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 奶

4月初的清明节是祭扫的日子，我因病不能去八宝山，便从书柜里取出那本老相册，拂去上面的灰尘，翻到夹着早年全家福的那一页。望着搂着3岁小弟、微笑着的满脸深深皱纹的奶奶，我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

奶奶名叫孙老茹，是河北雄县人，说话略带雄县口音，家乡人称她“侉婆婆”。她身材不高，脑后梳着个不大的髽髻，常着一身手缝的粗布蓝装，小腿上一年四季扎着宽带绑腿。由于小时候裹过脚，她走路总是脚跟沾地，速度不快但很有力。

奶奶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十分善良、达理。她18岁出嫁，两年后丈夫就病故了。家中还有体弱多病的公公，她不肯抛下孤苦的老人另觅幸福，声明要带着公公改嫁。这样的好媳妇哪里寻？人们纷纷为她牵线搭桥。不久，奶奶带着她的公公，与一名勤劳、善良的张姓小伙组成了新的家庭。在奶奶的操持下，新家一直和和睦睦。直到今天，一提起孙老茹，无论是北京的邻居还是老家的乡亲，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那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媳妇、好妈妈、好奶奶呀！是个明白人！”

40岁那年的冬天，狂风卷着雪花怒吼，奶奶给公公抓药回来，路过野外一个小破砖窑，忽然听到里面传出婴儿的哭声。奶奶循声走去，发现一个只裹了一层破棉被的婴儿。她十分激动，赶忙脱下自己的外套裹住婴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将他抱回了家。到家打开衣被一看，啊！是个男孩，奶奶心里乐开了花。衣被里面还有个字条，奶奶不认字，第二天，拿给识字的乡亲看，说上边写的是孩子的名字，叫继宗。

奶奶已有一个14岁的女儿，这次又得一子，真是天赐的福气！从此，奶奶心里装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愿望，干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她下定决心将婴儿抚养成人，并给他取了个乳名“铁柱”——顾名思义，她是想让儿子成为国家栋梁和家庭支柱啊！在奶奶的精心抚育下，婴儿长成了小小伙，并重起大名：张耀强。奶奶告诉父亲，等穷人家出头的日子到来时再改回最初的名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生计，耀强10岁就去给地主打短工。几年后，因为忍受不了地主的欺压，他只身赴天津当学徒。动身前，奶奶教育他要活出个样儿来，要为穷人争气，“家里有我撑着，天塌不了！”他牢牢记住奶奶的话，挎上包袱，一步一回头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谋生路。

耀强真要强。到天津后，他进了一家铁工厂。一开始，厂主禁止他学技术，只让他做看孩子、做饭、搞卫生等杂活，可是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偷偷向老伙计学习。因此，在被安排到车间后没多久，耀强的技术就已经很熟练了。虽然工钱不多，还不时挨打受骂，但能学到技术，又有母亲的教诲牢记心头，耀强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学徒期间，耀强与家乡的漂亮姑娘腊梅结了婚。一年以后，他们将我带到这个世界，成为我的父亲母亲。

1944年春，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顽强抗击下，日本鬼子加紧了对冀中根据地的大扫荡。我家原籍的房子在一次扫荡中被日军烧成了灰烬，于是，全家逃荒到姥爷家所在的后王约村，借了他们两间土坯房居住。土改时，我家分到了三间土坯房和二亩地，与姥爷家仍是紧邻。

1949年，五星红旗即将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父亲奉调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并把名字改回原名“张继宗”。那年我4岁，跟着奶奶和妈妈生活在家乡。每月，父亲都给我们寄些钱回来。

此时，父亲正背负着奶奶的嘱托，沐浴着新中国的春风，如饥似渴地学技术、学文化，勤奋工作。他放弃了数不清的休息日和节假日，加班加点，搞了不少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1957年秋天，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国庆前夕，父亲被评为全国劳模，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没进过校门的奶奶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她的一大愿望实现了！望着父亲和领导人的合影，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

“今后就可以竭尽全力培养孙辈了。”激动还没有平定，奶奶就开始在心里念叨下一个愿望。

其实，在这之前，确切地说，自打我出生那天起，奶奶就开始为实现她的第二个、第三个愿望——把孙辈培养成人而努力了。

解放初期，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却依旧贫困。当时缺粮少菜，奶奶为了让我们吃饱想尽了办法。那时的主食是玉米面或高粱面饼子，馒头只有过年和农忙时才能见到。高粱面饼子不好下咽，奶奶就向小贩买些豆腐、小鱼小虾或泥鳅等做成菜，不好吃的饽饽跟好吃的菜搭配起来，就成了香喷喷的饭菜了。

那时，自家的地比较远，种蔬菜不方便，奶奶就到村中的菜园子里买菜。可就算是夏天，鲜菜也不丰富，于是野菜就成了家中的主菜。农村小学放学早，每天放学后，奶奶便让我带着弟弟（那时小弟尚未出生）去村外挖野菜，每次都能满载而归，马齿菜、苣苣菜、老固金（家乡方言）等，装满满一篮子。奶奶和妈妈将菜洗净，或凉拌，或做馅，或掺到面里做成饼子。看到红澄澄的高粱饼子就小鱼，金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就麻酱拌苣苣菜，或是香喷喷的菜团子时，谁不垂涎欲滴呢？

冬天的菜，奶奶在夏天就储备好了。她把小白菜洗净，晾在绳上，茄子切成片，晒干后储存起来，白萝卜、黄瓜、辣椒腌起来，冬天随吃随取。不管什么饭菜，全家人都吃得格外香甜。那并不是因为里面加了味精或别的什么调料（当时恐怕根本买不到味精），而是因为奶奶巧做少米少菜之炊，融入了爱和心血。

