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严宏昌

2.严宏昌

2017年6月以来的1年多时间里,我数十次走进小岗,十几次走近严宏昌,有方向和没方向地同他聊。他所陈述的40年来,首先追述的是40年前。

当年小岗20来户人家,主要由严姓与关姓两个主要姓氏构成。严姓又由不同宗族的两支构成,具体到我们这一支,父亲告诉我的是我们这个“严”世居于此,祖上七辈单传,直到我老太太(凤阳人的称谓,即太爷爷)这一代人丁才开始兴旺,生了3个儿子。其中老二这一支尤其发达,有5个儿子,我父亲严家太是第五子;俊昌的父亲严家齐是第三子。我们是亲堂叔伯兄弟。

小岗另一支严姓从西边的小严队迁移而来,而关姓同样世居于此。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出生在小岗。和儿时的很多伙伴比,我很幸运去上学了。我能去上学,是因为父亲严家太心里憋着一股气。父亲也是文盲,我5岁那年,家里遇到好年成,秋收后余粮比往年稍多,村里的干部希望父亲多交一些公粮,帮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父亲没有答应。干部当着他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父亲很珍贵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看过就笑了,问父亲:“你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家太自私自利,不交公粮,要严肃处理……这一事件让父亲憋屈万分,差点吐了血。他决定,摔锅卖铁吃不成饭,也要让我念书。读完初中,我还想念,父亲就让我再念高中。

在小溪河高中一年级读了一学期,家中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很不甘心就这么辍学了,打背包时,把课本打在里面,想路上有时间再学习。一路往江南乞讨,到浙江桐乡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我们被当地巡逻队关了起来。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上海南翔灾民站。在那里,工作人员打开我的背包,发现背包里全是中学课本时,情不自禁地嚷道:“看看,这是学生,连学生都来讨饭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当即流下了眼泪,我自己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太屈人了!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妻子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觉得我有文化,很喜欢我。第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家老大德凤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我们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我们毕竟是刚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还带着孩子。我妈就让我妹妹跟上了我,孩子的姥姥与舅舅也与我们同行。这样,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风尘到了怀远县。

到了一个村子,我找到了一间牛棚,想凑合着住下,看牛人却不允许,他叫来了生产队长。队长看我们实在太穷了,动了恻隐之心,让三个女的带着孩子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住牛棚。连续四天,都是女的出去要饭,孩子姥姥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让我吃。我老是想着,我是一个有文化的男人,不该去要饭。所以,一直躲在牛棚里。第五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到牛棚,我躺在牛草上没有起身。她问:吃了吗?我仍然躺着,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段永霞气得大吼起来。那些馍我原本舍不得吃,想留下来,带回家大家共享的。结果,都霉掉了。我很懊悔没有及时晾晒它们,但嘴上却不服气。也许是读了书的原因,我身上有了一种虚妄的“尊严”,无法心安理得地要饭!

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对我们有些不满:“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永霞指着我解释:我是生他气,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也让怀远人唏嘘。村民们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我当然乐意。不料,这竟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我可愿意去挖藕?每斤1分钱。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在小溪河中学读书时,我曾经给同学家挖过藕。

挖塘挖藕,整天在泥里拱。看我能吃苦,干活实在,有人又帮我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活。如此反复3年,我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小岗生存不同的地方,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1个月不休息,能有30元,比干农活高多了。而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40多年了,这些标准我依然记着。我从小工干起,几年下来,干到了五级工。看图纸、做预算、进行简单设计,我都学会了,后来就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我当“小包工头”,派活采用的是承包制,一天就那些活,你保质保量地干完,就可以提前下工,所有的人都有工作的热情和效率。到了1977年,我最高时一个月曾往家里拿过200元钱。当时黑市大米的价格2—3角钱每斤,我和永霞都很高兴,肉埋在碗底下吃。

凤阳是“三靠县”,当时的情况是,农村秋收后,自家的粮食能够让农民撑到年底,政府的救济也基本从来年的元月开始提供。但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小岗不合适,这里太穷,基本上每年11月一入冬,政府就必须提供救济粮,持续至次年的夏收季节。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供应8两。不唯小岗村,凡持有粮本的农民,惯例是贷点款也借点钱,买回一部分的供应粮,先卖掉,然后才去买粮本上还剩下的另一部分指标粮。因为粮本上的救济粮食每斤价格为7—8分钱,是平价,若把这些粮食拿到黑市上交易,每斤能卖到2—4角钱。这其间的差价既可以还掉贷款与借款,在买回剩下粮食的同时,还稍有盈余。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但农民先期购买那一部分粮食的钱从哪来呢?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两个工分。40多年前,小岗1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那个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现在你听了,也许是笑话,可当时这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1天挣1分钱也不少啊。

