,把冷凝的稠粥划成四等份,一顿吃一块,两人吃一天,这好懂。那“齑”呢?得简单解释一下。齑有两意:一是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一是指很细很碎的意思,粉末,碎屑之类。“齑”有时也写作“虀”,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这个字不大风光,常与贫穷为伴,比如“齑盐一生”,一辈子过着只能吃酸菜和咸盐的穷苦日子;比如“齑盐运”,生就的穷苦命运;比如“齑盐自守”,这还好点,说你自己甘愿过一种清贫淡泊的光景。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穷文》中,借穷鬼之口说起自己从前的困顿生活,叫作“太学四年,朝齑暮盐”。《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生活艰难,曾经“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书未成,而泪尽死。这样一寻思就明白了,范仲淹当年的苦读生涯,也就是小米稠粥就酸菜或咸菜了。

这里有个问题:“划粥断齑”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多数学者和多种史料认定的是,它就发生在澧泉寺读书期间。比如,朱鸿林先生写道:“澧泉寺在长白山主峰摩诃顶西北,距长山县城约五十多里路程,虽然有一段崎岖的山路,但这对求学心切的范仲淹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当天下午便赶进了寺院。他拜见了寺院的主持和高僧。二人见范仲淹少年英俊,气宇不凡,便接待了他。一番攀谈之后,高僧见范仲淹家贫笃学,志趣远大,谈吐不凡,决定收留他在寺院读书。仲淹便大礼参拜了这位高僧为恩师。”(见《范仲淹与邹平》)另一位学者杨德堂的记载大体相同,不过认为主持和高僧是同一个人而已。其他的叙述一体大同小异。笔者的疑惑是:澧泉寺是鲁中名刹,南北朝创建以来,经唐中宗重修,至宋时香火一直很盛,估计能够供养的僧众一定不少,添个把人一口饭应该不是问题。另外,既然高僧又对青年范仲淹如此看重,经过“大礼参拜”后成了“恩师”,难道他连高徒的斋饭也管不了?再者说,名寺中不知是否允许一个寄住者起火熬粥?……于是有人说,“划粥断齑”的事,不在澧泉寺,在后来求学的应天书院。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就论断说:“范文正公读书南都学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数十茎啖之。”持“南都学舍”说者也一直大有人在。不过要按“目击者”彭乘的回忆,“事发长白山僧舍”,当是澧泉寺无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是个问题,但不是个大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在乎的要害问题。管它发生在澧泉寺,还是发生在南都学舍,只要范仲淹先贤“划粥断齑”的事是真的,那种刻苦读书而贫困不移其志的精气神是真的,堪为中华儿女师法榜样的价值是真的,就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是真的,这有《范仲淹全集》中的《齑赋》作证:“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一个人能从普通腌菜中看出变幻无穷的美丽图画,能从普通的咀嚼中听出天籁般的美妙音乐,这个“措大”容易吗?他得看过多少遍、吃过多少回,方可把“划粥断齑”的人生经历推向化境呢?

就依“澧泉寺苦读”说,还连带出一段传世佳话:窖金赠寺。史出何典?谁人首发?还是纯属传说?如今不好判定,但几乎所有的为范作传者,都引用不辍。且看《章丘县志》如何记载——范仲淹“见窖金不发,及为西帅,乃与僧出金缮寺”。朱鸿林先生将此予以阐发,生动感人得足可作为青少年德育教材,不妨详为转来

寺院住持见范仲淹家贫笃学,每天赠饼充饥。一天深夜,范仲淹正在埋头读书,忽见一只老鼠正在拖走他的饼子。他立即追赶,见老鼠钻进殿前那株老荆树东边的洞穴去了,他立刻找来铁锹刨鼠洞,刨着刨着,见下面有个地窖,扒开土石一看,啊,原来是一窖黄灿灿的金子。仲淹一点没有被这么多黄金所动心,连忙埋好。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又有一只鼠儿偷饼,钻进荆树西边一个洞穴去了,结果又发现一窖白花花的银子。仲淹照样予以掩埋。

二十年后,范仲淹官拜龙图阁直学士,奉旨出征西夏。这年,澧泉寺遭了大火,寺院几乎被烧光。住持想修复,但又身无分文,一筹莫展,苦闷中忽然想起身居高位的范仲淹,于是立即打点行装,一路化缘西行,跋山涉水直奔延州而去,不日到了帅府。仲淹见到老僧十分亲切,待若上宾,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并且尽量抽出时间与老僧交谈,一块弈棋,一起用斋饭。老僧住了些日子,见仲淹与士兵同甘共苦,生活十分俭朴,求助的事也就没有开口。又住了几天,老僧提出要回寺。仲淹因为边事繁忙,也没有强留,临行,取出一包茶叶相赠。

老僧回寺,看到眼前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想想自己千里跋涉一无所获,心中不免有点酸楚,看看茶叶,这有什么用呢?便随手丢在一边。长山知县听说老僧归寺,专程赶来打听范公情况。老僧不敢怠慢,可又无力接待,忽然想到那包茶叶,便打开包装。一时,老僧呆住了,原来里头有范仲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一首小诗:“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庙,一半斋僧人。”老僧立即派人去刨,果然刨出一窖黄金一窖白银。

钱有了,澧泉寺修复了,余下的钱买了三百多亩庙田,僧人们自耕自食,安然修行。

有意思的是,与此大致相似的故事,还有一种“安乡版”。童年范仲淹随继父宦游安乡时,不是有个兴国观村学吗?故事由此开端。说是有一年,兴国观不幸失火,变成了一片废墟。想重修却凑不起钱。这时有人建议,范仲淹如今做了大官,何不求助于他呢?安乡上下达到共识,特派范仲淹的同学潘安生前往。

且说潘安生到了京城,见了范仲淹,也把自己的目的告诉了他。但范仲淹却说:“我自幼家境贫寒,你是知道的。如今,我虽然做了官,也没有积蓄,实在对不起。”

潘安生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范仲淹看到老同学脸色大变,心里也有点难过。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着,思考着,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潘安生:“我们的学堂现在哪里?”

潘安生:“还在兴国观东厢房呀。”

范仲淹:“我当时坐在哪里?”

潘安生:“你坐在靠后面的窗户边。”

范仲淹:“你没记错?”

潘安生:“我肯定。”

范仲淹:“现在还找得到这个地方吗?”

潘安生:“找得到。”

范仲淹:“好,你马上回去,就在我的座位下,埋着一缸银子,足够修兴国观了。”

潘安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那是你家的银子吗?”