为了让全家人吃好，奶奶年年都要养几十只鸡。小鸡养到半年头上，母鸡留着下蛋，公鸡留两只打鸣，其余的过段时间杀一只，做成美味的鸡肉丸子。奶奶杀鸡很在行——先把鸡五花大绑，再割喉放血，然后用开水烫，清理干净，切割成小块下锅炖。然而，到北京后，先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后来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再也没吃过奶奶做的美味鸡肉丸了。

那时，家里还养着一条看家狗，养过一头牛和两只观赏鸟，饲养它们也都是奶奶的事。妈妈身体不大好，干不了地里的农活，所以农忙时节，奶奶还要和请来的亲戚一块下地收割或播种。农闲时节，奶奶和妈妈一起拆洗、缝补全家的单衣、棉衣和棉被。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没有闲着的时候，到了70多岁，仍然精神矍铄地不停忙碌。至今一想起奶奶，我的眼前还能浮现出她在灯下缝补或围着锅台忙碌的身影。

然而，让我们吃好穿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并非奶奶愿望的全部。她更希望我们成为品格健全的人。在精心照料我们生活的同时，她也在培养着我们的品质。

稍具劳动能力时，奶奶就让我们干扫院子、喂鸡一类的力所能及的活儿。上学以后，除了冬季，我和弟弟回到家里，经常放下书包就下地，打草或是挖野菜。打的草卖给农业社或留作燃料，野菜自然是做菜肴了。到了晚上，我们就着煤油灯，趴在土炕上写作业，作业本也是买来一种很薄的纸自己订的。在家乡，我从来没种过水稻，可是“文革”期间在军垦农场锻炼，我曾获得全连割稻和捆稻双料冠军，这不能不归功于奶奶的培养。

奶奶的俭朴也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奶奶一年到头就是两套蓝裤褂，冬天罩棉衣，夏天单穿，破了就缝缝补补，不知穿了多少个寒暑。每到春节前夕，奶奶和妈妈总是忙着给我们几个孩子买布做新衣，却从不张罗给自己做一件。我有一条花裤子，奶奶见我不爱穿，才拿去染成蓝色自己穿。

我和妹妹都是9岁起就跟着奶奶学针线活儿，缝衣服、补袜子。奶奶一边教，一边还不时念叨：“剩下的线头不要扔，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到时候，缺了这截儿线就做不成衣服。”几十年过去了，奶奶的话仍时时在我耳边回响，她眯缝着眼睛在光线暗淡的土房里飞针走线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直到现在，我做针线活剩下了线头，还总是思量再三才决定取舍；我的衬衣衬裤都是补得不能再补了，才依依不舍地扔掉。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奶奶不许我们吃饭剩碗底。奶奶不会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句，却常常对我们讲：“糟践粮食有罪。一粒粮食是庄稼人百滴汗珠换。”几乎每顿饭前她都要三令五申：“不许剩碗底，哪怕一粒米！”每当我们吃饱饭要离开饭桌时，奶奶都要检查我们的碗底，不吃干净不许走人。一次，弟弟趁奶奶没瞅见，放下饭碗就跑出去玩了。奶奶发现他碗里还有一口粥，也顾不上吃饭了，紧追出去，边找边喊：“小友，小友！”愣是把弟弟喊回来，让他把碗舔干净了才放他走。我至今仍保持着“不剩碗底”这一好习惯。上大学时，同学们还开玩笑说我用过的饭碗都不用刷了。

迁京两年头上，母亲病逝。此后，全部家务都落在奶奶一人头上，全家人的吃饭问题都由奶奶一人运筹。三年困难时期，缺粮少菜，生活艰难，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吃得饱一点，奶奶费尽了心思。父亲见缝插针，在院子里种了几棵高粱。收获以后，奶奶用高粱掺上野菜煮粥给我们吃，比米饭还能充饥。

一天，我给奶奶洗脚时，惊讶地发现她的双腿一按一个坑——奶奶浮肿了！我心里一阵酸楚。为了让我们多吃一点，奶奶自己节衣缩食，引发了浮肿！我知道，得了这病，看医生是没用的，想缓解只能增加营养。可我们到哪里去弄营养品呢？

虽然得了浮肿，奶奶仍旧整日整日地为我们操劳着，直到那一天——奶奶蒸了一锅金黄色的野菜团子，之后就喊累，边说边上床躺下。当时父亲还没下班，我们几个孩子赶紧跑到奶奶跟前，拉着她的手，焦急地问她哪儿不舒服。6岁的妹妹摇着奶奶的手说：“奶奶，你要等我长大了再生病啊，你病了我们就没饭吃啦。”奶奶睁开双眼，朝我们微笑着，嘴唇嚅动，听不清说了些什么，说完就闭上了那双慈祥的眼睛，任我们千呼万唤也没有醒来。

沉思良久，我把相册翻到夹着我们四姐弟照片那一页。左上角，是我在境外学习时的照片；左下角，是妹妹在车间忙碌的身影；右上角，英俊魁梧的大弟身着飞行服，刚刚返航出舱；右下角，伟岸潇洒的小弟身着蓝色水兵服。虽然奶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生前的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四个、第五个愿望也都实现了，奶奶的在天之灵应该得到安慰了。

合上相册，眼前浮现着奶奶慈祥的面容和不拾闲的身影，耳旁回响着奶奶的教诲。奶奶用她勤劳的双手和柔弱的双肩，托起了家中一颗颗希望之星。都说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却说，奶奶是我心中神圣的启蒙教师。

啊，至亲至敬的奶奶永远活在我心里！

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