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明遺民性詩學

回顧明清易代之際詩學，一些沉重的問題不期然縈繞於腦際——對於異族入侵後的倖存者來説，寫詩何爲？當一個歷史、文化名城，譬如揚州，可以在幾天之内被摧毁殆盡，當人的生命脆弱如朝露夕槿，此時此際，作爲一個詩人，有何意義？百六陽九，天崩地坼，種種的悲劇曾否催生了别具一格的詩學？苟若有之，此一新的抒情模式與晚明詩歌及其尚奇美學、個性追求，又或與17世紀後期的清詩及其雅正的典範，分别何在？在本章中，我將藉著討論錢謙益在明亡後提出的一種明遺民性詩學，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融會了中國史學與詩學傳統中若干至關重要的觀念與價值取向。⁽¹⁾雖然他亟亟取汲於古代的文史傳統，他並非意在復古。究其實，他的目的在於爲明代的倖存者、遺民們打造一片詩學空間，而他也渴望與他們共享這一空間與價值體系。此外，對於此等作品，他也提出了一種解讀策略，俾同代及後世之讀者採用。

下文將仔細釋讀錢謙益的重要文章《胡致果詩序》，⁽²⁾並考索、梳理相關的文學、文化、歷史脈絡，以期闡明錢氏詩史理論的要義。《胡致果詩序》篇幅不長，但就其宗旨及議論而言，在明代詩學的脈絡及明清王朝更替的背景下，意義重大。要之，它反映了明遺民性文學作品普遍的特徵，也提供了一種批評範式。復次，藉之，我們頗可領略錢謙益晚年費心經營的一類詩歌（此等詩篇乃其最受讚賞者）。

要認識明清之際詩歌的特徵，《胡致果詩序》是絶佳的切入點。但這篇文章並不好懂。全文滿是對歷史和時事的指涉，典實繁富不止，文辭又瑰麗多姿，個性張揚，需要展開詳箋細釋，才能曉其文義，探求其義，盡其幽微。

《胡致果詩序》作期考

《胡致果詩序》文後未署年月，但最有可能作於1656年春，錢謙益逗留南京之時。錢氏於文中提及他與胡致果曾在金陵晤面。錢氏1646年從清廷辭官，1664年去世，期間曾四度勾留南京。第一次是從1648年到1649年，因捲入復明活動，錢謙益被逮繫南京。1651年初冬、1655年末至1656年春、1657年冬，他又曾三次往訪南京。在另一篇未署作期的文章《贈别胡静夫序》中，錢謙益説，先前在南京曾爲胡氏詩集作序，七年之後，二人又得晤面，遂再爲其詩撰一序（此即《贈别胡静夫序》）。⁽³⁾訪客即將辭行，主人作詩文送别，題中常用“贈别”一語，由此可知胡氏有拜訪錢謙益之事，而錢寫此序以贈别静夫。胡氏訪錢謙益於常熟府中，文獻無載，但不妨從史家陳寅恪（1890—1969）之説，繋胡氏之行與錢《贈别胡静夫序》之作期於1662年。⁽⁴⁾

陳寅恪給出日期，卻未作考辨，吾人或可以二詩（一錢作，一胡作）的内容與背景爲證成之。1656年逗留南京期間，錢謙益寫過一組詩，題爲《丙申春就醫秦淮，寓丁家水閣，浹兩月，臨行作絶句三十首留别留題，不復論次》。此三十絶，大多賦詠南京朋儕，而詩其十八即爲胡氏而作。⁽⁵⁾據此，可知二人於1656年確曾會面。約從1656年起到60年代初，錢謙益曾採集同代詩人之作，編纂爲《吾炙集》。《吾炙集》載胡氏三詩，其中一首題爲《虞山檜歌，上大宗伯牧齋夫子》，乃胡氏歌頌錢氏者。此詩對我們刻下的考證大有助益，節録如下：

矯矯虞山檜，夭挺虬龍姿。

高柯應北辰，清風貫四時。

……

樵人礪斧曷敢近？神物抱節誰能窺？

我時翹首不得見，再拜先生冰雪儀。

……

七年遥隔杜鵑夢，二月重逢楊柳絲。

花霧霏微舊陵闕，白頭喬木兩含悲。⁽⁶⁾

胡氏將錢謙益比作檜樹，而此樹所在之處很明確——它植根於錢氏家鄉虞山。詩中呈現的檜樹具體而生動，似來自實際觀看而非詩意想像。胡氏曾訪錢氏於常熟，由此益可佐證。此詩還透露，他與錢謙益再次會面，是在當年二月，距上一次相見已有七年。這和錢謙益在《贈别胡静夫序》中提到二人重聚的時間大體相符。胡致果的《虞山》詩與錢謙益的《贈别》序，應就是因胡氏虞山之行而産生的。讀《丙申春就醫秦淮》詩，可知二人曾於1656年會面，而除了我們剛剛考查過的二處外，並無其他記載提及二人曾經相見，故而把他們的重聚繫於1662年，似頗合理，也可因而推斷，七年前在南京，錢謙益寫了《胡致果詩序》（1656年到1662年之間，約莫七年）。

將《胡致果詩序》的作期繫在别的時間點不太可取，原因如下。從1648年到1649年，錢謙益確實在南京住過一段頗長的時間，但那是“頌繫”期間，未必有足够條件寫作《胡致果詩序》。此外，錢謙益《贈别胡静夫序》首句爲“往余游金陵”。其時錢氏逮繫金陵，情況狼狽，用“游”字不妥。不過，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在審訊之初，情況是很不妙，但幾個月下來，錢謙益的處境似乎大爲改善。在居留南京的後半段，他是有可能寫下《胡致果詩序》的。⁽⁷⁾的確如此，在錢謙益這段時間的詩集中，我們看到錢氏參與了一些交遊與文學活動。到了1649年，他已經重拾内心的平静，寫下了不少詩文。同時，他也借閲南京友人所藏詩文集，爲正在編纂的《列朝詩集》收集素材。可是，要是繫《胡致果詩序》於此一時段，《贈别胡静夫序》就要放置在1656年。但是，胡氏的詩明白透露，二人的重聚發生在虞山，而且是在其年二月。而從1655年冬末到1656年春，錢謙益不在虞山，而在南京。以此，我們可以排除錢謙益在1649年寫作《胡致果詩序》的可能性。1651年也不像是《胡致果詩序》的作期。那年九月前後，錢謙益爲避壽而逗留金陵。以市囂聒耳，乃出城棲，寓僧寺，與二三禪侣優游浹月，論三宗而理八識。此次短遊，錢謙益似乎與南京文人圈互動不多。僅剩的另一可能性是1657年，這年錢謙益在南京過冬。但是，二人於本年見面的記載或綫索並不存在，而且所有相關文獻更指向1656年，我們不妨也排除1657年。