当然仅靠工分挣的钱,并不能保证社员能够买回救济粮。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是,在11月发放救济粮的同时,配有生活救助款与贷款,从公社一级开始分解给大队、小队。一般情况下,生活救助款是3—5元;贷款则稍多,是7—8元。但这两项分解完成后的指标,每个村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两项相加,结果每村仍有接近一半人还是缺乏基本的经济来源。要饭,更准确地说是要钱,就成为获得存活机会的重要条件。讨饭和在集体干生产相比,讨饭收益显然高于工分。

救助款与贷款下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的,也不会平均分配。队干部有获得各种款项,特别是生活救助款优先权。救助款是白给的,不要还的,人人想争,得到的大多数是干部。理由很简单,干部要督促农民干活,责任重大。同时,干部的确也都是穷人,给些救助,没有错。为什么20来户的小岗,差不多每家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分救助这些优先权经过长期博弈而均衡后的结果。道理很简单,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独占。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我无须考虑这些事情,一切都有他去应对。但结了婚,分家单过,所有的问题必须自己扛了。我还有3个弟弟,两个大弟弟也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父母的压力很大。作为长子,有些问题,我必须分担,在外面当“小包工头”,也要不时接济他们。

生产队原则上要求每个劳力都要在队里干活,在外面干,每个月需要向生产队交15元钱,买工分。队里也需要有人交钱,队长要搞一些公共开支,像吃吃喝喝一类的,免不掉的。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我是1978年上半年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愿意交,还是不回来。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小岗人见我在外面干得不错,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希望我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我原先没有干过多少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所以我不愿意干。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庭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眼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乡亲们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吃三顿饭啊!就这样,我心一横就同意了,后来却只让当了副队长。到了11月24日,在严立华家,我起草了契约,大家按了红手印,把地分了。

把地分了,我就在家干农活。小岗人少地多,我家分到的地和开荒地在一起,有30多亩,孩子都小,就我和段永霞两个劳动力,忙得很。我家是3间茅草房,那时是4个孩子,段永霞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我前些年在外面当包工头,挣下了300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足够盖3间瓦房了。但1979年秋庄稼还没有收,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兄弟4个,只有我一个人结婚了,其他兄弟两个大的都到结婚年龄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小弟弟才十几岁,所有费用只能由我来开支。下人对上人,这是必需的。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寿材、寿衣之外,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不但要钱,还要布票。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5角或1元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而丧家却要开流水席来招待客人。他当时的排场震动凤阳东乡。包括严俊昌在内的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元钱全用完了。

到了“五七”,即35天时,按照凤阳的传统,人死了之后的纪念仪式是很有讲究的。刚死的时候是“做七”,就是从刚死的那天算起,每隔七天做一次祭奠,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断七。之后还有其他的祭祀。这些祭祀之中,五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据说死了的人会在这一天回家,最后看看他的家人,然后去投胎,或是去阴司居住。为什么选死后的第三十五天呢?据传一开始魂灵浑浑噩噩的,没有离开身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等过了一个月,他想起来却发现身体里的骨头都松开了,再也起不来的时候,终于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死了,于是那个魂灵长叹一声,爬出坟墓,来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五七祭奠活动格外隆重,亲友都要前来吊祭,最后还要焚烧亲友为亡者准备的纸人纸马、灵屋花轿、城垣桥池和用火纸做成的“包袱”等物品,据说这样可以使死者在阴间有房可住,这叫做“化库”。

办完隆重的葬礼后,严宏昌却没有钱为父亲办“五七”。村里家家都穷得叮当响,自然是借不到钱,1979年的丰收季节还没有到来。家里值钱的有头小猪,大约70斤,还有的就是严宏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只有这两样可以卖掉凑钱。最后,一位远房亲戚借了钱给他们,“五七”总算办了下来。猪和手表都没有卖,但准备盖房子的钱却用完了。事后,严宏昌很后悔,不是为父亲丧事花钱,而是为什么托人买这块全钢的上海牌手表?如果不花125元钱买这块表,用这笔钱去买几头小猪,来年不是能够赚上一笔吗?买了表,钱就“死”在这块表上了。担任包工头的经历,让他早已有了投资意识。

