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王冕

《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按照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做法，借一个独立的故事，向读者暗示了他整个的创作意图。

王冕是元明易代之际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元人徐显的《稗史集传》、明初宋濂的文集、清初朱彝尊的《曝书亭集》里，都有王冕的传。吴敬梓就是从这些文字中取得了创作的素材。《儒林外史》第一回的写法，也和一般的传记相似。

三家所传之王冕，细节上略有出入，互为补充，但王冕的基本面貌是一致的。根据三传所提供的资料可知，王冕出身普通的农家，自小放过牛。他的父母大概都没有什么文化，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家学传统。王冕从小就刻苦好学，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由一个一般的农家子弟，转而成为一个当时颇有影响的名士，主要是靠自学。

王冕钻研过《春秋》诸传，《周礼》，读过古代的兵书。宋濂在传中许之为通儒。

王冕通经达古，又爱穿古服，他身上似乎颇有一点儿复古的气息。然而，他又并不迂腐，对现实很关心。在太平景象的背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深藏着的社会危机。他向他的朋友作了天下将要大乱的预言。在将乱未乱的时候，他就预先将家室迁入山中。

王冕胸怀大志，“有当世大略”，颇有用世之心，很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他曾经“仿《周礼》著书一卷”，时时揣在怀里，不让人看。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便独自悄悄地把书取出来，挑灯朗读，自己欣赏一番，然后抚书叹息说，我王冕若不是已经到了迟暮之年，那么，我就拿了这本书去拜见一位应命的真主。即便像古代伊尹、吕尚所从事的那种大事业，恐怕也未必做不成啊！王冕以伊、吕自许，把自己看作能够治国安邦的大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负，以及他的不甘寂寞，不是一目了然吗？

王冕应过科举，徐显说他“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宋濂则记他“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焉者，吾可溺是哉！’”到清人朱彝尊的笔下，又恢复了徐显的说法。朱彝尊或许是另有依据，或许是不想让传主参加那么多次科考，以免影响王冕淡泊功名的形象。所以，他不取宋濂的“屡应不中”之说。尽管徐、朱之说与宋说稍有出入，但王冕应过科举，考过进士而名落孙山，后来又因场屋蹭蹬（旧时读书人考试的地方叫“场屋”，亦称科场。蹭蹬，指遭受挫折。“场屋蹭蹬”：谓旧时士人科场失意。）更加激发了对现实的不满，却是三家所公认的事实。可见，历史上的王冕还不是一个完全绝意于功名的人。生当封建时代的一个普通读书人，要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发挥自己的才华，不走科举之路，又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所以，王冕应过科举，不算什么问题，我们不必把它看得太重。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不是也曾经三次出仕，彷徨了十三年吗？但是，陶渊明毕竟了不起，他终于坚定下来，辞去了彭泽县令的官职，拒绝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义无反顾地躬耕隐居去了。

历史上的王冕既应过举，和京城的达官贵人也有一些来往。但是，由于他生性高傲，不肯低三下四，看人脸色，对功名也不那么热心，所以他终于落得潦倒终生的结局。

徐显等人笔下的王冕颇有一些怪脾气、颇有一些常人不解的怪行为。他的穿戴就与众不同。戴的是高檐帽，穿的是绿蓑衣，脚下一双长齿屐，手握一柄木剑，骑一匹老牛，慢慢悠悠，招摇过市，置“乡里小儿”的“遮道讪笑”于不顾。王冕的脾气好像十分暴躁，很容易生气发怒。“人至，不为宾主礼”“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不怕人家说他不懂礼貌。他敢怒敢骂，不给别人面子，常叫人下不来台。考进士没考上，他气愤地将自己所做的文章也烧了。著作郎李孝先想引荐他做个府吏，王冕竟报之以痛骂：

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

他的怪脾气中，确有一种人格独立的味道。秘书郎泰不华“荐以馆职”，王冕竟嘲笑他说：

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

可见，他的狂傲之中，隐含着他的政治远见和对世俗的鄙视。“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狂，以不狂为妄”，王冕对泰不华的嘲笑，不就是这么一种意识和感情吗？尽管三传中王冕的“怪”和“独”中有很多合理和积极的成分，但徐显等人还是把王冕的“怪”和“狂”渲染得有点过分了。他们津津有味地摄下了传主的很多怪事和狂态。由于他们一心去渲染传主的“怪”和“狂”，对于传主的内心世界并没有真切地了解，所以他们找不到怪事和狂态的内心依据，不能把“怪”和“狂”还原为有血有肉和合情合理的真实。他们写出来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既怪且狂、可敬而不可亲的人物。他不同于历史上真实的王冕，也不同于《儒林外史》中的王冕。