錢謙益爲胡致果寫下意味深長的《胡致果詩序》，可胡致果是誰？他又爲何赴常熟拜訪錢謙益？關於胡致果，我們所知不多。胡氏並非明清易代之際的著名人物，其生卒年無考，生平事蹟也不詳。有限的文獻予人這樣的印象：明亡之後，胡致果在南京過著避世隱居的遺民生活。因其詩歌，胡氏在時人口中獲得一定的讚譽，但僅限於遺民群體之中，在遺民圈子之外，似乎不見胡氏蹤影。胡氏的詩歌只有少量傳世。⁽⁸⁾在錢謙益的《丙申春就醫秦淮》詩中，胡氏乃一隱居好學之士，而《胡致果詩序》及《贈别胡静夫序》透露，胡氏好爲詩歌，抱負不凡。而且，下文將論及，在《胡致果詩序》中，胡氏被形容爲一個十足的明遺民。錢謙益的描述與卓爾堪（1653—1712以後）⁽⁹⁾《遺民詩》中胡氏小傳所載大體一致。《遺民詩》收録胡氏詩十三首。從《遺民詩》我們得知胡氏名其毅，字致果，號静夫。胡氏生於江寧，有《静拙齋稿》（現已不存）。在卓爾堪筆下，胡氏乃一“謙謹”、“自持”之人，其詩以“沖淡”見長。在我看來，在胡氏現存的所有作品中，幾乎没有一首符合錢謙益在《胡致果詩序》中所述胡氏詩的風格。⁽¹⁰⁾當然，存在這樣的可能：錢謙益當日讀到的胡氏作品與我們現今可見的胡氏詩大有不同。

關於胡氏虞山之行的原因，我們所知更少，不過陳寅恪對此作過推測。陳氏認爲，錢謙益乃江南地區復明運動的地下領袖，而胡氏到常熟，是向錢氏報告1659年鄭成功被清軍擊潰之後南京的新近情況。陳寅恪進一步主張，具體促成胡氏1662年之行的，是清順治帝（1644—1661在位）之新逝。清帝既薨，明遺民互相走動，評估眼下形勢。⁽¹¹⁾細味胡氏之《虞山檜歌》，可見陳説未嘗無理（至少部分有理）。胡詩有如此二聯：

百草委霜困鶗鴂，群萌向暖復葳蕤。

獨此潛根凍壑走，依然拔地蒼雲垂。

前二句呈現的景象，是寒冷中凋零的草木與向暖而生的新芽。傳統讀者知道，此中意象近似《離騷》。在《離騷》中，“芳草”象徵被諂媚者擠出朝廷的有德之人。此一象徵意義因句中的杜鵑（此處作“鶗鴂”，在詩的另一處作“杜鵑”）而得到進一步發展。《離騷》原無杜鵑意象。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杜鵑唤起對故國的思念與哀傷。這將《虞山檜歌》導向明清易代之際的特定政治與歷史形勢，也在暗示，明遺民未能戰勝日益强大的清朝。很多人正設法獲得王朝的青睞，謀求重返仕宦之塗。與之相反，在上引後二句中，這棵檜樹以此形象出現：即便面對壓倒性的逆境，它甘願爲了原則和信念而獨立蒼茫。它隱藏的根仍在伸展，樹幹拔地而起。這些意象似乎隱喻著，他在同道同志中已經贏得讚美與尊重。胡詩的另一聯將他塑造成史册上足堪留名的偉人：

丞相黄冠指南録，尚書赤舄居東期。

本聯旨在頌美錢謙益。胡致果在上句把錢謙益比作南宋的文天祥（1236—1283），在下句則以東晉謝安（320—383）喻之。《指南録》爲文天祥之作。文氏力抵蒙元入侵，爲宋殉難，其事蹟膾炙人口。在後世，文天祥成爲忠貞愛國的象徵，許多明遺民引文天祥爲模楷。苻堅大軍犯境，謝安指揮若定，淝水一戰，大敗之，拯救了東晉。此處特别提及謝安人生中的一個細節。謝安爲勢所逼，退隱東山久之，最後再起，蒙召回朝。錢謙益讀本聯，當感欣喜。胡致果意謂當時機來臨，錢氏必以其風高亮節、忠貞不渝而蒙寵召，躋身大位。

很明顯，胡致果不僅僅將錢謙益視作文學導師。《虞山檜歌》中意味深長的象徵、隱喻及其寓意表示，二人的情誼乃建基於明遺民的道德、情感與價值觀，也許如陳寅恪所稱，二人正共同參與某一復明運動，也不無可能。胡氏的《虞山檜歌》提供了一個窗口，讓我們看到一些明遺民是如何看待錢謙益的。以此，我們自然期望，錢謙益在《贈别胡静夫序》中也會透露若干胡氏明遺民方面的事蹟。遺憾的是，相對而言，錢謙益的《贈别胡静夫序》只聚焦於二人的情誼以及詩歌的創作問題。在文中，胡氏以認真、敏感、情感强烈的詩人形象出現，而這幾乎就是全部了。要更瞭解胡氏，我們不得不轉向他處，比如《胡致果詩序》。它是本章探論的重心，文中透露了更多胡氏的思想感情。但即便是在那裏，也無多少胡氏的生平事蹟可言。⁽¹²⁾

詩與史關聯的傳統理論：關於“褒貶”、“美刺”與“微”的修辭

錢謙益《胡致果詩序》開首云：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于史。⁽¹³⁾

古今論者主張《詩經》與《春秋》之間有直接關聯，依靠的是孟子之言：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¹⁴⁾

錢謙益在文首即用此意。據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乃出於憂世之心：“世道衰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¹⁵⁾在另一處，孟子指出孔子所欲批評的對象：“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¹⁶⁾錢謙益《詩》、《書》、《春秋》“首尾爲一書”的觀點，卻不應看作僅是孟子説法的重述。孟子指出，《春秋》出現在《詩》之後，其間存在某種因果關係，他也暗示《詩》和《春秋》都有助於“王道”。孟子也認爲《春秋》是一部歷史著作。然而，在整部《孟子》中，孟子並未於任何一處宣稱《詩》有其自身的史學意義。孟子引孔子之言以强調道德教訓乃《春秋》的一個重要維度，但孟子並没有説，《春秋》中的道德教訓也可見於《詩》。

