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移民检查员，用卑鄙的手段对付庞兹先生
当天晚上我就回到了蒙特利尔，和我的朋友住在一起。我兜里只有区区5美元，根本不能入住温莎酒店，实际上我哪儿也去不了，因为在找到工作之前，我还得靠着这点钱生存下去。我也不能睡在大街上，所以接受了朋友的热情招待，告诉他我几天之内一定会找到工作。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实在是太乐观了，我打电话给那些认识的人，那些可能需要我为他们工作的人，但他们让我意识到，我到底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我是一个有案底的人，我是一个囚犯，他们不会雇用我，也不愿意与我为伍。
我把自己的窘境告诉了一位同窗，他在当地开设了一家银行，还代理劳动力和轮船业务，几年前我们曾有过合作，他建议我离开蒙特利尔前往美国。
“他们不知道你在这儿的不良记录，你在那边找工作要容易得多！”
“我倒是愿意去，”我告诉他，“但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旅费。”
“你想去哪儿？”他问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前往纽约，”我回答他说。“但是其他地方也可以，布法罗、罗切斯特、锡拉丘兹……任何地方都可以。”
“为什么不去一些小地方呢？”他劝我说。“靠近边境，你还可以在一些移民营里找到像计时员或解说员这样的工作。”
几天之后，他告诉我在纽约州的诺伍德或奥格登斯堡周围有这样的移民营。
“所需要的费用不是很多，”他说，“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
我回答说：“我手头不是很宽裕，但我可以在这里打一天零工。”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定回去，”他继续鼓动我。“在那里你可能会遇到我们认识的人，在与扎罗斯共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输送了很多劳动力。”
这个理由打动了我，扎罗斯向美国运送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这些人遍布于铁路部门和各个承包商那里。在两国的边境线上，他们有的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有的在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有的在修建大干线铁路。我是扎罗斯以前的职员，那些承包商和工头肯定认识我。
1910年7月30日清晨，我打算离开蒙特利尔，当我买好车票准备上车时，我的同学带着五个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来到车站，显然，他们要和我同行。他拜托我照看他们。
“帮帮忙，查尔斯，”他说，“他们要在诺伍德转车，到该下车的时候，提醒他们一下。”我相信他一定提到过诺伍德，或者诸如此类的地名。
这列火车是那种每站皆停的慢车，基本上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要停一次。整个上午它都在慢吞吞地向边境进发，直到中午才快要到达目的地。到达加拿大这边的最后一站时，这趟车停了下来，按照惯例开始午休。
一个美国的移民检查员上了车，在各个车厢里穿梭。时不时地停下来盘问每个旅客。最后，他在我和五位意大利移民的座位前停了下来。他首先盘问他们5个，但他们听不懂英语，于是，他开始询问我。
“这些人是和你一起来的？”检查员问我。
“不是这样的，”我说，“他们只不过和我同路，我只负责提醒他们下车而已。”
“他们去哪儿？”他盘问道。
“我并不清楚确切的地点，”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想可能是靠近诺伍德的某个地方吧。”
“他们去那儿干什么？”检查员进一步盘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先问问他们。他们说他们是去工作的，甚至还拿出了一些信件表明他们的目的地。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检查员想知道。
“蒙特利尔。”我回答说。
“好的。”问完我们之后他就去了另外一节车厢。
五分钟之后，火车又开动了。下一站是纽约州的莫尔斯，这是进入美国的第一站。我们面无表情地看着车窗外每一列火车经过时都会出现的情景。突然有一个人大喊：
“喂！你们几个。”
我们转过身，看到站在车厢门口的移民审查员指向我们，这一点毋庸置疑。
“你们几个跟着我下车。”他命令我们。我将他的命令传达给其他5个人，我们按照他的命令下了车，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小办公室，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被捕了，原因是我们违犯了美国的《移民法》。
同一天下午，我们被带到纽约州的劳西斯波因特监禁起来，几天之后，我们又被转移到普拉茨堡监狱，在那里等候秋天的审判。我被指控偷运外国人进入美国，而那5个意大利人是重要的证人。
整件事情让我如坠云里，我想弄清楚来龙去脉，但却因太过烦琐而放弃了。最后，我有机会见到了美国助理律师，我向他陈述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耐心地听着。
“你带外国人进入美国，触犯了美国的《移民法》。”他说。
我反驳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他们是自行来到美国的，我只是和他们坐同一趟车而已！”
“但你已经帮助了他们，你做了他们的翻译。”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我不能帮他们翻译？”我冲他大声吼道。“无论如何，我帮助了他们双方进行沟通。”
“不管怎么样，”他继续说道，“你们已经构成了非法进入美国的犯罪事实，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进入。”
我辩解道：“我并不知道还需要获得允许，因为三年前我去了加拿大，我也已经进进出出美国多达六次，从来没有请求过许可，从未在火车上碰到过移民检查员。在边境上，我唯一碰到的公务人员是报关员，他们只是上来检查一下包裹。”
“这也改变不了你们这次非法进入美国的事实。”他仍然这样说。