范仲淹:“不是的。”

潘安生:“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范仲淹:“有一天,我打扫学堂,发现我的座位下有一块土地松了,原来下面有个洞,洞里藏着一缸银子。”

潘安生:“那你为什么不用呢?”

范仲淹:“不义之财怎么能用呢?”

潘安生回到安乡,果然挖出了一缸银子,家乡父老无不欢喜。不久,一座重修的兴国观终于面世了。

你看这安乡版,有人名、地名、对话、细节……峰回路转,曲折生动,有头有尾,而且是由县方志办提供的。它与澧泉寺版交相辉映,把童年范仲淹都要推上道德化境,也足见其在后人心目中享有多么崇高的礼遇。

还是回到澧泉寺苦读。这期间有件事必须提及,就是“拜见姜遵”。说意在“必须”,那是后面还要以此说事,与“独不见皇帝”相对比,探讨青年范仲淹的人生价值取向,极为重要。

姜遵此人,宋史有传。

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进士及第,为蓬莱尉,就辟登州司理参军,开封府右军巡判官。有疑狱,将抵死,遵辨出之。迁太常博士,王曾荐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仁宗即位,徙滑州,为京东转运使,徙京西。未几,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建言三司、开封府日接宾客,废事,有诏禁止。历三司副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召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遵长于吏事,为治尚严猛……

推算下来,范仲淹在澧泉寺期间,姜遵已然中进士快十年,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高级官员了。在范仲淹看来,自己身边这位乡贤,靠刻苦读书高中进士,这份成功不就是自己的榜样吗?抓住机会拜见这样的人物,那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据史料记载,拜见姜遵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天,范仲淹听说在京城做谏议大夫的姜遵回乡探亲来了,这可是他一直以来尊崇的偶像,绝对不能丢掉这一拜见良机。于是,他便约了几位学友,前往姜家庄。姜家庄位于长山县城东面十里,现在归属淄博市周村区大姜村。成功人士姜遵对家乡粉丝们的造访相当开心,不但热情款待,开诚布公交谈,还执意留饭,请这伙青年学子美撮一顿。这顿姜家饭,不知会让范仲淹他们长出多少精神能量。有时候,真不能小瞧一顿饭、一次偶然会面什么的,可能成为某人终生记忆或一辈子的转折点,也说不定啊。

据史料说,这一次家乡会,姜遵本人对范仲淹印象极佳,回到内室对夫人感慨地说:“这位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将来不惟为大官,将立盛名于世。”后来的历史证明,姜遵可谓慧眼独具。这里的“朱学究”即当日的朱说,来日的范仲淹也。“学究”之名何来?是前一年县里举行科举考试,高僧推范仲淹前去应试,一举而成学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学究一经”科,应这一科考试中试者,称为学究。宋沿唐制,仍设学究为十科之一。

时光飞逝,转眼求学澧泉寺已满三年。据说饱学高僧来自京城,不知三年之中都给范仲淹传授了何经何典,几般学问,或者再加上后来“南都书院”的五年求学,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无人深究。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

6.南都岁月

范仲淹到底何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本是范氏后裔,何故在朱门?这已成千古猜想,无从考证了。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二十三岁这一年,继父朱文翰不幸去世,范仲淹怕母亲孤寂,就常从澧泉寺回家探望。有次回来,正好看见哥哥与一伙人在村店喝酒,可能生父新丧,心情很坏,哥哥一定是喝高了,范仲淹怜惜长兄,上前规劝。不料醉酒人语出惊天:“我花的是我朱家的钱,与你有何相干!”范仲淹如雷轰顶,又满腹惊疑,便去叩问母亲。母亲闻言只是哭泣无语。按朱鸿林先生考证,范仲淹“找上村里最要好的朋友去问,朋友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一些真情,仲淹总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番心灵痛苦之后,这才下决心离开河南村朱氏门庭,前往南都求学。

笔者在想,以范仲淹之早慧气质、敏感心性,村里朋友都能知道的身世机密,他自己会浑然未觉吗?农村里这种事最能传播流散,一般都是不秘之密。假如他早有知觉,只为不伤奉亲之义而暗藏于心,那倒颇像仲淹生就一副非凡心胸。如此,南都求学就不会是一种即时的情感冲动,包括关中游历和澧泉寺读书等,都是一位有志青年早就心向往之的理性追求,身世揭秘不过是一种特效催化剂而已。是也非也,不过一猜想,无伤大局。大局太重要了,那就是南都求学。这是青年范仲淹羽化为蝶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学子修练了,有人称作“正规教育”。

南都是哪里?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别看它如今只是个三线城市,在千年前的北宋时代可了不得!宋真宗赵恒手里,因追念他爷爷赵匡胤在宋州自立为帝,开国有功,于景德三年(1006),把宋州改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再升格为南京,处陪都地位,与北面的首都汴梁相比,可不就该称“南都”嘛。这宋州也就是商丘。要说清宋州、商丘,再加上睢阳这几个纠缠在一起的地名,可得掉一下书袋。

睢阳如今只是个区,在商丘市南部,因地处古睢水之北而得名。古睢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上古帝王之都。据《晋书·地理上》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曲阜北),而徙邑商丘。”黄帝的曾孙姬初居高辛(今睢阳区高辛镇),后代颛顼为天子,都亳,亳的地望在商丘。帝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为商族人的始祖。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契的十三世孙成汤,灭夏称商,初都南亳(今睢阳区)。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三年,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成王封殷商后裔微子启于商丘,称宋国。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齐、楚、魏灭宋而三分宋地,商丘属魏。秦时,本地分属砀郡与陈郡。西汉高祖五年(前202)改为梁国,属豫州。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将梁国改为梁郡。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时仍为梁郡。南朝宋、齐为南梁郡,属南徐州。北魏为梁郡,属南兖州。隋开皇初梁郡废,十六年(596)置宋州,大业三年(607)复置梁郡。唐武德四年(621)又改为宋州,天宝元年(742)置睢阳郡,属河南道,乾元元年(758)复为宋州。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升为宣武军,五代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改为归德军,五代周时仍为宣武军。北宋初复置宋州,再到宋真宗把它改为南京——南都。