錢謙益有别於孟子，在於他斷言：（1）《詩》、《書》和《春秋》有著相同的本質；（2）孔子編《詩》，實際上將詩歌形塑成爲歷史；（3）《春秋》詮釋學的批評術語“微”、“變例”、“微言”同樣也適用於談論《詩經》中某些詩的風格特質（此見於文章稍後部分）。在我看來，錢氏的這些主張其實得力於漢儒的經典詮釋學。

對現代讀者來説，據説是孔子傳下來的五經中，《春秋》格外枯燥。⁽¹⁷⁾它是一部編年史，記載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之間孔子故國魯國的種種事件，包括即位、死亡、戰争以及災異。不過，或許在上世紀古史辨學派致力於推倒傳統偶像之前，在中國讀者（也包括日本、韓國、越南讀者）中，《春秋》享有歷史與道德倫理之書的雙重身份，乃判斷善惡的指南。讀者爬梳那些枯燥的文本，尋覓孔子睿智之所在。《春秋》及其三傳曾對中國傳統思想産生過莫大的影響。⁽¹⁸⁾

《春秋》的注疏立基於一個前理解，即，《春秋》的字面義與其寓意之間存在著一個差距，亦即存在著一個“文本”（text）與一個“潛文本”（subtext）。人們相信，通過“筆削”，或謂歷史敘事的選擇性呈現，孔子對政治事件及人物表達了道德與政治判斷，作出“褒貶”。由於當時的種種制約，孔子無法暢所欲言。並且，《春秋》有許多批判，事涉周王及列國諸侯、大臣，孔子不在其位，不能直議其人，正如孟子説的，那是周天子之事。於是，孔子訴諸“微”的修辭學。⁽¹⁹⁾《春秋》之“大義”乃道德與政治批評，而它體現在“微言”或“微辭”中。⁽²⁰⁾杜預（222-284）是《春秋》早期注家之一，他提出“五例”，以統攝《春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的修辭手法。⁽²¹⁾第一例即爲“微”，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描述第二例和第三例。錢謙益文中有一段落著重地論及“微”（詳下文）。與此五例密切相關的是另一對傳統《春秋》學術語：“例”與“變例”。後者也見引於錢文。“例”描述遍及《春秋》，事件符合範式的敘述，而“變例”，描述不符合範式的敘述，即見於句段中或書寫内容，或序列結構的異常情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措辭與常態有所不同。長久以來，這些變例之文都是注疏者的詮釋遊樂場。他們認爲，這些異常句段肯定暗藏諷議，而其語詞乃最富隱微意義者。他們誓要發微揭覆，“推變例以正褒貶”。⁽²²⁾

漢代是“託寓解讀”（allegoresis）的全盛時期。在這個時代，《詩經》的詮釋活動也出現類似上述《春秋》學的發展。在毛詩學派的箋解策略中，《詩經》的詩性文本總被認爲帶有超乎語言的指涉，讀者要從文本誕生時的歷史或社會現實中尋求確解。作者的“志”（the authorial intention）被放大，道德教化被視作理所當然。毛詩學者認爲，詩人賦詩，一定懷有説教的意圖，通過“美”或“刺”，對統治者要麽“勸”，要麽“諫”。⁽²³⁾爲了讓文字産生最佳的教化作用，詩人且“主文而譎諫”，務令“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²⁴⁾

由是觀之，詩歌作爲一種勸誡行爲，與歷史相似，二者都帶有道德倫理方面的目的。⁽²⁵⁾修辭方面，歷史寫作中的“微”和與之對應的，詩歌中的“譎”，都依靠文本所生發的影射、象徵、賦義力量。正是在此一歷史悠久、深入人心的詮釋學思路下，在《胡致果詩序》接下來的部分，錢謙益將思考史性與詩性書寫之間“微”、“變例”與“微言”三者的關係。“微言”，簡言之，指的是一個象徵系統，建立在模糊、晦澀、委婉語和曲折的表達之上。在《胡致果詩序》稍後部分，錢謙益將提出明遺民性詩學的特殊修辭方式。上述這些概念對瞭解這種修辭方式極爲重要。因此，請容許我先離開論述主軸，作一番有必要的探論。我將舉《春秋》二例，它們具有“微”的特徵，有助於我們理解錢謙益所指之“微”爲何。

下例見於《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傳統相信，此爲“變例”之屬：

曹殺其大夫。⁽²⁶⁾

孔穎達（574-648）在《春秋左傳正義》中以魯文公七年的類似記載“宋人殺其大夫”闡發之。對此，《左傳》解釋：

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是仲尼新意變例也。⁽²⁷⁾

原則上，如果殺人行爲正當合理，《春秋》會明言死者爲誰，以此傳達譴責之意。要是不按此例書寫，即歸咎於殺人者。然而，在此一例子中，作者没有披露殺人者的姓名，一方面因爲此事涉及的不止一人，另一方面，也因爲關於此一血腥行爲，殺人者也無需背負罪名。死者是在一場正義的反抗鬥争中意外被殺的。

下爲“微言”之顯例。

魯定公元年，《春秋》經文極其簡約，云：

元年。春，王。⁽²⁸⁾

此一記載乍讀之，真莫名其妙。《春秋》記述魯國諸公即位，都不是如此結撰的。另外十一位魯公即位，《春秋》遵循兩種敘事模式，要麽是：

元年。春，[周]王正月；[魯]公即位。

這種表述出現了七次。要麽是：

元年。春，王正月。

這種有四次。對定公的記載没有言及“王正月”或“公即位”。《公羊傳》抓緊這個機會，暢論孔子的“微言”修辭：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²⁹⁾

傳文先是予人這樣的印象：孔子是在評議魯國的季氏，因爲這個豪族控制了王國，權傾朝野。然而，傳文末卻披露，此一帶有“微言”的記載針對的是“主人”，在此例中，即魯公。《公羊傳》没有説清楚孔子在批評魯公甚麽。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倒是對這些“微言”給出一個自成理路的解釋。孔氏認爲，這一記載旨在譴責魯昭公和定公，同時它也揭示了其時魯國嚴峻的政治形勢——定公繼位前數代，魯國的統治者已經變得軟弱無能，而季氏漸漸權傾公室。公元前517年，昭公（他本人絶非有大能力的君主）發動了對季氏的攻擊，希望逆轉形勢。攻擊的結果是昭公自己的流亡。公元前510年，昭公死於異國。依孔穎達之見，諸侯逃離世代相傳的領地是違背禮法與規矩的，昭公本應就命於其位上。隨著昭公的流亡，魯國已然“無國”。以此，昭公死時，定公的即位是非法的。因此，這條記載没有言及“正月”，因爲“正月”是合法性的象徵。⁽³⁰⁾

