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入德国空军
- 1932年凯塞林指挥第4炮兵团，驻德累斯顿。
- 1933年10月1日调到航空部。
- 1935—1937年纳粹德国的政治扩张。
- 罗姆和弗里奇事件。
- 德国军事干涉西班牙内战。
在德累斯顿的两年任期结束后（1931—1933年后），上面想把我调回柏林。我在炮兵团干得很愉快，和家人也都很喜欢这座城市，因此并不热衷于重返国防部，但那时我已晋升上校，希望事业有所突破——但不是突破到雏形中的空军。
1933年9月一次全天候机动演习中，施通普夫上校找到我，他对未来的德国空军办公室主任一职反应冷淡，寄希望于唤起我的兴趣。可我也想留在陆军，便建议说航空部，即后来的空军工作应该归陆军管。但是事情当晚就在餐厅敲定了，餐厅里还有外宾和陆军局负责人。我向冯·哈默施泰因中将做自我介绍，于是有了如下对话：
“施通普夫告诉你将来的工作了吗？”
“说了”
“你可中意？”
我说不太满意，并开始陈述理由，结果被轻描淡写地打断：
“你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军令如山，抵触也是徒劳。于是1933年10月1日，我从陆军退役，作为一介平民进入帝国航空部的前身：航空委员会，任部门主管。任职期间我亲眼见证了1935年3月16日德国恢复了平等的军事地位[1]，见证了同年3月7日莱茵兰非军事区的收复。对于前者，我们早就望穿秋水，仿佛就此补偿了《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条款。对于后者，第一次听说我军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是在当天上午，从空军总参谋长韦弗将军那里。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单纯靠武力绝不可能成功——区区几个步兵营和几架侦察机、战斗机不过是花花架子。所以只能推断，来自政坛的幕后推手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木已成舟，希望迄今还按兵不动的前协约国能接受。
1938年3月11日，德国陆军和空军派军队进入奥地利的消息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我的军区同奥地利并无联系（我当时还在德累斯顿任第三军区总司令），所以我事先毫不知情。身为德国人，我和手下官兵们自然对奥地利并入帝国版图欢天喜地，这无可厚非。时任驻德累斯顿的陆军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作为军事总指挥参与了这次进军奥地利，他稍后告诉我们德国军队受到奥地利人民怎样的欢迎。后来有一次，我因空军任务需要拜会勒尔将军，他时任空军的维也纳军区司令，司令部设在克恩滕州沃尔夫斯贝格的空军基地，我此行确凿无疑地了解到，奥地利遍地的热情既不是精心策划出来的，也不是来去匆匆。德国进驻奥地利期间，政治家和政治活动犯下的大错令人遗憾，尤其是如今回想起来，它们都是可以避免的。
如前面所提过的那样，魏玛国防军的军官团受过精心教导，要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由于军政在基层大抵各行其道，这种思想建设相当成功，个别例外仅仅确立下规则。而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使得军政分离更简单易行——尽管方式有时令人不太愉快。纳粹思想盛行之初，我们高级军官也避开政治活动，指路明灯唯军人的誓言而已，绝无左倾或右倾之余地。无论在德意志帝国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军队都做得无可挑剔，任何背离非政治化的倾向都会遭致最严厉的反对。
这就是我们一批人转入空军前所受教导，它不分年龄、资历，而德国空军不久就人所共知成为了国防军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军队。
同所有国防军军人一样，空军官兵也要宣誓誓死效忠元首，矢志不渝地信守誓约——否则起誓还有什么意义呢？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兼军官，纳粹党员，还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他虽索求无度，但能为我们这些航空部官员排除政界干涉，提供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自从1933年空军成立以来，我先后担任航空部办公厅主任、空军总参谋长和部队司令官，其间所感受到的免受外界干扰的自由是多年职业生涯里前所未有的。
有了这位个性张扬的总司令庇护，我们空军人士在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社交圈红极一时。
和所有军、政、党要员一样，我们也会受元首之邀，在纽伦堡出席党代会、在戈斯拉尔[2]丰收节向农人致敬，我们还参加过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希特勒生日的游行庆典、外国贵宾的礼宴以及国防军所有重要活动。不得不承认，很多场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办方精彩绝伦、有条不紊的组织水平也值得叹服。
也许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被我略过了，但没有证据表明我的新行业存在过严重暴行，我便没必要指斥些什么。也许有人会拿戈林之穷奢极欲为例反驳，这个确实，我们想无视都难。不过即使他的怪癖超过了大众理解和接纳限度，我们也无权过问，何况过问后得到的回答也千篇一律：那些钱来自自愿的商业捐赠和希特勒私人津贴。直到几年后我才听说——例如，他那些昂贵精美的生日礼物都是随从们精心安排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局外旁观者，毕竟很少关注柏林那些宴会。况且，戈林曾告诉我，将来会以一座博物馆的形式将他收藏的艺术品捐给国家，就像慕尼黑的沙克画廊一样。我的疑虑更是烟消云散。身为弗兰克尼亚人，我对巴伐利亚的王公们迷恋艺术的历史相当陌生，否则能更好地理解戈林所扮演的“米西纳斯”[3]般的角色。