《儒林外史》的第一回，既然被作者赋以“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的重大使命，那么，如何选择第一回的主角，对作者来说，必然是一个颇为斟酌的问题。

王冕故事的哪些因素引起了吴敬梓的兴趣呢？为什么要选择王冕来作为他的开篇人物呢？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儒林外史》从王冕的传记中保留下来的是什么，也就不难窥得其中的要领。

《儒林外史》保留了传主的农家出身，保留了他藐视权贵、鄙视世俗、淡泊仕进的品质，独立不羁的人格。然而，生活的原型毕竟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不对它们进行一番改造、不经历一番思想性格的再创造，就无法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既怪且狂的名士不是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所以他对三传中的王冕形象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把小说中的王冕与原型相比，简直是面目全非了。

吴敬梓全面地提高了王冕的形象。传记中的王冕钻研过《周礼》、春秋诸传，读过兵书，能赋诗，尤善绘画。在《儒林外史》中，则进一步夸大为“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大大地冲淡了王冕原型颇有几分做作的名士气，给角色染上了浓郁的平民色彩。王冕不再是一个好发脾气，行为怪僻和可敬而不可亲的名士，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卑不亢、通情达理、可敬可亲、与一般百姓相处得很好的普通读书人。

《儒林外史》中王冕富有一般读书人的人情味。作者为了突出王冕的人情味，增添了很多细节。王冕与乡邻秦老的友情得到了多处细腻的描绘。这些描绘看起来似乎平凡琐碎，但是，通过这些家常琐事中的人情描写，充分表现了王冕的平民本色。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他曾经带着家世门第的强烈自豪感去观察社会，而在他凝结一生心血写成的讽刺巨著中，却塑造这么一位“嵚崎磊落”的普通读书人，来作为全书衡量、褒贬人物的标尺，这件事的本身不就值得我们深思吗？

在突出王冕身上的那种平民色彩的人情之美时，作者着重刻画了王冕对母亲的孝顺。那种孝顺的方式，不像一位未来的大名士，倒像一位纯朴老成的农家子弟。因为家中贫困，难以生活，王母不得已让儿子辍学，去间壁秦老家去放牛。王冕听了母亲的话，不但没有表示一点儿不高兴，为免伤母亲的心，反而宽慰母亲说：

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

中途辍学，他装得满不在乎；替人放牛，“倒快活些”。去秦家后，“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

在宋濂与朱彝尊为王冕所做的传记中，都记着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放牛的时候，王冕偷偷地去学堂，听人读书，把牛都忘了。回家后，父亲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这个故事在吴敬梓看来，显然有损于王冕“孝顺父母”的形象，所以，虽然故事的原意在于强调王冕自小好学，但吴敬梓也坚决把它抛弃了。不但如此，作者还干脆把王父的逝世提前到王冕七岁的那一年。

关于王冕孝顺母亲的细腻描写，体现了王冕身上那种闪耀着平民色彩的人情之美。这种人情之美中渗透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内涵。

《儒林外史》作者为了提高王冕的形象，不管传记上王冕应过科举的说法，把王冕写成一个绝意仕进，无道则隐，有道亦隐，视功名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不但王冕对做官没有兴趣，连他的母亲也说：

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

王母最后的几句话明显地包含着谴责做官的意思，而且暗暗地把孝和忠对立起来了。

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和第三十二回，我们从两位正面人物匡超人的父亲和娄太爷的嘴里，又听到了类似的声音。有意思的是，作者把他俩强调德行、淡漠功名的话也放在他们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去说，以加强其重要性。匡父在弥留之际告诫儿子“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称赞儿子“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娄太爷在病危时告诫杜少卿“德行若好，就没有饭吃也不妨”。三位正面人物的临终嘱咐，传达出来的是同一个调子，那就是作者吴敬梓的心声。

作者把王冕对功名的厌弃推到了极端，把他写得这样纯洁无瑕，一尘不染，无非是为了给全书树立一个做人的标准。作者特意强调了王冕对功名富贵的决绝态度。所谓“嵚崎磊落”，人所不及，主要是就此而言的。小说后面对儒林中各色人物的描写，无不围绕他们对功名富贵的态度来展开。

如果我们认为《儒林外史》的描写人物，仅仅停留在或局限在对某些人物的道德褒贬上面，那就未免低估了这一部空前的讽刺巨著，低估了作者的意图。小说第一回中，作者借王冕之口，对科举制度大力鞭挞：

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读书人之所以轻忽文行出处，一味地追求功名，根子就在“这个法”。对社会弊病的认识提高到了制度的认识。

纵观全书，可以断言，经过作者改造了的王冕形象，确实体现了作者关于全书的创作意图，起到了笼盖全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