以上關於漢儒的《春秋》與《詩經》解經學的討論，回溯了傳統經解典範與機制所維護、認可的詮釋／創作行爲，不難察覺，其中有種種特殊的語境與範式。錢謙益所汲取、憑藉的，正是此一古老傳統。他將詩歌建構爲體現歷史的有力媒介。他的目的，在於模糊詩歌與歷史之間的文類畛域，融會國人習知的詩歌的“美刺”與歷史的“褒貶”，從而將伴隨史學的全套價值觀挪用到詩歌上去。⁽³¹⁾在錢謙益的文學靈視中，偉大的詩歌不僅僅是個人才具的顯露，它也應該爲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能量所驅使，作出貢獻，特别是在國家存亡、文化困厄之時。藉著回溯古代的思想及抒情傳統，並挪用原初的價值體系，錢謙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這基礎上，他將開出明清易代之際詩歌的創作觀與詮釋學。

“詩史”的雙重身份

雖然《春秋》與《詩經》在中國思想與文學傳統中是典範的、權威的泉源，但它們去日久遠，是“古董”了。爲了讓讀者相信，源於此二書的創作與詮釋進路是可行且可取的，錢謙益舉出一些不是那麽古老的例子來支持他的論證。在建立了詩歌與歷史之間的聯繫後，錢謙益轉向漢代以後。在《胡致果詩序》接下來的段落中，錢謙益提出一個從六朝（222—589）到唐代（618—907）的詩歌作品譜系。在唐代詩人中，錢謙益高度讚揚杜甫（712—770），並將杜甫的“詩史”奉爲此一系列詩歌發展進程中的典範之作。錢謙益寫道：

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于詩發之。馴至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³²⁾

視乎語境，詩史可譯作poet-historian或poetic history。孟棨（約841—886）首先採用詩史一詞來指稱杜甫，並用它來形容杜甫書寫當代政治、歷史事件如安史之亂（755—763）的作品：

杜逢禄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³³⁾

孟棨此説，《新唐書》中的杜甫傳已見採納。

錢謙益拈出詩史，實際上已將《胡致果詩序》中的時序從遠古轉移至近古。⁽³⁴⁾此中更爲重要的是詩史的理論内涵與潛能，錢氏將充分發展之以供己用。詩史爲文本以及其作者贏得了雙重身份。當詩史用來表示文本時，指這種作品：它具有詩歌的形式特徵，又同時内含史與詩的性質。當詩史用以指稱作者時，指這樣的作者：他既顯示了詩人的秉賦與才具，又見出史家的抱負與能耐。

詩史預設了文本／作者與更宏大的社會、政治、歷史情況之間的扣合與對話。詩史要求文本内藴這些非文字的、不止於個人的元素，也因如此，讀者也應可循著文本中這些元素而得以重構其指涉的種種情狀。詩史此一特質，應歸功於它與杜甫的原始關聯。杜甫懷著道德的、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意識命筆寫作。杜甫是體現社會良心的典範性詩人，是時代問題的批評者，其詩篇以動人的誠摯賦詠了貧困窮苦之人的哀求、渴望與控訴。從一開始，詩史就結穴於當代的、迫在眉睫的、嚴肅的、具體的情事；在明清時期，詩史將發展成一呈顯與見證危機的藝術形式。⁽³⁵⁾

爰至明清之際，錢謙益匠心獨運，其對詩史的改造使之産生本質上的變化。唐代孟棨强調了詩史中的“事”義，將詩歌文本與公共領域聯繫起來。錢謙益則揭示與主張，在詩史的寫作模式中，個人、私人的情感不妨與政治、歷史的情況相互交融生發。以此，曹植、阮籍、劉琨、張載的詩歌於此是作爲杜甫的先驅而被論及的。换言之，錢謙益暗示，杜甫的詩史（如同其前輩詩人的作品）滿載個人情感、經驗，而杜甫開拓了詩歌的社會、歷史、政治視野與内涵。在杜甫的詩史中，文辭、情感與個人聲音都得到彰顯，寫作詩歌應被視作一種心理活動，通過它，詩人將未經緩解的心理負荷與糾結外露化，使之與歷史的、教化的、美學的能量交織互映，同體共構。在詩史的這種結體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歷史的軌轍與形貌，也可以看到個人的情感與處境。

那麽，若要將詩歌與歷史共構起來，錢謙益提倡的這種詩史似乎是相當理想的載體。然而，在錢謙益身處的時代，鼓吹詩史之妙用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於此，我們有必要對詩史在明代的接受史稍作檢討。（在下一節，我們將論述詩史於宋元易代之際的變化。）

詩史發軔於唐，至宋世而更受關注，論者甚夥，然於詩史之爲義，卻衆説紛紜，莫衷一是。尋繹宋人詩文論，杜甫堪稱詩史，理由如下：（1）他的詩歌反映或敘述當時的政治事件；（2）他給出詩歌所涉及之事的時間、地名和細節；（3）他的詩歌以狀物見長，富有現實主義色彩；（4）他運用典故天衣無縫；（5）他的詩歌措辭精確；（6）他衆體兼擅；（7）他的詩歌感情熱切而誠摯；（8）他的詩歌體現了《春秋》的“褒貶”義法。⁽³⁶⁾當然，上述各項特徵不是完全獨立、排他的，但總的來説，（1）到（3）描述杜甫對題材的選擇及其相關文體特色；（4）到（6）讚揚杜甫的詩藝；（7）讚美杜甫的真誠；而（8）揭示杜詩與唐代以前書寫傳統的關係。

宋明二代詩人、評論家都尊崇杜甫，但側重有所不同。宋人“主理”，好“議論”，“尚事”，他們讚美杜甫敘述性、話語性的方面，認爲杜甫的詩史之作妙絶古今。十六世紀下半葉是明詩的高峰。通過模仿所謂盛唐的文學範式，復古派詩人竭力追求唐詩高揚的神情氣韻。盛唐詩人杜甫固然是他們心摹手追的典範，但他們没有稱揚杜詩敘述性、話語性的方面。明代詩人講求“情”、“調”、“色”、“味”。以此，明人認爲杜詩意象化、比喻性的特質最堪重視。至於宋詩的哲理性、議論及敘事傾向，明代詩人嗤之以鼻。⁽³⁷⁾杜甫的詩史頗受明代評論家所譏議，儘管我們覺得他們真正要攻擊的對象是宋人之詩，而非“詩聖”杜甫。