“我无法接受您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们在边境线的另一侧—加拿大已经接受了询问，那时火车还没有开动，如果我们因为任何原因不被允许入境，那时就应该拒绝我们入境，检查员那时候应该告诉我们。”
那位律师打断了我：“检查员不需要你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他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做了。”我像机关枪一样反驳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条法律，他都应该警告我们，而他却耍了我们，误导我们去触犯法律，好让自己立功。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务人员有什么用，是他，而不是我，带外国人进入美国！”
“几个月之后你肯定不是这种态度了。”他略带威胁地看着我。
“也许我会，也许我不会。”我很快便恢复了理智，在心里默默地咒他下十八层地狱，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但他显然看透了我的想法，然后结束了会谈。
我和其他五个人在普拉茨堡监狱一直待到了10月份，受尽了煎熬，而且不能提出保释。幸运的是，我可以有一间单独的牢房，而其他犯人都被强制挤在一起。我平时就用睡觉和看旧报纸来打发时间，但是狱中的生活绝望而无聊，我的精神近乎崩溃，两个月已经让我不堪忍受，只要能结束这种生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很明显，那位助理律师是一位心理学家，我这样评价他，心理学家并没能准确表达我对他的定位，但心理学家听起来要好一些。他只是稍微想了想，就知道或感觉到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这个人究竟拥有多么神秘的直觉啊！在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工作实在是浪费！他是一个天生的骗子！在哄骗和玩弄容易受骗的人方面，他绝对是一个行家里手！
他主动来找我，告诉我他对整件事情都感到很抱歉，处理这一案件自己也觉得很棘手，但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他发过誓，要维护宪法的尊严……那时，我从来没想到应该告诉他，虽然宪法被维护了这么久，但已经败絮其中了。当时的我竟然对他的窘境感同身受，难过得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导致这么好的人陷入如此这般困境，我怎么能这么蠢，真是羞愧难当！
情况已经变得很紧急，我真的希望他能够竭尽全力帮我，当着他的面大哭了一场，我非常害怕！但我穿的制服未经过缩水处理，眼泪让衣服缩了水，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穿着短裤的服务生。
“查理，”(当他们想哄骗我的时候，通常叫我查理)他说，“我非常想帮助你，你是个非常棒的家伙，但是你肯听我的建议吗？”
还不知道他的建议是什么，我就迫不及待地说：“当然了，我一切都按你说的做，朋……”我本来想说“朋友”的，想了想觉得不妥，改成了“先生”。
“那么服罪吧！”他一脸诚恳地催促我。
“让我服罪？哪有这种事？”我激动地跳了起来。我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仁慈的人，没想到并没有那么仁慈。
“别激动，查理，”他接着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坚持要审判的话，你一定会被判有罪。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法官会支持检查员的说法。别忘了你是个有案底的人，法官不会相信你的，还没有审判，你就已经被判刑了。”
虽然我嘴上没说，但我的确同意他的看法。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如果没有钱或者有影响力的朋友，和政府对抗是多么无望。但我也没有马上屈服。
“如果我被判有罪，也不会比我主动服罪差到哪里去。”我说。
“哦，当然有差别！”他解释道。“不要以为法官多么仁慈，他可能会将你长期驱逐出境，偷运一个外国人入境将会被判两年徒刑和1000美元罚款，那么法官会判你10年徒刑和5000美元罚款。
“如果我主动服罪呢，会面临什么处罚？”我问。
“我想应该轻得多，”他耸了耸肩膀，“可能最多罚款50美元。”
“但是这个罚款我也交不起，”我告诉他，“我没有50美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得不蹲一个月的监狱。”他解释道。
“你确定吗？”我有点不太相信。
“当然！”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怎样量刑完全取决于我，法官通常会听从地方检察官的意见。”
“如果我服罪的话，在交了50美元罚款之后，你保证他们会把我放了？”我又问了他一遍。
“是的，”他说，“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给法官说的。”
是的，他说了，但是只有他自己、法官和上帝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我信守了诺言主动服罪，他站起身来将一些文件交给了法官，他们两个窃窃私语，法官浏览了一下文件，斜视了我一眼。然后说：
“哦，有什么用呢！……服刑两年加500美元罚款！”说完他将那些文件递给了身边的助手。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之前，一个人，我猜是副检察官，就架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出了法庭。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我一定还会被指控暴力伤人和藐视法庭，我实在太气愤了。
几天之后，我和另外四名罪犯在几名检察官的押解下，前往位于南部城市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服刑。
在我被宣判之后，那五名意大利人马上就被无罪释放了，而且作为政府的证人，他们还领取了两个多月的津贴。他们也被允许继续留在美国！读者们，你们能搞清楚整件事情吗？我不能，从那时起，我就绞尽脑汁地想要搞清楚这件事，但至今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