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被视为一种常态的时间意义，从而能够包容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复杂的文学形态。“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阶段都含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斗争性（“新文学”反对的是传统的“旧文学”；“现代文学”含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属性，排斥了特定政治立场下的“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学）。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构筑起常态的时间意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要避免各种排他性的内耗，搭建一个多层面的平台，将各类不同观念和形态的文学现象并置于同一个文学史平台之上，比较客观地来评价其价值得失，以此来阐释20世纪文学发展中悬而未决的各类问题。

这当然只是一种文学史的理想。现代文学的内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排斥形形色色的旧传统文学的论战中发生的，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在维护“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在要淡化历史形成的鸿沟，把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给以客观评价，必然会构成文学史叙述的困难。因此，如何克服价值观互相矛盾的拼凑式的文学史叙述，建构新的文学史理论话语，是文学史写作面对的最大挑战。解决文学史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展开学术争鸣，这不是本教程所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教程只能以编者研究文学史的一得之见，通过本教材的思路与结构，尝试回答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学传统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关系？

在以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价值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它既是现代文学史螺旋型发展的起点，也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对立面的文学，均受到排斥和批判，现代文学史叙事正是围绕这些批判斗争而展开的。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核心价值，晚清西学东渐思潮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发生起点。海外汉学对于晚清接受西方影响的文学翻译、通俗小说、戏曲改革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文化因素，做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到民初文学之间构成了新文学以外的另一个文学场域，它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市民大众文学和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文学。这个文学场域与新文学场域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和互动，彼此消长，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比翼双飞和谐发展，而是在不同审美观念的冲突中向对方转化，达成部分的融合。如：民国时期市民大众文学不仅继承了晚清文学中的许多现代性因素，而且也从新文学那里认同了反对强权、尊重人权等因素；而新文学在排斥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努力采取大众化的手段来吸引市民读者。到了抗战发生、民族危亡之际，新文学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逐渐收敛，在民族形式讨论以后，这两个文学场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这样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新文学的一方始终占据话语的主导权。这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当文学史叙述放弃了昔日的批判思维和斗争模式，以客观的态度把以往不见诸文学史或者仅仅扮演了被批判角色的某些文学现象，诸如传统旧文学形式（旧体诗、文言文等）、市民大众文学与新文学一起展示于现代文学史，人们不禁要问：新文学当初的斗争意义在哪里？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承担了怎样的意义？新文学运动与从传统自然发展而来的文学现象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这是本教程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本教程引入两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键词：先锋与常态。⁽¹⁾

“先锋”，指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先锋意义的文学因素，首先是体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先锋文学是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意大利首先出现未来主义（Futurism）文学思潮，后来又蔓延到俄罗斯；紧接着，法国出现了达达主义（Dada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等先锋诗歌，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文学，等等。先锋文学区别于19世纪末流行的后期象征主义（Symbolism）、唯美主义（Aestheticism）、颓废派（Decadence）等文学思潮，更加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斗争，企图通过对文学自律的调整来达到文学推动社会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锋文学不惜采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强硬态度，以及夸张变形的现代艺术手法。先锋文学的政治态度是激进的，往往自觉地与现实中的激进政治团体相结合，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的特定环境中，西方的先锋文学思潮必然是短暂的，它很快就会发生分化，其最激进的部分融入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从中国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政治环境来看，一方面是晚清激进主义革命余波的回荡，另一方面是民国初年颟顸混乱、乌烟瘴气的共和政治，两者冲撞激荡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先锋思潮，有其必然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包含了先锋性，它起先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思想力量，与主流政治团体和权力阶层没有太深的联系，所以才能够形成对社会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然否定。新文化运动是不完全的先锋运动，它的思想内涵具有复杂的知识渊源和文化背景，但是其主导思想，尤其是由此派生的新文学运动，体现在语言革命、文体形式革命以及思想内容的尖锐性和批判性，构成了先锋文学的主要成分。

“五四”新文化的先锋性决定了：现代文学史发展进程不再是依据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渐进演变，它是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反省和历史追问，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从而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外来文化揳入其间，建立起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坐标。新文化运动中大量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引进，迅速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迅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思潮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革命，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学运动不仅仅普及了现代世界文化知识，而且以其自身的先锋性，通过欧化语言改造了传统中国人的语言模式和思维习惯；通过引进西方文学新形式，激活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和抒情能力，营造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的审美观念；通过崭新的为人生的文学内容，使文学批判与社会生活的进步紧密相关。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成为一面英姿飒爽、猎猎作响的风旗。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是由各种社会进步力量组合起来的统一战线，它以先锋性因素为核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树立旗帜、引领风气、推动进步，成为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新文学的先锋性因素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非先锋性因素）的关系，构成一种先锋与常态的关系。所谓“常态”的文学，也就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逐渐发生演变的文学现象，它包含了传统文化因循沿革的传承（如旧体诗词、古典白话小说、文言文、骈体小说、传统戏曲的改良等等）、相随现代器物更新而出现的新文学形式（如电影、新剧、副刊、翻译等等），以及与大多数市民农民的审美习惯相符合的通俗文学，甚至包括这些文学所隐含的权力运作下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常态的文学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文学，因为常态文学的对象包含了多层面的接受者。常态文学也是多层面的，它的最高层面与新文学是同一的。这也就是说，新文学与作为一种先锋的新文学运动还是有所区别的。新文学的核心是超前的先锋文学，但它也包含了常态的文学因素，如新文学也追求大众性和普及性，也有一部分新文学创作并不是那么激烈和超前，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锋文学逐渐被社会的主流体制所接受，或者被都市时尚文化所容纳，新文学的先锋性渐渐地为大众性所取代。这时候，要么出现更加激进的文学思潮来更新先锋的意义——譬如左翼文艺运动，要么就使原先的先锋因素消融于常态的大众文学。永远站立在先锋立场上不断击进的大勇者，终究是少数的先驱者，譬如鲁迅。鲁迅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文学先锋运动，并且发挥了引领的作用。

常态文学表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常态，它是以多层面的形态出现于文学史。除了最高层面的常态文学属于新文学的一部分（如市民文学的杰出代表老舍的小说，抗战时期无名氏、徐的言情小说，沦陷区张爱玲的小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小说等）外，大部分常态文学还是与新文学保持了距离，有的还相去甚远。虽然在现代性框架下，各类文学都有可能展示于文学史体系的不同层面，但是从内涵来说，毕竟还是五花八门、百鸟齐鸣、丰富而复杂。民国都市通俗文艺和新媒体文艺（如电影广播、报刊连载、说书、戏曲改编、连环画等等）代表了市民大众文化市场的主要产品，是常态文学的主体部分；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包括伪满洲国、日据下台湾等地区）体现统治者权力意志的官方文艺也是常态文学的一个特殊层面；还有距离新文学更远的如前清遗老遗少的旧文学创作（旧体诗词、笔记小说等），多样的文学内容，构成了常态文学的多层面性，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