在明代評論家中，楊慎（1488—1559）對詩史的批評火力最强。他認爲模糊詩歌與歷史的文類界綫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在他看來，杜甫那些帶有敘事傾向與批判意圖的詩歌是其全部作品中最爲下劣的：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³⁸⁾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藴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角，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³⁹⁾

中國傳統詩學有“六義”或“六藝”之稱，其中“賦”、“比”、“興”關乎創作技藝（雖然這樣説難免過度簡化）。賦、比、興既是創作技巧，又是詮釋與批評的概念，情況複雜，三言兩語很難解釋清楚。⁽⁴⁰⁾不過，大體而言，賦主要是描述性、敘述性的，而比與興顯然是意象化、隱喻性的，有時還可以是託寓性（allegorical）的。宋詩人氣性傾向賦，他們讚揚杜詩中的賦，並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賦。他們熱衷於賦體是他們推崇詩史的主要原因。明代詩人强調比興，因而垂青於杜詩此種特徵，並在自己的詩作中刻意學習。以明代詩人視之，詩史與賦勾結，乃對詩歌藝術的污染，品味低下，甚至令人見之欲嘔。

晚明時期，在詩學領域有一席之地的陳子龍（1608—1647）曾嘗試爲杜甫使用賦體辯護，⁽⁴¹⁾但陳氏仍堅稱：“君子之修辭也……六義並存，而莫深於比興之際。”⁽⁴²⁾陳子龍的詩歌有一種華麗燦爛之美。陳子龍講究藝術，但他的詩作仍富社會與政治現實的關懷，對政治之闕失、生民之艱瘁每多反映。但怎麽説陳子龍都是復古派的追隨者，他不主張寫詩過多使用賦。

詩史的理念與實踐在明清易代之際復興。在我們正在討論的《胡致果詩序》中，詩史因獲得重要的新變而焕發生機。首先，錢謙益賦予詩史一種抒情性的，强韌有力的特質，它能够呈現“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尤有進者，錢謙益不喜顯露無遺的指陳與敘述，這決定了他對比興的側重。他提倡“微”的藝術。將“微”帶入詩史，無異於提升詩史中比興的作用，弱化宋代詩學崇尚的賦。錢謙益對詩史的理論建設至此已大抵完成。然而，要將詩史引向他設想的典範性位置，錢謙益還必須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詩史，特别是杜甫的詩史，是否“褒貶”（《春秋》書法意義的）的合適載體？换言之，見於《春秋》的這種批評，是否能體現於在不同歷史環境下産生的文學作品，比如唐代杜甫的詩史？再引伸開來，這種批評能否見諸唐代以後别的歷史時段的作品，比如明清之際的詩歌中？答案是肯定的，但不在《胡致果詩序》中，我們要在錢謙益的另一學術著作《錢注杜詩》中探求之。⁽⁴³⁾《錢注杜詩》是錢謙益嘔心瀝血之作，創始於錢氏中歲，而錢氏一直到臨終之際仍在修訂此書。此一投注了四十多年心血的學術工作在錢氏身後才得以出版。⁽⁴⁴⁾

錢謙益箋釋杜詩，採用了見於《春秋》傳疏中的分析方法，如對詩中的批評之意及修辭手法，有以“春秋筆法”與“微言”闡釋之者，兹舉數例如下。

在《新安吏》官名“僕射”的注文中，錢謙益揭示，此中含有出之以微言的批評：

汾陽[郭子儀]初敗於潏水，詣闕請貶。降爲左僕射，已而加司徒，進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⁴⁵⁾

在《昔遊》“吕尚”注中，錢謙益認爲，《春秋》之精微、微詞，可見於杜甫的作品：

似指房公罷相後，册封清河郡公也。言國邑雖封，而相業則已矣。楚山以下，自傷其不遇也。其文意似斷續不可了，所謂定哀多微詞耳。⁽⁴⁶⁾

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的箋文中，錢謙益闡釋了杜甫“微”的修辭與“褒貶”的意圖：

佩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宫殿踰制也。世家遺舊史，謂《史記》不列于世家。開元中勅升爲列傳之首，然不能升之于世家。蓋微詞也。道德付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記吴生畫圖，冕旒旌旆，炫耀耳目，爲近于兒戲也。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静無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即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安肯憑人降形，爲妖爲神，以博世主之崇奉也。身退以下四句，一篇諷喻之意，總見于此。⁽⁴⁷⁾

綜上所述，《錢注杜詩》運用了《春秋》的批評模式注解杜詩。此外，此書的“詩史”用心也值得注意。正如論者所指出的，錢著堪稱杜詩評注的新範式。錢氏之後，不少清代學者師法其範式以治其他詩人如李商隱（813—858）與蘇軾（1038—1101）之詩。杜詩評注，由來有之，歷史悠久且極其豐富，此不在話下。錢著與衆不同之處，在於其博大精深，以及以歷史主義（historicist）的眼光看待詩歌文本。錢謙益將杜詩“歷史化”（historicize），置諸唐代歷史與政治的脈絡中加以理解。同時，他又利用杜詩中的細節，豐富我們對唐代的瞭解。錢謙益的杜詩箋注標誌著明清時期中國詩歌詮釋學的新發展，而“以史證詩”、“以詩證史”即其特色。

《錢注杜詩》固是殫精竭慮的學術著作，但也有“抒情”的特質，甚或有“自我建構”（self-constitution）的一面，因爲書中某些文字，是在注杜抑或注己，難究其實。論者就曾指出，錢謙益隨心所欲地搬弄歷史（杜甫詩中的唐代歷史），以批評晚明政局，又或通過議論古人之行藏出處以文過飾非，粉飾其因成爲明清“貳臣”而蒙受的惡名。錢謙益的後輩友人方文（爾止，1612—1669）就説過：“虞山箋杜詩，蓋閣訟之後，中有指斥，特借杜詩發之。”⁽⁴⁸⁾陳寅恪更認爲：

細繹牧齋所作之長箋，皆借李唐時事，以暗指明代時事，并極其用心抒寫己身在明末政治蜕變中所處之環境。實爲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⁴⁹⁾