赶紧回到南都求学。南都这地方,老早就有一所著名私学,始名宋州南都学舍,为后晋人杨悫创办,后经其学生戚同文努力,得以发展,成为“远近学者皆归之”的名牌学校。宋代“以文立国”,历代皇帝亲自抓教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还是这位宋真宗,看到有这么好的学校,岂肯放手不管,遂御笔赐额“应天府书院”,他儿子宋仁宗更重视,于庆历三年(1043),将应天书院再予升格,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以其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史》有云:“北宋兴学,始于商丘。”据商丘今人孙纲先生考察,应天书院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突出考绩,北宋时期的状元和朝廷重臣有很多皆出自应天书院。如:宋太祖时的状元张去华、郭贽、刘蒙叟,宋太宗时的柴成务,宋真宗时的张师德,宋仁宗时的王尧臣,宋英宗时的许安世等;从高官层面看,如宋太宗时的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知枢密院事李怀清、王怀隐,以及兵部侍郎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朝廷重臣,都是应天书院的早期门生,更有范仲淹、富弼、王尧臣、张方平等多位出将入相的著名政治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与他的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还有他的大舅哥李紘、李纬,连襟郑戬等,都是应天书院出身。

还来说范仲淹求学南都。当时的应天书院状态如何?比如在校师生多少,课程怎么设制,校长、名师为谁,校规校纪若何,师生吃住怎么打理……细处皆无考了。至于学生范仲淹的在校情形,也多无详载,大约就是后来常见的几处概而论之:“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 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则通称《年谱》)以及“……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等等之类。看来欲知南都事,须问当事人。范仲淹有一首《睢阳学舍书怀》,似可看作范仲淹苦读心志的形象表达。诗曰: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此诗用典不少,搞明白这些典故,大约诗意即明。

西汉四川资阳人王褒,“工歌诗,善辞赋”。一篇《洞箫赋》,音调和美,形象鲜明,使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得以完成,且动摇了儒家政治教化的乐教观点,使音乐固有的娱乐特性凸现出来。这是后世人的评价,而在当时,王褒因此赋跻身朝班,官至谏议大夫。

《鹪鹩赋》呢?乃西晋文坛领袖张华所作,推为晋赋名篇。张华,字茂先,少孤贫,自牧羊,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序》云:“鹪鹩,小鸟也。生於蒿莱之间,长於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阮籍见《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得阮籍赏识,渐为时人所重。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

颜回,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这会儿的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

晋大夫俞伯牙善抚琴,高山流水觅知音,终于在山野间寻到钟子期。这个故事就更大众化了。

范仲淹身在睢阳学舍,神驰于名人名典,能不刻苦用功、自励有为吗?能不发出“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的自信、自许与自期吗?

用来诠注这种“自信、自许与自期”的事不少,这里略陈两例。

第一例:不吃留守饭。多数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南京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吃粥苦读的事,回家告诉了父亲。这位留守还是爱才惜才的,就让儿子带上自家府里厨师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儿子发现他送的饭菜,范仲淹居然一点没动,都发了霉,就有点不解了:我老爸特意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不吃,你什么个意思呀?范仲淹先表示歉意,再解释说:“蒙令尊大人抬爱,我是十分感动。可你想想,我艰苦惯了,猛一下吃了美味佳肴,过后怎么办呢?还能忍受天天吃白粥的日子吗?”留守儿子听罢,感佩不已。

这让笔者联想到关于造成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困苦生活的原因,聚讼已久。有一种观点是,因为范仲淹非朱门嫡子,故而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力辩非是。而史实凭据呢,则双方都展示无多且乏力。笔者以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缺憾,未能从范仲淹本身着眼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来说,家里真穷也罢,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罢,都不会成为左右他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主因。比如范仲淹,“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只要他化孔孟之道为灵魂,尤其对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奉为圭臬,“以天下为己任”作为展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奋斗目标,即便是个富家子,即便各种世俗待遇无不优渥,他也会选择困苦与磨难,情愿像苦行僧一般生活,作为磨励自我、实现自我的不二法门。数数古来多少成功人士,都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吗?都是困为受到外界不公正待遇吗?范仲淹的伟大,正是超脱了世俗束缚,早就凭借自己独立强大的人文性格闯荡天下!

第二例:独不见皇帝。范仲淹就读应天书院的第四个年头,应天府地面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来了皇上宋真宗的御驾。怎么回事呢?他继位以后,在“江南第一宰相”王钦若等人密谋策划下,大搞“降天书”“封禅泰山”等迷信活动,四处巡游祭祀扰民。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到亳州太清宫去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紧接着就来到应天府,要拜谒他赵家祖庙——圣祖殿,并再搞降天书。天书降处,瑞霭绕庙,彩云腾空,还有黄云覆辇,紫气护幄,百官朝贺,万民山呼。一时间,应天府城内,万人空巷,都来一睹皇上风采。皇上一高兴,下诏曰: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施行特赦,广大臣民可在“重熙颁庆楼”大吃宴席三天,无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能吃的都来吃吧,吃的是“太平盛世”!应天书院也沸腾了,老师与学子们倾校而出,以能看到皇上为奇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例外,对这桩天大好事犹如不闻,不惊不乍,静若处子,独守书斋,潜心读书。此人就是范仲淹。据说那位南京留守的儿子,深为不解:我的天!能亲眼见到当今圣上,这机会多难得!你就觉得不如读书重要?范仲淹怎样作答的?据范敬宜题签、杨德堂著作的《范仲淹的故事》记载,范仲淹说:“书念不好,看到皇帝也没用;书念好了,将来再见也不迟。”

前文书中笔者提过,“必须”要将“独不见皇帝”这事,与“拜见姜遵”那事,两相对照一下。目的何在?当然自有说道。你看,范仲淹拜见姜遵时,是那么热切,那么急不可耐,邀上学友,步行上路,谦谦有礼。为什么?因为姜遵是老大的京官吗?那么请问,姜遵有皇帝的官大吗?这边见皇上又不用你跑远路,还能白白地海吃海喝一顿,范仲淹为什么反倒不去?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见谁不见谁,完全是冲着学识去的,你有学识,我怎么都得去拜见,否则,请我都不去。可以断定:假如姜遵在范仲淹心目中不过一平庸官僚,住在对门也未必会去竭诚拜见;假如宋真宗专程来应天书院为学子们开大课,做一场“君轻民重”的学术报告,第一个跑去听课的没准就是范仲淹。请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中间背后大有讲究,有一种文化追求在,有一种价值取向在,有一种人生定位在,用现代话说——有一种人生观在!说明范仲淹从安乡启蒙到青阳“读山”,从秋口发“良相良医”之问到澧泉寺“划粥断齑”,再到应天书院接受“正规教育”五年,这二十年来一路向学苦读,确实学到了许多,学懂了许多,学通了许多,可以说此时的青年范仲淹,已然心中有自我,自我中见大道了。

笔者在前文书中曾留下话头:“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深究无多。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好,现在笔者就应诺抛砖了。

7.所学者何

范仲淹青春苦读二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使他成为一代名相、万代楷模?这个问题太重要。不然你想,苦读的饱学之士多到数不清,何以没有变成张仲淹、王仲淹?这读书之中肯定有大名堂。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

知己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中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笔者涉猎有限,记载范仲淹学成的“原始资料”,所见稀缺。如无博学者见教,笔者就斗胆放言说,这也太简略而肤浅了。“六经之旨”的“旨”是什么?怎么个“泛”法、怎么个“通”法?“长于《易》”又“长”在哪里、“长”到何种境界?