又过了5年,严宏昌家靠农业生产创造的积蓄已经超过1万元,当时物价已经涨了不少,但1万元盖3间瓦房还是能够盖得起来的。可这时,严宏昌却有了意外之举。1984年秋收完毕,严宏昌向段永霞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玩了一趟,但严宏昌却说:“吃饭的问题已经解决,农村出现了卖粮难,我从广播里听到江、浙、闽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我要去外地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没有目的地,我就是跑一些有名的小镇,以便开眼界。在福建的一个小旅馆,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中央领导人视察浙江温州瑞安塘下镇,第二天就赶到那里。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人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的还有彩电。更让我惊讶的是农民竟然抽3元钱每包的阿诗玛、贵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3元每包,带加长过滤嘴的香烟。在安徽2分钱每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我掏出1元钱买1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对方只找给9角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与猎奇,真正打动我的也不是电视机和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而是瑞安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我在一位叫张顺贤的瑞安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搞塑料制品生产的张顺贤实打实地告诉我:“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多万元。”我在小岗差不多算得上“首富”了,听到这话,脑袋嗡嗡响。70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小岗人1年总收入加起来的几倍啊!现在我跟你说这些,心里还纠结万分。这种差距一直让我揪心,改革开放30周年时,也就是2008年,我特意关注了一下,17万人口的塘下镇年财政收入10.98亿元,73万人口的凤阳县年财政收入仅5.01亿元。不能比啊!

在瑞安乡下,我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开来。这些车都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开制品厂,将塑料颗粒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角钱每个,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涨到了八九角。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拉到货。我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肥厂、磷肥厂就有得赚了。根据张顺贤家的机器设备情况,我进行了初步预算:机器投入成本、原料购买与加工工艺请师傅,6万元就能搞定,小岗人要是一起凑,是能干起来的。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回到小岗,去地里找到正在干农活的段永霞,严宏昌很兴奋:今天别干了,回家烧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村里重要的人物都被严宏昌请来家里,严宏昌开始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他们家家都有电视机,那得要有多少工厂生产?你说那里抽3元钱每包的阿诗玛、贵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描绘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可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现在的严俊昌自然还记得这事,他还告诉我说,当时严宏昌搞这个东西赚了不少钱。对这事更恼火的是段永霞,当时家里又添新人,小五子严德锦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思,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夫妻的争吵逐步升级,但依然改变不了严宏昌。

没有人愿意合作,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自己家房子太小,他租用了严立华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22天下来,他收回了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村里有人找严宏昌谈话,说他搞资本主义,拖了1年多,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种粮大户开始出现。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他想,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

“20世纪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都因种种缘故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现在回忆起那个时期,严宏昌认为:小岗人的素质不高,需要提高。其次,村里的基础设施不行,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信、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需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指着地里泛黄尚未收割的水稻又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种种子。大批量地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要是把这些优质稻再加工成大米出售,形成优质品牌,价钱能翻几倍。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价格翻几倍,又回卖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说到这,他一脸茫然,“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直到今天,严宏昌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工厂梦,常常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严宏昌的塑编厂虽然夭折,但这个工业项目却让他挣了可观的一笔钱。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当时凤阳农村建房一般升级程度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搞过建筑的严宏昌却是要建钢混结构的楼房,一排六间下的是三层的基础。拥有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往往是中国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在农村,建房更是农民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不少小岗人都说严宏昌房基风水好,关于这一点我曾问他谁看的风水,他的解释颇有几分狡黠:“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严宏昌的新房建在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严家房子一楼西墙很长一段时间曾有两个伸出去的钢筋弯钩,严宏昌告诉记者说,这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将他家过去的房子也一并连起来。

严宏昌真正的得意不是风水,也不是这个钢混结构房屋的规模及其领先性,而是这个房子曾经接待过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视察,参观过“大包干”20周年纪念展览室、图书阅览室、农民文化科技学校后,来到了严宏昌家,参观了他的房子。在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江总书记和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进行了座谈。