循著這樣的思路，難免有人會認爲：錢謙益對唐李泌與房琯富於同情的刻劃，毋乃自傷其於晚明權力鬥争中屢遭折辱的經歷。錢氏揭露杜詩中對玄宗、肅宗、代宗的批評，意在暗諷晚明君主，特别是崇禎皇帝。錢氏對賀蘭進明及李輔國所發的尖刻之詞，其實意在譏刺錢的政敵明朝大臣温體仁、周延儒等。錢氏考論唐將借胡兵蕃將以平定安史之亂，目的在影射明朝將領吴三桂聯結滿人以鎮壓李自成之事。在杜甫《秋興》組詩的箋文中，錢謙益感歎：“此翁老不忘君，千歲而下，可以相泣也。”⁽⁵⁰⁾或謂此中可見出錢謙益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以及其對明朝君主的忠貞不渝。凡此種種，論者已多。然而，不妨進一步考論的是，錢謙益的某些箋注流露出他對滿人亦有接受、妥協的態度，其立場近於《春秋》所謂“用夏變夷”之意，是一種文化而非唯種族論的態勢。⁽⁵¹⁾總之，錢謙益的杜詩批評富有遺民之思，也在在有“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分。

總而言之，通過藉古喻今的詮釋策略，錢謙益在其富於創造性的杜詩箋注中融會了多層意義。讀者咀嚼錢氏的箋注文字，如同品味詩史作品。於其中浮現的意義，至少是雙重的，一重是字面義，建立在杜甫原本的詩史，即杜詩中的歷史和作爲歷史的杜詩；一重則指涉隱喻甚或是託寓的意義，是從錢謙益與杜甫的融合而來的，於此，唐代的詩史參與了明清易代之際的詩史與錢謙益個人的生命史。

國家創傷（national trauma）、詩史、野史與宋遺民詩中的“詩歌見證”（poetic witnessing）

誠然，詩史其來有自，且不乏名篇，不愧詩歌藝術之名。但是，有必要急著把它重新提倡，鼓勵時人傾力爲之嗎？下引《胡致果詩序》一段，即錢謙益對此問題的回答，這也是《胡致果詩序》全文最重要的突破面。錢謙益重點地解説了宋元易代之際詩歌中的“歷史驅策”（historical imperative），而他的終極目的，卻是要將詩史引進明清之際的寫作實踐。他是向同代詩人與明遺民發出呼籲，而不是一般讀者。錢謙益在遺民的語境中將詩史重新概念化：

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皋羽之慟西臺，⁽⁵²⁾玉泉之悲竺國，⁽⁵³⁾水雲之苕歌，⁽⁵⁴⁾《谷音》之越吟，⁽⁵⁵⁾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盛於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⁵⁶⁾厓山⁽⁵⁷⁾之故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齧翰，與金匱石室之書，⁽⁵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⁵⁹⁾

在這裏，詩史的概念被巧妙地移接到遺民詩的傳統中。此段開首，列舉了若干名篇，都出自著名宋遺民手筆。其中有些作品，在詩人生前就獲得詩史的地位，如汪水雲（1241—1317以後）之作；有的作品在刊行不久後就擁有“野史”的聲名，如《谷音》所載諸作。這些宋遺民的詩作面貌多樣，有的對其歷史指涉毫不回避隱瞞，有的則刻意採用託寓手法，以達掩護之效。它們的共通之處在於反覆凌亂，興寄無端，涉及宋元易代之際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革，神傷於屬於漢民族的宋朝的覆亡，苦困於異族新政權帶來的新變。⁽⁶⁰⁾國家瓦解，文化消亡，宋元之際的許多作家感到絶望、抑鬱，而他們所見證、經歷的動蕩與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所遭遇的不無相似之處，如舒岳祥（1217—1298）《題潘少白詩》此一聯即云：

燕騎紛紛塵暗天，少陵詩史在眼前。⁽⁶¹⁾

杜甫詩史的典範之作也提供了他們可以師法的書寫方式。倖存的宋遺民將思想、情感形於賦詠，心心念念的是詩史、野史或“詩歌見證”。錢謙益文中述及的詩篇都有此特質，汪元量之作即爲顯例。

汪水雲，名元量，字大有，號水雲。汪乃詩人、詞人、宫廷琴師，以曉音律、善鼓琴供奉内廷，事謝太后。宋亡，隨帝及后妃北上，留大都，侍奉帝后且十餘年。1288年，得元世祖許可，出家爲道士，還江南。南歸後，行蹤飄忽，多與宋遺民往來。汪元量好爲歌行體組詩，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具見其中。元量詩記載了南宋末權臣誤國之狀、宋帝后亡國北遷途中的不堪遭遇，以及皇室在大都的悲慘生活。時人稱其詩爲詩史，而汪元量當之無愧。⁽⁶²⁾

汪元量寫過一首耐人尋味的《妾薄命呈文山道人》。⁽⁶³⁾此詩設爲女子之想，假一位忠貞的妻子之口，勸請夫君殉節，實現忠的意義。詩篇如此收結：

豈無春秋筆，爲君紀其功。⁽⁶⁴⁾

汪元量以本詩呈獻於當時被元人羈囚在大都的文天祥。以此，詩中婦人所述之“志”，實乃元量之志。他答應文天祥，將秉史家如椽之筆，大書特書忠臣足堪垂範後世的烈行苦心。

在另一首詩《答林石田》中，汪元量以野史作者的形象出現：

我更傷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傷心。⁽⁶⁵⁾

汪元量自謙，己作爲野史，而他的同代人，上文已述及，以詩史譽之。元量友李珏（1219—1307）於《書汪水雲詩後》評云：

一日，吴友汪水雲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録》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⁶⁶⁾

於此，李珏調動了《春秋》與《詩經》箋疏傳統中的理念與要義，用以形容汪元量寓意幽遠的詩篇。此中之“微而顯”（我們也會因之而聯想及“隱而彰”），直接來自杜預提揭的《春秋》修辭五例。“哀而不怨”，則“哀而不傷”與“怨而不怒”之合言，⁽⁶⁷⁾乃歷史悠久的“詩教”，主張情感内斂、言辭謹慎。李珏之言，最堪注意者，或非其對汪元量的文學特色本身的討論，而在於其描述汪元量的詩史時，幾乎無縫隙地結合了《春秋》與《詩經》解釋學中的批評元素（其説準確與否，可先置之不論）。或者，可以换個説法。李氏看到汪元量詩中有一“歷史驅策”，汪詩的力量，除了來自汪個人曲折不幸的生命經歷外，還源自其委婉修辭中暗藏的社會評論和批判。宋遺民詩人在他們的詩史之作中結合了傳統詩學與史學的價值觀，並且著重“褒貶”。此一傾向與錢謙益在明清易代之際對詩史的構造與期盼非常接近。⁽⁶⁸⁾