就先说“泛通六经”。

何谓六经?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共六部儒家经典。其中的《乐经》后来失传,所以通常又称为五经。再,《礼经》在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遂更名为《礼记》。公元1949年之前,对读书人来说,这些都属于常识问题。新中国将其视作“封建主义文化”,梦想连根拔掉,可辛苦了几十年,到底没能拔得掉,改革开放以后又“文艺复兴”起来,安了个新称谓叫“国学经典”。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孔子,说他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也许不完全是这么回事。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不过,也不能不记孔子好处,老人家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对这六部古书确实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功不可没。

回到要害处。若问这一大套儒学经典之“旨”究竟是什么?远迄三代,我们的老祖宗就认为,政治原理必须是为社会人群着想,为天下所有人服务的,要顺天理,从人情,此之谓“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一言以蔽之,即《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以,远在帝王文化还未能生根发芽之际,这种以仁和仁爱为核心的“天下为公”思想,即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特别在新崛起的士阶层形成后,他们以“仁为己任”,以传承光大这种仁的原生态、原教旨为天职,以“五亩之宅”作为构建自己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带剑远行,游走天下,在民间公开讲学布道,设馆授徒,行侠仗义,以嘉言懿行传播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所以,林鹏先生说:“若问春秋时期除了儒家还有哪家?没有。”是后来的“儒分八派”,才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所以,“春秋儒”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肥壮母体,丰沛源头,美丽而强大,比刚刚滋生的帝王文化要威风、强势得多。连刚上台的秦始皇,面对如此道统也多有忌惮,不得不搞一搞“博士官”什么的。他一旦恶迹暴露,便立刻遭遇士君子文化的强力狙击,鲁仲连“义不帝秦”,燕人卢敖祭出“亡秦者胡”,这是“文攻”;还要“武卫”呢,荆轲先刺你一下,紧接着张良再给你一椎,高渐离又铅筑一击,最后还有“兰池盗”收拾你。什么盗不盗,那就是“以直报怨”、舍生取义的带剑大侠。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图,司马公才怀着无限崇敬之心,在《史记》中专设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是士君子文化的巅峰时期。也许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其特色大致就是:信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做不朽之人,指点江山、著书立说、“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士为知己者死”,不惜以性命相许,等等。这种成型的士君子文化是很强大的,强大到足可战胜“前帝王文化”。林鹏先生举过一个例子:曾发生过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的事情,但不久都又去掉帝号,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遭到了普遍的非议,首先是士君子群体,认为秦昭王和齐湣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称帝。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时的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秦昭王和齐湣王你们得了什么民心?秦昭王实行商鞅的政策,弃礼义,尚首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怎么能得民心?齐湣王更不值得一提,最后被抽筋而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里,新生的士君子文化不可小觑,不容挑战。一直到出了个秦始皇,士人的日子才变得不好过起来,士君子文化才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成型的帝王文化。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陷进一个悲剧性大漩涡,无论如何不能自拔……不过即便如此,照林鹏先生的说法,士君子文化和帝王文化也是“强烈的对立着,对抗着,僵持着,时好时坏,时起时伏,有时相让,有时不让,该杀头时尽管杀,该顶的时候尽力顶。所谓立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所谓廷争面折(《平旦札》)”。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治统”的日臻成熟完善,承载儒家原教旨的“道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制约和腐蚀,力道不断“被缓释”。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士君子们,依然“人还在,心不死”,面对帝王文化的两大魔法“世民彀”和“文字狱”,软硬不吃,坚守初衷,其思想抗争持久不绝。“东海牧豕奴”公孙弘奋力组建“士人政府”,开办国立太学,在五经博士指导下受业领教。郑玄讲学乡里,不受征召,人敬呼为“征君”,成为两汉经学冠冕。……至宋,范仲淹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的六经之旨。这从他日后的为文、为人、为官的一贯经历中看得很明白。关于这方面的细况,笔者将在后文书中一一求证。

这里,笔者还想多说一点君臣之道,因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里一种核心关系,信奉什么样的君臣之道,最能体现是否背离六经之旨。

巢父、许由不仅创作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瞧,面对“帝力”,洒脱得多么有趣。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那是大有深意的。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请注意,这可是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先后逃到周国,追随文王。文王逝世后,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反对以暴易暴。武王灭商后,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肯饿死。《伯夷列传》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孟子》赞伯夷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顺便一说: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故元代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于此可见伯夷在范仲淹心中位置。关于这一点,后文书中还要提及。

再往下,面对君权,孔子委婉:“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是有严格限制的。

孟子直白:“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暴君放伐”,可以像杀一个“残贼”“独夫”一样把他干掉。

要人证吗?“晏子不死君难。”

还有前面提过的鲁仲连“义不帝秦”。这个义字当什么讲?义者,主义也。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一种理论,一种理想……在当时传播甚广,普遍而深入。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就像《周易》所说,“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就是一个《礼记·儒行》所说的“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

所以,这一种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君臣之道”,才是“士志于道”的那个道,也才是范仲淹认准了并奉行的为臣之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两宋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正是学得这种六经之旨,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所谓宋太祖立碑发愿“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赵宋家法”,所谓“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种种,那都是这种士君子文化特别强势所致,你以为是赵家皇帝天生慈悲吗?重提“内圣外王”,新创“道统”一说,是范式宋儒两大贡献,成为士君子文化独立精神的最新、最高体现,影响极为深远。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再说“长于《易》”。

如前所述,《周易》乃六经之一,也称为《易》。既然《宋史》要特别强调范仲淹的“长于《易》”,那就得特别说说《易》,以下就统用《周易》。

《周易》随六经被禁绝而禁绝,新中国生人几不知之;而今华夏传统经典既复,但《周易》却还停留在看风水算命的认知层面上。真是一种亵渎!