政坛首脑们都无意发展我们为国家社会主义信徒，对他们而言，军人有军人的用处，这就够了。我们宣誓了效忠，被寄予毫无保留的信任。戈林明白，我们只要摆脱所有硬性政治规定，必能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凡是与政治沾边又不能不做的工作都由他包办，对于空军的人事问题和军务大事，他通常会与国务秘书米尔希商议后再做定夺。米尔希会站在一流的执行层面研究我们的观点。这套方法规避许多错误决策，进而增强了我们对戈林和希特勒的信心。也许有人啧啧称奇，但事实上，政治事件不会知会我们这些空军将领（1945年我安排的投降谈判除外）。部队指挥官和士兵们自然更是被蒙在鼓里。传到我们耳中的小道消息与传到其他所有国人耳中的并无二样。只有那些从未在恐慌横行无忌、愈演愈烈的温床环境下生活过的人才会指责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轻视传闻。如今回想起来，我发现传到我耳中的信息少得出奇，许是我对流言蜚语的排斥人所共知，许是它们被刻意向我这样一个与戈林来往密切的“纳粹空军”成员隐瞒。
我和许多同僚当真如此天真，对所有官方辞令按字面意思照单全收？是的，我们军人受过严格训练，要一丝不苟地观察官方报告中的真伪，因此易于信任来自上司的消息。我没有理由改观，何况戈林对待自己工作失误的态度如此坦然，以至于让人以为他的不作为同样只是无心之失。
几个例子，或许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一、1934年6月30日罗姆事件，德国空军基本置身事外
陆军与冲锋队之间的矛盾和冲锋队领袖罗姆膨胀的野心一样，传得沸沸扬扬。我还在总参谋部就认识罗姆，他与希特勒从交好到交恶，逐渐到了公然对立的地步，他密谋叛变陆军和元首，火药味连我都能闻到。叛乱发生那几天我刚好去了南方，只能依赖报纸和新闻广播获取信息，虽一度因为谣言而疑窦丛生，但后来看到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对着济济一堂的党、政、军要员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我也就释然了。我认识戈林多年，相信他不会趁机铲除异己和竞争对手。戈林有着矛盾的性格，有时体贴善感，有时残酷无情。他的戾气会随着一阵歇斯底里来去匆匆，骤然间又变得关怀备至。他心肠软下来时常常莫名其妙地拼命想要补偿人家。
二、1938年弗里契丑闻
自很多内幕纷纷大白于天下后，要概括我们当年的观点绝非易事。我曾与冯·弗里契通力共事，即便已事过多年，他仍是我和所有出身陆军的空军军官心目中的楷模——君子和军官当如是。为其所以，我很难相信关于他道德败坏的流言，默默希望它们被查出来都是恶意诽谤，希望尽快还当事人清白。后来我等空军军官也遭到过谣言诋毁——那些谣言往往自相矛盾。我认为希特勒和戈林不可能容忍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将领遭受陷害和不堪的羞辱。后来戈林告诉我，他是如何成功地揭穿举报人的谎言，并为此何等高兴，那一刻他眼中分明流露出心满意足，于是我深信戈林是清白无辜的。得知希特勒在名誉法庭上的表现，我对他也持同样的看法，那时他让担任法官的炮兵将军海茨当着陆军和空军两位总司令的面念出判决书。一连串离奇的巧合自这个法庭被揭露出来，也洗刷了陆军总司令的冤屈。和大多数同僚一样，我也盼着看到冯·弗里契官复原职，从而公开恢复名誉，我想不出希特勒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结果，我只能归因于他不肯冰释骨子里的敌意。弗里契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深受旧帝国军事传统偏见的熏陶，而希特勒有着无法掩饰的奥地利平民出身，或者耿耿于怀于身世差距，两人之间冷淡的关系使得哪怕是正式合作也磕磕碰碰。
1939年弗里契死讯传来时，我同希特勒就在华沙城外。后者顿时意兴阑珊，一抹阴郁肃穆浮上面容，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踟蹰而缓慢地迈过长长的楼梯，登上观察哨所，这一幕令我记忆犹新。
那一刻，他究竟作何感想，竟如此动容？
我们不过问政治的态度无论对错与否，我们无需，亦无权纠结于此。戈林自有他无上的权力去翻云覆雨，去全权代表我们，这大大便利了我们开展工作。时至今日我必须承认，当年终究错了，我接受对我担任空军办公厅主任期间行为的指控，虽然即使当年换一种态度也是殊途同归。1936—1937年，我担任空军总参谋长，有责任处理政事，但没有遇到过特别棘手的问题，唯独支援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是个例外。
1936年7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收到国社党海外支部一名德国成员的报告，从中得知了弗朗哥的请求和希特勒从拜罗伊特发来的指示。我心里七上八下左右为难，德国空军指挥体系初具雏形，军队尚处于初级训练阶段。少数几支成建制的部队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训练，但均不适合实战。比如，战斗机部队刚装备上国产的“阿拉多”，轰炸机中队则装备容克Ju52轰炸机。侦察机的进展大约介于战斗机和轰炸机之间，新机型正在测试中；好在8.8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性能优越。人员方面较为乐观，我们的官兵素质一流，士气高昂，但仅凭热忱无法弥补编队战斗飞行训练上的欠缺。而且将这批精英投入西班牙战场会削弱国内的训练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