在實現“褒貶”精神方面，宋元易代之際的作家充滿創意，發想高明。例如，文天祥被蒙古人殺害之前，曾有“集杜”之舉，以之製作自己的詩史。他的《集杜詩》又名爲《文山詩史》，收詩二百首。他在自序中拈出杜甫詩史與己“再創作”（re-creation）中的“褒貶”精神，云：⁽⁶⁹⁾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爲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⁷⁰⁾

其實，文天祥大可借孟子評説孔子作《春秋》的名言，更清晰有力地述己之懷抱。他可以這樣説：“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杜之詩，余之集杜，一也。其事則唐，其詩則杜，其褒貶之義則余竊取之矣。”

文天祥集杜，引發了一股新的創作熱情，效之者衆，“集杜詩”成爲宋元易代文學中不宜輕視、值得尋味的一部分。⁽⁷¹⁾杜甫能够穿越時間與歷史，代後世之人發聲抒懷，這證明了杜甫文學的不朽，也證明了杜甫與宋遺民曾活在相似的歷史情境與生存狀況中。⁽⁷²⁾汪元量、文天祥與其他許多詩人熱衷於詩史寫作，他們的詩風也許不一，但都以詩史抒發他們的情感，也以之寄託他們對歷史、時事的批評。⁽⁷³⁾

我們觀察到，宋元易代之際的詩史之作，有些在内容與意旨上變得越來越富於象徵性，越來越有託寓意味，⁽⁷⁴⁾有些則帶有强烈的“歷史性”（historicity），詩之本事（topical reference）歷歷可睹。不論這些作品的傾向爲何，它們體現出的情調每每相似，都是悲愴、神傷的。何夢桂（1228—？）述林景熙（1242—1310）之詩，道出了這一時期詩史之作的整體美學：

竊於詩之變而有感焉。方庠序群居，高談闊論，……變風變雅，不忍言之矣；況復齒及魏、晉、梁、陳以下，窮苦愁怨等語，如細夫、窶人、羈旅、寡婦之爲者！相望十年間，而士大夫聲詩率一變而爲窮苦愁怨之語，而吾霽山詩亦若此。世喪文邪，文喪世耶？古今以杜少陵詩爲詩史，至其長篇短章横騖逸出者，多在流離奔走失意中得之。霽山詩僅見三十篇，其辭意皆婉娩悽惻，使人讀之如異代遺黎。……吾是以重有感於霽山之詩也，吾是以重有感於詩之變也。⁽⁷⁵⁾

這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引錢謙益文開首有點過於簡略的評論：“唐之詩，入宋而衰”，而“宋之亡也，其詩稱盛”。何夢桂回憶南宋末詩人之作爲，語帶體諒，畢竟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後之論南宋詩者，則多無恕辭，特别是錢謙益。對於何夢桂所述宋末詩人入元而詩風丕變，論者或無異辭，但對於何夢桂爲王朝季世詩人的不佳表現所作的粉飾，大概難予同情。一般認爲，南宋末詩人以所謂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爲代表，詩風委靡，無甚足觀。不妨説，末世詩人之作，表現出一種内向、日常的轉向（an inward，everyday turn），詩人沉浸在自己的不幸遭遇之中，所賦詠者，無非細碎無謂之物事，諸如風、雲、月、露、僧、竹、茶、酒。⁽⁷⁶⁾（朱熹[1130—1200]曾論及南宋“所做文字”，嗟歎曰：“是多少衰氣！”）⁽⁷⁷⁾

正是宋元的改朝换代促使詩人們直面更廣闊的世界，以及他們在其中應該擔當的角色與作用。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詩人們將思想、感受、情緒强烈的顫動轉化成一種“詩歌見證的驅策”（an imp erative of poetic witnessing）。“這個世界已經失去了文學”（“世喪文邪”）或“文學已經失去了這個世界”（“文喪世耶”）——“文”也隱喻著人文及文明——就是他們焦慮之所在。此一焦慮驅策著詩人在一首又一首的詩篇中銘刻下他們的（以及這世界的）體會與經歷，以此重新肯定自己存在、仍活著的意義，並爲後世留下歷史見證。詩史成爲宋元易代之世最受青睞的詩歌體式之一，詩人以之回應時代之使命。

明清易代與宋元易代一樣，政權易手和接踵而來的變革帶來廣泛的苦難、混亂與動蕩。詩史寫的是悲劇的種種的根源與情狀，而當它導源於個人的實際經驗時，力量最大，又最可塑。汪元量也許是宋元之際最爲人稱道的詩史作手，其詩作中的歷史性與自傳性同樣强烈。錢謙益也知道，明清易代之際的詩史，客體世界與主體觀照必須交相映照。在錢謙益1656年詠及胡致果的同一組詩中，有一首寫到錢澄之（1612—1693），詩云：

閩山桂海飽炎霜，詩史酸辛錢幼光。

束筍一編光怪甚，夜來山鬼守奚囊。⁽⁷⁸⁾

在錢謙益個人的一項詩史作業中，錢澄之的詩占有特殊的地位。

1656年前後，錢謙益著手編纂一部題爲《吾炙集》的詩集。⁽⁷⁹⁾收録在此集之詩，或以其耳目一新的詩藝，或以其獨具的歷史價值，或二者兼備，而得到錢謙益的垂青。此集收錢澄之詩特多，共68首，⁽⁸⁰⁾都是詩史一類作品。1645年到1650年間，錢澄之參與了中國南方的抗清事業。《吾炙集》所録錢詩反映了他在南明黨争中的磨難，以及他在廣西、廣東南明流亡政權立朝時所經歷的困苦。這些詩作來自親身經歷，委實難得，對我們瞭解南明抗清歷程與諸王的事蹟大有裨益。錢澄之刊有《生還集》，收入其1645年至1648年間之作。於自序中，錢氏嫌稱其作或稱不上詩史，但不妨以“年譜”視之：

……目曰《生還集》，志幸也。其間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⁸¹⁾

錢澄之欲將其詩歌塑造成個人以及國家歷史記憶的意圖呼之欲出。他的詩中載有人名、地名和日期。爲了彰顯詩的本事，增加詩的感發力量，錢澄之用上很長的詩題，有些還帶有副題、解説性附文、行間注。這種結撰方式有助讀者體會詩人的經歷，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讓詩人將相關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記録下來。⁽⁸²⁾這樣形構詩篇，非錢澄之獨創，在宋遺民詩史作家如汪元量、舒岳祥那裏，就可以找到先例。⁽⁸³⁾

看來，對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來説，汪元量是可以師法的對象。可是，到了明代，存世的汪詩寥寥無幾。隨著時間的流逝，大部分汪作都佚失了。正是錢謙益本人，在1631年偶然找到220多首汪元量的作品。（原來，錢氏家藏古籍中就有一册汪元量詩，錢謙益曬書時，偶然發現了它的存在。）錢謙益《跋汪水雲詩》云：