《周易》,是我国春秋以前解释“易”的经典书籍,原由以“乾”卦为首的《周易》、以“坤”卦为首的《归藏易》、以“艮”卦为首的《连山易》三部著作组成,后二部惜之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周易》。

《周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含盖万有,纲纪群伦,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揭示着宇宙万物产生、变化的的根本规律,所有的哲学思想在《周易》里都能找到起根发苗的原点。

《周易》,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从《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但也有人认为,虽然是伏羲所作,但却并非他所原创,而是由有巢氏、燧人氏们长期观察、记录所得,伏羲和周文王不过是将这些成果进行分析,用通俗易懂的八卦符号演绎出来,得以传播罢了。这又上哪儿考证去?

不过,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其另外的传文《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倒是一批未经后人作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资料,特别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完整,这为研究《周易》,尤其是《易传》太重要了。

《周易》作为中国著名文化元典之一,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对中国古代文人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可以说无人不治《易》,无书不涉《易》。信也不信,看看举例。

都知道《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公元前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撰的,被后世学者称誉说,“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可是请注意,《左传》中言“易”甚多,大量记载了《周易》的筮例,充分体现了《周易》的“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功用之一。

《孙子兵法》早就名噪世界。而孙子兵法理论的提出与诠释,却和“易”密不可分,是《周易》为孙子兵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生发土壤。在“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之后的解释中,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道、天、地、将、法,均来自“易”中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至于“易”中的阴阳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更是活学活用。例如:孙子对“天者”的解释为:“阴阳、寒暑、时制也”;对地者的解释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可以说《孙子兵法》贯穿了易学思想并加以整合、实用,什么胜败、强弱、攻防、进退、虚实等多种对立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神。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融合了儒、墨、道、法、农、兵诸子各派言论,但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以《周易》为其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这一脉络是贯穿始终的。听听:“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之天常”;“君无为而臣下有为”“公天下”“君主修明行”“五德终始”……这些从认识论、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上的思想发挥,无不源自《周易》。

再看著名的《史记》。司马迁的家学是什么?《周易》即其一。司马迁撰《史记》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意思?我不是法家道家儒家哪一家,而是自成一家,史家。他的思想与哲学以何为基准呢,就是《周易》。他将“变易”的观点,贯穿于《史记》撰述的始终,而在对《周易》的本质认识上,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易相佐,以易证史或是以史解易,自司马迁始成为中国历代史家的不二法则,班固、黄宗羲、王夫之、近代的顾颉刚等,著作中莫不潜隐着《周易》的思想原则。

讲“王霸之学、帝王之道”的研辨之书《淮南子》,能离开《周易》吗?有人统计过:论《易》文字凡两处;引“易”而作凡十二处(也有人说是十三处),足见其亦欲从《周易》中淘点宝贝,诸如写作宗旨、哲学观什么的。据说其论《易》皆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受孔子易学影响很大。

其他名著如《管子》、东汉王充的《论衡》、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皆渗透着《周易》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系统性、关联性、基因性,学问兼通、源流相融。《周易》作为“元典”中的“元典”,几能渗透和辐射于一切学术领域,古来各种典籍中,大多均可以测出它的元素或精神。也因了这一层,古来中国文人,不治《易》者几稀。而那些成功的著名文人,你很难定位他是单一的什么家,有《周易》作垫底贯通,他可以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所谓“君子不器”,此之谓也。

《周易》之辐射能量超大,又何止于学术领域?举凡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立国号、设官职、处决死囚、谶谣文化等等,皆从“易”而定;我们现代生活中常讲的“革命”,也出自《易经》之革卦,泽火革,卦意为鼎新除旧(此处千万留神,可绝不是阶级斗争)。就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吧,也与《周易》不离不弃。麻将牌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东、西、南、北四风,对应八卦,象喻八时八风;三种花型,暗含易学中的“三才之道”;花型条子是八卦中的阴阳爻,饼子是象天之意,万子有似人之征;每种花型九张牌,体现了阳九之数,不设十,十则终,十则死矣、终矣;每组花型的组合都是以二、五、八为中心的三三组合,暗合阴阳、五行、八卦之数;赢牌叫“和”,“和”原本是不输不赢之意,平衡之意,单单一个“和”,体现了易学思想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阴与阳和、天与地和、男与女和、人与物和,“和为贵”“保合太和”,都是易学中的至高境界。象棋之象,并非“大象”之象,而是易学中“圣人之象以尽意”,及“八卦以象告”的形象、意象之象;将、帅乃皇、王之意,士乃卫士,相乃丞相,而车、马、炮、兵乃攻城掠地之征;有象当然有数,棋盘上的六十四方格对应易学的六十四卦;河界分红、黑,两方实为水火二象,红在五行中属火,为离卦,黑在五行中属水,为坎卦,水火相对;每方营中有王城一座,为九宫布局,九宫源于洛书,象征八卦的分布和中五的王权,王居中,配两卫士,两丞相,加上车马炮,是为太极、两仪、八卦之蕴含也……至于老百姓的起名、选址、开张、定婚丧日期等等,皆用得着《周易》知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更不用提了。

瞧瞧,《周易》就这么了得。对此,人家“长于《易》”的青年范仲淹,肯定比笔者要清楚得多。所著《易义》,便是明证。

《易义》记录了范仲淹对《周易》二十七个卦的解释,其中对《周易》的上经只解释“乾”卦,下经则解释从“咸”卦至“兑”卦,中间缺“姤”、“归妹”两卦。此外还写有数篇以阐发《周易》思想为主旨的律赋,如《蒙以养正赋》《贤不食家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四德说》《天道益谦赋》等。

后世人评价说,范仲淹是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性的关键人物。所谓义理派,是指侧重于阐述《周易》的大义。范仲淹解《周易》三法:一是通过分析卦的内外二体关系来解;二是通过卦与卦的对比来解;三是以爻位说来解,大宗旨是终归于人事。如阐释“家人”卦:“家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著焉;顺乎其外,孝悌形焉……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又如阐释“升”卦:“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以顺而升,物不距矣……”如对《周易·系辞》系辞“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阐发:“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又若卑而得位,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所拟广博之义……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察道长道消之际,自见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义而有伦。”如对三才之道,他作了三位一体的阐发,认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等等。这种范式解《周易》法及其大宗旨,在《周易》学发展史上有标杆意义,对后世影响颇大。引易立论,开创理学的鼻祖周敦颐濂溪先生,正是从范仲淹这儿受惠得道。史籍《宋元学案》特将周敦颐列为范仲淹的“高平讲友”,太有眼光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说得也挺对的。

必须特别指出,《周易》的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忧患意识等,是范仲淹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和德化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一句万世绝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非发端乎“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悲壮的庆历新政要鼎新除旧,宁非得力于《易经》之“泽火革”?其一生兴化筑堤,江淮赈灾,兴学育人,苦诣宁边,多次贬官,其志不夺,宁非笃信“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乎?……“长于《易》”,“长于《易》”,此之谓也!