建了两年的第一层楼,共花去6万多元钱。一家人在里面住得很宽敞,而后来孩子大了,结婚等住房要增加,就再接着盖第二层、第三层。因为楼梯等事先已经预留了。现在,小岗人家大多数是两层楼房,而严宏昌家却是3层楼房。这3层楼前后盖了近10年,但当年的基础一点没动。当然,这些楼房现在分给了老大严余山和老二严德宝。严宏昌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3间平房里。家家都是大房子是小岗人40年的一贯追求,在严宏昌家,更显著一些。

严宏昌新房建成的第二年,担任小岗队队长的他,却遭遇来自兄弟的挑战。那幢大房子对于严宏昌,不仅是彰显自己的实力,同时也是引领小岗未来住房的一种方向:将来大家都要住这样的房子。除了房子,农村还应该有宽阔的街道。这条街道就是目前横穿小岗东西向的友谊大道,只不过当时严宏昌要建的还只是宽阔的土路。从西到东原是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小路,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形成的。这期间凤阳县下派的驻村干部,从小岗的发展考虑,规划了这条路基。作为队长的严宏昌,完全同意这个规划,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村民:建一条从西到东的宽阔马路,将来大家在街道两边有规律地盖房子,整齐划一,像南方的那些集镇一样。

在村庄里修建笔直宽阔的道路难免要拆迁。二弟严付昌家的猪圈正好挡到了路,必须要拆掉,这大大惹恼了二弟。一些要被拆掉房子的村民,鼓动严付昌去找严宏昌说理,结果严宏昌说:“先拆你的猪圈!”僵持一段时间后,严付昌自己把猪圈拆了。他对人说:“我嫂子(段永霞)跟我说,如果我不拆,就把哥哥一辈子的路都堵了。”

1993年,小岗生产队与大严生产队合并,成立小岗村。严俊昌由严岗村回来,任小岗村支部书记。作为一种承认方式,这一年,严宏昌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因为“大包干”的名望成为安徽省人大代表,而严宏昌却把这一荣誉带来的便利大多投到工业上。交际面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更加有利于去招商引资。1993年底,严宏昌引来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经委副主任。与同时离开小岗村升为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的严俊昌一起,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

作为“大包干”带头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提升,还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严宏昌却觉得若有所失,省人大代表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不少领导和名人,他为凤阳县的水利建设、为呼吁上级帮扶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提过议案,这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的,落实要上级和各方面支持。至于镇里的工作,上面有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工经委里还有主任,轮到自己独自过问的事情很少。这时,有一家台资企业要在小溪河镇办石粉厂,需要在金庄村征地,一直征不下来,镇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严宏昌,他上门和老百姓交流,最后把土地征了下来,石粉厂终于开办。

成为省人大代表这一年,严宏昌的大女儿严德凤出嫁。紧接着两年,大儿子、小女儿出去打工,二儿子与小儿子离家读书。家里再没有可以搭把手帮助干农活的孩子了。乡间农活五六月间最忙,先是栽早秧,接着收割油菜、麦子,然后又是栽秧,白天黑夜连轴转。严宏昌家当时机械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由于地块小,加上土地平整度等原因,插秧机使用效果不好,栽秧只能凭人力。这时还需种迟花生、黑豆等,刚收割完的麦子也得及时晾晒,如果碰上下雨便会长芽,损失就大了。关键时刻,农活重点是人力,严家这时却只有4只手可以下地干活,而严宏昌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镇里上班,加上到合肥开人代会、参加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家里的农活压力越来越大。

小岗村年龄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和严宏昌一起走路要缓慢一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年近70岁的原因,而是当年受过一次重伤。1995年严宏昌把拖拉机开翻了,他被翻过来的机子压伤了,腿上鲜血直流。当时只有段永霞在场,她被吓得浑身哆嗦,冲过去抱住他的脚,用毛巾扎,血还是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一地。接下来几天,严宏昌只能待在家里养伤,地里的活只能由段永霞一个人干了。有一天段永霞干完活回来,发现严宏昌不在家里,找了屋前屋后,都没有找着,哭着大喊:“严宏昌,你在哪?”“我在楼顶上呢。你上来!”段永霞刚刚释怀,又生出一股怒气。她“腾腾腾”冲上去,却见严宏昌站在楼梯口边,一脸尴尬地说:“我惦记着地里的农活,着急,就爬上房顶想看你干活,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段永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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