《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⁸⁴⁾

錢謙益對汪元量詩的評價與宋元易代之際汪元量時人的認知没有不同。他認爲，汪元量的詩史有兩個典型特徵：一是汪作成功地再現了與宋室瓦解相關的歷史事件；二是汪氏記述了自己在此等歷史事件中的親身經歷，讀之令人動容。

在本節討論的《胡致果詩序》的段落中，錢謙益在稍後的部分解釋了爲何有必要提倡一種遺民性的詩學。在錢謙益看來，在天崩地坼之時，詩歌比歷史更經得起磨難，也更直接有效。爲了證明他的觀點，錢謙益評論了明人程敏政（1445—1499）編纂的《宋遺民録》。《宋遺民録》成書於1479年，1525年初刊。然而，我們知道，此書在滿人定鼎中原以後才比較流行。程敏政編集了十一位正史無載的宋遺民的作品，以及後人對他們的讚譽之辭。⁽⁸⁵⁾程敏政説明，史之闕遺令人遺憾，因此，他竭力蒐集此等遺民之作，留予後人。從内容到形式，此書都是同類型作品的濫觴；它也涵蓋了與上述遺民詩相約的歷史時段。然而，關於南宋的滅亡及後宋遺民的活動，錢謙益指責程書於某些重要人物及事件未能記載“其人其事”。除了此處，在一篇更早的文章《記月泉吟社》中，錢謙益也抱怨道：

本朝程克勤輯《宋遺民録》……僅十有一人。余所見遺民逸事，吴、越間遺民已不啻數十人，欲網羅之，以補新史之闕……。⁽⁸⁶⁾

錢謙益認爲，這些“遺民逸事”可以憑藉宋遺民的詩篇而重構、再現。上引《胡致果詩序》段落最後的反詰——“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再次提揭了錢氏的論旨：詩優於史。

歷史記憶、情感與創造：明清易代之際的詩史

以上，我們已在比較宏大的文學與思想傳統的脈絡中考論了錢謙益《胡致果詩序》的前半部分。我們觀察到詩史有將傳統歷史與詩學的價值體系融合的傾向；揭示了錢氏倡導此義時不得不面對的困難；也考察了錢氏如何將詩史的概念移接到宋遺民的歷史情境中。在下文討論的《胡致果詩序》的後半部分，錢氏將詩史置入明清易代之際的語境，更著重地指出詩史與歷史記憶、情感與創造的關係。他通過述論胡致果詩歌的抒情特質，而與同代之人展開對話。《胡致果詩序》云：

余自劫灰之後，不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愀乎悠⁽⁸⁷⁾乎，使人爲之欷歔煩酲，屏營徬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按蔡女之拍也。

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也；抑之而微，非微也。

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充其志，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温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柢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剥復之幾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

胡子汲古力學，深衷博聞。其爲詩，翦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深造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⁸⁸⁾

胡致果的詩歌，具有何種特質，能引發錢謙益如此强烈的感歎？答案在一系列與音樂有關的、發人省思的古代故事中。錢謙益將胡致果的詩歌與雍門、莊舄、蔡琰的舊事相比擬，以收借古喻今之效。戰國（前403—前221）時雍門不僅以琴藝知名於時，也因其對好養客的孟嘗君不留情面的批評而名留後世。二人見面，雍門批評孟嘗君沉溺於聲色，也責備他的外交策略魯莽危險。雍門爲他鼓琴，將其意思轉化成一連串撼人心魄的音符。孟嘗君聽罷，傷悲流涕，説：“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⁸⁹⁾同樣是在戰國時期，越人莊舄仕於楚，爲大臣。楚人認爲，他在楚國一定活得愜意，因爲他在越國出身卑微。然而，莊舄抱恙時，滿懷鄉愁，不覺發出“越吟”，流露出對故土的思念。⁽⁹⁰⁾蔡琰（文姬，生年大約在178年）乃東漢出身望族、富有才華的寡婦。在一次戰亂中，蔡琰爲胡騎所獲，被俘入胡，嫁於南匈奴左賢王，且爲生二子。在失身絶域十二年後，蔡琰被贖回漢朝。據傳蔡琰歸漢後，作有三首自傳性的詩歌，⁽⁹¹⁾感傷亂離，傾訴被迫在異域存活之沉痛悲憤。⁽⁹²⁾錢謙益述及的，是三詩中最長的《胡笳十八拍》。不難想像，明遺民會對孟嘗君、莊舄及蔡琰的遭遇感動傷神，因爲他們現在正是“破國亡邑”之人，家園失落，他們不得不活在“胡”人之中。挫折、懷舊與悲憤瀰漫於他們的詩篇中。⁽⁹³⁾

“思深哉”一語，在古文中似乎尋常不過，實際上，它來自《左傳》一名篇。錢謙益不動聲色地暗用了另一與古代音樂有關的典故，將美學與政治結合起來。在此一故事中，吴國的公子札可以通過聆聽某一國的音樂而知其國之盛衰。公元前543年，公子札使魯，他請襄公的樂師爲他演奏周樂。他對《唐》的評論最值得我們注意，因爲他説：“思深哉！其有陶唐氏⁽⁹⁴⁾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⁹⁵⁾錢謙益巧妙地挪用了此數語，以之暗喻在清廷征服下的倖存者，意謂如胡致果和他本人，都是勝國遺民；明朝列祖列宗，皆令德之君；其國之詩，於今滿載思舊與悲哀。

大夫的焦慮與批評

至今，我們應該已意識到，錢謙益對胡致果詩歌的述論環繞著一個中心主題——“亡國”。就連他對《詩經》的引用：“赫赫宗周”、“瞻烏爰止”，也都暗扣此義。此二句來自《正月》，前者出自第八章，後者出自第三章。乍一看，這樣的引用似乎是隨意的，只是爲了給出《詩經》某一類詩的例子。那麽，爲什麽錢謙益不按原本的順序，先引第三章之句，再引第八章之句？細察《正月》此二章，我們發現，此二句實有特殊作用。它們刻劃著一種焦慮，而這種焦慮折磨著一群特殊的倖存者：前明大臣。《正月》以大夫的口吻敘事。（我們記得，錢謙益本是前明禮部侍郎、南明禮部尚書，他本人無疑就是“大夫”。）根據傳統箋解，此詩有兩個可能的作期：西周破滅前夕，或西周滅亡後不久。⁽⁹⁶⁾《正月》第三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