现在来小结一下:青年范仲淹苦读的漫长岁月,所通六经之旨,乃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先进、最精华者——士君子文化;其“长于《易》”,乃长在得《易》之精髓——范式解《周易》三法。饱学之青年才俊范仲淹,怀揣理想,雄视天下,恰如苦修成功一剑客,只待束装下山,一试身手了。

当然,他还有一桩长久萦绕心怀的强烈心愿,不了却,心何宁。须知以上种种,可都是《朱说种种》,他范仲淹得“复姓归宗”啊!

8.复姓归宗

在范仲淹的心灵世界,“弃范姓朱”和“弃朱姓范”,肯定地说,是他一生不祛的伤痕与隐痛,从他后来的相关诗文中看出,到老也浸淫其中,感慨其中。

范仲淹四岁“弃范姓朱”,史料丰富,众口一辞。那么,何时“弃朱姓范”,也就是常说的“复姓归宗”呢?目前还是个争论题。主要争论这么两点:其一,改名“朱说”为“范仲淹”,是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十九岁时呢,还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四十岁时?“四十岁”之说显然错了,范仲淹《上执政书》开头就说:“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天圣五年是公元一〇二七年,范仲淹三十九岁。其二,是奉母命归宗,“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还是母亲去世后自作主张,“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曾巩《范仲淹传》)?

按说,事情应该很好说清,范仲淹为改名不是有过一份请示报告打给朝廷吗,一查不就得了?可惜这个文本早就搞丢了,只留下其中两句名言,被各种笔记小说广为传诵:“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这话什么意思呢?历史上范家出过两位大名人,一个是范雎,化名张禄前去投奔秦国,后来做了相国;一个是范蠡,帮助勾践灭了吴国,功成避祸,急流勇退,化名陶朱公,带着美女西施泛舟五湖。范仲淹巧妙引典两范,表明自己作为范氏后裔的复姓心迹。用典之妙,传诵至今。现在能查到这方面记载的最早史料,似乎就是吴处厚所撰《青箱杂记》了。吴处厚是范仲淹逝世后第二年中试的进士,或许见过那道表奏?在该书卷五记载道:“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既是“以启谢时宰”,那又不是写给皇帝的表奏了。表奏乎,书启乎,亦得存疑。

中国历史上这个“范仲淹”究竟何时问世?确实是个要紧问题,值得考证探究。可靠的史实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楼钥《范文正公年谱》)那么,范仲淹参加考试时用的名字是什么?曾巩的《范仲淹传》回答说:“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张唐英的《范仲淹传》也说:“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朱说者是也。”大中祥符八年是公元一〇一五年,说明范仲淹二十七岁中进士这一年,还叫朱说。可惜同年进士小录或题名录早就遗失了,不然准能查到朱说大名。楼钥《范文正公年谱》又载:“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这一年是公元一〇一七年,冬天,性喜游历的范仲淹游览了太极洞。太极洞是广德胜景,可好玩了,是一个地下迷宫,明人冯梦龙把“广德埋藏(太极洞)、钱塘江潮、雷州换鼓、海市蜃楼”称为“天下四绝”,有道理。洞内呈六层台阶式地质演变延伸,分别为长乐宫、玉皇宫、海天宫、黄山宫、万象宫、壶天宫等景观,多达七百余处;钟乳奇石冰晶玉洁,玲珑剔透,石花、石莲、石灵芝、玉佛、玉磬、玉宝塔,琳琅满目;一条长七百五十米的地下银河可供泛舟;水洞、旱洞巧合阴阳,又恰似二仪攸分,加之洞内一块钟乳石如太上老君高高在上,故名太极洞;更有一绝,行走其间便会发出一种跫跫的悦耳回声。有感于此,游客范仲淹为之题下“跫然岩”三字,下署“宋进士朱说,大中祥符丙辰仲冬”说明这时的范仲淹还不叫范仲淹,还是朱说。从二十九岁再往下追,可就没有一体认同的铁证了。追根究底这就是专家学者们的事了,笔者才力不逮,不敢涉及。再者说,笔者所关注的倒是:范仲淹执意要“复姓归宗”的动因和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

上引富弼所撰《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之“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其实前面还有一小段文字是:“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接下来这才是“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段话有点琢磨头。富弼算是范仲淹的铁哥们儿之一,他对朋友的家事理应比别人更清楚一点,那么他这段话透露的是什么信息?说范仲淹长大成人以后,没有想过不姓朱,原因不为别的,只怕伤了母亲的心,姑且继续姓朱吧。那么,假如他不怕母亲伤心,他想姓什么呢?一定是“范”无疑。这就是笔者先前的猜想,范仲淹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之谜了,早就想“复姓归宗”了,只是碍于奉亲之义不提出来罢了。笔者还想到,生性至孝的范仲淹,不光怕母亲伤心,继父朱文翰活着时,他也怕提出来让老人家伤心,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说不姓朱就不姓朱,说姓范就姓范,于心何忍哪!但事实是,弃朱姓范早成了范仲淹的一桩心事。

有人类学家说,追宗溯祖是一种血缘向往,本能追求,表现在性别上,男孩强过女孩。笔者认为,这或许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范仲淹的“复姓归宗”,最大动因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追求,具体说,是人文含金量相对比较高的范姓文化,强烈吸引着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激发着他的血缘向往和本能追求。有点玄是吧?且听笔者讲一件小趣事。上小学,上高小,甚至到上初中,每次集体看电影,打出演职员字幕时,一看到有个姓周的,就会惊喜地大呼:“啊,我们姓周的!”其他同学亦然。数出与自己同姓者最多的这位小同学,今晚肯定最让人眼红。其实这种生活中的小感受,大人也未必没有,比如,偶遇同姓人总是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看到同姓中的成功者,总有一种别样的崇敬。甚至一个传说中的家族名人、伟人,其优良的遗传基因也许早已耗散无几,但仍是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大旗,一个让子孙后代无比荣光、无限向往并极力效法的生命样板。这在青年范仲淹身上不也看得很明白吗?他的“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难道透露不出一种对范氏名人的得意吗?再看他的诗作《岁寒堂》,首句就是“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我的先辈范履冰可是大唐宰相,之后世世代代行走在庙堂大道上啊!犹觉不尽意,在《续家谱序》中,劈头一句就是“吾祖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请注意,此时范仲淹已六十三岁,已然是做过副相的名人了,居然还把前朝老范家的名人看得这么重,怕人不信,还要巴巴儿地强调说,我们可是“旧有家谱”的!

从这个上头考察下来,范仲淹的“复姓归宗”,你说与朱家的“不公正待遇”有多大关系?与朱家哥哥的一场抢白有多大关系?与奉母命与否有多大关系?与范氏家族百般刁难有多大关系?有范蠡、范雎、范增、范滂、范晔、范履冰……这么多家族名人在前指路,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指之路恰恰暗合己心己志,范仲淹的“复姓归宗”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吗?笔者在此还有个怪想法:假如范家自古无名人,或者所出皆是暴君佞臣、文蠹乡愿之类,假如朱家倒像范家这样名人辈出,朱文翰就是当朝范履冰,范仲淹还会如此强烈地要求“复姓归宗”吗?

范仲淹日后作过一首诗:

长白一寒儒,名登三纪余。

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诗中可以看出,青年范仲淹虽然没有位列一甲,但对第九十七名进士还是比较满意的,春花时雨,鼓乐乡羡,一扫寒儒郁闷,对前景自信满满。接下来很快步入官场,先调广德军司理参军,再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虽然都是最基层的芝麻小官,但依官场规矩,并非不正常。畅游太极洞并以“宋进士朱说”留题,心情不错。再加上早就打磨好的凌云之志和光宗耀祖的勃勃雄心,范仲淹觉得,该是“复姓归宗”的时候了,该给苏州的老范家提出要求了。然而,一想到要与老范家打交道,前事历历,范仲淹内心难免一番苦楚。

范仲淹裔孙、清人范能濬在《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中,对范门前事有过记载,公“母谢夫人贫无依,更适淄州长山朱氏”。后面有个附注很重要:“濬按:周国公卒时,时中舍最长,方六岁。次镃,亦不过四五龄。考宋官制,掌书记秩列三班之末。周国从钱氏归朝,十余年间,自冀而蜀而徐,匍匐以就微禄。一旦捐馆,去乡千里,三稚幼弱,此太夫人所以贫而无依也。厥后中舍二兄归吴,而文正未离襁褓,遂随育于朱氏。”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如此一个平江望族范氏大家,既然有人愿意收留“中舍二兄”,缘何不同时收下处境更困苦的寡妇和襁褓儿?

这就又牵出一个争论题:范仲淹母亲谢氏夫人的身份问题。一种意见说,谢氏乃范墉继配夫人,在朱家也是继配夫人;一种意见说,她在范家、朱家都是偏室,但也是小妾身份。双方各有依凭,却均无铁证,至今聚讼不清。

笔者疏于考据,只好期待学术定论。但想说的是,范母谢氏是继室也罢,是偏室也罢,在中国宗法社会里,二者地位都不妙,被家族冷落甚至遗弃的命运分别不大。海洋文化形成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而我们黄土文化形成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较多地保留着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造就宗法制度,什么嫡长子继承制、什么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等的源渊和土壤。明白了这一点大背景,范氏族人的做法固然可气,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孤儿寡母的早年遭遇,我相信范仲淹从母亲口中已然知悉,在年轻的心灵上留下哀痛且挥之不去。现在自己要与那个陌生的大家族打交道,怀着希望更怀着忐忑,一定反复地猜想:他们能正确理解我的“复姓归宗”吗?

可惜的是,那时这个范氏家族二十多年来并无多大长进,仍然以宗法眼光打量这个非原配(甚或非嫡出)、非长子的范仲淹,以势利和短浅的世俗眼光,考量这个也许不会有多大出息的新科进士和低级官员。他们看不出这位范氏子孙背后的一种超凡脱俗,看不出一种高出世俗文化不知凡几的精神架构,看不出有一种家祖荣耀内含着最先进的普世价值……他们只会想到,此子“复姓归宗”莫非为着家产?所以,拒绝是可想而知的。“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这种拒绝肯定再次伤害了范仲淹,与其说是拒绝本身,不如说是背后那种误解与轻慢。可以想象,自我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青年范仲淹,在二次伤害面前会是多么悲愤与恼怒,那是一颗相当敏感又相当自尊的心啊!我该怎么办?……激烈的内心矛盾肯定相当折磨人。然而,此时的范仲淹胸中,已然有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大格局,痛定思痛,只会忍痛求爱。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青年范仲淹当下给范氏家族发誓说:“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我发誓只求姓范,保证别的什么都不要!这才以屈辱换取了“门票”——回归范氏大门的入场券。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范仲淹”这个响亮、伟大、光耀千古的名字,它差一点被“朱说”所永远取代,想想多么玄乎又奇妙。

这里顺便再说下范仲淹一段伤心事。母亲谢氏夫人去世后,已然复姓归宗的范仲淹想让她与生父范墉合葬,入于范家祖茔。但族人坚拒不许。范仲淹无奈,想起著名唐相姚崇祖籍江苏吴兴,因为母亲是改嫁之女而不许入葬祖坟,姚相一气之下把母亲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自己死后亦不入吴兴,葬在母亲之侧,遂有意仿之,也把母亲葬于洛阳万安山。许多年后他在给仲仪待制的信中还说及此事:“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乃改卜于洛。”一句“风俗太薄”,道不尽唏嘘心酸,万般遗怨。他不但葬母于此,自己也决定百年后随葬母侧。这可倒好,至今姚园、范园平枕于万安山下,两代名相伴母长眠于此,成为稀世节孝景观。

据商丘学者马学庆考证,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在应天书院好友、太宗时宰相李昌龄的侄子李纮的介绍下,与楚丘人太子中舍李昌言长女、李纮堂妹李氏结为夫妻。遂在宁陵、永城购置庄田,把母亲接来田庄赡养,并把同母异父朱氏两兄弟接来管理庄田。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家计于宁陵”,范仲淹的书信中也自言“宁陵家计”盖由此也。范仲淹宗亲至今仍居商丘,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等。范仲淹显达以后,何以不“家计”天堂姑苏?此中情结不难理解吧。

复姓归宗以后的青年范仲淹,心事既了,释怀轻松了吧?其实不然。复范不易,弃朱亦不易;复范有痛,弃朱亦有痛。而后者其痛,别有滋味在心头,郁郁心结,终世难了。

可以试想:一个四岁幼儿知道什么?进得一个家庭,懂事即有父母疼爱,衣食无缺,恩养有加,入有亲兄热弟,出有亲朋好友,相与打发日月,共享苦乐光阴,营造编织出多少人生故事,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其间纵有家长里短种种纠结,现在忽地要离开,绝然离去,从此再无回归之日……就是一个寻常心性的人,他能无动于衷、了无依恋吗?遑论生性至纯至善至真,知恩感恩报恩的范仲淹。尤其是,把他从小带在身边视如己出、“复勤训导”的继父朱文翰,遽尔先逝,未得报答其教养深恩于万一,自己则刚一登第,即弃朱投范,追想亲情恍如昨日,愧之疚之,叫人情何以堪!若不以平生报朱门,范仲淹何以为范仲淹!现存的史料证明,范仲淹对朱家的至爱亲情,在在复在在,可歌亦可泣。

南宋人张栻在《跋范文正公帖》中写道:“公盖生二岁而孤,随其母育于长山朱氏,既第,始归姓范氏。……公虽以义还本宗,而待朱氏备极恩意。既贵,则用南郊恩赠朱氏父,以及其诸子之丧,皆为之收葬,岁时奉祀,则别为飨。朱氏以公荫为官者三人,此载在《遗事》,世所知也。详观是帖,其亲爱淳笃之意发于自然,盖与待其本族何异,其于天理人情可谓得其厚矣。”

张栻所及“用南郊恩赠朱氏父”之事,前文已提到,载于《宋会要辑稿·仪制10—16》,是为范仲淹《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也。文不长,录于下: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长山县志》也有记载,范仲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乞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得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此时范仲淹已经五十七岁了。

《范文正公全集·尺牍卷上·朱氏》条下,收有十五封范仲淹写给朱氏家族的家书,读来方觉张栻所言非虚,范仲淹对朱家的“亲爱淳笃之意发于自然!”先听听信中称谓:“秀才三哥”“朱侄秀才”“五娘儿”“十四郎”“五学究”“七哥”“大郎”“八叔员外”“山东九郎”“五哥”“王宅姐姐”“蔡十四”“杜宅五娘子”“颖倅学士三侄”……多么家常自然。再看内容:你们要“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生平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纯祐(范仲淹长子)久病未安,不住请医人调理,心闷可知……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更防儿男不识好歹,多爱多爱。”“贤弟计安,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清谈,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也。”“七哥骨肉上下各计安,甚时来得相见?骨肉聚会,此幸也幸也。”“六婶神榇且安瓜州寺中,悲哉悲哉!”“且宽中自爱。人生忧多乐少,惟自适为好。”……这真是最标准最地道的家书了,与朱氏兄弟子侄辈虽无血缘,胜过血亲也。

皇祐三年(1051)春,思乡心切的范仲淹,决定忙中偷闲,利用由杭州转任青州(今山东潍坊青州市)之机,就便回一次长山“旧庐”,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还是第一故乡,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范仲淹表相威严肃正,内心却柔肠百结,感情丰富。随着年龄增长,他对孝妇河畔的一切往事益发惦念。有天夜里,他忽然记起长白山出一种石材,乡亲们叫它青金石,色泽青黑,带有金色条纹,细腻光洁,可做砚台。想到这里他睡不着了,派人即赴长白山取石,他要打磨出一方长山砚长伴身边。后来那著名的书品《伯夷颂》,就是就着此砚浓墨写成的。现在,他怀揣着这方故乡砚,就要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长山故土了,心情何等激动可以想见。

然而,长山父老营造的欢迎场面和热烈气氛,更让他分外激动。人们在城西十多里外搭棚设案,扶老携幼,要亲眼看看从这里走出去的“朱六”,今天的范仲淹,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居然没有忘了长山父老,他回来了,他是个好人啊……

范仲淹不禁热泪长流,他拈香一跪,大礼参拜了长山父老,并题留了一首《留别乡人诗》,就是前文书中引用过的“长白一寒儒”一首。他真诚期望的是:“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范仲淹礼参长山父老的这个地方,由此得名“礼参坡”,现在成了礼参镇政府所在地。清人王渔洋王士禛的曾祖王之都任开封太守时,在此创建三贤祠,祀陈仲子、伏生和范仲淹。笔者专门去礼参中学实地一访,师生们说起这段故事如数家珍。

行笔至此,该有一结了。范仲淹复姓归宗之日,上述“朱说种种”就变成“范仲淹种种”了。这个由朱说而来的青年范仲淹,从此以后,肩负两门亲情,胸怀一颗雄心,就要登上历史大舞台一显身手了。

  1. 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身后谥号。
  2. 据《长山县志》载,朱文翰“元配杨氏,赠恭人”。初氏还是杨氏,留待考据家。
  3. 语出范仲淹《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
  4. 此处非邹平长山。
  5. 专管酒业专卖。
  6. 此说法当然也有异见,曹振武先生《乡镇村志刍议》就说,江苏泰州的《西溪镇志》才是最早的。
  7. 长山县,现为长山镇,属邹平县管辖。
  8. 指朱文翰。
  9. 此处请特别注意,琴剑乃先秦士子心爱之物,无不仗剑而行,以天下为己任,抚琴觅知音,寄托高远之志。青年范仲淹刻意追求自由博大的古士之风,形成贯穿他一生的精神诉求和个性特色,非常值得探究。笔者将在后文中不时有所研判与点评。
  10. 今陕西省西安市南。
  11. 也有作“二合”者。
  12. 下文引文为省笔墨,原文“前奏”部分略有删节。
  13.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有此典,不过“大官”为“显官”二字。
  14. 指专门研究一种经书者参加的科目。
  15. 见朱鸿林《范仲淹与邹平·南都求学》。
  16. 所谓帝王文化,用当代中国民间学者林鹏先生在《平旦札》中所说,“尊商韩,崇秦政,暴力至上,专制至尊,此乃帝王思想之灵魂,中国历史之主干。”
  17. 即六经的原教旨。
  18. 《周易》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易传》是对《周易》的注释,司马迁称之为《易大传》,共有十篇,所以亦称《十翼》。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说:“在先秦典籍中,《易大传》是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书,是先秦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最高峰。”
  19. 范母谢氏被赠吴国夫人。
  20. “大中祥符丙辰”是公元一〇一六年,与楼钥所记“天禧元年丁巳”的公元一〇一七年”略异。
  21. 仲淹父墉,追封为周国公。
  22. 范仲淹在朱家排行老六,富弼等哥们儿呼他“范六”即由此。六婶即范仲淹原配夫人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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